《雷雨》等作品中的诗意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曹禺总是带着极其丰富的想象和理想的情绪去观察和描写生活。他不是先有主题，而是在朦胧的诗意般的感受和想象中，抓住最激动人心的创作冲动或灵感开始创作构思。他的创作类似于诗人写诗，是从体验、感受和印象出发，如创作《雷雨》是先有了“一两段情节  ，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创作《日出》是先想到了几句诗：“太阳升起来了……我们要睡了”。因此，具有浓郁的情感色彩和主观因素，表现出强烈的抒情特征。在《雷雨》和《原野》中都表现了一种“不是爱便是恨”的极端感情。即使是情感的激流转入地下的《北京人》和《家》，情感冲突仍然难以解脱，随时可以爆发。
第二，剧情与现实的联系并不紧密，生活表现的逻辑也不严密。我们在前面曾说到，曹禺熟悉生活，但不写身边琐事。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进行描摹，而是基于自己对生活的深切体验去想象和表现他所熟悉的生活，虽然也反映出了生活的某些本质，但却常常造成作品主题的“多义性”。在《雷雨》、《日出》和《原野》中，都有一种让人不可解又惊畏的神秘力量，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也都是在经过研究者们研究之后才给予“追认”的。
第三，时空感不确定，常带有偶然性或传奇色彩。特别是《雷雨》和《原野》，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虽然有一个大致的范围，但情节  大起大落，人物性格激烈而极端，背景设计富于象征性，整体氛围的营造更近于诗意化。这与在曹禺戏剧中大量存在的象征性意象有直接的关系。在教材中，我们谈到，这种象征性意象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呈现的：即，以场景道具的方式，以人物性格的方式，以作品命名的方式。
4．曹禺话剧在创作中所受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
话剧是外来的艺术形式，中国现代的话剧作家在创作中无一例外地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曹禺话剧的成功和他在后来创作风格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对外国戏剧的学习和借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曹禺在少年时代就接触到《圣经》，并经常跟着继母去教堂做礼拜，在大学时代还曾专门研究过《圣经》和“圣经文学”，大学毕业后还曾在河北女子师范用英文讲授过《圣经》，基督教文化对他的人生观和创作观都有相当的影响，在《雷雨》的序幕中就有在教堂做弥撒的合唱场面，充满了神秘的宗教气氛。曹禺开始文学创作的动机正是为了“劝恶从善”，他的前期创作也多是表现善恶较量的社会道德剧，《雷雨》是表现“迷惘人生的罪与罚”，《日出》是表现“灵魂的毁灭与再生”，《原野》是表现“人与人的极爱与极恨”，《北京人》是表现对“原始野性的呼唤”。而这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也都浸透了基督教的人文意识，如原罪情结、忏悔意识等。
第二，希腊悲剧的影响。曹禺在读大学时开始对希腊悲剧着迷，他的《雷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构思完成的。希腊三大悲剧作家都有突出的命运观，在他们看来，人的悲剧是非人力所能左右的，是不可知的命运造成的，因而希腊悲剧也称为“命运悲剧”。在《雷雨》中，世界的残忍和冷酷，人的盲目的挣扎，情爱不可避免地走向乱伦，特别是四凤自觉不自觉地重蹈母亲侍萍的覆辙等等，都表现了某种命运悲剧的因素。但希腊悲剧对曹禺话剧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内容上，还更多地表现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如结构上的集中严谨以及倒叙式方法，剧情设置和情节  安排上蘩漪遭周萍遗弃后由爱而恨的报复等。《原野》的复仇精神也受到《美狄亚》的影响。
第三，莎士比亚的影响。有人说，曹禺从希腊悲剧中汲取的主要是激情和悲剧精神，而在莎士比亚那里学到的则是“变异复杂的人性，精妙的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莎士比亚被称为“第一个把精神痛苦写到至极的作家”，他对人物很少作单一的或静止的描写，而是对其性格和情感作生动细致的描写，其人物大多复杂丰富，富于发展变化。因此，莎士比亚悲剧也称“性格悲剧”。《雷雨》的悲剧可以说直接与蘩漪的“雷雨式”性格有关，而曹禺笔下的许多人物（包括次要人物）都具有复杂而偏执的性格。此外，莎士比亚的诗人气质和用诗体写成的戏剧，对曹禺也是一个致命的诱惑。曹禺甚至还曾翻译过莎翁的名剧《柔密欧与幽丽叶》（即《罗密欧与朱丽叶》）。
