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宋代古文运动：宋代古文成就絲毫不比唐代古文遜色，後人極為推崇的「唐宋八大家」: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只有韓、柳是唐代人，其餘六大家全是宋代人。宋代六大家之中，歐陽修，蘇軾的散文尤其傑出，與韓、柳合稱為「韓、柳、歐、蘇」。自從柳宗元，韓愈相繼去世後，中、晚唐的古文創作逐漸衰落，駢文死灰復燃，宋初，韓、柳古文仍是不受重視，至歐陽修再度提倡古文，終於使古文成為中國散文的主流。所以歐陽修對古文實有很大的貢獻。
宋代古文運動，遠承唐代韓愈，柳宗元，醞釀於宋初，而完成於歐陽修。韓愈，柳宗元去世後，韓門弟子仍然寫作古文，成就較高的是李翱和皇甫湜。但他們的成就顯然不及韓、柳，所以古文運動衰落。尤其李商隱更是駢文的能手，無論議論，抒情，都十分精彩。此後唐末五代，駢體又佔壓倒優勢。

宋初文人多寫華而不實的駢文，而且內容以歌功頌德為主，成就不高。宋真宗時，高官錢惟演，楊億，劉筠等人大力提倡綺麗文風，刻意模擬李商隱，號為「西崑派」。在科舉亦以此為選拔進士的標準，故讀書人都爭相學習西崑體。當時，文人如柳開等，已不滿於這種現象，提倡「革弊復古」。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天圣进士。官馆阁校勘，因直言论事贬知夷陵。庆历中任谏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诬贬知滁州。官至翰林学士 、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对青苗法有所批评。谥文忠。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 》，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集》。
苏询、苏轼、苏辙：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 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佑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 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 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 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 。南宋 时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 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 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 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 ”。能画竹，学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诗文有《东坡七集》等。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 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等。画迹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
苏辙（1039-1112） 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佑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后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为文以策论见长。工诗，亦能词，著有《栾城集》五十卷、《栾城后集》二十四卷、《栾城三集》十卷、《栾城应诏集》十二卷。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仁宗庆历进士。嘉佑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 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抑制官僚地主的兼并，强化统治力量，以防止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实行变法。并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对西夏作战的形势。因保守派反对，新法遭到阻碍。熙宁七年辞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辞，还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舒国公，　改封荆，世称荆公。卒谥文。
他强调“权时之变”，反对因循保守，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主张“绝求正所以经世务”，设置专局，使子与门人纂修各经新义，以为诵习的定本。《诗》、《书》、《周官》三经新义最为重要，《周官新义》尤能阐发新政理论。他的诗文颇有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之作，体现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抱负。散文雄健峭拔，旧时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遒劲清新。词虽不多而风格高峻，《桂枝画·金陵怀古》颇有名。所著《字说》、《钟山目录》等，多已散佚。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中的《周官新义》残卷、《老子注》若干条。
