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现在，《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它可与意大利薄加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相扛衡。
蒲松龄和《聊斋志异》：（1640--1715） 清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 斋先生，山东淄川（今淄博）人。早岁即有文名，深为施闰章、王士禛所重。屡应省试，皆落第，年七十一岁始成贡生。除中年一度作幕于宝应，居乡以塾师终老。家境贫困，接触底层人民生活。能诗文，善作俚曲。曾以数十年时间，写成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并不断修改增补。其书运用唐传奇小说文体，通过谈狐说鬼方式，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多所批判。所著又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聊斋俚曲》及关于农业、医药等通俗读物多种。
李汝真《镜花缘》：《镜花缘》是清代小说家李汝珍的代表作品。李汝珍生于1763年，死于1830年，字松石，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他自幼聪明，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多才多艺，余集《李氏音？序》称他不仅诗文好，而且博学多才，但他不屑作八股文章，故一生无甚功名，始终穷困潦倒。嘉庆年间，李汝珍任河南县丞，其余年月大都与其兄居于江苏海州，以读书、著述为业。最后老死海州。

   清人余集称李汝珍“壬遁、星卜、象纬、篆隶之类，靡不日涉以博其趣。而於音韵之学，尤能穷源索隐，心领神悟。”他竭毕生精力，撰写了音韵学著作《李氏音》五卷、《字母五声图》一卷和围棋谱《受子谱》二卷，到晚年（1820年前后），积30年的艰苦创作，完成了一百回的长篇巨著〈〈镜花缘〉〉。他还善于诗文，但多散佚无存，仅以小说家名传后世。

  〈〈镜花缘〉〉的问世，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清代雍正7年（1729年）已经“大开洋禁，西南洋诸国咸来互市，到李汝珍时代，清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开始受到海外资本的冲击；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也强烈要求开放海外贸易，打破封闭保守的窒息局面。知识界出现了希求了解和探索外国事务的时尚，但又难以摆脱乾隆时代以训诂考据为能事的”朴学“风气的影响。李汝珍也不例外，他在〈〈镜花缘〉〉中，就是顺应时代的潮流，一方面通过丰富的艺术想象表现了对海外世界的憧憬和弃旧图新的生活理想，另一方面也在书中用游戏式的笔墨炫耀自己的博学。这就是〈〈镜花缘〉〉的两大时代烙印，其价值和局限也集中表现在这两个方面。

  〈〈镜花缘〉〉是李汝珍花费10年的心力才完稿的，书中精彩之处甚多，但需要提醒广大青少年朋友的是，其书后半部分主要是炫耀学问，缺乏文学气味：没有着重刻画人物性格；许多生活场面写得不够精彩：作者说教太多，学究气太重，这些是受“朴学“风气影响所致。但炫耀学问的内容却反映了作者知识丰富，据〈〈冷庐杂识〉〉一书云：”〈〈镜花缘〉〉一书征引浩博，所载单方，以之治病辄效。“学问涉及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灯谜、酒令、双陆、马吊、射鹄、蹴、斗草、投壶等知识与游艺，以致内容驳杂，淹没了主题，篇幅约占全书十分之七，成为严重败笔，阅读时应该充分认识这些。

