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达文《新编中国哲学史》读书笔记（本人考研用）
（一）先秦时期的哲学
三皇：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或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
中国古人坚信，人类文明没有神创的影迹。伏羲创八卦并非“听”，而是“观”。表征了重理性与重信仰的不同文化传统的区别。
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1、进入“五帝”时代，已有大规模的战争。
2、宣扬“禅让”制度。
3、天下为公。
夏朝
自禹至桀17君14世，从公元前21世纪到前17世纪。
商从汤到纣，31帝17世，公元前17世纪至前12世纪。
殷商西周的社会结构与思想信仰
1、氏族制的社会组织结构
一方面作为统治阶级的殷人，是以整个氏族的方式组成与面对被统治阶级的；另一方面，作为被统治阶级的人们，也以血缘亲族的方式生存着，被管制着。
与殷商有别的是，周朝在统治者内部建立起严格的宗法制度。包括：区分了嫡庶的关系，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子弟到各地，推行封建制与世袭制；明确远近亲属以及上下等级的不同，创设礼仪规范。
2、殷人的帝所表征的信仰
固然保存着浓重的自然的成分，但是却担负了社会的与国家政治的许多功能了。
“帝”不是以“创世者”的身份获得支配世界的最高权力的。殷人是在打败敌国获得中土的最高权力之后，将自己的祖先神上升为最高神的。
3、周人的祈天意识与敬德观念
以“天”称至上神，显然凸现了至上神被赋予“上”、“大”意义后所获得的超越意义。
“德”的发现，首先意味着周人正式地思考并提出了一个关于统治权在道义上的正当性问题。唯有“德”——承认他人、他族生存的权力与给予一定的位置——才能有人有土，即才能确保本族的统治权力而不失，终于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一条重要古训。
天的自然生殖的特点、人格神的身份被淡化了，天被赋予了一种价值理性的品格。帝向天的转化，隐含着这种品格的转变。
4、《尚书》与《易经》——中国最古老的经典
“六经”——尚书、周易、诗经、礼经、乐经、春秋。
诗经、乐经、礼记侧重于性情与品德；尚书、易经、春秋侧重于知识。
尚书是记述三代君王霍先圣先哲言论与行事的典籍，最有价值的是“德”的观念的提出。
《洪范》：记住了周武王攻灭殷商之后，向其贤臣萁子讨教治理国家的方略。五行出现。
《易经》：
1、以繁杂的莁法取代只问一正一反的的龟卜，意味着对宇宙多样性的丰富感受。
2、以“易”为名，体现着古人对事物变化性的认识。
3、从数字到爻词体现了对经验事物矛盾运动的深刻了解，获得宇宙论的支撑。后来的儒家借助体认宇宙生生不息的原则而成就人的“生生之德”，就使易经获得中国传统中又一重要的价值源头的意义。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迁与思想转向
周平王东迁为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49年被秦国所灭，历时420年。
春秋开始于前722年，止于前481年，战国开始于前476年。
周平王东迁意味着周王室的分裂与诸侯国的离心。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生产力的发展的需要与可能。殷商处在半渔耕半农耕的时代，殷末周初，转入以农耕为主，但主要生产工具是石器。由于生产力低下，耕作的方式是集体协作。全国土地归王族所有，臣属以井田制方式划分土地。先治“公田”，后治“私田”。西周末年，春秋时期，铁器发明，牛耕使用，个体经营方式出现。这种阶级变动所显示出来的重要特征，是贵族阶级的衰落和战国之际平民地位的上升。
2、变法潮流
1、废弃氏族制的管理方式，转向区域制，郡县制的设置与推行既体现了这种转向。
2、废弃世卿世袭制，选贤能担任官员，加速不同阶级的上下流动。
3、打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做法，制定公开而严明的各种法律，贫民由之获得与贵族平等的权利；
4、推行耕战政策，
3、《诗经》的“忧患”意识与先秦思想史的理性走向
宗教信仰——价值理性——工具理性
《周颂》表现了周人的基本的宗教信念。“大雅”、“小雅”毕竟出现了一批具有浓厚“忧患”意识的作品。
天作为有灵性、有人格的神的意识进一步消退了，人们的思想进入了理性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人们还是持守着传统中的“德”，持守着对良好秩序（礼）和良好教养的一种理想。这仍然是超越的，仍然具有宗教性。《诗经》在这些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气质，正是贵族气质。
