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小说：
《三国演义》元末明初，我国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章回体小说步入日臻完善的阶段。中国的第一部流传最广、影响最深、成就最高、气魄最大的章回体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即《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通过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杰出的小说大家——罗贯中的椽笔诞生并风行于世的。他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同时，为世界文学的宝库，也增添了灿烂的光彩。

罗贯中，名本，别号湖海散人。生卒年不详。太原清源人（今太原市清徐县），其祖籍四川成都府，先祖罗仲祥后唐时仕青州（即今清徐）。后因原籍水灾且路远途遥。落籍太原清源，迁居城西白马山（今白石沟）寺沟村。其父罗锦生有六子，贯中行居第二。

大约是罗氏先祖为仕宦出身的缘故吧，后世罗氏家族很重视对后代进行“水源木本”的家族历史教育，一直保持了“耕读传家，诗礼教子”的家风。在这种家传的影响之下，贯中从小喜爱读书，博洽经史，为后来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贯中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时代。元朝蒙古贵族的残酷统治和压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推翻元朝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荼。各方义军，诸如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不仅与元军奋战，而且还进行着相互的兼并。据说，步入青年的罗贯中，就在这个历史大动荡的影响下，浪迹江湖，参加了张士诚领导的起义军，并入其幕府，充任幕客。而且，王圻的《稗史汇编》就说他“有志图王”，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这一点从他后来所著的《三国演义》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罗贯中从事小说稗史的创作，似乎应得益于他政治上的失意。正是由于此，他才有时间和有可能致力于文学创作，成为我国文学史上首先用全力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他有许多的著作传世，诸如《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和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相传，他还写过十七史通俗演义，并曾参与了《水浒传》的撰写。尺蠖斋评释的《西晋志传通俗演义》序文就说：“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

贯中的长篇巨制《三国演义》，大约是他后期的作品。这部古典文学名著，描述了从东汉中平元年（18年）的黄巾起义，到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 280年）统一中国的将近一个世纪中，魏、蜀、吴三国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历史。他依据陈寿《三国志》提供的历史线索和历史人物，博采裴松之对《三国志》补缺、备异、惩妄、论辩，所保存的大量宝贵史料，吸取了西晋至元一千多年来民间传说的丰富营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军的生活经历，发挥个人的卓绝艺术才能，纵横捭阖，巧妙驾驭，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近一百年中浩瀚繁富的历史事件，完成了这部75万字的古典名著。

在这部名著中，贯中寄托了自己个人的爱憎情感，客观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政治的、军事的、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矛盾斗争。淋漓尽致地刻划了封建统治阶级争名夺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明火暗刀的策略伎俩和阴谋诡计。有意或无意地揭示了农民无法生活、挺而走险、纷纷起义的真实历史背景和原因。

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则是多方面的，充分地显示了罗贯中在人物的刻划方面有着惊人的技巧。全书四百多个人物形象中，不管是曹操、刘备、孙权这些群雄之首，还是诸葛亮、关羽、张飞、赵子龙、黄忠、鲁肃、周瑜、黄盖、郭嘉、许攸、张辽、陆逊以及王允、董卓、吕布这些巨谋勇将，忠奸之臣，都具有鲜明的生动的个人特性。尤其是对张飞、诸葛亮和曹操的形象塑造，真可谓出神人化，呼之欲出。

罗贯中对战争的描绘是极其成功的，这一点充分证实他确实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的战争活动。所以能够把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场，瞬息变化的战斗形势，描述的那样千变万化，各具特色，显示出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而，正是由于罗贯中有参加战争的经历，再加上他超人的艺术技巧，以及创作时的苦心孤诣，惨谈经营，才在他的笔下出现了描述战争战役，重点突出，错落有致，疏密相间，虚实照应；铺排战争场面，大肆挥洒，波澜起伏，风驰电掣，气势磅礴；渲染战场气氛，随意勾勒，生动逼真，有声有色。