第四，易卜生的影响。曹禺在中学时代就曾演出过易卜生的戏剧。曹禺曾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我为他的剧作谨严的结构，朴素而精练的语言，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发出的锐利的疑问所吸引”。易卜生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广泛的，五四时期出现的大量的“问题小说”和“问题剧”都是学习易卜生结果。有人甚至认为，易卜生的影响已不限于文学，包括整个社会，他笔下的娜拉，几乎成了“妇女解放”的代名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刻有力的揭露，因此，易卜生戏剧又称“社会悲剧”。有人认为，曹禺从易卜生那里学到的比从莎士比亚那里学到的还要多，不仅学会了如何关注妇女问题（在蘩漪、陈白露身上可以看到娜拉的影子），也不仅学会了如何关注社会问题，学会了如何面对“我们的遭遇”，而且，更学会了如何安排人物与事件的复杂关系，如何制造悬念，处理高潮，如何运用象征的手法等等。比如，他也像易卜生一样，把次要人物也当作主要人物来写，以至于《雷雨》的主角是谁也成了一个问题，蘩漪、侍萍、周朴园三个人物主次难分。
第五，奥尼尔的影响。有人认为，与其说曹禺是中国的易卜生，不如说曹禺是中国的奥尼尔，因为两人的情况更为相似：他们都学习过易卜生，都富于激情，都善于写悲剧，都喜欢表现人物的命运，都热衷于新的样式和新的技巧，也都对自己国家的戏剧事业作出过特殊的贡献，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奥尼尔的出现使美国的现代戏剧走向了成熟，而曹禺的出现也正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曹禺并不喜欢奥尼尔的后期作品，但他早期的《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等现实主义作品和《琼斯王》（又译《琼斯皇》或《琼斯皇帝》）等表现主义作品都对曹禺产生过重要影响。《天边外》是奥尼尔的成名作，主要写兄弟二人梦想当水手，梦想天边外的理想生活，愿望无法满足而造成悲剧。《安娜•克里斯蒂》主要写父女间的矛盾，写一个女人的不幸命运的悲剧。曹禺剧中的蘩漪、周冲、仇虎、金子等也都是有着强烈欲望和追求的人物，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家》等经典剧作也都是写亲人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原野》更是在情节  安排和艺术手法的运用上都直接受到了《琼斯王》的影响。因此，也有人认为，曹禺与奥尼尔的相似，主要还不是形似，而是神似，是同样喜欢用不平常的人物命运来吸引观众，是同样喜欢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进行精确的描绘，对人物的命运进行出色的处理。
第六，契诃夫的影响。无论是希腊悲剧，还是莎士比亚和易卜生，都很重视戏剧的集中性和动作性，都要求有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和曲折跌宕的戏剧情节  ，剧中的中心事件往往都是生活中少有的，人物性格也过于强烈，戏剧结构更是力求紧凑严密。但这一传统的戏剧观念在契诃夫这里得到了改变。因此，曹禺在读了契诃夫之后感叹：“原来在戏剧的世界中，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在《三姊妹》“这出伟大的戏里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有灵魂的人，不见一般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戏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发展”，“他教我懂得艺术上的平淡”。契诃夫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写出生活的诗意，因此，他的戏剧被称为“生活的戏剧”或“生活化的戏剧”。曹禺的话剧从“戏剧化的戏剧”变为“生活化的戏剧”正是从他学习契诃夫开始的。在《日出》中已经可以看到契诃夫的影响，但真正另辟蹊径，去探索“契诃夫式”的创作方法的作品，则是《北京人》和《家》，因此，契诃夫曾经影响了曹禺整个40年代的创作，给曹禺戏剧风格带来了全新的变化。
5．《雷雨》等经典剧作的内涵
这个内容只有通过大家对原著的阅读才能真正掌握。阅读的重点可以主要放在《雷雨》上，同时对《日出》、《原野》和《北京人》也应有较多的了解。在阅读的过程中（包括阅读前后），也可以参考一些有关介绍和评论。
6．周朴园与蘩漪的形象与性格
在《雷雨》中，上场的人物共有八位：周朴园、蘩漪、侍萍、周萍、四凤、周冲、鲁大海、鲁贵。其中，前三位都曾被人看作是这部作品的主角，也是应该重点了解的三个人物形象。
