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毫不掩饰自己的思想矛盾，而且勇于解剖自己，这正是墓碣阴面文字所要表现的：“抉心自食， 欲知本味。 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文章结尾，死尸突然在坟中坐起，且说：“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一切又归于虚无和渺茫。由此，我们可窥见当时鲁迅正经历着各种矛盾的交战，既反映了他在上下求索中的彷徨苦闷，又表现了他严格解剖自己的精神。
《野草》中涉及内心解剖的篇章也有多种不同的情况：追求美好理想的，如《雪》和《好的故事》；追悔莫及而严于自责的，如《风筝》；表露勇于自我牺牲豪情的，如《死火》、《蜡叶》；解剖内心阴影的，如《影的告别》、《希望》和《墓碣文》。这些作品表现了鲁迅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以及在特定的时期内矛盾的心境和同旧我决绝的决心。其中浸透着鲁迅的大爱大憎、大悲大痛，饱含着鲁迅的思考内省和哲理探索，贯串着鲁迅直面人生、独战黑暗而又抉心自食、上下求索的精魂。其感触之锐敏，思索之深广，情调之沉郁，蕴涵之深邃，在中国现代散文诗中是无与伦比的。
《野草》是鲁迅用诗的激情和诗的形象来展现自我内心世界的丰富、复杂、尖锐、深刻的矛盾和斗争，其中容纳着一个天才诗人、杰出思想家和倔强的革命斗士的高远幽深的哲学思想王国。　　
《野草》——“独语体”散文
以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紧张与排拒为前提。
艺术的精心创造：彻底摆脱传统的写实手法，借助联想，象征，变形，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者的艺术想象力。
2、闲谈体的《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的意思是早上的花虽然已凋谢,但在黄昏时仍能拾起来,给人们以有意义. 本书为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一九二七年七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一九二九年二月再版。一九三二年九月第三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重排出版。
这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了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至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朝花夕拾》目录：
小引
狗•猫•鼠
阿长和山海经
二十四孝图
五猖会
无常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父亲的病
琐记
藤野先生
范爱农
后记
相对于散文诗和杂文，鲁迅的记叙散文长期以来未得到充分的重视。鲁迅的记叙散文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像《朝花夕拾》和晚年写的《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这样的回忆性散文，这类散文是记事怀人的，有着浓郁的乡土色彩和自叙传色彩，是鲁迅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反顾”，一般来说不是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另一类是像《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忆刘半农君》、《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等，也是记事怀人，悼念逝去的学生、战友和老师的，其中也有回忆的因素，但多是直接同现实斗争紧密结合的。　
《朝花夕拾》创作于1926年，计10篇，全都发表在《莽原》杂志上，原题《旧事重提》。鲁迅在他的著译书目中称《朝花夕拾》是回忆文，它是作者在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和北伐战争的革命风浪中，与“正人君子”斗争、遭受反动派迫害的流离生活中写出来的。鲁迅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站在现实战斗的立场和时代思想高度上反顾自己的经历，回忆故乡可喜可愕的人事景物，带有自传的性质，在鲁迅作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朝花夕拾》的思想内容
首先，《朝花夕拾》以个人的生活经历反映时代的侧面，显示了晚清社会的落后，封建思想枷锁的沉重，维新运动的劳而无功，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自大骄横，辛亥革命的半途而废。这些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状况和社会变故，伴随着鲁迅少年和青壮年的生活历程得到形象的表现。
如《范爱农》，文章通过对具有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范爱农的不幸遭遇和悲惨结局的追述，揭示了造成他悲惨结局的社会原因，从而批判了辛亥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鲁迅以辛亥革命为背景，以自己与范爱农的交往为线索，分东京留学相识、辛亥革命前夕故乡重逢、光复绍兴后在学校共事、辛亥革命后范爱农潦倒丧生四个阶段来描写。文章自始至终把范爱农的为人和遭遇放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背景中来写，鲜明地勾画了范爱农刚正耿直、愤世嫉俗的傲岸性格和穷困潦倒、被旧势力所吞噬的悲惨遭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鲁迅撰写此文，不仅表达了对亡友的深切怀念，而且意在总结辛亥革命的沉痛教训，以范爱农的悲剧提醒人们注意：革命在前进，险象已丛生，胜利未可定，鬼蜮须提防；启示革命者要更好地战斗。
其次，《朝花夕拾》展现了一幅幅浓郁的江南乡镇的风俗画。
过年节的规矩，迎神会的盛况，目莲戏的热闹，旧书塾的陈规，治病的陋习等等，随着鲁迅的生花妙笔，再现在读者面前。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曾这样描述他的思乡情结：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 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全文分两部分，前一部分着重描写“百草园”中美丽的自然景色: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 光滑的石井栏， 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敏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上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