 　　罗贯中是我国元末明初的一位杰出的古典小说家，是他把意回体小说这一文学式样推向成熟的阶段。后来的很多学者和作家曾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把他同马司迁、关汉卿相提并论。他的伟大的文学创作成就，成为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他所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被翻译成十多个国家的文字，风行全世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在国外，他的《三国演义》被称之为“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而《大英百科全书》则称他为“第一位知名的艺术大师”。
《水浒传》：元末明初小说家。《水浒传》作者。高儒《百川书志》：“《忠义水浒 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郎瑛《七修类稿》所记略同。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并谓罗本（贯中）为其门人。王圻《续文献通考》以为《水浒》为罗贯中著。世以耐庵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生平事迹，旧籍记载绝少，传说亦多差参。《兴化县续志》载明人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谓其原籍苏州，后迁淮安。元至顺进士，卒于明洪武初，年七十五。研究者对此说颇表怀疑。
《西游记》：吴承恩(约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明代杰出的小说家，著名神话小说《西游记》的作者。
   
吴承恩从小天资聪明，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和多方面的才能。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贴。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拾一芥”。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他在科举场上极不得志，考了多少次竟连个举人都没考中，直到45岁才考上一个岁贡生。由于科场失意，境遇不好，生活贫困，他曾遭到势利之行徒的笑骂。这种种遭遇使他加深了对封建官场、科场的腐败以及社会上的炎凉世态的认识，心灵里埋下了不平和反抗的种子。
吴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刚直不阿。他之所以才高而屡试不第，很可能与他不愿作违心之论以讨好上官有关。他厌恶腐败的官场，不愿违背本心，对黑暗的现实持否定态度。他在《二郎搜山图歌》一诗中写道：“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惜。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认为“民灾”的形成，社会现实的丑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用人不善，让“五鬼”“四凶”那样的坏人当道。他想“致麟凤”，行“王道”，扭转乾坤，但是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只能空怀慷慨，抚事临风叹息。
   
《西游记》虽然是吴承恩晚年写成的，但却作了毕生的准备。小时候，吴承恩经常跟从父亲遍游淮安近郊的古寺丛林，听来许多优美神奇的神话故事。他从小就有好听奇闻的习性，在读私塾时，经常瞒着父亲和老师，偷偷地阅读“野言稗史”。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创作。
吴承恩曾写过一本志怪小说《禹鼎志》。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他的志怿小说、神话小说，写的虽是神仙鬼怪，其实着意的还是在于“人间”，为的是寄托他的政治理想，鞭笞邪恶势力，使读者“悚然易虑”，并非无为而作，或搜奇猎异以资谈笑。他创作《西游记》，目的也是如此。在《西游记》四十五回中，写到孙悟空布置自然之神布云、打雷、下雨时，特别命令雷公邓天君说：“老邓仔细替我看那贪脏坏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孙悟空最恨的是“贪脏坏法之官”，这与吴承恩在许多诗文中所表现的特别仇视贪官污吏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西游记》的神话世界里，处处有人间的影子：神圣的天宫表面气派不凡，至高无上的玉帝却贤愚莫辨，十分昏庸，天庭和人间的王朝相仿佛；地府森严，官官相护，贪脏枉法，无辜的人有冤难伸，和地上的衙门并无两样；妖魔鬼怿杀人吃人，贪财好色，仗着魔力法术称霸一方，无恶不作，简直是人间恶霸、官僚的化身。《西游记》还写到了一些人间国度，那里的统治者大多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的”，这同样是明朝廷君臣祸国殃民罪行的写照。吴承恩塑造的孙悟空，嫉恶如仇，神通广大，一切称凶逞狂的妖魔鬼怪在它的金箍棒下都推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或一命呜呼，或束手就擒，这都反映了吴承恩扫荡社会丑恶现象和丑恶势力的强烈愿望，也是《西游记》民主性精华之所在。
    吴承恩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除了《西游记》和前面提到的《禹鼎志》外，他还写了许多风格清逸的诗歌，收集在《射阳先生存稿》中。

《封神演义》：作者：陈仲琳明代魔神小说，一百回。演述商末政治纷乱与武王伐商故事，揭露纣王暴虐无道，歌颂周文王、 周武王的“仁慈爱民”，反映了作者的“仁政”思想和主权观念，对周武王顺天时、应民心， 一举取胜的历史发展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金瓶梅》：作者：南陵笑笑生

