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因而受到很高的评价，被译成40多种文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名著之一。时间：清末民初（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
国民性
鲁迅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一生以笔为刀，解剖中国人的灵魂，对民族精神的消极方面给予彻底的暴露和批判。鲁迅创作《阿Q正传》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那么，鲁迅是如何思考国民性问题的呢？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认为中国民族的“种性”是“孱弱”的，他根据“优胜劣败”的公式，认为中国民族有灭种的危险。而鲁迅所说“国民性”的缺陷也是“种性”或民族的弱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中国正在走向衰亡。中国社会变得奇形怪状。畸形的社会必然产生畸形的国民。鲁迅敏锐地看到了中国的衰败，在于愚弱的国民。在日本，那个使鲁迅受到强烈刺激的日俄战争影片的被示众者和看客，使他联想到所见的“愚弱的国民”，他首先指出国民劣根性以愚昧和精神麻木为特点。医治国民精神的创伤，正是他弃医从文的缘由。辛亥革命中，鲁迅满腔热忱地投入革命，但他很快就失望了。他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如何在这场革命中扮演着小丑的角色。旧势力顽固、狡猾而凶残，革命党幼稚、脆弱而易变，老百姓则在“铁屋子里”酣睡；虽有一时的“梦游”，但最多像阿Q那样喊几声，抢点东西，做做权力、财产和女人的梦，并没有真正醒来。在辛亥革命这场戏剧演出中，鲁迅看到几千年国民劣根性的总表演。
鲁迅给我们展示了触目惊心的国民劣根性：吃人、妄自尊大、自轻自贱、守旧排外、漫夸历史、愚昧麻木、卑怯巧滑、投机钻营、色情狂……《阿Q正传》正是国民劣根性的总展览。
写作意图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又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他在谈到《阿Q正传》的成因时，说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又说：“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根据鲁迅做小说的目的、治疗国民弱点的论述和《阿Q正传》的成因等言论，我们可以概括《阿Q正传》的创作意图：着眼于启蒙，写出中国人的人生，主要是广大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苦难、悲惨而又愚昧落后的人生，希望改良这悲惨的人生，唤醒沉睡的民众。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为疗救这样病态的社会、病态的国民而发出痛苦的呐喊。
阿Q形象分析
20世纪80年代，学者林兴宅概括了阿Q性格的十大方面：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见“有关资料”中的《论阿Q的性格系统》）。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阿Q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
阿Q是未庄的一个流浪雇农，他上无片瓦，下无片地，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身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和凌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本已十分可悲，但是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对来自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竟然麻木健忘，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甚至用欺侮弱者来发泄自己被别人欺压的不平之气。小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展开了对阿Q性格的刻画。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即对于事实上的屈辱和失败，在想象中取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两章，集中刻画了阿Q的这一性格特征。
他对自己的身世很是渺茫，与别人口角时却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自欺欺人。妄自尊大。
他生活困窘，地位低下，连老婆也娶不上，却偏偏要虚妄地夸口“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盲目的妄自尊大。
他忌讳头上的癞疮疤，且颇为苦恼，可人们偏要拿他的癞疮疤寻开心时，他会说“你还不配”，于是就觉得自己头上的癞疮疤非同寻常，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当他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响头之后，站了一刻，心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表现出他的自欺欺人。
人家打他，还要他承认不是儿子打老子，而是人打畜牲，阿Q被迫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这下他该自认失败了吧？并不，他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他在精神上又胜利了。
他赌博赢得的洋钱被抢，无法解脱“忽忽不乐”时，就自打嘴巴以假想打的是“另一个”而在精神上转败为胜，表现出他的自我摧残。
被王胡撞头遭到“平生第一件的屈辱”，吃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而遭到“平生第二件的屈辱”，和小D摆“龙虎斗”，调戏小尼姑，表现出他的畏强凌弱。