周朴园是一位既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又有封建专制思想的新兴资本家形象。他的性格特征，主要是通过他与侍萍、蘩漪两位女性形象以及他与鲁大海等人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周朴园与侍萍的关系以及感情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以前一般认为，周朴园从一开始就只是封建家庭的纨裤子弟，他与侍萍的关系充分暴露了他虚伪的本质，他的行为也就是“始乱终弃”的典型，先诱骗了侍萍，后又为了与门当户对的小姐结婚而抛弃了她，只是当他知道侍萍投河自杀后才为了自己的良心而产生了忏悔之情。但现在一般认为，周朴园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受新思想影响的年轻人，也曾有过想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要追求自由恋爱和婚姻的理想，因此，他对侍萍的爱是有过真情实感的，只是同《家》中的觉新等许多封建家庭的子弟一样，性格中也有懦弱的一面，不能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彻底决裂，最终又回到封建的阵营之中，背叛了侍萍，也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因此，他对侍萍的思念也不能就说是一种虚伪的表现。而当侍萍出现在他面前时的翻脸，也正是他不敢面对现实，也不想改变自己现状的懦弱的表现。作家通过周朴园与侍萍的关系，主要考察了他的历史，而通过他与蘩漪的关系，则集中展示了他在现实中作为一个封建专制家长的表现。而他与鲁大海，以及与鲁贵等人的关系，又从不同的侧面补充了他作为一个资本家的本质特点。
蘩漪与周朴园一样，也是一位新旧结合的人物，按剧中的提示，她是一位“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旧式女人”，这对于认识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她才既渴望自由的爱情，又无力摆脱家庭的牢笼，甘愿受周朴园的凌辱。蘩漪虽然是周朴园明媒正娶的妻子，但只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第一任是侍萍，第二任是赶走侍萍后娶的名门小姐），两人只有夫妻之份，并没有夫妻之情，周朴园当着周萍、周冲两个儿子的面逼她喝药的细节  就是明证。在这样一个新旧渗半的女性身上，作家有意识地强调了“原始的野性”，而点燃这一野性的火种，就是五四时期所有年轻人都向往和渴望的“爱情”。我们也可以看到，蘩漪之所以像几乎所有的大宅院中的姨太太一样阴差阳错地爱上了丈夫前妻生的大少爷，并不是因为她天生的变态，而是环境所迫，在她平时接触的人中，无人可爱。而她从来就没打算走出家庭（在这一点，她实际上并不如娜拉勇敢），也与她是一个“旧式女人”有关，她不愿也不敢走出家庭，一方面是因为她没有自立的能力（这与社会有关，娜拉的教训是很好的前车之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不愿放弃养尊处优的太太生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在蘩漪身上，作家并没有像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品一样，要体现“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她与周萍的相爱，并不是为了反封建，也不是为了追求个性解放，除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对自己丈夫不尊重自己的一种报复。而在她的思想深处，有许多沉重的无法消除的封建思想意识，如她很看重“名分”，即使是与周萍相爱也有一种想摆脱摆不脱的“犯罪感”，对周冲与四凤的相爱，也觉得门不当户不对，自己已经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但仍然用封建婚姻的标准去要求（实际上也就是残害）下一代。蘩漪的种种表现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个人物并不是曹禺理想中的人物，但作家却对她充满感情，特别是对她的身上表现来的“蛮性”的原始力量加以礼赞，则显然与作家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阅历有关。他从小受到的家庭压制和由此形成的软弱性格，在蘩漪身上，都找到了可以寄托的载体。人总是越缺乏什么，越是希望得到什么。
7．曹禺创作的成功及后来创造力的衰退与他的人格心理的关系