在当时被视为丑陋、不健康的作品，而冠以“淫书”之名；实际上，作者写西门庆这一家人的生活，就等于写全社会的缩影。而本著则浓缩原著中西门庆与潘金莲勾搭一节而成，提示世间男女或善或恶的本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三言二拍：“三言二拍”是明代冯梦龙（1574-1646）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和凌濛初（1580-1644）的“二拍”（即《拍案惊奇》初刻和二刻）的合称。

“三言”所收录的作品，无论是宋元旧篇，还是明代新作和冯梦龙拟作，都程度不同地经过冯梦龙增删和润饰。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复杂。有对封建官僚丑恶的谴责和对正直官吏德行的赞扬，有对友谊、爱情的歌颂和对背信弃义、负心行为的斥责。更值得注意的，有不少作品描写了市井百姓的生活。如《施润泽滩阙遇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在这些作品里，强调人的感情和人的价值应该得到尊重，所宣扬的道德标准、婚姻原则，与封建礼教、传统观念是相违悖的。这是充满生命活力的市民思想意识的体现。“三言”中的优秀作品，既重视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和细节丰富，又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刻画人物性格。它的刊行，推动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

“二拍”的有些作品反映了市民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如《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写商人泛海经商事，可以看出明末商人们追求钱财的强烈欲望。《乌将军一饭必酬》、《叠居奇程客得助》等重视商业描写，在以往的短篇小说中非常罕见。有些作品提出在爱情婚姻生活中要求男女平等的观点。如《李将军错认舅》，描写了刘翠翠和金定忠贞不渝的爱情。先是翠翠迫使父母放弃“门当户对”的习俗陈规而和金定结合，后翠翠被李将军虏去作妾，金定又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翠翠。但迫于将军权势，不得以夫妻相认，最后以双双殉情来表示他们之间的至死不渝的感情。“二拍”善于组织情节，因此多数篇章有一定的吸引力，语言也较生动。但从总的艺术魅力来说，它比“三言”差得多。


文体：拟话本、章回小说中国最早的小说起源于公元三世纪的魏晋时期，到了十六世纪明代后期，被称为“拟话本”的白话短篇小说出现了繁荣景象。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向您做一介绍。

在公元十世纪之前，中国的小说大都是由文人撰写，虽然内容十分生动，但语言却不够大众化，老百姓看不懂。后来，民间出现了一种叫“说话”的白话小说，它是由艺人们口头宣讲，并没有刻印成书。十到十三世纪的宋元时期是“说话”艺术的黄金时代。这些说话大都篇幅短小，生动活泼，很受大众欢迎。

说话人在讲述过程中，往往有一个手写的底本，这就是话本。话本里记录的是故事的简单提纲，表演时主要靠艺人临场发挥，后来有人把话本稍加润色，刻印出版，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白话文学作品。后来，有人模仿话本的形式写起了短篇小说，于是人们就把这种模仿话本的作品称为“拟话本”。

“拟话本”是专供人们阅读的。明代中后期，是拟话本的繁荣期，被称为“三言”、“二拍”的五部小说集是这一时期话本、拟话本小说的代表作“三言”是指三部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它的编著者是冯梦龙。冯梦龙博学多才、爱好极广，一生喜爱搜集民间文学作品，除了编著“三言”外，冯梦龙还增补、鉴定了好几种讲史小说，编辑了两部民歌集，创作改编了四五个剧本，编纂过几部笔记小品，他还编过诗集和曲谱。在冯梦龙之前，没有人像他这样把全副精力都用在通俗文学上。整理通俗文学成了冯梦龙一生最大的功劳。

冯梦龙非常喜爱这些来自民间的作品，他在小说集《喻世明言》的序中说，读小说能使懦弱的人变勇敢，刻薄的人变厚道。

“三言”每部包括四十篇小说，共一百二十篇。其中宋代和元代的话本占三分之一，余下的七八十篇全是明代人的拟话本了。这些作品大都经过冯梦龙润色，加工，有些还是冯梦龙创作的。“二拍”是《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简称。这两部书共有七十八篇小说，作者是和冯梦龙同时代的凌蒙初。凌蒙初的经历和冯梦龙差不多，他对通俗文学抱着特别的兴趣并倾注了半生的心血。

