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精采篇章不少，脸炙人口的还有卷十一《三王墓》、《东海孝妇》、《韩凭妻》等。这些故事反映了社会上层统治集团的残暴、荒淫和昏聩，下层百姓无辜惨死的血海深仇以及他们渴望复仇申冤的强烈心态。《三王墓》中干将、莫邪的儿子眉间尺赤比为报父仇毅然自刎，借手侠客，通过神奇的方式最终杀却楚王，正是这种复仇精神的体现，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故事表象虽然虚幻，其结果却大快人心，因而被广为传诵。鲁迅先生还据此改编成小说《铸剑》，收入《故事新编》集。《韩凭妻》中荒淫无耻的宋康王活活拆散韩凭、何氏一对恩爱夫妻，并将他们迫害至死。结果怎样呢？韩凭夫妇虽未能死同穴，而两墓各生大梓树，“屈体相就，报交于下，枝错于上”。树上又晨夕栖息着一对鸳鸯，交颈悲鸣。在悲剧色彩中，显示他们没有被帝王的淫威所征服，以超自然的力量重新紧密结合在一起，表现出至死不渝、忠贞不屈的抗争精神。宋康王枉费心机，受到历史的嘲弄和人民的唾弃，被永远钉上了耻辱柱。本篇故事结局与汉诗《孔雀东南飞》末尾“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很相似，也与后世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末场两人墓上有彩蝶双飞追随情景相仿佛，都是不向黑暗势力屈服的象征，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东海孝妇》是一则著名冤案，孝妇周青被昏聩太守问成死罪，行刑时鲜血逆流而上旗竿，行刑后东海枯旱三年。本篇与卷七《淳于伯》情节类同，都是对“刑罚妄加”黑暗司法的控诉和揭露。元代戏曲家关汉卿通过对“东海孝妇”故事素材的加工和再创造，写下著名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使这宗冤案更加大白于天下，备受世人瞩目。总之，《搜神记》464篇小说中有很多貌似离奇，实则广泛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故事，读者在品味怪诞情节的同时，也能够形象地了解历史，受到启迪。

《搜神记》中有些记载的确属于“丛残小语”，像简要新闻。有不少故事则是“粗陈梗概”或“细陈梗概”的文言小说，有人物形象、曲折情节、生动细节乃至对话、动作等，不像是通常意义上的新闻报道。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多是”不是“全是”；“未必尽设幻语”，也不排斥有“设幻语”。可见六朝志怪小说还是有人为结撰造作的现象，只不过当时小说发展尚处雏型阶段，因而对素材的整理加工还比较粗糙，不及后世的精雕细琢。任何事物的发展期往往如此，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不是创作而全盘列入客观报道之列。干宝的《搜神记》有无意为之的摘抄或实录，也有有意为之的加工和创作，这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搜神记》对后世文学创作有深远影响。唐传奇的素材及写作手法曾取资于此。唐白行简《三梦记》有两人彼此相通一梦，与《搜神记》卷十《谢郭同梦》相类。《搜神记》佚文有《焦湖庙》一则：

焦湖庙有一玉枕，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人坼中。遂见朱门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乡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傍。林怆然久之。——《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六引《搜神记》

它与唐沈既济名篇《枕中记》所载“邯郸梦”（或称“黄粱梦”）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唐代诗歌也从《搜神记》中汲取营养，如《韩凭妻》的本事成为唐诗常用典故之一，著名诗人“三李”均有咏及。李白《白头吟》：“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惟有青陵台。”李贺《恼公》：“绿树养韩凭。”李商隐《青陵台》：“万古真魂倚暮霞。”又如唐诗“人面桃花”的本事，也可在本书卷十《王道平》、《河间郡男女》两情相爱、女死复活故事中觅见踪影。后世小说、戏曲也与本书有许多关联。举卷一《董永》为例，故事嬗变，源远流长。唐有写本《董永变文》，《清平山堂话本》收宋《董永遇仙记》，宋元戏文有《董秀才遇仙记》，清传奇有《卖身记》，现代黄梅戏《天仙配》，都演说其事，历久弥新。又如卷十八《阿紫》，为后世狐精魅人作妻之滥觞。卷十六《苏娥》女鬼托梦诉冤，何敞查验判案，开后世戏曲、小说中鬼魂诉冤、清官断案情事的先河。凡此均可见《搜神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沿着干宝搜神志怪的思路，此类著作代有继述。如东晋《续搜神记》，唐《玄怪录》、《续玄怪录》，宋《夷坚志》，明《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清《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等，均有明显绍述《搜神记》的轨迹。