宋代笔记文：笔记文是一种随笔记录的文体，“笔记”之“笔”即文笔之分的“笔”，意谓散记、随笔、琐记。笔记文包括史料笔记、考据笔记和笔记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已有此体,其渊源还可以远溯至东汉。唐代笔记已多,到宋代又有发展。用“笔记”两个字作书名的，则始于北宋宋祁的《笔记》3卷。
宋代史学，较前昌盛，有名学者，多精史笔，所以宋代的笔记文以史料笔记一类为最发达。其主要特点在于多就“亲历”、“亲见”和“亲闻”来记叙本朝的轶事与掌故，内容较为切实，不乏第一手材料。这一部分笔记，首先值得重视。
宋初士大夫，有一些五代旧臣，熟知唐五代的故事，所以他们所撰笔记,于此为详。如郑文宝的《南唐近事》和《江南余载》、张洎的《贾氏谈录》、钱易的《南部新书》，是这类笔记中较著名的作品。仁宗以后，笔记作者日众，始偏重于辑录当代轶事、朝廷故实。北宋人的笔记，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杂录自宋太祖到宋神宗时故事，就以有关国家大政的叙述为多，一般皆详其始末，颇似史体。欧阳修的《归田录》2卷,和《涑水纪闻）内容近似，而间杂着一些诙谐、戏谑的记载。据说是因书成时，神宗索阅，而有所删除，故将此类补入，以增篇幅。其中故事，或与《涑水纪闻》所述略有异同；但得之亲身经历的可信材料，还是不少。
李□的《师友谈记》和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也是北宋史料笔记内较好的作品。李□与苏轼、范祖禹、黄庭坚、秦观、张耒等人交游，记其谈论而成是书，故以《师友谈记》为名。其中材料，大都确实可据。如谓苏轼中制举后，英宗欲使知制诰，宰相韩琦以为骤加擢用，适足累之，乃改授直史馆，即为李□听苏轼自述的。《渑水燕谈录》所记。都是哲宗绍圣以前的杂事，按类分17门,内容范围比较广泛,所述北宋的轶闻，颇多可采。其他北宋人笔记,如王君玉的《国老谈苑》,记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杂事；范镇的《东斋记事》，多叙后蜀事；张耒的《明道杂志》多述黄州事及论诗文之语；范公□的《过庭录》多记北宋士大夫轶闻及其先人事；王□的《道山清话》,多载苏轼、黄庭坚、秦观诸人言论;彭乘的《墨客挥犀》，辑录宋代的轶事以及诗话、文评；各有可取之处。元代刻本《梦溪笔谈》
南渡的士大夫，喜追述北宋旧闻，如朱弁的《曲洧旧闻》、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均成书于南宋初年，记北宋事,尚称信实。但南宋人笔记,以叙南渡以来朝政得失和士大夫言行的为最可取,于一事之始末细节,往往述说甚详，为史传所不载。如王明清的《挥□录》、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岳珂（岳飞之孙）的《□史》等。
有关文学的记叙评论，也散见于各家笔记。如苏轼的轶闻，在赵令□的《侯鲭录》和何□的《春渚纪闻》中所载甚详。苏轼在昌化遇春梦婆故实,即出《侯鲭录》卷七。他作诗画事,《春渚纪闻》卷六所述,多他书所未载。《侯鲭录》卷五辨唐代传奇《莺莺传》材料，引证丰富，为后人所取资；卷一谓白居易《琵琶行》的“曲罢曾教善才伏”一句内的“善才”为元和中善弹琵琶的曹保保之子，亦足供考证。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论李清照的〔永遇乐〕、〔声声慢〕诸词，赞赏备至，可见南宋人对这位女词家的评价。其他如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宋高宗之奢侈、昏庸,秦桧之擅权跋扈以及朝参拜舞之制，都有参考价值。而论诗之语，每多精辟。周密的《齐东野语》，着重记南宋的朝廷大事；而谈书画、叙琐闻的一些内容，也颇有助于研究艺文。如卷二十述天台营妓严蕊被朱熹系狱折磨一节，即明代凌□初《二刻拍案惊奇》的“甘受刑侠女著芳名”故事所本。周密的另一笔记《癸辛杂识》，内容较为琐屑，但其中一些
轶事、遗文，亦有可取之处。
其他宋代笔记,有偏重于诗论、文评的,如赵令□的《侯鲭录》、罗大经的《鹤林玉露》。有专门编辑旧文的，如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有以谈典制、故实见长的，如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叶梦得的《石林燕语》等。
随着商业的发达和都市的繁荣，宋代出现了专门记叙都市生活与风俗习惯的笔记，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就是这类著作。除《东京梦华录》追述北宋汴梁的情况外，其他四书，皆写南宋的临安。材料有的采自地方志和其他杂书，有的出于作者的见闻。
宋代笔记,往往记事与考辨间杂,如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即二者并著，本为“丛谈”性质，而考辨多精,故可列入考据一类。沈括学识渊博,熟悉当代的掌故，对科技、历史、文学、艺术等等，无不通晓，《梦溪笔谈》的内容,在宋人笔记中最为广泛。到了南宋,随着考据辨证之学的兴盛,这类笔记才重点突出,渐趋专门，各显所长。如洪迈的《容斋随笔》，虽兼论经史典故、诸子百家、诗文词语，而以关于史学者为最可采。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也以考订史事的部分为精华。王观国的《学林》，专门考辨六经史传以及其他书中文字的形音义，兼释名物。其他如黄朝英的《靖康缃素杂记》、孔平仲的《珩璜新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王□的《野客丛书》、姚宽的《西溪丛语》等书，考证亦俱有
可取。明代刻本《夷坚志》