此外，还有 “美女蛇”的故事和冬天在园中 “雪地捕鸟”的乐趣，表现作者在“百草园”度过快乐、自由的童年生活。后一部分主要描写 “三味书屋” 沉闷窒息、枯燥无味的学习生活和学生们的抵制、反抗举动：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 书没有读成， 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　　
文章对比鲜明，笔调生动有趣。　　
最后，《朝花夕拾》精彩地描绘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停滞的社会中劳动人民和知识界人士的面影：善良朴实而又迷信落后的保姆长妈妈，方正博学而又守旧的寿老先生，固执严肃的父亲，故弄玄虚的陈莲河医生，认真负责的藤野先生等。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各有各的典型意义。　　
如《藤野先生》，鲁迅以热情酣畅的笔触，回顾了他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读书期间所结识的藤野先生，表达了对老师的崇敬心情和深切怀念，赞颂了藤野先生严肃认真、正直诚笃的高尚品格和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　　
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在这些写人的散文中，选择典型细节、典型事件突出人物个性的主要特征，他们的音容笑貌，带着浓厚的历史感进入散文的画廊。这些作品令人感念的不只是母子之爱、师友之情和人物的命运，它还会使你对造成人物如此命运的社会历史环境作更深沉的思考。世态、风俗、人物和自我的心路历程交织写来，具有丰厚的人生和社会内涵。　　
《朝花夕拾》的艺术风格
《朝花夕拾》艺术风格的基本特征，是寓浓情于平淡之中，犹如在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着情感的潜流。作品的情感是真挚浓郁的，既不同于鲁迅小说中的“忧愤深广”，也有别于杂文的恣肆挥洒，即使是有些篇章（如《狗•猫•鼠》、《〈二十四孝图〉》和《无常》）写法近乎杂文，也不过借题发挥，“开个玩笑”。这种真挚浓郁的情感借助生动风趣的文笔表现出来，便形成了《朝花夕拾》独特的艺术风格。　　
“闲谈体”散文（“闲话风”散文）
谈闲天
任心闲谈
在平淡的叙述中寓有褒贬，在简洁的描写中分清是非， 使回忆与感想、 抒情与幽默和谐地结合起来。
《朝花夕拾》所写的人和事，往往包含着作家真挚浓郁的爱憎情感，这种思想感情表现在艺术上，便是鲁迅在写作中，严格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他对笔下的人物，如实描写，全无伪饰，不虚美，不隐恶，既写出他们身上某些美好的东西，又写出他们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作为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人物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不可避免的弱点和缺点，表现了一种非常可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散文写人，不可能像小说那样通过丰富生动的情节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它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精选的事件片断和艺术细节，对人物性格的某些方面作突出的描写。鲁迅这些散文的事件片断和细节精选与描写几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逼真传神地再现了人物性格， 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如《阿长与〈山海经〉》中的长妈妈，刚出场时并不令人喜爱，外形是“黄胖而矮”，尤其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的小动作，很像一个传播小道消息的饶舌妇。再加上她夏天睡觉时，“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因此，“我”有些厌恶她。但是，正是这位长妈妈知道少年鲁迅喜爱《山海经》后，一声不响地花钱把它买回来，并高兴地说道：“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这种别人不愿做，或者不屑做的事，长妈妈却以实际行动满足了少年鲁迅的心里渴望，以至于多年之后，当鲁迅回忆起这件事时，仍一往情深，充满感激和眷念之情。　　
鲁迅在对长妈妈、藤野先生、范爱农等的深切缅怀中，没有采用那些过激的言词，而是通过内心的祷告、无言的纪念、念及旧友的儿女等平淡中见真情的描写或抒情追念他们，在平易亲切中寓有深长的意味。 在表达与爱相反的情感时， 虽然有时也采取直接批评的方式，然而更多的时候，这种批评却不是表现在字面的色严词厉上，而是深入内容和情节里。《琐记》里写衍太太怂恿顽皮、散布流言，作品都没有作直接批评，而批评却渗透在事实的叙写里。文中还写到他在南京求学的经历，如学水兵爬了几次桅杆，学矿工下了几次矿井，然而“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在幽默平淡的叙述中包含着深刻的批评。对于生活中一些习以为常的行为，鲁迅间或也以不满的口气，轻轻点破一笔。如《五猖会》里，他正准备欢欢喜喜去观看迎神赛会时，不近人情的父亲却突然要他背熟《 鉴略 》才能去看会，“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即使如此，在文章结尾，鲁迅也只是淡淡地写上一句：“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朝花夕拾》平淡风格的形成，还在于文笔的诙谐幽默，表现出鲁迅对散文语言的驾轻就熟，炉火纯青。
在《二十四孝图》中，鲁迅论及“陆绩怀橘”的所谓“孝迹”时，没有进行正面批判，而是不无调侃地写道：“陆绩怀橘”也并不难，只要有阔人请我吃饭。“鲁迅先生作宾客，而怀橘乎？”我便跪而答之，“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阔人大佩服，于是孝子就做稳了，也非常省事。谈到最令他反感的“郭巨埋儿”时，鲁迅写道：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 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 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这真是非鲁迅不能道的诙谐笔法。
