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赋》的出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件大事。它首先通过作者自身经验，综述了创作过程。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正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篇》中说:“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但陆机探讨文学创作，多半是凭自己和前人的经验，往往只能言及现象而不能作进一步的解释。所以今人钱钟书说:“《文赋》非赋文也,乃赋作文也。机于文之‘妍蚩好恶’以及源流正变，言甚疏略,不足方刘勰、钟嵘；至于‘作’之‘用心’、‘属文’之‘情’，其惨淡经营、心手乘合之况，言之亲切微至,不愧先觉,后来亦无以远过”(《管锥编》)。历来的批评家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说到“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总术篇》）。又说：“陆赋巧而碎乱”(《序志篇》)。这些批评还是恰当的。后来的论者批评陆机，往往就他“诗缘情而绮靡”等语着眼，认为“绮靡重六朝之弊”（明代谢榛《四溟诗话》）；“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已甚与”（纪昀《云林诗钞序》）。谢榛、纪昀二人的批评就未免过当。至于称道他的，则多着眼于他对创作构思的论述。如清代邓绎《日月篇》中认为从刘勰到苏轼等人关于感兴的见解，“亦多胎息于陆”。
陆机的理论和他的创作实践存在着一些矛盾。如他主张“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然而他的创作却常被人指责为过于繁缛。这一点,其弟陆云和同时人张华都向他提到过。后来东晋孙绰说“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文学》篇）；《文心雕龙·议对》篇说他一些文章“腴辞弗翦，颇累文骨”。《文赋》又强调“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受而必捐”。但他的拟古诗12篇及某些乐府诗多数是因袭前人之作的原意，仅仅更换一些辞句或添加藻饰。这可能就是他自己说的“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当然,那些拟古之作可能是他早年所写,而《文赋》则是晚年所作。关于《文赋》的写作年代，旧说依据杜甫《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赋》”一语认为系少年时作，但据今人周振甫考证，当作于他40岁以后。那么《文赋》中关于创作的理论,或许是他后来的认识。所以在《文赋》中,他曾慨叹：“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
《文赋》全文载于《文选》。今人郭绍虞主编的《历代文论选》有较详的注释。张少康有《文赋集释》，收集颇富，注释亦详。　　　　　　　　　　　　　　　　
挚虞《文章流别论》：】（？～３１１）西晋文学评论家。字仲洽。西安市人。皇甫谧弟子。聪颖好学，博闻广见。武帝泰始中举贤良，初任郡檄主簿，历官太子舍人、尚书郎、秘书监、卫尉卿、太常卿等。直言敢谏，为晋代名臣。终生著书不倦，主要著作有《三辅决录注》、《文章流别论》，后者为中国文章总集之始，论断多为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引用，今仅存佚文。明人辑有《晋挚太常集》。挚虞首创编纂文章总集之先例，代代相承，使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得以妥善保存。��
《文章流别论》

文学理论专著。晋挚虞撰。挚虞(?～311)，字仲洽，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晋泰始年间举贤良，拜中郎，官至太常卿。遭乱饿死。
《晋书·挚虞传》载，他“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后人把《流别集》中所作各种体裁文章的评论，集中摘出，成为专论,即《文章流别论》。原文已佚,尚有若干片断散见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
《文章流别论》是关于各种文体的性质、源流的专论，论到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铭等十一种，但也旁及文章的作用和文章的评价。
文中发挥了儒家传统的文艺思想，强调文章的人伦与王泽的教化作用;主张诗以“四言为正”,“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等等。但他反对浮夸侈靡的文风,如指出“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犯了“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四过，则是可取的。
挚虞所采用的评论文体的方法，与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所讲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著述纲领有相类似之处。所以，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挚太常集》的《题辞》说：“《流别》旷论,穷神尽理，刘勰《雕龙》,钟嵘《诗品》，缘此起议，评论日多矣。”说明它对南朝文学理论专著有着重大影响。　　　　　　　　　　　　　　　　　　
葛洪《抱朴子》：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他生于西晋武帝太康五年（公元２８４年），死于东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３６４年），终年八十一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炼丹家。在医学方面，他也做出了重要的成就，是晋朝有名的医学家。