内容梗概

  〈〈镜花缘〉〉以带有学术味的才艺描写，讲述了武则天废唐改周时，一日天降大雪，她因醉诏令百花齐放。不巧白花仙子出游，众花神无从请示，不敢违旨只得开花，结果因此而受天谴，被劾为“逞艳于非时之侯，献媚于世主之前，致令时序颠倒。“于是上帝就把白花仙子贬谪人间。白花仙子托生为秀才唐敖之女唐小山。唐敖赴试中探花，却因人告发与叛臣徐敬业等人有结拜之交而被革去功名。唐敖灰心于仕途，便随妻弟林之洋、舵工多九公出海经商。他们路过了30多个国家，见识了各种奇人异事，奇风异俗，并结识有花仙转世的女子，后唐敖入小蓬莱山求仙不返。唐小山思亲心切，逼林之洋带她出海寻父，游历各处异境，来到小蓬莱，从樵夫那儿得到父亲的信，让她改名”闺臣“，去赴才女考试，考中后父女再相聚。山上有泣红亭，亭中有碑记录着白花神主答的花名及降生人世后的姓名。唐小山改名唐闺臣回国应试。武则天开科考试才女，录取百人，一如泣红亭石碑名序。才女们相聚”红文宴“，各显其智慧才能，琴棋书画，医卜音算，灯谜酒令，蹴鞠斗草，人人论学说艺，尽欢而散。唐小山再入小蓬莱山寻父不返。此时，徐敬业、骆宾王等人的后代又起兵反周，攻破长安城外武家军的酒、色、财、气四关，拥立中宗复位，但武则天仍被尊为”大圣皇帝“，她又下诏，明年仍开女科，并命前科百名才女重赴”红文宴“。

   全书共一百回，前五十回以叙述唐敖等人海外游历的见闻为主。后半部分主要讲武则天开科考才女，花仙转世的女子皆中才女的事。李汝珍借助对海外诸国的幻想描写，讽刺批判了封建社会风俗的败坏，道德堕落，以及思想制度等方面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君子国“商人收低价讨好货是反衬当时商业的欺诈行为；国王严令禁止臣民献珠宝，否则烧毁珠宝并治罪，是反衬当时的贿赂公行；”大人国“的人脚下有云彩，转好念头的脚下是彩云，打坏主意的脚下现黑云，大官因脚下的云见不得人而红绫遮住，这是讽刺恶人当道的黑暗官场；”两面国“的人正面一张笑脸，后面浩然巾里藏一张恶脸，这是讽刺两面三刀的阴谋家；”毛民国“讽刺吝啬，”结胸国“讽刺懒惰，“女儿国”的细致描写则是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否定。作品中材料多以〈〈山海经〉〉为依据，加以作者的杜撰而成。

鉴赏与评析

〈〈镜花缘〉〉是李汝珍晚年花费十年的心力和毕生的才学创作出来的小说，其中又饱含着他对人生的感慨以及对社会的各种见解，这正是：集平生之所学，创传世一花缘。

  该书无论在社会现实意义，还是艺术价值方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作品着重歌颂女子的才华，通过对女子的聪慧颖悟、多才多艺的宣扬来肯定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并且对摧残女子肢体的行为如缠足、穿耳等表示愤怒，提出男女平等的社会理想。同时，作品暴露了社会的种种人情世态，主要讽刺了儒林的酸腐习气，揭示八股取士的弊端，官场的黑暗和人情世态的丑恶等，在思想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社会现实性很强。

    小说具有较强的艺术价值，表现出想象丰富，语言幽默，善于运用漫画式的讽刺手法，具有比较浓厚的生活气息的特点。〈〈负暄絮语〉〉指出，〈〈镜花缘〉〉“诙谐间作，谈言微中，独具察世只眼，似较他书为胜。其言女学科，隐然有男女平权之意味；而佳智国民尽人皆须读书识字，而后始得为成人，又近日国民教育之规模也；大人国家宰出游，亦不过小奚相随，无从仪卫之繁，喑合泰西风气；飞艇航空，铁血陷阵，直一日贯注到今。“可见其内容相当奇特。所定海外奇国，纯系作者想象虚构的产物，颇有镜花水月的味道。对这些海外奇国的描写，有具有荒诞不经的特色，所蕴含的内容都是作者对中国当时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的一种思考，寓意十分明显。比如：”白民国“、“淑士国”、“黑齿国”讽刺了以八股取仕为唯一途径的封建教育制度弊端，陈腐封闭，误人子弟，理没人才。“两面国”、“无肠国”等抨击了社会上种种丑恶现象；“女儿国”则通过奇特的想象和强烈的喜剧气氛，讽刺了歧视和摧残妇女的野蛮社会现实。作者写“女儿国”男女地位完全同当时中国的现实相反，把中国封建这会对待妇女的种种压迫手段加到男人身上，让男人着女服，啊家管家务、看孩子，并要穿耳、缠足，亲身体验那些中国妇女所受的痛苦和折磨，表现了尊重女权思想。“君子国”、“大人国”则表现另外作者乌托邦式的社会道德理想。