“三言”、“二拍”收录的小说内容，一类是男女爱情故事，里面突出写了妇女在那个时代的不幸遭遇，以及他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另一类写社会下层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却轻财重义，具有许多优点和美德；还有一些是描写官场的险恶，统治者的尔虞我诈。这些小说情节曲折生动，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描写细腻逼真，因此特别受下层读者的欢迎。其中的很多故事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或戏剧，出现在今天的舞台和银幕上。


李贽和评点：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明嘉靖举人，云南姚安知府。他敢于抨击圣贤，批判封建道统，是进步的思想家。五十五岁时，他辞官讲学，辨史著书。平生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和《史纲评要》等大量著作。明万历三十年在河北通县，被明神宗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入狱，愤然自杀。

张岱和小品文：晚明诗歌与散文同处于变革的阶段，结果却有所不同，以“小品”为代表的晚明散文，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尽管清朝人对晚明散文攻击甚烈，甚至近现代的人们也往往受传统观念影响，习惯把所谓“唐宋八大家”所代表的“古文”系统视为中国古代散文的正宗，但从文学的意义来说，背离这一系统的晚明小品散文，实际上正体现着古代散文向现代方向的转变。
“小品”原是佛家用语，指大部佛经的略本，明后期才用来指一般文章。明人所谓“小品”，并不专指某一特定的文体，尺牍、游记、传记、日记、序跋等均可包容在内。这一概念的提出，与性灵说有密切关系，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以往人们所看重的关乎国家政典、理学精义之类的“高文大册”，而提倡一种灵便鲜活、真情流露的新格调的散文。
晚明散文的最后一位大家和集大成者是张岱（1597—1697），字宗子，一字石公，别号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
人。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早年生活豪华，未曾入仕，自称“少为绔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自为墓志铭》）。
明亡后入山著书，生活艰苦，然始终隐迹不出。他的现存作品，大多作于明亡以后。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嫏嬛文集》等。
张岱是一个生活经历、思想情感都非常丰富的人。他少年灵隽，六岁时即被名士陈继儒引为“小友”，知识广博，著述浩繁。他爱好享乐，性情放达，守大节而不拘泥。《自题小像》所说“忠臣耶怕痛”，即表明了既眷怀旧朝却不愿为殉难烈士的坦诚态度。他的诗文，初学徐文长、袁中郎，后学钟惺、谭元春，最终能不为前人所囿，形成自己的风格，而散文的成就尤为特出。其风格大抵以公安派的清新流畅为主调，在描写刻画中杂以竟陵派的冷峭，时有诙谐之趣。《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两书中，都是忆旧之文，所谓“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陶庵梦忆》序），心绪是颇为苍凉，但着眼处仍是人世的美好、故国乡土的可爱，洋溢着人生情趣。《西湖七月半》写道：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傒，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嘄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兴尽，官府席散，皂隶喝道去，轿夫叫船上人，怖以关门，灯笼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拥而去。岸上人亦逐队赶门，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颒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拘人，清梦甚惬。
各色人等汇聚在七月半的西湖内外，有炫耀富贵的，有欣喜好奇的，有卖弄风情的，有装疯卖傻的，有故为矜持的，无不显着些可笑，又无不显着些可爱。而西湖独于喧嚷纷扰之后，呈其秀美予钟情之人。这一幅世俗风情画带给人们的，是睿智、幽默与愉悦情趣的混合。而《湖心亭看雪》所写的西湖，则是另一种凝静清绝的景象：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这是孤独者与孤独者的感通，孤独者与天地自然的感通，很多深深有会于心的东西留于言外。在张岱的小品文中，我们看到旷达与痴情共同酿成了纯美的意境。
“小品”风格的散文虽不是到晚明才出现的，但作为散文领域中具有变革意义的现象，小品的盛行却是晚明社会的产物。从陆云龙《皇明十六家小品》中时代最早的徐渭，到李贽、袁中郎，我们看到小品原来至少不仅仅关乎闲逸之情。只是由于环境的无法克服，它才格外地偏向诙谐嘲戏，以及对于山水风光和日常生活情趣的痴迷。冯梦龙说：“碗大一片赤县神州，众生塞满，原属假合，若复件件认真，争竞何已？故直须以痴趣破之。”（《古今谈概》）这既说明小品中的抗争精神在无奈中渐次衰退，同时也说明小品始终没有回到对儒道的“认真”上去。在打破“道统”对散文的统制、发展散文的审美功能方面，晚明小品实有不可轻视的意义。