阿Q向吴妈求爱，被赵秀才用大竹杠教训了一顿，过了一会，他听见外面有声音，一看是吴妈在那里哭闹。“他想打听，走近赵司晨的身边。这时他猛然间看见赵大爷向他奔来，而且手里捏着一支大竹杠。他看见这一支大竹杠，便猛然悟到自己曾经被打，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表现阿Q令人难以置信的健忘麻木。
阿Q在现实中处处失败却用这种法宝取胜。这种“精神胜利法”如同麻醉剂，麻醉了他的每一根神经，使他不能认识自己所处的悲苦命运，过着奴隶不如的生活，至死也不觉醒。生命将要结束时，阿Q还自我安慰地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无师自通”地喊出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他的性格至死未变。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整个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小说通过塑造阿Q这个典型，深刻地揭示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和它的严重危害性，“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启示人们振奋起来，抛弃阻碍自己前进的精神枷锁。
《阿Q正传》的批判精神
 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以其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入木三分的刻画分析及对社会的清醒认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和人性的“痼疾”，作者希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治病救人、改造国民性的目的，体现了深刻的主题。
一、女性观：阿Ｑ面对静修庵里的尼姑或“唾骂”，或“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并说着下流话，但同时又是小尼姑引起他对女人的无限联想并出现了对吴妈的调戏。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女人是奴隶，当男人也成为奴隶的时候，女人便成为物品。阿Q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二、传统习惯：“从来如此，便对么？”作者借阿Ｑ这一人物对这个问题作了阐释。在阿Ｑ眼中，凡是不合未庄老例的，他都认为是错的，阿Ｑ的逻辑是墨守成规，反对变革，排斥异己。凡有变化的，他都要加以排斥。小尼姑不合儒教，是他排斥的对象；而假洋鬼子进洋学堂，剪掉长辫子自然也是异端，因而成为他最厌恶的一个人；因城里人将长凳称为条凳、煎鱼用葱丝不合未庄老例而不满意；对革命他一向就是“深恶而痛绝之”的。
三、革命观：阿Ｑ的革命畅想曲——报私仇、分财物、讨老婆，这些是他的自我设计，是他对革命的理解，也是他向往革命的目的。对“威福、子女、玉帛”（权力、女人、金钱）的追求反映了农民为了“生存和生活”的合理要求，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大小丈夫”们的最高理想。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即使阿Ｑ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他也将只会以自己为核心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社会。小说以形象的描写，通过阿Ｑ的“革命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民众并没有真正理解革命。
四、奴隶性：鲁迅对国民精神弱点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奴性人格的批判，作品主人公阿Ｑ是一个双重性格的奴性人物。“见了狼，自己就成为羊；见了羊，自己又变成狼”，这是阿Ｑ性格中最为突出的一面。在“假洋鬼子”、赵太爷这些“狼”面前，阿Ｑ表现出空前的软弱，乖乖地做“羊”了，任其欺辱。在王胡面前，阿Ｑ虽然不甚服气，并试图获得胜利，然而，在王胡真的动了气同他打起来的时候，他又软下来了，“君子动口不动手”，这是弱者的哲学，也是由狼变羊过程中的心理安慰。阿Ｑ式的人物，就是这样一种两面人：“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
处于社会底层的阿Ｑ长期被驯化、奴化，形成了这种奴才心理。在我国这样一个封建等级观念残存、民主化程度还不十分高的国度里，这种心理现象目前仍然较为普遍地存在着。
艺术特色
1．喜剧的外套，悲剧的内核
《阿Q正传》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用喜剧的外套，包装一个悲剧性的故事。阿Q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他的下场令人同情，令人感叹，但这一切又是通过阿Q日常生活中富有喜剧性的事件表现出来的。所以读《阿Q正传》时，人们往往被阿Q可笑的言行逗得忍俊不禁，可是掩卷沉思，又不免悲从中来，为阿Q的不幸遭遇而唏嘘叹息，也对残暴的统治者切齿痛骂。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在小说里相互交织、融合，构成这篇小说最大的艺术特色。
这篇作品悲剧和喜剧交织融合有两种表现。一是作品的前面大部分章节喜剧性较强，集中表现在“优胜纪略”“续优胜纪略”和“恋爱的悲剧”三章中；而后面两章的悲剧色彩越来越浓，喜剧色彩越来越淡，尤其到了“大团圆”这一章，读者几乎笑不出来了。这是作者写作过程中表层的由喜到悲。
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喜剧情节中包含着悲剧的因素，比如，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打他嘴巴的情节，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喜剧性十足的场面，但骨子里却是悲剧性的，说明阿Q地位之低下无以复加；又如阿Q被赵太爷剥夺了生活来源之后，阿Q去静修庵觅食的情节，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个喜剧，跳进菜园时可笑的动作和表情，被老尼姑发现时的无赖相，以及被狗追赶后的落魄相，都令人捧腹大笑，但笑的背后却是令人鼻酸的阿Q的可怜。小说中这样的情节比比皆是。
2．白描的手法