   当然，该作品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最大的缺陷就是结构松散，情节不紧凑。由于作者“论学说艺，数谈经典，边篇累牍而不能自己“，从而致使作品的意识性大打折扣，成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然亦与〈〈万宝全书〉〉为邻比矣。“（鲁迅〈〈中国小史略〉〉）。
《东周列国志》：长篇讲史小说，蔡元放作。全书其自周幽王被杀，平王东迁，止于秦始皇统一。叙述了春秋战国时期五百多年的历史故事，对腐朽黑暗的政治和统治者的昏庸荒淫，多有揭露与抨击。语言朴素自然，人物形象刻画细致。
纪均和《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作。全书共二十四卷，分《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从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三年（1789-1798）间陆续写成。嘉庆五年刊刻出版。

《阅微草堂笔记》主要记述的是狐鬼神怪故事，都是篇幅短小，文字简淡的随笔杂记，他写作的用意在于劝善惩恶，有助风俗教化。这部笔记的最大特点是驳杂。纪晓岚的阅历很深，交游既广，学问渊博，所以《阅微草堂笔记》包罗十分宏富。纪晓岚能洞察当时的社会现实并确具一定的见识。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里对道学家有较多的揭露讽刺，书中关于此类的故事写得都相当精彩，虽则寥寥数语，却颇为深刻传神。通过这类故事，可以看出作者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谈，提倡经世致用的崇实精神，痛斥双重人格的两面派作风，这在今天也是可资借鉴的。

纪晓岚宦海沉浮数十年，洞悉官场内幕，《阅微草堂笔记》里有不少故事揭露了大小官员之间一些明争暗斗、排挤倾轧的现象。对役吏爪牙的为虎作伥、敲诈百姓的罪恶也时有触及。对当时京师一些坑蒙拐骗的社会弊病也予以针砭。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这会现实。

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还有许多关于考据的内容。如考定杨令公祠的地址，论证《西游记》的写作时代等，是有一定意义的。

在大量谈论狐鬼的故事中，有不少是借狐鬼以喻人，讽刺世间种种世态人情。有很多则是描写人敢于与鬼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故事，也颇能发人深省。

此外，如记载一些平民百姓聪明才智的故事，追述明末清初北方闹饥荒以至产生人吃人的惨剧的内容，也都是《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价值的部分。