降及战国，各国内部的社会构成渐次由平民取代贵族，国与国的交往渐次功利化、权谋化，社会精神风貌由价值理性转向工具理性。
四、“士”阶层的活跃与“百家争鸣”的格局
在西周时期，“士”不构成为独立的阶层。到春秋，“士”这一阶层终于成为有教养、有学识，又有才干的士人，而为社会看重。不同境遇、不同价值取向的士人都有志于构建自己的一套理论已立世，出现百家争鸣。
《庄子。天下篇》把先秦思想区分为三个时期：
1、沐浴在神明的临照时期：人们依一定的术数达到天意，生活在纯一与和谐中。
2、浸润在诗、书、礼、乐之教的时期：人们都显得十分有理性和教养。
3、逮变为百家之学时期：个人只把捉住事物的一个片面却自以为是，个人只顾及一己之私而自以为得。
人们开始自觉地思索宇宙的起源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问题，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人生存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并借助这种思考构起种种理论形态。人的理性得到张扬，心灵与思想的自由得到巨大发展。
儒、墨曾经在春秋末年、战国初年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显学，他们的基本倾向，是怀着崇高的价值理想，作入世拯救的工作的，他们的淑世精神赢得了后人的永远尊敬；道家、名家一度流播于战国中期，立场是批判性的、解构性的，借对社会与文化及其“进步”的深刻反省；法家、阴阳家则受宠于战国中后期，他们的努力是“重新建构”的，当阴阳（五行）家热衷于对宇宙发生发展的蓝图的玄想时，法家却依功利性的与工具的原则，为消解氏族贵族统治之后的、具平民化色彩的新的国家与社会运作体制提出了方案。
孔子
生活在春秋末年，周王室已名存实亡，诸侯纷争，社会动荡。在孔子看来，周礼是三代之治的总结，是典范。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仁”的范畴，并借助“仁”与“命”的分立，凸显了人的价值主体性，进而把仁同德联系起来，建立起自己的道德学说；再进而把德同治联系起来，阐发自己的治国理想。命——仁——德——治四者的特殊连接，构成基本思路。
“与命与仁”的观念结构
从天到命的变化
到春秋时期，天的主宰地位遭到怀疑，其人格神色彩淡化，孔子虽也提到天，但有的时候是指客观世界的存在与变动情况，有时候指道德价值的终极来源于意义。从一开始就使儒学奠基在人文理性的基础上。
命——人之外的主宰力量。是一种盲目的客观必然性，即“时命”。这种状况是偶然的、暂时的。坚信天道是公正的，具终极支配意义的。天道就被赋予了道德的、价值的品格；作为公正的天道，其终极的支配地位不可逆转，这就是“天命”。孔子没有明确的把时命转为天命，在孔子看来，生活在时命不济的年代，是不可以不接受外在条件的限制的。
“仁”的凸显与“仁学”的关系
1、仁的情感性。仁从孝悌出发，以孝悌为本，表明孔子立足于亲亲之情论仁。爱作为一种价值理念，被赋予人之所以为人的“类本质”的意义。
2、仁的普遍性。人都有可能将这种亲亲之情向外推开。
3、仁的族群本位性。个人的本质是被放置在族群关系中予以定位的。
4、仁的践行。关注人的日常具体行事。
“为仁由己”的道德哲学
明确的肯定了道德行为、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原则。
仁作为道德的基本意识
1、道德义务意识。爱人就是一道绝对命令。
2、道德责任意识：仁的体现是忠恕。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全他人、宽容他人，在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中，有一种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3、道德自律意识：仁的实施方式是克己。克制物欲。控制的标准是仁道。为仁道而牺牲自己是克己的更高层次的要求。
仁作为道德的基本要求
1、处理亲属人际关系的道德要求与道德规范
孝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2、处理一般人际关系的道德要求与道德规范。
忠恕、恭、宽、信、敏、惠。刚、毅、木、讷、温、良、俭、让。
3、最高的道德要求
中庸。中行者善于调节各方面的关系，勇于进取又考虑全局，为人耿直而又善于与人合作。中庸的实质是寻求人际关系的高度和谐。在承认对立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从而使相关的双方共生、共存、共发展。
“仁”与道德修养的基本方法
1、求之于己。
2、笃信好学。
3、躬行实践。
最终目标是成圣。