他还善于以夸张的笔调来增添情节的喜剧色彩，如《阿长与〈山海经〉》中，他按照长妈妈的一再叮嘱和新年一早的提醒，给她道了喜，接着作者写道：“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喜欢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而记得，这就是所谓福橘，元旦辟天的磨难，总算已经受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这里，“冰冷”、“大吃一惊”、“辟天的磨难”等描写，都是带有夸张色彩的诙谐笔调。上述这些生动的描绘，幽默诙谐的笔调，无疑从艺术手法上增强了《朝花夕拾》轻松平易的格调，它与真挚浓郁的爱憎情感的抒发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构成了这部散文集寓浓情于平淡之中的独特艺术风格。
四、鲁迅的杂文
鲁迅的杂文多收于《三闲集》、《二心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中。前期有《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判是鲁迅早期杂文创作的特色。后期杂文主要反映20 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和重大的政治事件,代表作是《且介亭杂文》三集。 
鲁迅杂文所含甚“杂”，主要内容有两大特点：一是它反映的中国社会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从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面貌。如单从某一篇看，他的杂文所评述的多是具体、细小、平常之事，但汇在一起却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形象。因此，他的杂文又很具概括性和代表性。二是鲁迅的一生关注中国的国民性改造问题，这一工作主要是由他的杂文来完成的。
1、从《而已集》到《花边文学》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上海是当时全国工人运动和文化运动的中心。“四一二”大屠杀加速了两极的分化，革命活动转入地下，在纸醉金迷的生活背后，阶级斗争正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到各个方面，并且愈来愈趋于激烈。鲁迅和许多革命作家一起，在党领导下，向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鲁迅这一时期写的主要是杂感。虽然杂感这一形式不止一次地受到反对者的攻击：自称“诗人”的绅士轻视它，“死抱住文学不放”的“第三种人”嘲笑它，“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奚落它，诬之为“投机取巧”，鄙之曰“鸡零狗碎”，但鲁迅还是积极提倡，坚持写作，“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一九三五年底，他为《且介亭杂文二集》作后记的时候，具有总结意义地回顾了自己写作这类文章的始末，他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杂感之所以在鲁迅笔下大量出现，愈写愈多，主要是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革命斗争的需要。瞿秋白在一九三三年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他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 (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前后绵延了二十年的杂感，忠实地记录了作家的思想和“时代的眉目”(注：《且介亭杂文•序言》)。
写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杂感，比较显著地反映了鲁迅在思想飞跃后继续进取和不断巩固的特点。这些杂感绝大多数收在《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而已集》里所收在广州写成的部分，其中有些是《华盖集续编》的承衍，继续对文化界资产阶级右翼进行顽强的斗争；有些接触到香港这个殖民地社会，直接写出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其卵翼下的文化的特质。较多的篇什则是对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行的强烈谴责。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中，“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却依然在《谈“激烈”》、《可恶罪》等篇中，怀着无法抑制的愤怒，揭露了这是个“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小杂感》尖锐讽刺和勾画了蒋介石这个政治流氓的反动嘴脸：“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从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到短文《革命文学》，标志着作者对文学和革命关系的认识的进展，后者成为这一时期新的探索的起点。到上海后不久，鲁迅对梁实秋的主张人类应以智愚分等级、文学要写永久的人性等等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立刻在《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里作出逻辑严密的反击。从这些文章看来，阶级论开始成为他的理论的基础。收在《三床集》里关于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的文字，有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清醒的分析，有对文艺与社会、思想与艺术等关系的比较全面的论述；作家世界观问题已成为全部论点的中心，这不能不说抓住了重要的关键。从这时起，鲁迅开始有计划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如他自己稍后说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注：《三闲集•序言》)。他不仅翻译了这方面的书籍，而且把思考的成果写入一些杂感。鲁迅清楚地说明了阶级属性对于意识形态的关系，肯定地指出：“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注：《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他又以为思想改造是可能的和严肃的，因而说：“从这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注：《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这些意见表达了作家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清醒认识。《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许多文章，是他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的值得注意的成果。