葛洪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贵族家庭。在他十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又逢西晋"八王之乱"，家境每况愈下。但是他勤奋好学，到处借书来读，还常常白天上山吹柴，挑到集市去卖，以换取纸笔，晚上读书学习到深夜，非常刻苦努力。他读书很广对经书、史书、百家之言，以及"短杂文章"，都有所涉猎，终于成为一个常识渊博的人。

西晋初期短暂的繁荣时期早已过去，社会上充满了一触即发的尖锐矛盾，青年时代的葛洪曾经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后为增长学问周游于河南、湖北一带，最后应故人新任广州刺使嵇含（字居道）的约请，到广州担任参军，由于嵇含未到任就被人杀害了，葛洪无奈，在广州停留了不少年头。大概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南海太守鲍玄，跟随他学习"神仙方术"，还和鲍玄的女儿结了婚。

不久，葛洪又回到故乡。东晋建立（公元３１７年）之后，因为葛洪曾经镇压农民起义的"功绩"，被封为"关内候"，担任过州主簿、司徒掾、谘议参军等不高的官职。后来，葛洪到勾漏县（在今广西）做县令，经过广州时，被朋友们挽留下来，到罗浮山修道炼丹，从事著述。

葛洪一生著述很多，计有二百二十卷，主要有《抱朴子》、《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和《西京杂记》等。 　

《抱朴子》共七十卷，其中内篇二十卷，论述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的理论，内篇"金丹"、"仙药"、"黄白"三卷，记载了炼丹的方法，是我国现存年代比较早而又比较完整的一部炼丹术著作。外篇五十卷，主要是政论性著作。

炼丹家历来很重视水银（贡）和硫黄。大约公元前二世纪成书的《淮南万毕术》一书中有这样的观点：水银受热就会挥发，用硫黄可以把它固定。这说的就是汞和硫化合成硫化汞。葛洪在《抱朴子》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煅烧红色的丹砂，可游离分解出水银。使水银和硫黄化合，生成黑色的硫化汞。在密闭的状态下，加热黑色的硫化汞，可以升华得到赤红色的晶体硫化汞（就是还丹）。他更把这两个反应的关系概括起来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这实际上已经把化学反应的可逆性问题提出来了。《抱朴子·黄白篇》还记述了关于铅的变化也是可逆的。它说明铅白（碱式碳酸铅）加热后经过种种变化，可以变成铅丹（红色的四氧化三铅），铅丹加热可以再制成铅白。

葛洪不仅擅长炼丹，对医学也颇有研究。他通过长期炼丹的观察实验，了解到许多矿物的性质和用途，这就扩大了矿物药的应用范围，推动了制药化学的发展。葛洪在《抱朴子》中，记载了不少植物药和矿物药的性能和功用，比如用常山治疟疾，用麻黄治咳喘，大黄泻下，密陀僧（氧化铅）防腐，赤石脂收敛，松节油治关节炎，以及用雄黄和艾草消毒等，都是有相联系当疗效的。 　

葛洪撰述了不少医学书籍。他晚年在罗浮山曾著有《金匮药方》一百卷。后来，为了便人携带，摘书中主要实用部分，缩编为《肘后救府方》三卷，经后人增补，传留到现在，就是《肘后备急方》八卷。书中所收录的药方，大都选用易得、有效、价贱的药物，而且使用起来也颇为方便。书中还截有热熨、蜡疗等简便易行的治疗方法，以及用大豆、牛乳、羊乳治疗脚气病的方法。 　

另外，葛洪对许多传染性疾病比前人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在《肘后备急方》中对天花的记述，是我国详细记述最早的一个人。葛洪还谈到了马鼻疽和砂虱等传染性疾病。马鼻疽是马身上的污秽东西侵入到人身上的创口，使人发肿、疼痛、高烧甚至死亡的一种病。砂虱病又叫恙虫病，是由这种小虫叮咬传染使人发病的一种急必传染病。葛洪在一千六百年前的记述和现今的认识基本一致，说明他的观察和研究是非常细致而科学的。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肘后备急方》中讲到的治疯狗咬伤方，已经初步体现现了近代免疫学的思想。书中写道用疯狗脑浆治疗疯狗咬伤，可见当时我国医学家已经掌握了免疫的方法。