《世说新语》：（403--444） 南朝宋文学家，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宗室，袭封临 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都督加开府仪同三司。在任爱好文学，招纳文士。所撰《世说新语》，记述汉末至魏晋时士大夫言行，流传广泛。原有集，已佚。

隋唐五代文学

唐宋古文运动：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
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两汉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周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初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或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①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②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③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
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
中唐古文运动，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后，它还在继续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前蜀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中曾提出：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宋初，王禹□、柳开又开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但二人孤军作战，没有形成有力的运动。真宗朝和仁宗初年，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派”，追求声律骈丽的形式主义思潮，席卷了当时文坛。到石介诸人出来，才给延续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风以有力打击。石介著《怪说》，猛烈抨击“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并在《上范思远书》中呼吁“二三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矢志“学为文，必本仁义”，宁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创作，成就并不大。宋代的古文复兴，要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形成一场运动。
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树旗帜，扩大影响，从而使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一是主张明道。欧阳修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子语类》引）。这一点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第二是不高谈学习先秦两汉而直接取法韩愈。王禹□说“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史部而已”（《答张扶书》）。他们学韩的共同点，是学韩文“文从字顺”，平易近人的作风，而不学他追求奇古奥僻的偏向。因此，宋代古文，进一步奠定了韩、柳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的基础,更有利于表达思想,也更便于为人们接受，发扬了他们开创的新的散文传统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欧、曾、王、三苏六家与韩、柳合称为“八先生”，茅坤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礼的地位。明代宋濂、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人以及清代桐城派、阳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无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启发或影响。唐宋古文运动，可说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韩愈、柳宗元：中唐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的并称。韩柳并称，始于宋初。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说：“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越湘《本文》也以二家并称。明人朱右、茅坤便以二家居“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但在政治、学术方面有同有异。他们都是中小地主阶层出身，都反对当时的藩镇与宦官。但柳宗元投身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活动，主张改革；韩愈则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的思想都以儒学为主导。但韩倾向于唯心主义，却坚决反对佛教；柳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却又兼信佛学。他们的文论都主张文道合一，文质并重，学习先秦两汉作品而要有独创性，并且都擅长议论文、记文。但韩愈尤长于碑志、序跋、哀祭等体；柳宗元的寓言、游记、骚赋等则为韩所不及。艺术风格方面，韩雄大而柳精悍。韩愈收召后学，传授古文，门下人才辈出；柳宗元贬谪南方时，也有从学的人，但缺乏特出知名之士，因此，韩的影响大于柳。
后人对韩、柳二人的评论，有扬有抑。持扬韩抑柳论者，有宋祁、方苞、姚鼐等人；持扬柳论者，有晏殊、范仲淹、李贽、焦循等人;扬柳而又抑韩的,有陈衍、章士钊。其中有的单论文章，有的则兼及政治。林纾是持折中论的代表。