有人反对将作家与作品联系在一起来加以考察，但我总相信“文如其人”，要真正理解一部作品，缺乏对作家本人情况的了解问题不够的。因此，我们在辅导中常常愿意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作家的有关生平。曹禺的创作可以证明，他先前的成功和后来的衰退，都与他的“个人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有相当的联系。《雷雨》等作品的成功以及后来《明朗的天》等作品水平下降，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如果我们从这个成功与作家的人格心理的关系这一特定的角度出发，就可以发现他从小生活的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可以这样说，正因为“家”对于前期的曹禺是一个无法挣脱的梦魇，他才会用几年的时间来构思一部关于家的作品，离家出走才会成为他创作中一再重复的潜主题，他也才会对易卜生、奥尼尔、契诃夫等作家的有关家庭和亲情的作品如此痴迷，才会在自己的作品倾注全付的心血去一再礼赞并不能完全作为社会理想形象的人物（除了蘩漪外，还有仇虎、金子等），才会将乱伦的情感（包括母子乱伦和兄妹乱伦）写得如此细腻和动情。而他在50年代身居高位后反而创作力衰退，则与他完全放弃自己以前的创作个性与适合自己的创作方法有关，也是他个性中处处小心谨慎的一面暴露无遗的必然结果。
穆旦专题辅导
一、穆旦生平与创作
1．关于穆旦生平
（1）简历。生于1918年农历二月廿四日，（比曹禺小8岁，比张爱玲大2岁），卒于1977年（终年59岁）。生于天津，原籍浙江宁海，原名查良铮，另有“梁真”等笔名。
（2）早期创作。从小就表现出“不但早慧，而且早熟”的特点，1929年9月（11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开始诗歌创作，并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5年（16岁）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地质系，半年后改读外文系。
（3）辗转流徙。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长途跋涉到长沙，又随校远赴云南昆明，进入西南联大，同当时许多著名作家一样，也经历了一个“辗转流徙”的阶段。1940年（22岁）由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助教。当时，在昆明云集着一大批著名的诗人，如闻一多、朱自清、冰心、冯至、卞之琳等，而穆旦与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等青年诗人则跟着当时在联大教书的英国青年诗人燕卜逊，读艾略特，读奥登……开始找到了“当代的敏感”与现实的密切结合，形成了一个被自己人称为“昆明的现代派”的诗歌小团体。而在这个团体中，穆旦的诗歌才华是大家所公认的。在这期间，穆旦开始系统地接触英国现代诗歌和诗歌理论，创作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并走向成熟，创作了《合唱》、《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从空虚到充实》、《赞美》等具有代表的作品，成为了当时有名的青年诗人。他这时的作品主要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昆明的《文聚》上。
（4）投笔从戎。1942年2月（24岁），参加“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5月到9月，亲历了与日军的战斗及随后的滇缅大撤退，死里逃生，过了几年颠簸不安的生活。
（5）加盟“九叶”。1945年到沈阳，创办《新报》，任主编。这年，昆明文聚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探险队》。1947年5月，自印出版第二部诗集《穆旦诗集》（1939-1945），1948年2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诗集《旗》。他的这三部诗集均很快在香港再版。在抗战胜利前后，他创作了20余首“抗战诗录”不同于卞之琳这时期创作的以现实主义写抗战的“十四行诗”《慰劳信集》，而是把战争和战争中的人放在人类、文化及历史的高度予以思考，同奥登1939年创作的“十四行诗”《在战时》较接近。这时，他的作品大多发表于上海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杂志，正式成为“九叶诗派”中的一员。
（6）继续漂泊。1948年8月（30岁）赴美留学，进入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195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在这期间，闻一多于1948年编造的《现代诗钞》选入了他的四首作品，在数量上仅次于徐志摩。1952年纽约出版的英文《世界诗选（公元前2600-公元1950）》选入了他的两首作品。