理论批评家：金人瑞（圣叹）、毛宗岗、李渔、王士祯、袁枚
金人瑞（1608-1661）
清代文学批评家、诗人。原姓张，名采，字若采，更名人瑞，最后改名喟，字圣叹。长洲（江苏苏州）人。其诗收入《沉吟楼诗选》。
清代文学理论批评指清代前期即从 17世纪 4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约200年间的封建社会阶段的文学批评。与前代相比，清代文学批评总的特点表现为理论上的全面性、系统性、多样性，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总结。　　清代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特点　清代文学批评是在明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风气转变是在明清之际,这是两个封建王朝兴亡交替的时期。历史的剧变,强烈地刺激着汉族文人中那些善于思考的人，他们在对历史经验进行政治批判、思想批判的同时，对前代的文学创作及批评也作了深刻的反省。在这一时期，就诗文理论说，对当时影响最大的是钱谦益，其次是侯方域、魏禧、汪琬诸家。钱谦益在民族斗争和地主阶级内部斗争中，表现得首鼠两端，缺乏气节，曾被人非议，但是他在仕清告归后的十余年里与抗清人士多有联系。他在文坛上活动的时间长,交游也很广,对明代士风、学风、文风的积弊有所认识。他不仅指出，“世降道衰，教学偏背，烦芜之章句，熟烂之时文，剽贼佣积之俗学，耳食目论，浸淫薰习”,造成了“近代文章,河决鱼烂，败坏而不可救”(《有学集》)的严重后果；而且在《列朝诗集》以及某些文学论文中，具体地分析了明代文学及其理论的发展过程。他论诗文强调情性、世运和学养三者并重。侯、魏、汪三家，皆以古文著称，其论文主张虽不尽同，但都围绕着“才”、“气”、“理”、“法”这些根本问题，开了以后桐城派文论的先河。然而生当明清之际而开创有清一代学风并发展了传统诗文理论的，还应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都是爱国志士、进步思想家，因此对明代士风、学风、文风的批判，站得高，看得深，文学见解也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意义。黄宗羲强调“诗以道性情”，顾炎武申论“文须有益于天下”，王夫之主张写“身之所历、目之所见”。他们都想从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入手，把文学创作与批评从模拟形迹的风气引上“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顾炎武）的道路。这三人之中，以王夫之的文学理论成就最高。他不仅论述了文学与时代、主观与客观、才情与实践、内容与形式等一般理论原则，而且深刻地总结了诗歌创作与批评中的审美规律。但大都维护封建正统的明道、宗经、徵圣的文学观。其中还有的人把明代以李贽为代表的反传统的进步思潮，斥为“狂禅”、“叛圣”、“佞舌惑乱天下”。他们既提出了一些进步的文学主张，但他们的一些见解，也为清代地主阶级的学者文人确立“义理、考据、辞章”合一的封建正统的文学原则，提供了若干根据。　　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时期，是清代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时期，也是清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全面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统治者对包括文学在内的学术文化的发展，施以有力的政治干预，一是大兴文字狱，一是以“清真雅正”规范文风。这时程朱理学为官方所提倡,而从清初发展起来的考据之学,也由“经世”变而为“避世”。这样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清代的文学批评只着重于总结过去。虽然在文学论坛上出现了不同文学流派（如诗中有神韵、格调、性灵；词中有浙派、常州派等）、不同文学样式（如诗、词、散文等）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但却没有改变中国传统的杂文学理论体系，而只是对前人的艺术经验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因此，开创中国纯文学理论体系新时代的历史任务，只有留待将来的资产阶级批评家去完成。　　诗词理论　这一时期的重要诗歌理论家有叶燮、王士□、沈德潜、袁枚、翁方纲，还有冯班、吴乔、贺贻孙、廖燕、郑燮、赵执信、赵翼、潘德舆等人。他们在诗歌理论上作出了贡献。叶燮的《原诗》被誉为清人诗话之冠冕，它以理论性、系统性见长。特别是在诗原论、发展观以及对诗歌创作与鉴赏中审美规律的论述等方面，在融汇前人之说的基础上，又颇多创见。王士□是神韵派的领袖,于清代前期主盟诗坛数十年。他一生论诗,虽有变化，而标举神韵，则一以贯之。其理论继承并发展了司空图、严羽一派的诗歌美学，批评着重于审美鉴赏，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诗家的极诣。他的诗论与诗作，较典型地表现了民族高压政治下汉族官僚地主及其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沈德潜是格调派的代表，其论诗主张“温柔敦厚”、“关系人伦”。王士□论诗重在“清真”，沈德潜言诗重在“雅正”，他们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清代朝廷的文艺政策。