“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
“道之以德”的治国方针
只有实行德治和礼治才能赢得民心。齐之以德不仅处于维系公共秩序的要求，也出于个人道德修养的需要。一个有修养的人，他的理性精神即体现于一种有序生活中。
至于道之以政和齐之以刑，孔子虽然认为他们不能控制人心，但也没有完全否定他们的作用。
“无为而治”的领导方式
最小的领导行为，一是修己，二是用人。
“修己以安百姓”的治国目的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庶——富——教，是孔子的安民三部曲。
孔子哲学的思想史价值
仁学由内圣开出外王。依照道德的应然性编制理想世界，并借此理想世界来观照、批判现实世界，力图把理想世界对象化为现实世界。孔子的伟大之处，他不仅把外王——追求理想社会看成是崇高目标，而且同时把内圣——追求理想的人格作为崇高目标，由于理想社会取决于时命，因此成就理想人格甚至有更优先的意义。
一方面表现为具有崇高的道德操守，另一方面表现为有教养、有节制的孔颜乐处。
老子
《老子》成书于春秋晚期、战国前期。
以道为终极本源的宇宙论
首次把道抽离出来，作为一个哲学形上学范畴予以系统化的论证。形成第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宇宙论。
道——无形无象，不为任何事物所生。独立的、无对待的、不会因外在力量有所改变。但是与自己的实存性。本源不能是绝对的无，道要创生万物，就必须是实有的。到本来不是由经验所发现，实际上是从有形的世界突围到无形领域才体悟到的。无是无名的缩语，天下万物由有名的天地所化生，天地又由“道”所化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无意志、无目的、自然而然。
用道来取代天命、鬼神的权威，使老子成为春秋晚期人文精神觉醒过程中又一个重要奠基者。
道设置于混沌未分的气之前，不仅为有形、有质之前的一种存在状态，还是一种有气之前的存在状态，免不了被视为神秘的，“太一”后来被奉为神。
“反者道之动”与经验世界的辩证展示
道生万物，天地万物最终复归于道。
反：一是相反，二指反复。老子更重视反复。一切事物皆运动，一切事物都有对立面，对里面经常相互转化。并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由宇宙论开出的人生观和政治论
“道法自然”的人生哲学与政治诉求
1、自然无为。自然从肯定方面讲，意识是依其本性来发展。无为从否定方面讲，意思是不妄为，不包含任何人为的成分。
2、柔弱不争。“弱者道之用”。谦下、守雌、不争。
3、致虚守静。
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
不管是孔子或老子，他们的追求都带有空想的性质。
老子哲学的历史地位
对道体的沉思直接刺激了人们对万物本根的理性思考。包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饱含睿智。“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老子以后的哲学家均有轻外物而重精神、轻知识而重境界的倾向，以至于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成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英语格言] Be considerate towards the poor.要为穷人著想。
（二）墨子
前480——393年，鲁国人，生活在战国初年。
“兼以易别”的社会政治理论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
“兼爱”与“非攻”
视人如己，但与“仁爱”不同。
1、反对宗法伦理，主张爱无差等。
2、在先后顺序上，主张推人及己。
3、站在功利角度，提出对等互报的原则。
墨子认为，儒家“差等之爱”的出发点其实是自私自利，因而在最终的结果上和极端的利己主义并无不同。
儒家以亲族为起点的推及之爱，注入了贵族性的“恩泽”成分，无法突破此族与彼族，贵族与平民在经济利益上的分割与界限。墨子抹去人我差别，带有平民性的空想色彩。
非攻：
比较独特处在于，更偏重从战争的后果来分析危害，攻伐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危害很大，带有功利主义色彩。
“尚贤”与“尚同”
墨子的独特之处在于，把尚贤使能的范围扩大到“农与工肆之人”。从而打破了学院和阶级的界限。
尚同——一切有关善恶、是非的意见都必须统一，服从上级。一是思想的统一，一是政治的集中。社会背景是，一家一户式的、独立而分散的经济格局正在形成，必须由氏族血缘制转向区域郡县制，管理官吏的任用，也由世袭制转向选举制。国家的统治走向中央集权。但是尚同的结果却只能是暴政，经过法家的吸收改造，也就成了中国古代极为盛行的专制主义思想的理论源头之一。