清代文学

流派：铜城派、阳湖派桐城派──清代散文流派。康熙时方苞开创。阳湖派──清桐城派的一个支流，以恽敬、张惠言等为代表。
曹雪芹和《红楼梦》：　　清代小说家，《红楼梦》的作者。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祖先原为汉人，后入旗籍，为正白旗。清朝建立后，曹家成为管理宫廷杂务的“内务府”成员。曹振彦因建立军功，官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从曹振彦之子曹玺（即雪芹曾祖父）开始，曹家三代四人相继担任江宁织造60多年。康熙南巡六次，有四次住在曹氏任职期间的织造府内。曹玺之妻孙氏做过康熙的保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做过康熙的伴读。曹家与皇帝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属于最高统治层中的成员。

曹寅有很好的文学修养，是有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工诗词，又兼作戏曲。曹雪芹出生在南京，少年时代过了一段富贵荣华的生活。雍正五年（1727），大约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牵连，曹雪芹之父曹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等罪名，被人参奏，革职抄家。次年曹家从南京迁回北京。大约在乾隆元年（1736），曹家家道稍有复苏，但不久便彻底败落。晚年流落到北京西郊，生活十分穷困，靠朋友接济和卖画维持生计。他性格豪放，喜欢饮酒，多才多艺，工诗善画。“诗笔有奇气”，诗风接近唐代诗人李贺。他有气骨，孤傲不屈，嫉恶如仇。在穷困艰难的环境里，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坚持写作长篇小说《红楼梦》。死后遗留下《红楼梦》前80回的稿子（生前已传抄行世），80回以后也可能有部分残稿，但佚失不传。今传后40回，一般认为是高鹗所续。


吴敬梓和《儒林外史》：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清代安徽全椒人，他出身于仕宦名门，小时候受到良好教育，对文学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及至成年，因为随父亲到各处做官而有机会获得包括官场内幕的大量见识。吴敬梓22岁时，父亲去逝，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力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经历了这场变故，吴敬梓既无心做官，对虚伪的人际关系又深感厌恶，无意进取功名。安徽巡抚推荐他应博学洪词考试，他竟装病不去。他不善持家，遇贫即施，家产卖尽，直至1754年53岁去逝时，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不过，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20年时间，直到49岁时才完成。

《儒林外史》全书56章，由许多个生动的故事联起来，这些故事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的。全书的中心内容，就是抨击僵化的考试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

比如，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叫范进的读书人，他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能考上一官半职。不幸的是，直到他54岁了，还没有考中。因为除了读书以外，范进几乎没有其它的谋生本领，所以他生活困难。穿着破旧的衣服，每天连饭都吃不饱，周围的人也都看不起他。但他对考试着了迷，宁肯冻死或饿死，也不放弃年年参加考试。终于有一次，他考中了一个候补官员的位子。当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范进时，他竟一下疯了。恢复正常的范进立刻身价百倍，有人送给他房子，有人送给他田地，有人送给他钱，甚至还有人主动上门来给他作仆人的。及至范进真正做了官，他又徇私枉法，提拔那些不学无术的人。

在《儒林外史》中，类似的故事很多。作者希望籍此说明，正是这种过度追求功名富贵的考试制度，腐蚀了读书人的灵魂，污染了社会风气，同时吏治腐败，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些关于正直善良人物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主人公或者是同作者一样有真才实学但不求作官的读书人，或者有良好社会道德的的下层人物。这些人轻视功名富贵，过着自给自足而清贫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