（7）惨遭迫害。1952年底携妻子周与良一同回国，1953年5月，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1954年，因曾参加过“中国远征军”而被列为“审查物件”，1957年在《诗刊》上发表他回国的第一首诗《葬歌》。1958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九九家争鸣记》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降职降薪，甚至逐出课堂，强迫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接受管制，监督劳动。“文革”中，又因他曾参加过“中国远征军”而被判定为“历史反革命”，被抄家，他被关进“牛棚”劳动改造，他和他的家人都遭到批斗。在这期间，他虽然停止了诗歌创作，但一直坚持诗歌翻译，用他的本名“查良铮”和笔名“梁真”出版了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布莱克、朗费罗、艾略特等著名诗人的诗集十余种，由一个著名诗人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文学翻译家。
（8）最后辉煌。1975年，在“文革”结束前夕，他突然又重新开始了诗歌创作，写出了《智慧之歌》、《停电以后》、《冬》等著名作品，特别是他的《神的变形》以“诗剧”的形式，通过“神、魔、权、人”这四个人物的戏剧性冲突，展示了一个寓言式的人类悲喜剧，充满苦涩的智慧。但穆旦的最后辉煌时间太短，由于长期以来身心受到的摧残和折磨，刚过了59岁生日后，1977年2月26日不幸病逝。好在他还是看到了“文革”的结束。
2．穆旦的创作简况。
（1）诗歌作品：
穆旦生前只出版了3部诗集，即《探险队》（1945，昆明文聚）、《穆旦诗集（1939-1945）》（1947，自印）、《旗》（1948，上海文化生活）。其中，《穆旦诗集（1939-1945）》是他创作成熟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集，2000年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选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1900-2000）”之一。
穆旦的诗歌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早期（1934-1937），大致从他在南开中学开始创作到他随清华南迁，这是他创作的初试期，主要作品有《流浪人》、《古墙》等；二、中期（1937-1948），大致从他南迁到去国，这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和成熟期，主要作品有《合唱》、《赞美》、《诗八首》等；三、后期（1948-1957），大致从他去美国到回国后中断创作，这是他创作的衰退期，主要作品有《葬歌》、《九九家争鸣记》等；四、晚期（1975-1977），大致从他重新创作到去世，这是他创作的重振期，主要作品有《智能之歌》、《神的变形》、《冬》等。
（2）翻译作品：
普希金的诗集7部：《青铜骑士》（1954，上海平明）、《波尔塔瓦》（1954，上海平明）、《加甫里颂》（1955，上海平明）、《普希金抒情诗集》（1957，上海新文艺）、《普希金抒情诗二集》（1957，上海新文艺）、《欧根•奥涅金》（1957，上海新文艺）、《高加索的俘虏》（1958，上海新文艺）。（“文革”中重新修订《普希金抒情诗集》，上下册，上海译文）。
英国诗人的诗集5部：《拜伦抒情诗选》（1957，上海新文艺）、《雪莱抒情诗选》（1958，人民文学）、《济慈诗选》（1958，人民文学）、《云雀》（雪莱，1958，人民文学）、《唐•璜》（1980，四川人民）、《英国现代诗选》（1985）。（“文革”中重新修订《拜伦诗选》，上海译文）。
其它诗集2部：《布莱克诗选》（1957，人民文学）、《艾略特和奥登诗选》。
文艺理论著作2部：《文学原理》（前苏联，季摩菲耶夫，1955，上海平明）、《别林斯基论文学》（1958，上海新文艺）。
3．关于新诗的发展简况
初创期。现代新诗在20世纪初刚出现时都称为“白话诗”。
1917年2月，《新青年》发表的胡适的《白话诗八首》，被看作是现代最早出现的“白话诗”。
1918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鸽子》、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沈尹默的《月夜》等，被看作是现代第一批白话新诗。（刘半农和沈尹默后来创作的歌谣化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和散文化的《三弦》，则被看作是他们的诗歌代表作）。
1919年2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周作人的《小河》被胡适称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这年10月，胡适的《论新诗》被看作是最权威的新诗理论，朱自清称之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这年，郭沫若开始陆续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