二元分立的世界观构成
崇尚“天志”，重塑宗教信仰
1、天有意志，、有欲恶、为万事万物的主宰。
2、天全知全能，无所不在。
3、天对人的行为能够进行赏罚。
实际上，天意就是墨子自己的哲学主张。这一点恰恰与春秋战国之交天命论中一敏以代替天意的演进趋向吻合。
还有一层意思：天子也必须依天意行事。一方面，分散的独立的经济构成，在以国家统一为目标的前提下，不可避免的走向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作为中央集权的最高主宰却又是有限的个人。
孔子思想被认为是贵族性的和保守的，然而却倾向于理性和文明；
墨子思想被认为是平民性的和革命的，然而却重新认同了信仰和服从。
提倡“非命”，高扬力作精神
不反对天命论，但是对命定论非常厌恶。
1、定命说使人相信命运而不强力从事，因而使赏罚失去作用，人伦遭到破坏，社会出现混乱。
2、定命说宣传天、鬼之外还有另一种力量存在，这与天、鬼的绝对权威相矛盾。
她是继孔子子后又一次把人的主体性的另一面以系统的理论形式表达出来，但有别于孔子那种向内求善的价值主体性，而是向外求知并付诸于力作的行动主体性。
“三表法”与经验主义的认知主张
三表法：偏重于经验的证实和证伪。
察类明故法：偏重于理性的分析和推得。
三表法的经验主义取向
本之：根据前人的经验教训。即求之于古代的典籍。
原之：诉诸百姓耳目之实。属于归纳的范围。以至于没有区分直接经验中的真实与幻觉。
用之：将言论用于政治实际，相当于现在的验证方法。
三表法是一个完备的彻底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系统。
“察类”与“明故”，形式规则的最早表述
察类知故——在论战中要注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定性，保持意义的一贯，从而避免把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事物混为一谈的现象。
明故就是追问一个为什么，以便探求问题的原因。
墨子体现了先秦思想逐渐走向知识理性的过程。
触及到推理问题：“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大取》：“类、故、理”。
三表法和“察类明故”并未实现有机结合，经验和理性的矛盾仍然存在。
（三）早期儒家
早期儒家的性命说与孟子对儒学的深化
孔子创设儒家学派，更重视的是道德践行，重视于日常生活中随处指点为“仁”。孔子很少谈到天道与人心问题，他甚至把人道与天命看作是对立的。“早期儒家”则开始为“仁学”建构形上学。他们把“仁学”与天道、性命贯通起来。
“性自命出”与早期儒家的“情性”说
性有善恶，或可以为善，可以为恶。
喜怒哀乐，均为情，在这里都被指为“性”，这正是“情生于性”。
情作为人生而有之的一种本性，当然也是内在于每个个人的。只是，它需要在接触外界，受外物的牵引下才表现出来而已。情是主体的，物是外在的。
把主体性情归于天命禀赋，天命与性情不再分立，而是贯通。具有浓重的自然主义色彩。自然主义的精神追求在孔子那里也可以找到影迹。
孔子的仁，就是以亲亲之情为起点，情性说，也是孔子思想的引申。
“道始于情”与“长性者道”
道是从引导、调适情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道之与情的关系，以长、养述之，显见，在那个时期，情与理的关系并不像后来那样具有一种紧张性。把对情与性的教与道归之于人，而把情与性本身归于天，就是说，早期儒家甚至把情摆到更高的位置。
说明这些儒士既然固守着贵族精神的格调：在信仰和理性之间，在理智和情感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性自命出》视心出于教、习，此心无疑为后天的、经验知识性的心。这种心性说，显然为后来的荀子所承接。在子思、孟子那里，却非赋予先验意义。
《大学》、《中庸》的性命观
《大学》的“修齐治平”思想
大学原指大人之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民即新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就“三纲”追求“至善”这一点说，“本”是自新。
就“八目”的指向来说，包含“身家国天下”四个层级和“修齐治平”四个次第。大本就是仁德。“格物”就是以德为本，儒家所说的致知并不是探索自然之物，而是体悟社会之理、圣人之道，所以朱熹把致知称为“名善之要”。其次，修身也是以仁德为依归的，最后，天下止于至善，也是由“德”来实现的，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始终贯彻着以道德理想提升个人与转变社会的诚挚追求。这就是由内圣开出外王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