韩、柳并称，指古文而言。诗歌史上，韩、柳不是同一流派，而以“韩孟(郊)”、“韦（应物）、柳”称。
唐宋八大家：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人的合称，始于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在茅坤以前，明初朱右已采录这八家古文为《八先生文集》。更前，宋代吕祖谦的《古文关键》，取韩、柳、欧、曾、苏洵、苏轼、张耒七家为一编，而无苏辙、王安石。真德秀《跋彭忠肃文集》论文章，于韩愈后,称欧、王、曾、苏为“以大手笔追还古作”,而不提柳宗元。可见在代，八家说尚未定型。宋六家导源于韩，文风则有时代差异。章炳麟《与人论文书》以为韩、柳“纵材薄不能攀姬、汉，其愈隋、唐末流猥文固远。宋世吴、蜀六士，志不师古，乃自以当时决科献书之文为体，是岂可并哉？”持贬宋论。
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以后，治古文的大都以八家为宗。清代桐城派方苞选《古文约选》，姚鼐选《古文辞类纂》，其中八家古文占很大比重。储欣更于八家外增加李翱、孙樵为十家。爱新觉罗·弘历又选十家文为《唐宋文醇》，清代作为“御定”课本，影响很大。
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代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文体：古文、时文、四六文
古文文学上无所谓古文。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注：见《师说》、《与冯宿论文书》、《题(欧阳生)哀辞后》、《考功员外卢君墓志铭》等篇。)。他把自己的奇句单行、上继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
时文流行于一个时期、一个时代的文体。在唐代主要指当时通常应用的骈文和科举考试采用的律赋。骈文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全篇以双句（即偶句、俪句）为主，讲究对仗和声律，也称骈偶文、骈俪文，在唐代还相当流行，章奏表□多用此体，与古文相对而言，也称今体。其以四字六字相间成句者也称四六文。中唐时韩愈、柳宗元等提倡古文，但骈文仍有相当势力。韩愈《与冯宿论文书》就曾慨叹自己：“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律赋是一种骈偶化、声律化的赋体，对偶工整，音律有严格规定。唐代科举考试时常于题目之外，另出数字为韵脚，通常为八字，作赋必须依次换押这些规定的字韵。由于拘限过严，罕有佳作。至北宋前期，杨亿、刘筠等的骈俪文体风行一时，也称时文。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记述自己年轻时文坛的情况说：“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明、清时期所谓时文则指八股文,也称制艺。
四六文骈文的通行别称。骈文全篇以双句为主，注重对偶声律，多以四字、六字相间成句，故又称四六文。四六文常用于表章奏记的撰写。西晋作家陆机《演连珠五十首》，每首都是四六骈句成章的短小韵文，为今存可见的较早的四六骈文短章的滥觞。其后，四六骈句大量运用于南朝骈文。刘勰《文心雕龙·章句》说：“若夫句笔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已以四六骈句为骈文基本句式，但六朝尚无四六文之名。唐人章奏表□等也多用此体。骈文别称为四六文，大约起于中、晚唐之间。柳宗元《乞巧文》形容骈文句式中说“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便以四六句为骈文主要特点。晚唐李商隐得令狐楚的传授，擅长骈文，章表奏记，自编成《樊南甲集》，称之“樊南四六”。序中说，“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用古代六
博游戏中遇五不行和四方四时,六十甲子计日月时辰,譬喻骈文基本句式为四六句。后又编《樊南乙集》，即称骈文为“四六”。此后，“四六”之称便流行了。到宋代,骈文的四六句格式更为定型,“声律极其精切”（明代徐师曾《文章明辨序说》）。一些评论骈文的专著也往往以“四六”为题，如王□《四六话》、谢□《四六谈□》等。
唐代传奇：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内容多传述奇闻异事，后人
称为唐传奇。
唐传奇的繁荣及其原因　中国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处于萌芽阶段，当时大量的是记述神灵鬼怪的志怪小说，少数记人事的小说如《世说新语》，则多记上层人士的谈吐和轶事。这些小说，大抵篇幅短小，文笔简约，缺少具体的描绘。到唐传奇产生，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唐传奇内容除部分记述神灵鬼怪外，大量记载人间的各种世态，人物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反映面较过去远为广阔,生活气息也较为浓厚。在艺术形式上,篇幅加长，“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部分作品还塑造了鲜明动人的人物形象。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短篇小说趋于成熟。宋洪迈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唐人说荟》例言引)他把唐传奇同唐诗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唐宋传奇集》：唐宋传奇小说选集。鲁迅编。共8卷，前5卷为唐人作品，第 6卷的作者和年代有疑问，末两卷为宋人作品。唐代传奇标志着中国小说发展的新阶段，其中有不少情节曲折、文笔精美的文言小说；宋人继有所作，但故事平实、缺乏文采，成就较差。明人编刻的《古今说海》、《古今逸史》《五朝小说》等书收录这些小说，“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造成了混乱。鲁迅“发意匡正”(《唐宋传奇集》序例)，重新编辑一部可以凭信的唐宋传奇集，因据《文苑英华》、《太平广记》、《青琐高议》等著作，选录单篇传奇《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离魂记》等45篇，编成此集。集中绝大多数是脍炙人口的名篇,都选用可靠的版本,经过仔细校订。书末附有《稗边小缀》1卷,对各篇的作者和版本作了考证说明。其书于1927年编定，由北新书局出版。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出版。

