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要览重点笔记(27)

本站小编 免费考研网/2019-03-24

曾国藩湘乡派古文理论，历史作用有两面。他利用桐城派，“私立门户”，创建湘乡派，实即扩大封建势力，反对人民革命，办理镇压人民的洋务，宣扬封建道德等等，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但他强调“经济”，要求应时实用，纠正桐城派古文日益脱离实际，追求清闲的倾向,有一定进步意义。正象他创办上海机器厂,培养近代科学技术人材，翻译西方科学文化书籍，选派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西方等等。都有利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为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在诗歌方面，曾国藩属于宋诗运动中的人物，尊尚黄庭坚,他说：“涪叟（黄庭坚）差可人,风骚通□□”，“自□宗涪公，时流颇忻向”（《题彭旭诗集后》）。《晚晴□诗汇》也说他“承袁、赵、蒋之颓波，力矫性灵空滑之病，务为雄峻排□，独宗江西，积衰一振。”但正象在古文方面极力扩大桐城派古文的学习源流一样，他在诗歌的实际主张上也不拘囿于宋诗派的狭小天地。他在《圣哲画像记》里说：“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及。”自言钞古今诗十八家，笃守其中四家，即“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已不限于黄庭坚。在《日记》中他还提出“必可与言机，可与言神，而后极诗之能事”,并认为李白、杜甫、王昌龄、李贺以及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之乐府，都“多神到机到之语”，其《读李义山诗集》诗又极口称赞李商隐“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更远远超出宋诗范围之外。所以他编纂《十八家诗钞》，抄录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苏轼、黄庭坚、陆游、元遗山诗6500余首，都可见出其取径广的趋向。著有《曾文正公全集》，卷首附有传记、年谱，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见戊戌变法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依附段祺瑞。他拉拢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拥段有功，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晚清小说流派。是在1900年以后繁盛起来的。清政府镇压了戊戌变法，出卖了义和团，内政反动腐朽已极，外交软弱无能，使国势衰微到了极点。具有不同程度改良思想的作家纷纷通过创作小说来抨击政府和时弊，提出挽救社会的主张。鲁迅概括这类小说的特点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中国小说史略》)，故称之为“谴责小说”。
谴责小说的题材和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近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包括有官场、商界、华工、女界、战争等各方面，以写官场最为普遍。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主要内容也都是写官场的。
谴责小说作家与革命派作家不同，他们虽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喜议论、抨击时政，但政治上不出君主立宪范围。因此他们在小说中所进行的谴责并不曾触及封建制度本身，也不触犯统治者的最高利益，不过是探寻治世的药方。李宝嘉将社会问题的症结归罪于官场，他的《官场现形记》对官场上上下下的大小官僚，暴露深刻，抨击有力，是晚清谴责小说中思想性和认识价值最高的一部。但他写作的目的，却是“专门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好叫他们读了知过必改”(第十六回)。与李宝嘉同时的吴沃尧，则将社会种种弊端归罪于旧道德的消灭。他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有力地揭露了官场、商界、洋场这个鬼蜮世界，而其立意所在却是要说明“今日之社会，岌岌可危”的原因是“人心不古”，要求“恢复旧道德”（《上海游骖录·跋》）。谴责小说主导倾向是鼓吹政治的或社会的改良，不赞成革命运动，只有《孽海花》微露同情革命倾向。
谴责小说尽管在思想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其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抨击清末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腐败、黑暗，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了传统的封建文艺的樊篱，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
谴责小说为了适应报刊连载的需要，缺乏较充裕、完整的构思和写作时间，故小说的结构不够严密，多属联缀短篇成长篇的性质，缺乏贯串始终的中心人物。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的九死一生，《老残游记》里的老残，《孽海花》里的金雯青、傅彩云，虽为贯串全书的人物，但更多起着联缀故事的作用，或非全书实际事件的主人公，或为部分事件的主人公，都缺少完整的典型塑造，未能在根本上消除这个缺点。在表现手法上，“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缺乏含蓄，描写夸大失实，所写内容遂成“话柄”。但鲁讯称赞《老残游记》“叙景状物,时有可观”，《孽海花》“文采斐然”,个别小说如《九命奇冤》还受西方翻译小说的影响，用倒叙法来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均属有成就的例子。