在清人诗论中，具有反传统色彩的是袁枚的性灵说。其论诗主“真”，重“情”,强调创作中的主观因素,敢于向“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挑战。但性灵说也带有某些片面性。他在理论上为“艳体”辩护，创作上也时入纤佻。翁方纲的肌理说，又代表着以学为诗的倾向。他说：“为学必以考据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甚至鼓吹“借诗以资考据”。虽然主观上他想救神韵之空虚、格调之浮廓、性灵之纤佻，但结果却走上了以文为诗，以理为诗，以考据为诗的歧途。以上清代诗论中的几个重要流派，就其标举宗旨、各立门户来看，其理论都有片面性。　　文论　清代的文论，在骈、散两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散文理论以桐城派为正宗，其代表理论家和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和姚鼐。他们在思想上宗奉程朱理学，在艺术上则继承了明代唐宋派古文家的传统，染有浓厚的时文气味。方苞论文，标举义法，注重雅洁，力谋程朱之道与唐宋古文的融合、道学家与古文家文论的统一、唐宋派与秦汉派艺术的合流，从而奠定了桐城派理论的基础。刘大□进而把方苞的理论具体化，主张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并说“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姚鼐则把方、刘二家之说加以融汇、抽象、提高，以“天与人一”、“艺与道合”、“意与气相御而为辞”，全面概阳湖派及其代表恽敬等人，在文风、理论上与桐城派虽有不同，但仍可归入同一营垒。桐城派之外，清代经学家、史学家的文论也颇有影响。经学家如戴震、段玉裁、钱大昕、焦循等也讲义法,讲义理、考据、词章合一,是为本，以词章为末，着重于注经、论道的学术之文，代表着极端的杂文学观念。史学家中如章学诚论诗、论文均属大家。他不随流俗，颇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他认为“六经皆器”，“六经皆史”，“六经、三史皆时文耳”；而文的功用则在于述事、明理、藏往知来；写作原则须是气求其清，理求其真，体求其纯，辞求其洁。清代的骈文颇有成就，骈文理论也随之兴起，阮元的主张颇有代表性。他提出文言说、文韵说,作文笔之辨,认为“凡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奇偶相生，音韵相和”，散行直达者是笔而不是文。其主旨在与桐城派争夺“文统”正宗地位。　　清人的词学，同创作上相应，也有浙派词与常州词派之分。浙派的代表是朱□尊与厉鹗。他们论词，推尊姜夔、张炎,提倡醇雅清空,既反对粗豪怒张，也反对淫靡纤艳,乍看去意在抬高词体,实际上也是适应当时“清真雅正”的理论主张。常州派晚出，张惠言、周济等人生当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历史变革即将到来的时期，一种深刻的危机感推动着他们对词体的性质、内容、社会作用、艺术特征，作出与浙派不同的新的论述。他们首先把词推上“与诗赋之流同类”的正宗地位，说它“缘情造端，兴于微言”,近乎“变风之义,骚人之歌”。他们论创作，强调反映现实，有所寄托。周济还说“诗有史，词亦有史”，词也要成为“后人论世之资”。　　小说、戏曲理论　清代小说理论亦有发展，其代表者是明末清初的金圣叹（见金人瑞）。他是一个由复杂的时代矛盾所造成的一个特别复杂的人物。其政治倾向、哲学思想、文学观点中，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对中国古典小说理论作出了贡献。他从人物塑造、结构布局、文学语言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比较精辟的见解,实际上涉及到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民族特点与艺术规律。虽然其中也夹杂着时文选家的陈腐格套，但仍然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较高水平。康熙、雍正以后，清代的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主要是围绕《三国志演义》、《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几部古典小说展开的，其中毛宗岗、脂砚斋评者等人，亦不乏新的见解，但都不如金圣叹的小说理论那样全面、系统。　　清代在戏曲理论、批评方面著述丰富，出现了很多曲话著作，其内容或谈创作，或研声律，或考曲目，辑资料，或评论作家作品，或杂考戏曲故事，或论述表演技巧，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从理论成就言，则首推清初李渔所著《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演习部。李渔论曲，强调维系封建礼教，使人趋善避恶，但主要是从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等方面具体阐述戏曲创作与表演的艺术规律，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此外,焦循《花部农谭》论述民间戏曲,黄□焯《梨园原》探讨表演艺术，都各有理论价值。