葛洪在政治思想方面是站在封建统治阶段一边的，是反动的；另外他的著作中还有许多唯心主义的思想内容，我们应当加以否定。但是对我国古代化学、医学方面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总之，我们应该全面看待他的功过。


《文心雕龙》：刘勰（约465～约532年） 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早年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定林寺僧 校定佛经。梁武帝时，任奉朝请、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样尉等，为昭明太子萧统及文士沈约所重。晚年出家，改名慧地，寻卒。所撰《文心雕龙》50篇，发展了前人进步的文学理论批评，抨击当时创作界片面追求形式的风气，体系较为完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理论批评著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文心雕龙》共50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4个主要部分。总论5篇，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理论的基础；文体论20篇，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对主要文体都作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创作论19篇，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问题；批评论5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作了专门探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这部著作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其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正如作者在《附会篇》中所说：“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其体大精思，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
肖统和《文选》：萧统，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常州市西北四十公里，今武进万绥镇）人，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齐·永元三年（501）生，梁·天监六年（512）十一月册立为皇太子，死于梁·中大通三年（531），只活了三十岁。死后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
《梁书》记载他性情敦厚，宽和容众。立为皇太子后，梁武帝萧衍让他代理朝政，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他明于庶事，纤毫必睹，辨析仔细，发现谬误巧妄之处，都耐心示其可否，令其改正，不加按劾。
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载：梁·普通年间，武帝发兵北讨北魏，都城谷价很贵，他就“菲衣薄食，改常馔为小食。”下雨落雪天气，他派“左右心腹周行闾巷，见贫困家和流离道路”的就“密加赈赐”。他还拿出布帛，制成实襦褲， 寒冬腊月，“以施贫冻”。每当他听到远近百姓赋役勤苦的事，就面有愁容，以重于劳扰为忧。
当时吴兴郡因常遭水灾失收，中大通二年春（萧统死的前一年），梁武帝派王弁发吴郡、吴兴郡、义兴三郡民丁就役，开漕沟渠，导泄震泽（今太湖）。萧统上书给梁武帝，分析利弊，他说：这样一项水利工程，虽然可以使吴兴一境，无复水灾，一劳永逸。然而，吴兴累年失收，老百姓四散流移；吴郡十城亦不全熟，只有义兴郡上年虽然比较丰足，但也经不起成年累月的差役负担。当时三郡外出征戍的丁壮未归，强丁疏少，加上“吏一呼门，动辄为民蠹”，而且出丁的地方，远近不一，等到夫役齐集，已经妨碍蚕农。上年虽称丰收年成，公私犹未能足食，如果再使这三郡农民有违农时，恐怕为弊更甚。他要求梁武帝暂缓此项工程，梁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