宋代的笔记小说，成就不高。志怪未脱前人窠臼。如洪迈的《夷坚志》，一味贪多，甚至抄录旧文，未免芜杂。传奇只是铺陈古事，水平不如唐人，但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比较来看，唐人笔记，有时与传奇难分界限，文字或仍为六朝骈俪之遗，尚见雕琢矜持之迹。宋代笔记，则公余琐记，林下闲谈，大都信笔直书，于朴实自然之中显露文采，蔚成一代风格，对后世笔记文有不小的影响。所书内容，也比唐人笔记涉及的范围更广。其中论诗文、谈书画等等，时见精辟见解；尤其是一些关于传说故事的记载，为小说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如吴淑的《江淮异人录》的“洪州书生”一条，叙成幼文在洪州遇到打抱不平、惩治恶少年的书生,神出鬼没,可见唐代传奇聂隐娘、昆仑奴这一类故事在宋代的发展演变。《夷坚志》丙志卷三的“杨抽马”一条,记有道术的杨望才的许多异事,即为明凌□初《二刻拍案惊奇》的“杨抽马甘请杖”一回故事所本；丁志卷九的“太原意娘”一条，与宋平话《郑意娘传》内容相同，显出一源；材料都很可贵。宋人笔记的文学价值，是不逊于其史料价值的。
宋元话本：宋元时代说话人演讲故事所用的底本。包括小说、讲史、说经等说话艺人的底本，但诸宫调、影戏、傀儡戏的脚本也可以称作话本，还有人把明清人摹拟小说话本而写的短篇白话小说统称为话本。
宋元话本有各种不同的家数和名称。小说家的话本称作小说,都是短篇故事。讲史家的话本称作平话一般篇幅较长，讲的是历史故事。还有称作诗话的，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但有的书并不标明体裁。话本的文字详略也有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种类型。繁本是语录式的或经修订加工的底本,语言通俗流畅,接近口语。简本是提纲式的资料,只记下一些故事梗概,往往是从传奇文和笔记小说中摘录下来的。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蓝桥记》就是裴□《传奇》中《裴航》故事的节要。现存宋元话本，无论小说还是平话，多数是简本；有些明代所刻选本所收的小说，似经过后人的加工整理，在艺术上比较完整。
小说家的话本,据《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记载,从题材上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八类，并举出了《红蜘蛛》、《卓文君》、《三现身》、《十条龙》、《拦路虎》、《赵正激恼京师》等100多种话本篇目。有的话本流传至今,如《红蜘蛛》有元刻本残页；《警世通言》里的《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当即《十条龙》；《拦路虎》见于《清平山堂话本》。还有《也是园书目》和《述古堂书目》（抄本）所著录的宋人词话，有《种瓜张老》、《错斩崔宁》、《西湖三塔》、《简帖和尚》、《合同文字记》、《风月瑞仙亭》等，见于明人编印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古今小说》等书。现在多数研究者确定为宋元话本的约有三、四十篇，还有一部分作品存在疑问。因为现存小说话本集都是明代人编印的（如《京本通俗小说》的来源还有疑问），只能据以断定年代的下限，有些文字经过修改增订，很难判断确切的年代。小说一般都穿插不少诗词，开头有“入话”或头回小故事，结尾有诗句作为
收场。
讲史家的话本不多。有一本《梁公九谏》,收在《士礼居丛书》里，讲的是唐代狄仁杰九次劝阻武后传位于武三思的历史故事，文字简略，可能曾经删削。
讲史的代表作是《新编五代史平话》，据曹元忠说是宋刻巾箱本。《东京梦华录》曾记载，北宋时有专说《五代史》的艺人尹常卖，现存的话本应该是有所承受的。《五代史平话》按五代各自分卷,书已残缺不全,大致可以看出讲史平话的体制规格。话本基本上是说白，也穿插一些诗,语言简朴,文言语汇较多。《梦粱录》卷二十说影戏“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可以说明讲史话本的基本特点。北宋还有专说“三分”的艺人霍四究，说的就是三国故事，当时应该也有话本。现存元刻本的《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虽删节过甚,可能还保存了宋人话本的概貌。还有一本《大宋宣和遗事》（金陵王氏洛川刻本。修绠山房刻本题作《新镌平话宣和遗事》）、《也是园书目》也列为宋人词话。从书名上加“大宋”二字看，象是宋人口气，但似经元人修订。《宣和遗事》和《五代史平话》只分卷而不分
章回，但目录是分段标题，可以看作回目的起源。
说经包括说参请、说诨经等，都没有话本流传。只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另一版本题作《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与佛经故事有一定关系，它就是《西游记》的雏型。 3卷17章，每章都有诗，所以称作诗话。它的体制和唐代的变文有某些相同之处，可以看出其间一脉相承的渊源。另有〔菩萨蛮〕、《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两部小说话本，讲的是参禅悟道故事，可以看作说参请一类。还有一本《问答录》，讲苏东坡与佛印问答的故事，也可能是说参请性质的话本。
话本是民间说话人的创作，既具有口头文学清新活泼的特色,又发扬了志怪传奇等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突出的成就。宋元人话本是中国小说史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明清的白话小说主要是在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文学名著都是宋元话本继续发展的产物。近几十年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话本的研究和整理，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明代文学

风格流派：唐宋派、公安派
唐宋派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自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倡