从一九三零年前后开始，鲁迅是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现身于文坛的。这一时期，他自觉地站在党的旗帜下战斗。党对他的影响和他自己思想所达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赋予鲁迅杂感以突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息。个人奋斗的痕迹消除了，长期以来“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注：《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的问题解决了，代替探索和追求，保卫理想是他后期杂感的主要内容：他保卫无产阶级文学，保卫人民革命事业，保卫共产主义；从集体主义的思想高度上建立一种从容不迫、应付裕如的战斗的风格。最初集中地体现这种风格的是《二心集》和《南腔北调集》。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以及“左联”五作家被惨杀后写成的一系列文章里，鲁迅明确地宣布自己的立场，声言文学应该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并且通过生动的事实预告了它的发展和壮大。当时恐怖与黑暗统治着中国，鲁迅本人又正受到通缉，任何一段类似的文字都可以使作家失去生命。当他把《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送给国外刊物去发表时，关心他的人劝他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鲁迅毫不退缩地表示：“那不要紧!有人应该说话，有人应该说出真理。”(注：据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回忆，这是鲁迅为《新群众》作《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时说的话，史沫特莱原文曾被译登于1939年12月1日金华出版的《刀与笔》创刊号上)他这样做了。“于无声处听惊雷”(注：这是鲁迅1934年《无题》诗七绝的最后一句)，这是从被禁锢的生活中迸发出来的洪亮的声音。在这些文章里，鲁迅对于文学的解释是完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原则的，这个原则还得到了同是收在这两个集子里其它文章的引申和补充。他谈创作，谈批评，谈翻译；论金圣叹，论肖伯纳，论俄国和苏联的作家。从丰富的艺术现象中揭示客观的法则，证明了理论指导对于文学活动的意义。在对“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论争里，又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揭发资产阶级所谓人性论、“永恒主题”、“民族中心”、“创作自由”等等的虚伪性，雄辩地指出文学上一些根本问题的实际命意之所在；同时又从文学与政治、作家与革命的正确关系出发，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上海文艺之一瞥》和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里，对一些革命文学家尽了诤友的责任。把这几个方面分散的文章综观一下，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文学的见解是比较系统的，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的成就和贡献，标志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高大的形象。
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后，变化自然不限于艺术观点，他在艺术问题上那些根源于阶级论的思想特点，同样充分地体现在其它方面的杂感里。和前期杂感所包含的社会批评与政治斗争的内容相比，三十年代急遽的生活变化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二心集》以后各个集子里有了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反映。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发生，民族矛盾上升了。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团结抗日，蒋介石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继续进攻革命根据地。大敌当前，爱国与不爱国，拥护民族利益与出卖民族利益，以及爱国与拥护民族利益的彻底与否，由于阶级的不同而呈现了清楚的分野，足以证明民族矛盾，归根结底，仍然深刻地联系着阶级矛盾。当时南京政权多次改组，上台下台，此去彼来，其中有再作冯妇的军阀，有新承恩宠的政客。社会上更是充斥着“做戏”式的宣传，一切营利、作伪、黄色歌舞、美国电影《两亲家探非洲》，也都贴上了“爱国”的商标。鲁迅在自己编辑的通俗小报《十字街头》上，对这些牛鬼蛇神作了犀利的批评。他说：“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注：《二心集•沉滓的泛起》)在《知难行难》里，他把蒋介石召见胡适，“对大局有所垂询”，和后者当年“陛见”溥仪、口称“皇上”并论，暗示其不惜沿门托钵以求卖身投靠的丑态；在《“非所计也”》里，从舆论认为陈友仁和芳泽先后登台，中国问题可望通过两人“友谊”解决，指出把外交活动寄托在“私人感情”上，夤缘投机，得到的只能是“不幸挫败，非所计也”的屈辱的后果。托辞“爱国”，暗图升官，伪装“抗日”，阴谋妥协，经过鲁迅的揭发和分析，清楚地表明这些不过是历史转折关头从社会角落泛了起来的“沉滓”，而真正能够反帝爱国的则是先进阶级领导下正在觉醒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正是因为这样，从《“友邦惊诧”论》开始，在以后的一系列杂感里，鲁迅又给群众爱国运动——首先是学生爱国运动以积极的支持。