敦煌歌辞：唐代敦煌通俗文学中的一类作品。又通称敦煌曲子词，包括敦煌遗书中的“敦煌曲”、“曲子调”、“俗曲”、“小曲”、“曲子”、“词”等。它们符合倚声定文、由乐定辞的原则，又托于曲调，能被之管弦发声歌唱，所以统称为敦煌歌辞。
敦煌歌辞的创作时代不可详考，只能依据敦煌藏经洞的历史推测这些歌辞大约为唐五代期间所作，没有晚至北宋的歌辞。其中一部分表现征人厌战、征妇怨思和纨□追欢、歌伎卖笑之类的歌辞，可能是盛唐时期的作品。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指出：已知敦煌曲的调名有69个，其中45个见于崔令钦《教坊记》，“达百分之六十五”。而《教坊记》著录的都是天宝年间流行的曲调，由此也可反映出这些歌辞创作和流传的年代。
敦煌歌辞，仅少数留有作者姓名，如温庭筠《更漏长》1首,唐昭宗李晔《菩萨蛮》2首,欧阳炯《更漏长》、《菩萨蛮》各1首,以及哥舒翰、岑参、沈宇、苏□、神会、法照等人的一些作品。绝大多数没有留下作者姓名，也难以考证。王重民根据歌辞的内容推测其作者队伍，“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敦煌曲子词集·叙录》），看来作者面颇广。
敦煌歌辞大都源自民间，比较真切地反映社会现实，抒发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其中描写征战的歌辞，一方面揭露了唐帝国轻启边衅、连年征伐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和灾难，如失调名一首：“十四十五上战场，手执长枪，低头泪落悔吃粮，步步近刀枪。昨夜马惊辔断，惆怅无人遮拦”；另一方面又热情歌颂了边塞将士驰骋疆场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如《剑器词》：“丈夫气力全，一个拟当千。猛气冲心出，视死亦如眠。率率不离手，恒日在阵前。譬如鹘打雁，左右悉皆穿。”
对妇女生活和爱情的描写是敦煌歌辞的重要内容。这类作品，往往能冲破封建文人轻视妇女、玩侮女性的偏见，为各阶层妇女经受的痛苦和不幸鸣不平。或直抒胸臆，或触景伤情，倾诉征妇情思、怨妇悲恨和被侮辱被损害女性的反抗心声，也表达了她们对于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如〔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这种率直地表示海枯石烂心不变的高尚情怀，是很挚朴动人的。
在敦煌歌辞中，还有一些作品反映商贾、旅客、雇工们各自“富不归”、“贫不归”、“死不归”（《长相思》）的不同命运，表现儒生穷愁潦倒、愤世疾俗、发誓永远“不朝天”（《浣溪沙》的思想感情，描写渔夫、豪侠、僧徒、道士、五陵年少、磨面娘子等各类人物形象，以及颂马、颂剑、讥刺戏谑、抒情写景一类内容，题材丰富,语言通俗,大都充满民间生活气息。但也有部分宣扬佛理教义的佛曲歌辞如《散花乐》、《归去来》、《悉昙颂》等，多为点化众生、劝善行孝、六道轮□、因果报应等宗教说教，其中也偶有对社会贫富不均和民生疾苦的反映。
敦煌歌辞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优良传统。“抒情的作品，缠绵坦率，幽思洋溢；一般的作品，信口信手，出语自然，所表现的所含蕴的是何等的真实，又是何等的丰富”（阴法鲁《敦煌曲子词集序》）。歌辞比较注意艺术境界的描绘。或着意写景抒情，让想象在优美的意境中翔游；或运用拟人化手法,构思奇巧,造意新颖；或选取贴切自然的比喻、生动有力的夸张，以增强艺术的感染力。佛曲歌辞写佛国世界,虚幻缥缈,写冥间地狱，怪诞不经，也自有特色。
敦煌歌辞在中国词曲的发展史上构成了重要的一环，它是由汉魏六朝乐府诗至宋元词曲间的桥梁，为五代两宋词的兴盛繁荣开辟了道路。敦煌歌辞的发现，也为探溯词曲的起源、发展及其与音乐的关系，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已整理的敦煌歌辞集有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饶宗颐《敦煌曲》、任二北《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等。
敦煌变文：

宋代文学

宋词：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