萧统一生勤奋读书，东宫聚书三万卷，他博览群书，博通众学，而且招纳一批国内有学问的人，商榷古今，品论历史上各种有名的文学作品。在他的倡导和主编下，选辑了古今优秀文学作品成三十卷的《文选》。一时文才并集，文学之盛，研究学问的风气，成为“晋宋以来所未之有”局面。
他不蓄声乐，性爱山水，有一次，他与一些有名望的朝廷士人泛舟游于玄圃后池。番禺人侯轨为了讨好他，建议召女乐来吹弹歌唱。萧统屡闻不答，只是不断地吟左思的《招隐诗》中两句：“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弄得侯轨羞惭满面，没趣而退。
然而，萧统以一个皇太子而在历史上享有盛名，却并非因为他政治上有什么成就和个人操守上的雅洁，也非他的所谓“孝行”，而是因为他是一位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在历代皇太子中极为少见的文学家。
在梁代当时那种腐朽没落、尔虞我诈、巧取豪夺、萎靡颓废的政治环境中；在豪华富贵、聚敛无度、奢侈放纵、贪得无厌的宫廷生活中（他叔父萧宏在南京一地就有库屋百间、藏钱三亿以上，布帛绢丝不计其数）；在阴谋伪善、攘权夺位的世风中，萧统作为一个皇太子，能鹤立鸡群，超然其中，从事和提倡研究文学，在当时，确乎代表了我们民族性格中明亮、精华的一面。
从文学发展史来看，汉唐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而六朝则是继汉开唐，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以文体而言，由楚辞而汉赋，而俳赋；由西汉的散文骈文、而东汉骈文，而六朝骈文；诗歌则由古体而律体。文体渐趋完备，文学的概念也更明晰。
萧统的《文选》和同时代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就正是这个过渡时期中所产生的古代文学的总结性著作。它们在继汉开唐的过渡中，在唐以后的文学发展中，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
《文选》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现存的编选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总集。它共收录了自西周至梁代七、八百年间的一百三十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共七百多篇著作，分成三十八类，蔚为大观。梁以前的各种文体的主要代表作品，大体均已齐备。
萧统有他的《文选》序中曾说明他选文的标准：首先，他从文学概念出发，把经、史、子的文章和文学作品区别开来。除了从“史”中选择那些“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的史学作品作为文学作品选入《文选》外，其余的都不列入文学作品，概不收录。这在文学发展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其次，他对文学作品的具体遴选标准则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就既要求作品的立意和题旨要精湛，又要求文章的文采和风格能感染人、吸引人，要求从内容到形式，文质并重，内外并茂。
因此，《文选》所收录的文章，都是经过他严格的选择和比较，编选汇辑而成的。虽然，由于他所处时代和阶级地位的局限性，一方面，许多来自民间的比较朴素自然、通俗平易的优秀作品未能选入（仅选入古诗十九首等少数作品）；另方面，他所选录的文章确有偏重文采之弊。但应当说，梁代以前，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英华，基本上都汇辑在《文选》里了。这就使《文选》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规模最大的一部文学作品总集。同时也使我国古代许多重要的文学篇章得以保存。
为什么《文选》中陶渊明的诗文选得很少？是他受当时绮靡文风的影响，过于重视辞藻华丽因而少选呢，还是有别的原因呢？
尽管萧统在《陶集序》中对陶渊明的《闲情赋》曾有微辞，认为是“白璧微瑕”，在《陶渊明传》中也说陶“不解音律”，但前者并不是着眼文采辞藻，后者是指“渊明蓄无弦琴”，显然，这里并非指诗文而言，因而不能作为他轻视陶诗文的佐证。 　