近代文学

近代散文流派：曾国藩和湘乡派、梁启超和新民派
近代小说流派：谴责小说、狭义公案小说
曾国藩(1811～1872)
晚清军政大臣、近代作家、湘乡派古文的创立者。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家世务农，父名麟书，秀才。曾
国藩为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十八年成进士。二十三年(1843)，以翰林院检讨典试四川。转侍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在京师时，治义理之学，兼为词章、考据。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起。曾国藩应诏屡向清廷献策。历署刑部、吏部侍郎。二年，典试江西，中途因母死回乡服丧。这年十一月，奉命在乡办团练,号“湘勇”。次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曾国藩又治水军,造大小战舰二百几十艘,于是统帅水陆湘军与太平军转战于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数省，转败为胜,得清廷信任。同治时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曾国藩被重用，加太子少保衔。又以镇压太平军、捻军立功,先后掌握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及直、鲁、豫三省大权。太平军失守江宁后，曾国藩晋封一等侯。官至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死后谥号“文正”。
曾国藩在道光末至咸丰初年以前，是一个仕进顺利的官僚，咸丰二年以后则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他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极其崇拜上自文王、周公，下至姚鼐、王念孙的“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图其遗像”，以为“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圣哲画像记》）。他自己追求的理想也恰是成为这样的圣哲人物。
曾国藩初学桐城派古文，推崇姚鼐，以为“姚先生持论闳通”,自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后期身居高位，幕府人材甚众，已为文章领袖，又曾宣扬桐城派古文，叙述桐城派的源流和众多作者，除高第弟子四人外,还历称各地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见其影响所及，至为广大,证明“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欧阳生文集序》）。“其说一出，有违之者，俱为非圣无法”（李详《论桐城派》），一时声势颇大，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一个“中兴”的局面。但曾国藩的目的是借鼓吹桐城派以自立门户而为古文宗主。他的幕府宾客浏阳县学教谕吴敏树，便撰文揭穿曾国藩这一用心。吴敏树既不承认自己是曾国藩所说的桐城派古文作家，也不认为曾国藩是桐城派。他尖锐指出曾并非真心“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其实是“假是名以私立门户，震动流俗”（《□湖文集》卷六《与筱岑论文派书》）。在吴氏指出了事实之后，曾国藩承认“斯实搔着痒处”（同前）。但曾国藩生前并未标榜自己为“湘乡派”。
曾国藩的古文写作和理论,都与桐城派有所不同。他“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吴敏树《与筱岑论文派书》引），为文务闳丽，与桐城派清谈简朴文风不同。他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中说:“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颇赞赏清中叶胡天游、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及近世凌玉垣、孙鼎臣、周寿昌等骈文家，而对“方姚之流风，稍稍兴起”的趋势，并无美词，而感伤“天游、齐焘辈闳丽之文，阒然无复有存者矣！”对桐城派古文无大兴趣。在古文理论上，他说：“古文之道，无所不施，但不宜说理耳。”（《致吴南屏书》）对桐城派主张的义理、考据、词章，补充并强调了“经济”的重要。因此他编《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的缺陷，扩大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是通达的；而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古文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为桐城派打开了僵局。他又授意弟子黎庶昌编《续古文辞类纂》,包括经、子史、集,以补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未备。黎庶昌在《目录序》中阐述了曾国
藩古文理论：“曾氏之学，盖出于桐城，固知其与姚氏之旨合，而非广已于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其道相资，不可偏废。”说明了曾国藩批判继承桐城派而自创一派的实际。其后，晚清李详说，“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雄）、马（司马相如），专宗退之（韩愈）。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论桐城派》）。从此相沿而以曾国藩为湘乡派创始者，对桐城派古文有所改革，有所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