现代文学

文学运动与文学现象：“五四”新文学运动、白话文学、乡土文学、左翼文学、文艺大众化、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延安文艺坐谈会上的讲话》和解放区文学、上海“孤岛”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学运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作为文学革命的先驱，以勇猛的姿态为新文学的诞生扫清道路。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对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作了极其深刻而形象生动的揭露和抨击，成为五四文化新军中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郭沫若发表《凤凰涅槃》等诗歌，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浓厚的积极浪漫主义色彩。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在白话新诗的倡导和创作方面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作家还有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和刘大白等。白话散文方面，成就较为突出的是适应当时战斗需要而产生的文艺性短论—杂感（随感录）。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和刘半农等都是重要作者。1921年以后，新文学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标志是新的文学社团和纯文艺性刊物大量出现。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以及他们所创办的刊物。文学研究会提出“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创造社则标榜为艺术而艺术，追求艺术的“全”与“美”；但在反帝反封建及反对封建复古派和鸳鸯蝴蝶派的斗争中，他们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这时的文学在各个领域都有新品种、新风格的产生，中国文坛呈现出百花竞开的繁荣景象。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达到了时代、民族思想艺术的高峰；《阿Ｑ正传》等经典作品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给新诗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另有叶圣陶、冰心、朱自清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作家，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而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等作家的作品，同郭沫若一起开创了现代文学浪漫主义的传统。初期的话剧创作，以丁西林和田汉的成就最为突出。

20年代末到30年代，由于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广泛传播，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这一运动向文学提出了加强与工农大众实际生活的联系、自觉地揭示历史发展趋向、表现无产阶级理想等要求，笔触范围扩大了，描写工农的觉醒与反抗的题材增多了。长篇小说和多幕剧开始繁荣，产生了《子夜》、《家》、《骆驼祥子》等杰出长篇小说，和标志着话剧艺术成熟的《雷雨》、《日出》等。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丁玲、艾青、臧克家、夏衍、何其芳、张天翼、沙汀、艾芜、蒋光慈等作家，在创作实践上获得了新的突破。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文学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解放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许多作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阮章竞的《漳河水》，孙梨的《荷花淀》等作品。在国统区，党领导下的进步文艺界团结广大作家，发挥了重大战斗作用。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芜、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纷纷出现，他们在题材、主题、创作方法、风格流派等方面的全新面貌，显示了新中国的人民艺术家为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文艺所达到的新高度，社会主义文学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日益走向成熟。