恰恰相反，在《陶集序》中，萧统对陶渊明的诗文评价是很高的。他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迹为酒者也。”他称颂陶渊明的诗文是“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横素波而旁流，千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他评价陶渊明诗文的社会作用说：“读陶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他对陶渊明的人品极为佩服，说陶渊明“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大贤笃志”。他还说到：“余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加搜求，粗为区目”，“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等语。
这就说明，《文选》中陶文选录所以极少，并不是因为他嫌陶诗文辞藻不够华丽，实在是另有缘故的。
从《陶集序》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萧统对陶渊明的人品操守和诗文，有着特有的尊重和钦佩。除了在《文选》中录用陶诗文外，还专门为陶渊明诗文编了集，作了序。在他编陶集、书陶传之前，虽然和他同时代的颜延之有过《陶征士誄》和其后的沈约有过《宋书·隐逸传》都讲到过陶渊明，但为陶渊明编书写传并对陶诗文有过独创见解，作过高度评价的，萧统是第一人。
据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萧统写《陶集序》的时间是梁大通丁未（５２７）夏六月，是他廿七八岁的时候，他死于梁中大通三年（５３１）二月。从时间看，编篡《文选》这一部浩大工作量的文集，应是在他编陶渊明集之前，起码也应是同时。他在编《文选》时，不可能不接触到陶诗文的地位和处理问题。不妨这样认为：他在编印《文选》之后或同时，又有单独为陶渊明编集，写序的分工打算。正因为这样的，《文选》中少选陶诗文也就不足为奇的了。
由于《文选》总集了梁以前优秀的文学作品，后世阅读和借鉴梁以前各家各种文体的作品就比较方便，因而受到历代文人的重视。特别是自唐以后，实行以文章取士的科举制度，此后千余年间，《文选》几乎成为操觚染翰之士“俯首降心，问津借道，”的必修课本。唐《文选注》的作者李善在《上文选注表》给皇帝时曾推崇说：“后进英髦，咸资准的”。自唐而后，人们实际上把它当作范文选。杜甫就教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在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中，流传着“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文选》的研究、注释也成为一项专门学问——文选学。至今，《文选》仍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研究文学的参考书。据武进、江阴地方志记载，萧统留给后世的除《文选》三十卷外，还有《文集》二十卷，《正序》十卷，《文章英华集》二十卷，《陶渊明传》一卷，《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如果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的《陶集序》确实是真的话，萧统的遗著中应当有《陶渊明集》。
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后世又称《文选》为《昭明文选》。
萧统编选《文选》的遗址，各地志书众说纷耘，有文选楼遗址的就有四处：一为襄阳，一为池州（安徽贵池），一为扬州，一为江阴。据《江阴志》载：“文选楼在顾山寺，旧有楼七楹，楼前有山茶一株，传为昭明手植。”清·乾隆年间曾重修过。江阴古名暨阳，县城原在顾山之西。
一九八０年十月《光明日报》第三版所载江阴顾山公社文选楼前有红豆树一节，经实地考查，文选楼现已无遗迹，八十以上老人尚能忆指旧址所在处。文选楼前无红豆树，传说有山茶树，因花开满树时，十里外即能见，因又名十里红。乾隆下江南时，这棵千年古株，已被顾山上的香山寺和尚用烧滚的桐油浇死。红豆树则在离顾山三、四里的红豆村，并不在文选楼前。《江阴志》年载“楼前有山茶一株”应是实。
《搜神记》：志怪小说搜奇录怪记神载鬼，光怪陆离骇人耳目，以资谈助，为人津津乐道，因而常盛不衰。志怪小说鼎盛时期在魏晋六朝，因为晋朝“玄风独振”。明胡应麟说；“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异之说；齐梁弘释典，故多因果之谈。”鲁迅先生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说。”（《中国小说史略》）