言复古之后，散文以摹拟古人为事，不但缺乏思想，而且文字诘屈聱牙，流弊甚烈。嘉靖初，王慎中、唐顺之以及与他们同时的李开先、陈束、赵时春、任翰、熊过、吕高号称“八才子”，力矫李、何之弊，主张学习欧阳修、曾巩之文。他们的文学活动正值李梦阳、何景明去世而后七子尚未继起的复古主义的间歇期，一时影响颇大，李、何文集几乎受遏不行。比王慎中、唐顺之稍晚的茅坤、归有光却正当后七子主文坛的时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继前七子衣钵。再次发起复古运动,剽□古人,求附坛坫，天下无不靡然成风。茅坤、归有光与王、唐趣尚略同，归有光以一“穷乡老儒”毅
然与后七子抗衡，排□而不余遗力，其精神尤为难得。前后七子崇拜秦汉是摹拟古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王慎中说：“学六经史汉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寄道原弟书几》)唐顺之的《文编》，选入《左传》、
《国语》、《史记》等古文和韩柳欧苏曾王等大量作品。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进一步肯定提倡唐宋文，影响深远，其书盛行海内。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曾，易诘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
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王慎中提出文章要能“道其中之所欲言”（《曾南丰文粹序》），就是要抒发作者内心的思想感情。唐顺之认为“文字工拙在心源”，说作者只要“心地超然”，就是“千古只眼人”,“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来，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一样绝好文字”；否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答茅鹿门知县书二》）。茅坤更进一步，强调文章家不只是要求之于“心源”，还要体察物情，莫逆于心。
唐宋派对复古派的批评是尖锐的。唐顺之在《答蔡可泉书》中说复古派的作品“本无精光,遂尔销歇”,指出其要害在于缺乏自己的思想灵魂。归有光对当时负有盛名的王世贞的批评亦十分激烈，他指王世贞等为“一、二妄庸人”，而众人将王拥立为“巨子”，“争附和以诋排前人”，他说：“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道之欤？”（《项思尧文集序》）复古主义者“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
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与沈敬甫书》）。这是针对王世贞等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论调所发，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
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的当推归有光。归有光善于抒情、记事，能把琐屑的事委曲写出，不事雕琢而风味超然。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思子亭记》、《见树楼记》、《女二二圹志》等等。王锡爵在《归公墓志铭》中称他的这类散文“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黄宗羲则尤其赞赏他怀念祖母、母亲和妻子的一些散文。“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盖古今来事无巨细,唯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长留天壤”(《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
唐宋派散文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们的集子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妇的道学文章和应酬捧场的文字。他们主张的“胸臆”、“心源”，指的是道学家的内心世界。茅坤说：“世之文章家当于六籍中求其重心者之至而深于其道,然后从而发之为文。”(《复陈五岳方伯书》)可见他们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道盛则文盛。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同时也削弱着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站在道学立场是不能动摇复古派的根基的。前后七子跨越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取代台阁体主持文坛风气凡百年之久，唐宋派基于自身弱点，虽也指出了复古派的毛病，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唯其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清代“桐城派”即继承了它的传统。
公安派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
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
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