鲁迅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又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无可吝惜，宁可将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不可将sketch的材料拉长成小说。”这一思想表现在作品里，就是抓住事物的特征，用最经济、最简练的笔墨，把描写对象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的场面：
……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寥寥数笔，就把赵太爷这样一个土霸王的横蛮霸道的嘴脸活画出来了。又如写假洋鬼子吹嘘革命的那一段：洋先生……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
极经济的一段话，就把一个满口鬼话，胡侃乱吹，捏造革命资本的假洋鬼子展现在读者面前。有时候，作者的白描可以用一个字一个词，准确形象生动地表现人物思想性格。如“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的“摩着”“呆笑”；假洋鬼子“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的“白”字；“甚而至于将近五十岁的邹七嫂，也跟着别人乱钻……”的“钻”；等等，无不生动传神，表现了作者高超的白描能力。
3．杂文式的笔法
这篇小说的杂文式的笔法，给读者非常突出的印象。
首先，小说处处使用幽默、尖锐、诙谐的语言，进行讽刺、挖苦、调侃。或反话，或夸张；或大词小用，或庄词谐用。其最终目的，就是撕下假面，揭露真相。如阿Q被赵太爷打了嘴巴之后，作者这样写道：
……阿Q虽然常优胜，却直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这才出了名。……未庄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一件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至于错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说。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
笔调中幽默与讽刺俱下，讽刺中含着幽默，幽默中充溢着讽刺辣味。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中国人的趋炎附势的奴性心理。又如第九章，写“光头”和“长衫人物”审问阿Q，一面鄙夷阿Q的“奴隶性”，装出一副“维新”的神气，一面却把笔硬塞在阿Q的手里，逼他画押，把要求革命的阿Q当作游街示众和枪杀的材料。这就有力地揭露了这帮人虚伪凶残的本性和反动面目。又如写阿Q被捕的场面，把总在黑夜中带了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围定了土谷祠，正对门还架好机关枪，而阿Q却还在睡梦里，直待被擒到土谷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方才有些清醒。这是一幅绝妙的漫画，真实地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凶残、怯懦和愚蠢。这一讽刺无疑是深刻的，令人深思。
作者对待不同的对象所运用的讽刺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于像阿Q这样的被压迫者，他的讽刺是善意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讽刺；而对统治者的讽刺却是无情的，是匕首，是投枪，他要把这些丑恶的灵魂挂在十字街头枭首示众。
作者经常站出来进行一番议论，这种议论是杂文式的。如第四章开头：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按照传统小说的写法，这是多余的；然而鲁迅写来，异常深刻、贴切，以此讽刺精神胜利法。又如，写阿Q想到应该有一个女人的时候，议论道：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敖之鬼馁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显然阿Q本人没有这么高深的思想，而是作者站出来的直接议论，以此说明阿Q的思想毒害来源于封建统治者。又如，在描写阿Q因捏小尼姑的面颊而产生飘飘然的心理之后，作者议论道：
这显然是作者直接对传统文化和阿Q精神的批判。我们看到，《阿Q正传》里的议论，并不影响小说的形象生动性，反而增强了它的讽刺性，加强了小说主题的深度。因为鲁迅的杂文，本来就是以形象取胜，是一种形象的议论。我们还看到，作者的直接议论，也是充满讽刺、嘲笑、挖苦。以杂文式笔法融入小说创作，可以说是鲁迅的一大创造。
四、《野草》和《朝花夕拾》
1、独语体的《野草》
鲁迅是中国现代散文最重要的奠基人，他的散文创作，包括抒怀述志的散文诗、纪事怀人的记叙散文、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鲁迅的散文，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被公认为是世界文苑的奇葩、中国现代散文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和繁荣当代散文创作的艺术典范。　　
早在中国现代散文的滥觞期，1919年８月19日到9月9日《国民公报》副刊“新文艺”栏上，鲁迅发表了一组题名《自言自语》的散文诗，它们是《序》、《火的冰》、《古城》、《螃蟹》、《波儿》、《我的父亲》和《我的兄弟》，其中的几篇显然是《野草》和《朝花夕拾》某些作品的雏形。如《火的冰》，以冰凝固住的火焰来象征外表冷静而内心燃着烈火的爱国者，显示作“寄意寒星荃不察”的孤独感和救国无力的痛苦；这一意象在《野草》的《死火》中得以改造和发展。
《野草》是鲁迅散文诗的代表作，连《题辞》共24篇，写于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连载于《语丝》上。这一时期的鲁迅，正处于理想与现实、前进与彷徨、希望与绝望的矛盾之中，《野草》真实地记录了他精神探求的苦闷和心灵呼唤的声音。鲁迅在1932年10月14日所写的《〈自选集〉自序》中曾经描述了创作《 野草 》时的背景和心境：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 并且落得一个 “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　　