1920年1月，新诗社编辑出版的《新诗集（第1集）》（内收胡适、刘半农、周作人、康白情、郭沫若等15人的102首作品）是现代第一部白话新诗集。这年3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的《尝试集》，是现代第一部个人新诗集。从此，胡适被看作是“白话新诗第一人”。这年的重要诗集还有郭沫若、宗白华、田汉（寿昌）三人的诗合集《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和许德邻编选的《分类白话诗》（崇文出版社）。这年1月，郭沫若的《凤凰涅盘》等重要作品开始陆续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沈玄庐的《十五娘》被朱自清称为“新文学中第一首叙事诗”。这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歌谣会是白话诗人们进行的新诗“歌谣化”努力的开始，主要收获有刘半农的《瓦釜集》和《扬鞭集》中的部分作品，以及刘大白的《卖布谣》、《田主来》等。
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女神》，一方面把新诗运动的“诗体解放”推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便诗的抒情本质与诗的个性化得到充分的体现，被看作是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
1922年1月，叶圣陶、刘延陵、朱自清、俞平伯等以“中国新诗社”名义创办的《诗》月刊，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新诗刊物。这年3月，上海亚东书局在这年出版的俞平伯的《冬夜》和康白情的《草儿》，被看作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新诗集。这年4月，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汪静之四人在杭州组成现代第一个专门的诗社：“湖畔诗社”，同时还自己出版了诗合集《湖畔》，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湖畔诗人”。这年6月，文学研究会的朱自清、周作人等8人因出版诗合集《雪朝》（商务印书馆）而被看作是一个“准诗歌流派”，称为“《雪朝》诗人群”。这年8月，汪静之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蕙的风》被看作是现代第一部爱情诗集，因其在爱情表现上的大胆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这年，冰心开始陆续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小诗。这年发表的重要诗论还有郑振铎的《论散文诗》和周作人的《论小诗》，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北社编辑的《新诗年选（1919）》和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等。
（2）探索期。1922年以后，白话新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基本上取代了文言旧诗在文坛上的霸主地位，但新诗的“白话化”或“散文化”的倾向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此，从1923年起，新诗的艺术问题或称诗化问题成为大家努力的方向。
1923年1月和5月，冰心的两部小诗集《繁星》和《春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和新潮社出版，同年10月，宗白华的小诗集《流云》由亚东出版社出版，再加上周作人对日本“俳句”的介绍，郑振铎翻译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的影响，以及徐玉诺等人的对于小诗的热衷，由此造成了一个“小诗流行的时代”。小诗的流行既给新诗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种，也促进了新诗艺术的进步。这年3月，朱自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抒情长诗《毁灭》，曾引起诗坛的轰动，被看作是新文学中的《离骚》和《七发》，是“新诗运动以来，利用了中国传统诗歌技巧的第一首长诗”。这年9月，闻一多的第一部诗集《红烛》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这年7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陆志苇的《渡河》，已很注意诗的节  奏和押韵，被朱自清称为“徐志摩氏等新格律诗运动的前驱”。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郭沫若的诗文集《星空》，发表的重要诗论主要有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邓中夏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