“两个口号”的论争

“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间的论争的简称。是抗日战争前夕，革命作家内
部就如何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的一场论争。
鉴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长征路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同年8月,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季米特洛夫和王明都在会上作了报告，要求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主义。根据这种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从1935年冬天开始，在革命文艺界，提出了“国防文学”、“国难文学”、“民族自卫文学”等口号。1936年春，各左翼文艺团体相继自动解散，“国防文学”口号逐渐为多数人所接受，同时又相应地产生了“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等口号。这时候,徐行连发两篇文章,不同意“国防文学”口号,认为“国防文学”的“‘理论家’已经陷在爱国主义的污池里面”（《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6月1日，胡风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
学”口号。据鲁迅后来讲，这个口号是鲁迅和几个人(包括冯雪峰、茅盾、胡风等)商议之后提出来的。接着,周扬、鲁迅、茅盾等也陆续发表文章，展开“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在上海,几乎所有的进步报刊都卷入了,北平以及东京等地的革命作家亦纷纷表态。10月，鲁迅逝世以后，大规模的论争基本平息。
论争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党的策略的转变，即由国共分裂到争取建立联合战线的转变。当时上海的革命文艺界因为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不可能及时地全面地领会这个重大决策的变化，各人的理解不同，行动也有差别。还因为30年代左翼文艺界内部本来就有宗派主义；形势的变化和解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团体引起的隔阂，进一步激化了这种矛盾，扩大了这种分歧。
论争双方在要不要实行策略转变，要不要在全国、在文艺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基本没有分歧。分歧发生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上。
关于“两个口号”的关系，周扬、郭沫若、徐懋庸等认为，“国防文学”口号提出最早，理论正确，在群众中已有广泛影响，它应该成为统一战线的口号；在它之外再提什么口号，是不妥当不正确的，是自外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意这种观点的人还说，即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可以成立，它也不能作为统一战线的口号，不能对所有的人都这么要求，它只能是左翼作家的口号。鲁迅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以便互相补充。他说：“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比“国防文学”“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它是一个总口号，各派都适用，“国防文学”可作为我们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因为它“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关于如何坚持统一战线，即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在新形势下，不管提出什么口号，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也“丝毫不看轻进步的世界观的烛照的作用”（周扬《关于国防文学》）。就是说，作家们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但对左翼作家来说，却不能放弃革命的传统，忘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放弃独立自主是错误的。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当主体是必要的，但不必在口头上争，应以实际工作去获得。在文化界还有人说，谁是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不应为谁所专有，应该各派共同负责，谁工作努力谁就可以争取到领导权，就自然成为主体。
关于写什么，以什么为旗帜。一种意见认为，“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周扬《关于国防文学》)。在发挥这个论点时，有人甚至讲到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文学。鲁迅、郭沫若等则认为，“国防文学”应该作为作家关系问题的旗帜，不要作为写什么的创作口号。我们要一切不愿当汉□的作家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管原先是什么人，只要不愿当汉□，就团结到一条战线上；至于创作，写什么都可以。最好与国防有关，不写直接与国防有关的人事也无妨。不过，应该互相批评，无产阶级保留批评的权利。
论争的有关文章，当时就汇编成《现阶段的文学论战》、《国防文学论战》、《现阶段的中国文艺问题》等书，1982年出版的《“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搜集的资料比较齐全。