《野草》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鲁迅当时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中的北京，深感军阀统治的黑暗和腐朽，深感封建复古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的压迫，心理感到太多的黑暗、苦闷和寂寞。
鲁迅自称《野草》是他的“小感想”、“小感触”，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1934年10月他又告诉萧军：“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这些自述，既是自谦之词，同时又耐人寻味。这说明，《野草》是鲁迅自我的“小感想”和“小感触”，但它们又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们是从那“地狱”一般黑暗严酷的时代现实中滋生的“小花”，这说明《野草》是主体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野草》中，“过客”孤独地寻找着向前的道路，他身上所表现的韧的战斗精神和探索精神，可以说是鲁迅的自我写照。而《影的告别》里影的形象则是鲁迅的思想矛盾的化身。鲁迅说过：“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
《野草》中的作品，无论歌颂韧性战斗，解剖自己心灵，或者针砭社会锢弊，都渗透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人生哲理探索意味。在那黑暗的年代，鲁迅用象征的方式借事寄意托物咏怀的手法，把自己的孤独情怀，矛盾心理，探索战斗走着人生长途的思想，作了浓郁的诗意的体现。因此，阿英称道《野草》“一部最典型的、最深刻的、人生的血书”。　　
《野草》的精神主旨：
战斗性
在《野草》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鲁迅顽强的抗争意识和韧性的战斗精神。作为开篇的《秋夜》，鲁迅以其高超的艺术形象来熔铸深邃的寓意。文章前半部分描写秋夜室外的景物，借夜的天空、睒着冷眼的星星、窘得发白的月亮、摧残野花草的繁霜，来象征现实中的黑暗势力；以“在冷的夜气中”瑟缩着的小红花，象征天真、纯洁，虽有美好愿望，但阅世简单，抵不住黑暗重压的青年；作者重点突出了同夜空顽强战斗的两株枣树的形象，借以表现自己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但是，有几枝还低垂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眼；直刺着天空中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睒着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鬼睒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文章后半部分描写秋夜室内的景物，用隐喻的手法赞颂了追求光明的小青虫，表现了作者积极的韧战精神。　　
鲁迅顽强的抗争意识，又往往与悲观绝望的心态交织在一起，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悲壮美。《过客》这篇诗剧体的散文诗，描述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一个黄昏，在荒漠的旷野上，从远处走来了一位不计时日、不畏困顿而长途跋涉“过客”，遇上停足不前、精神颓败的“老翁”和对生活有着美梦、看到前路有“盛开的野百合和野蔷薇”美景的“女孩”。老翁极力劝阻“过客”不要前进，告诉他前面就是“坟”，“你已经这么劳顿了，还不如回转去，因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女孩却给“过客”水喝，施以布片，竭力要他裹伤后再前进。而孤独的“过客”谢绝老翁的劝阻，也谢绝女孩的布施，宁可带着伤痛、淋漓的鲜血，也要执拗地朝着前面已经笼“夜色”的“坟”走去。因为，“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那“声音”曾经叫过老翁，老翁因停顿而再也听不见了。这个象征性的故事，通过三个不同思想和性格的对照，凸显了“过客”披荆斩棘、义无反顾的求索精神，那叫他的“声音”，便是过客的理想，是理想在呼唤、鼓舞他向前，尽管他听了老翁的劝阻曾一度犹疑和彷徨，在女孩的布施面前也一度表示感激和动摇，然而他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终于克服了彷徨和动摇，而抱定他的理想奋然前行。关于《过客》的深刻寓意， 鲁迅曾说得很明白：“《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过客”的形象正是鲁迅自我形象的写照，是他作为荷戟独战、上下求索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化身。“过客”宁可走向“坟”地，也要作“绝望的抗战”，包含着与旧世界同归于尽的希望和理想。
《影的告别》中的“影子”，《求乞者》中憎恶布施的所谓“求乞者”，《死火》中使“死火”燃烧、与大石车同毁于冰谷的诗人，《 颓败线的颤动 》中那以奇特的方式向整个黑暗世界复仇的老妇，《这样的战士》中那举起投枪、孤军奋战终于衰老的战士……这些艺术形象无一不与“过客”的思想和精神一脉相承，它们从各个侧面集中地表现了鲁迅“作绝望的抗战”的精神，以及与敌人作决绝的战斗、与旧我作彻底的告别、与旧世界同毁的自我献身的理想。
自我解剖性
《野草》中有不少篇章是从无情地解剖自己入手，对先觉者与群众之间、 长者与幼者之间、 战士与对手之间、叛逆的猛士与“爱我者”之间、生与死之间种种的矛盾冲突，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希望”与“绝望”之间种种的彷徨苦闷，进行痛苦地思考与辨析， 从而呈现出鲁迅当时内心世界的无比丰富与复杂。
其中《墓碣文》最有代表性。它通过一个荒诞不经的梦境，展示了一个人思想上的矛盾冲突以及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梦中“我”见到墓碑阳面和阴面各有不同的文字。阳面是：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文字扑朔迷离，但联系鲁迅的战斗经历和个性特征，可以理解为：我在人们浩歌狂热的时候，却感到了人世的寒冷；又在人们把人间当作天上时看到了地狱的深渊； 在人们满足中我只看到虚无， 好像绝望地抗战才能使人们得救。这是一个黑暗社会的反抗者才会有的思想状态，其中也包含着鲁迅自己的思想。正因为如此，便不能不为思想矛盾所苦恼，简直有如长蛇缠身，不能自拔，终被害死，离开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