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起，鲁迅开始用种种笔名，为《申报》副刊《自由谈》写稿，先后结集的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注：鲁迅把1933年写的而不是发表在《自由谈》上的杂感，另外收录在《南腔北调集》里。不过《花边文学》中有一部分杂感，是登在陈望道主编的小品文半月刊《太白》和《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上的。《中华日报》是国民党改组派的报纸，当时有一些革命作家进入编辑部，聂绀弩、叶紫都曾经是《动向》的编辑)等三书。《伪自由书》辑录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五月中旬的杂感，以时事短评为主。鲁迅在《前记》里说：“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极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由于文网森严，笔墨自不免趋向隐晦。但是言之有物，虽曲折而不失其犀利，毕意是《伪自由书》的特点；而且其中有些篇什，旨在为青年辩护和向不抵抗主义追击，立意遣词，则又较为轩豁和明快。鲁迅在《逃的辩护》、《崇实》、《保留》里，和写于同一时期而收在《南腔北调集》里的一些杂感一样，不断地为爱国行动声援，保卫了青年和群众的斗争。他从环境、地位、责任、性质出发，区别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卖国与爱国之间的界线，究其实际，仍然是对激烈的民族矛盾作了深刻的阶级的分析。在鲁迅看来，青年学生是爱国的，他们的“逃难”正是国民党压制爱国运动的结果，他说：“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注：《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在鲁迅看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普通人民也是爱国的，他们的好象“一盘散沙”，正是统治者的“治绩”，他说：“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注：《南腔北调集•沙》)他从现实生活中举出生动的例证，为青年和群众辩护，说明真正出卖民族利益的，只是一小撮人，只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集团的国民党政权及其追随者。蒋介石一贯执行的是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反动政策，这一政策自“九一八”以后又在新的口号下变本加厉地进行。《伪自由书》里绝大部分杂感的矛头针对了一些这样的事实：首先，是体现对外妥协的所谓不抵抗主义。鲁迅彻底地揭穿了蒋介石正在耍弄的把戏，指出国民党军人离前线“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负弩前驱”的说要“誓杀敌，誓死抵抗”，但这种“宣誓”不过是信不得的“赌咒”，就象随口胡诌的天诛地灭，男盗女娼”一样。“不抵抗”的说要“诱敌深入”，但这种“战略”不过是不战而退的托词，反正“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因“战略关系”请其深入(注：分别见《伪自由书》中《观斗》、《赌咒》、《战略关系》诸篇)。当时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已和“不承认主义”的史汀生(注：“不承认主义”，这是当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提出的，也叫史汀生主义，即并不制裁日本，却对日本的所作所为采取鸵鸟式的不承认的办法)协调一致，决心妥协，一切都经“预定”，“好像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注：《伪自由书•对于战争的祈祷》)。鲁迅的这些文章，成了后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深入华北的预言。其次，是体现对内用兵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鲁迅深刻地暴露了蒋介石甘当帝国主义反共走狗的本质。在《“以夷制夷”》、《中国人的生命圈》、《天上地下》、《文章与题目》诸篇中，他指出：国民党向国际联盟哭诉，并不是日本报纸上说的“以夷制夷”，请外国人制裁外国人，倒是推行了国际联盟里帝国主义“老爷们”的“以华制华”，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先安内，后攘外。“‘边疆’上是飞机抛炸弹”，日本军向中国的领土“炸进来”，“‘腹地’里也是飞机抛炸弹”，国民党向革命根据地“炸进去”。不过因为“炸进来快，炸进去慢”，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攘外”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际意义正是“安内而不必攘外”，说得更清楚一点，也就是“迎外以安内”，彼此一家，同心协力地进攻中国共产党。这样，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仅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而且是实现帝国主义者包括日本在内所谓“共同防共”的第一步。鲁迅的观察直透问题的内核，因而能有出人意外而又令人信服的见解。这一时期他还和瞿秋白一起，研究了蒋介石在文化方面的代言人——从已经泄气的吴稚晖到正在发迹的胡适的言论。他们用共同笔名，由瞿秋白写了《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大观园的人才》(注：《大观园的人才》里用来和吴稚晖作对比的，是汪精卫)，鲁迅自己写了《“光明所到……”》、《“人话”》、《言论自由的界限》、《新药》等篇，有力地驳斥了胡适的为国民党抹粉、向侵略者献策的谬论，指出蒋氏王朝的“文化班头”已经由“党国元老”转到“高等华人”，因为前者只是替蒋介石卖命，而形势却需要后者出面同时为帝国主义效劳：“先前所利用的是单方，此后出卖的却是复药了。”鲁迅的这些杂感，就象匕首一样插进了胡适、吴稚晖之流的心脏，不仅帮助人们认识反动文人的面目，而且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暗示了蒋氏王朝在勾结帝国主义方面开始由日本转向美国的正在演变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