文艺大众化

革命作家在对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中，坚定地捍卫了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方向。而要在实践中贯彻这一方向，必须使创作和群众结合起来，真正为群众服务，成为群众自己的文学。这同样是一个严重的战斗的任务。因此，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作家间展开了前后将近十年、几乎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同时还在创作实践中作了初步尝试。促进文艺大众化，成为当时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有别于初期的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
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一开始起就赋予文学以新的使命：从少数士大夫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为广大人民服务。“五四”文学革命反映了这一要求，立下伟大的历史功绩。但是，新文学的实际对象，主要还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普及到作为人民大众主体的工农中去。二十年代初，“民众文学”、“方言文学”的讨论，“到民间去”的号召在文艺界的回响，说明已经有一部分作家开始意识到这一事实，并为扩大新文学的读者范围作了一些努力。不过，每当问题涉及到如何克服文艺与民众隔绝的状况时，意见大多偏重于“提高”民众的水平，使他们能够欣赏新文学作品，却几乎没有人提到自己的作品应该如何适应民众的要求。他们反对“把诗思去依从一般的民众”，反对让象自己这样的“少数人跟着多数人跑”，认为应该由“少数人领着多数人跑”(注：俞平伯：《诗底进化的还原化》)，因为他们感到如果要艺术“低就民众”，那“不啻是艺术的自灭”(注：成仿吾：《民众艺术》，《创造周报》第47号，1924年4月)。他们实际上把自己和艺术都高高置于民众之上。这种从资产阶级那里承袭过来的启蒙学派的社会观点和把艺术神秘化的文艺观点，自然不可能解决历史发展提出的崭新的课题，从而妨碍了对于这个问题的具体探讨。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以后，革命作家从工农大众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这一认识出发，对于文艺与群众的关系有了与前一个时期不同的理解。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指出：“我们要努力获得(无产)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指语言——引者)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其中已经包含了革命文学应该适应工农大众的要求，即实现文艺大众化的比较自觉的想法。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陆续出现了许多作品。但这些作品并没有被工农群众所接受，更谈不上为他们服务了。当时的革命文学创作中，大多数作品确实相当严重地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弱点。这个现象推动革命作家从只是由原则上承认大众化，进而认识到解决这一课题的迫切性，他们开始探索实现大众化的具体途径。与此同时，列宁的文学应该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思想介绍到中国，在革命文艺界广泛传播(注：列宁的这些意见，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以及与蔡特金的谈话)。列宁的这一思想透彻地揭示了文艺大众化的根本意义。尽管当时革命作家并没有都充分领会其中的深刻含义，他们仍然从中得到了很多启示。举凡这些，都促成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发生。
一九二九年三月，林伯修(杜国痒)在《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注：《海风周报》第12号，1929年3月23日)一文中，指出大众化是“普罗文学底实践性底必然的要求”。他引用和阐明了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必须为劳动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注：这段话见列宁与蔡特金的谈话(蔡特金：《回忆列宁》)，此处引文据《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的译文；林伯修的译文，文字与些略有出入)的意见，认为其中包含了“普罗文学底大众化问题底理论的根据”。这是第一篇具体论述文艺大众化的论文。同年年底，大众化问题开始引起较多作家的注意，并于一九三年春“左联”成立前后，展开第一次讨论。《大众文艺》上刊载了不少讨论大众化的文章和座谈会记录，《拓荒者》、《艺术》等刊物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当时，使革命作家感触最深的是革命文学作品不为工农读者所理解和喜爱，而含有封建毒素的通俗文艺却在工农群众中大量流行。讨论的中心因而便集中在如何写出“能使大众理解——看得懂——的作品”(注：冯乃超：《大众化的问题》，《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正如郭沫若所概括的，“大众文艺的标语应该是无产文艺的通俗化”(注：《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根据这一要求，在不妨碍革命文学所要表现的新内容的前提下，利用旧的、为大众所熟悉的文艺形式的任务被提了出来(注：参见洪灵菲在文艺大众化座谈会上的发言(《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和沈端先《文学运动的几个重要问题》(《拓荒者》第1卷第3期)等文)，虽然也有人对旧形式能否表现新内容感到怀疑(注：叶沉(沈西苓)：《戏剧运动的目前误谬及今后的进路》，《沙仑》第1卷第1期，1930年6月)。与这同时，文学语言的改革，“把文改为话”，力求生动易懂的问题也引起了注意(注：参见沈端先在文艺大众化座谈会上的发言(《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和田汉在大众文艺第二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大众文艺》第2卷第4期)。)；通俗化被理解为是实现大众化的关键。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指出“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对于把艺术置于民众之上的错误观点作了有力的批驳。鲁迅认为“现今的急务”，是“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他又指出限于客观条件，当时还只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要彻底实现大众化，“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注：《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事实的发展，证明这是一个清醒而且深刻的认识。在讨论过程中，“左联”成立，决定设立文艺大从化研究会以负责这一工作。这次讨论，正式提出革命文学大众化的任务，引起比较普遍的注意，但许多问题还没有接触，许多问题还没有深入。
一九三一年冬开始第二次讨论。由于“左联”事先对一些错误思想作了分析，革命作家又为“九一八”以后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客观要求所推动，文艺大众化受到更大的重视。同年十一月，“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指出：
在创作、批评，和目前其他诸问题，乃至组织问题，今后必须执行彻底的正确的大众化，而决不容许再停留在过去所提起的那种模糊忽视的意义中。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这里显然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左”的要求，但是，决议强调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它的解决“实为完成一切新任务所必要的道路”(注：《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却证明了“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高度重视。一九三二年三月，“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再次把实现文艺大众化放在首要地位，指出“‘左联’的斗争还没有在实际生活斗争上发生很大的效果，那关键就在‘左联’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实行着转变——‘面向群众’，因此，切实的全般的实行这个转变，就是当前的最紧要的任务！”(注：《秘书处消息》第1期，1932年3月15日)这些决定和号召，扩大了文艺大众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范围，强调了它在整个革命文学建设中的意义，成为第二次讨论的纲领。在一年多时间内，《北斗》、《文艺新闻》发起征文，《文学导报》、《文学》(半月刊)、《文学月报》等刊物发表不少文章，连续不断地讨论了文艺大众化。革命作家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分析革命文学其它问题的文章，也常常涉及大众化问题。文艺大众化，成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注意的中心。

 27/33   首页 上一页 25 26 27 下一页 尾页
相关话题/文史

Free考研考试FreeKaoYan.Com
欢迎来到Free考研考试，"为实现人生的Free而奋斗"

© 2020 FreeKaoYan! .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