当时志怪小说流传至今尚有三十余种，其代表作则是干宝《搜神记》。干宝约生于晋武帝太康中，卒于晋穆帝永和间。他少勤学，博览书记。曾任著作郎、领国史，后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又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著《晋纪》二十卷，时人誉为“良史”。干宝性好阴阳术数，加上家中发生两件怪事：父婢随父陪葬十余年，后开墓婢生还，并说“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干宝兄长气绝身亡，尸体未冷，数日后复苏，称说见天地鬼神事。由此触发干宝“集古今神奇灵异人物变化为《搜神记》”（均见《晋书》本传）。《搜神记》今存二十卷，据干宝《搜神记自序》称此书取材于两途：“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钩稽古籍，博采今世，带有集成性质，许多神鬼故事赖此书得以保存。春秋时晋国史官董狐，敢于秉笔直书史实而被孔子誉为“古之良史”。《搜神记》内容富赡，叙事古雅，当时名士刘琰读后，盛赞干宝为“鬼之董狐”。清代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谦称“才非干宝，雅爱《搜神》”，可见此书为人所重。

《搜神记》部分内容是历史和现实怪异新闻的实录。卷六《一妇四十子》载周哀王时郑国某妇女一生共生育四十个子女。又如连体婴儿、双头牛犊、男女变性、一身兼具男女二体、万雀群斗而死、义犬救主、人死棺敛月余复生等，当时视为神奇，引经据典予以唯心主义诠释，而今大抵可予以科学说明。这些记载在科技、医学史上具有某种文献价值。书中有些实录，如卷一葛由“乘木羊入蜀中”，有可能是古代高超机械工艺的反映，其神秘莫解正与孔明造木牛流马等。卷二《天竺胡人》载晋永嘉中胡人在江南表演断舌、断绢复续和吐火等，可窥古代魔术的炉火纯青。卷十二《山都》：“庐江大山之间，有山都，似人，裸身，见人便走。有男女，可长四五丈，能啸相唤。常在幽昧之中，似魑魑鬼物。”很像是原始“野人”的早期记录。至于神医华佗治病、音乐家蔡邕辨音取材作乐器，神奇中都包含真实。另有卷二《贾佩兰》所载古代风俗节令，卷十五《广陵诸冢》记王公贵族坟冢的高敞壮观、陪葬品的丰富精致、尸体如生的防腐技术，都是令人大开眼界的忠实记录。

《搜神记》主要内容是记载鬼神怪魁，这与晋人笃信“天地鬼神，与我并生者也”（卷十二《刀劳鬼》）有关。作者阐述此书主旨也在于“发明神道之不诬”（《搜神记自序》）。书中故事大抵源于神话传说、宗教演绎和民间传闻，虽虚妄荒诞，却也各有理寓。表现忠孝节义的，反映儒家观点；表现神仙术数的，植报道教思想；表现因果报应的，源于佛学宗旨。可视为儒、道、佛三教思想杂陈的大拼盘，而劝善惩恶则是三教殊途同归的目的。剔除其封建迷信糟粕，撩开其鬼怪世界的神秘面纱，则俗情可窥，世风足砭。书中有很多鬼故事，有的写人鬼相恋，如卷十六《紫玉》、《附马都尉》、《汉谈生》、《崔少府墓》等，或反映帝王扼杀自由恋爱的专制，或反映女子死后对婚姻和生儿育女的渴望，都写得情节曲折，楚楚动人。有的写鬼福善祸淫，一如人情。卷五《赵公明参佐》中勾魂使者徇情枉法，放还阳寿已尽的高官王佑。阴曹使者深情地述说放他生还的理由。“卿位大常伯，而家无余财。向闻与尊夫人辞诀，言辞哀苦。然则卿国士也，如何可令死？”卷十七《倪彦思》鬼魅痛斥前来驱鬼的典农：“汝取官若干百斛谷，藏著某处。为吏污秽，而敢论吾！”那贪官污吏被揭疮疤，立即“大怖而谢之”，也颇快人意。有的写不怕鬼的故事，最著名的如卷十六《宋定伯》。宋定伯不畏鬼而终能制鬼获利，很有耐人寻味的哲理。

歌颂英雄人物的凛然正气与藐视鬼神妖怪是本书主题之一。这类作品中最传颂的是卷十九《李寄》。昏官无能，年年搜求童女祭祀巨蛇，巨蛇先后炮啖九女。童女李寄自告奋勇愿作祭品，精神上物质上作好充分准备。最后终将巨蛇杀死。李寄不愧是中国童年巾帼英雄的杰出人物，智勇双全，令人钦敬。书中除鬼以外的神怪故事，也都有“神道设教”警世醒俗的意味。神道—如人道，有正有邪有善有恶有宽有猛，秉性各不相同。同样是凡人戏谑地指神像为婚，卷四《张璞》中的庐君义还二女，而卷五《蒋山祠（三）》中的蒋侯却逼死三子，贤不肖相映成趣。魏晋人太信神，因此多淫祀，作者对此有所揭示。卷十九《丹阳道士》写龟、鼍之辈冒充庙神，徒费人间祭祀酒食。后毁庙杀怪，从此太平。卷五《张助》更妙，桑树空洞中生出李树，目痛者偶息树荫下而病愈，于是哄传有神，能令盲者复明。因此“众犬吠声”，远近皆来祭祀，车骑常数千百，酒肉滂沱。后来张助道出奥秘，西洋镜拆穿不值一［口西］。这则故事对当时滥信神者无疑是当头棒喝，具有反迷信色彩。举一反三，所谓神灵其底蕴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