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在进步，旧的在改善，"黑色年代"不会出现
问：从发达国家的一些状况看，每一次新的传播革命的发生，都没有使以往的传播手段、传播工具完全萎缩以致消失，就是说新媒介并没有完全取代原有的媒介形态，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您会认为随着网络的兴起，"大众媒介会化为乌有、大众传播者会化为泡沫"吗？
答：的确，新媒介的出现，它不以取代旧媒介为前提和条件。但是，旧媒介在新媒介出现之后，它必须不断地改造和优化自己，否则就有可能"化为乌有"。比如：报纸在广播电视的竞争面前，就在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过去是一片"字海"，今天是图文并茂。广播在电视和报纸的双重压力之下，也在改变自己，比以往更加亲切、随和、人际化。特别是广播率先引进电话这一人际传播的工具，使得广播媒介一下子变得更加亲切、自然、可爱了。如今广播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好朋友"，它"从不妨碍我们"，我们可以一边看书，一边干事，一边听广播。但我们看报就必须停下手中的其它事，一心去看，看电视也是同样。不过电视也在改变，过去它没有内容提要和字幕，现在有了；过去它不接进电话，现在也引进了电话。面对网络媒介，三大媒体纷纷上网，建立了有关的网站和主页，将网络技术的优势变为自己的优势。
在历史的长河里，在人类传播媒介演进的过程中，新的在进步，旧的也总是在改善，因此"大众媒介化为乌有、大众传播者化为泡沫"的"黑色年代"不会出现。关于这一点，我在你刚才提到的《论人类传播史上的五次革命》（1996）一文中已有详尽论述。
问：既然传统媒介纷纷上网，即意味着它们亦具有了网络媒介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媒介又如何同传统媒介展开竞争呢？难道说反过来再将传统媒介优势转化为自己的优势就可以了吗？
答：网络媒介与传统媒介竞争需要借鉴和掌握对方的长处和优势，同时也需要在传播形式、传播手段、经营机制、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创新和优化。在发展初期，网络媒介宜采用联合战略，即与传统媒介联合办网站，借助传统媒介的优势增强活力、扩大规模。接下来宜走"特色之路"，即通过丰富多彩的信息和优质高效的服务吸引受众、留住受众，进而建立信誉、确立权威、形成品牌。
电脑与网络：学术界、实验室和市场的"杰作"
问：刚才，您从媒介发生学的角度描述和说明了电脑与网络发明或产生的来龙去脉和深层原因，那么它又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或背景下获得飞速发展的呢？
答：我想，这里有许多环境因素和背景因素，比如电脑与网络的中性或工具性特点，使其可以为不同统治者、政治集团和阶级服务，因此极易受到重视和推广；电脑与网络的快捷性、及时性特点，又深受新闻传播者的亲睐和好感，而媒介向来是新技术的使用者、拥护者和推广者。
但是，我想强调,飞速发展的电脑与网络实际上是学术界、实验室和市场的"杰作"。就是说，电脑和网络主要是在学术界竞争空前激烈、实验室经济空前繁荣、市场需求特别旺盛的背景下诞生的。如果没有学术界、实验室和市场三者的有机互动、密切配合，就不会有今天的网络传播的繁荣昌盛。表面上看，新媒介的发明和创造是出于交流的动机和传播的需要，但实际上是出于商业的需求，是为了满足资本赚钱的欲望。
实验室是新媒介的发明者，学术界是新媒介的鼓吹者，市场是新媒介的推销者，互动三者都从中受益匪浅、获利匪浅。
学术界与网络界正在谋求话语霸权
问：学术界、实验室和市场三者的有机互动、密切配合，难道说只是出于商业的需求和赚钱的欲望吗？还有没有更深层的原因？
答：有！但也许并非有意。我认为，学术界、知识界和网络界、IT产业从一开始就在联手作业，营造"我们"的传播空间，谋求"我们"的话语霸权，以便与"他们"明显区分开来。在这个传播空间中，"网虫"对于"我们"从来就不是贬义，而是褒义。"网友"也正在成为"传播特区"。"我们"不仅拥有最先进的传播科技和传播手段，而且拥有最时髦的属于"我们"的符号系统、传播网络、"网络黑话"和特殊标志。"我们"的人还会用"我们"的手段，将那些不够档次的闯入者"踢"出对话空间，以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
对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我们"兴奋，甚至已经有点兴奋过度；"我们"认为这是天赐良机，而良机不可多得；"我们"为拥有这方天地和这种霸权而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让别人无法接近，正显示"我们"是社会的特殊阶层。
最后，学术界、知识界也许会与网络界、IT产业发生矛盾，因为后者可能为了商业利益会极力讨好和迎合"他们"，而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人类的生存已演化为数字化生存与网络化生存
问：那么是否可以说，"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正在演化成一种数字竞争、传播竞争和网络生存，而谋求话语霸权只是表面现象？
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所谓数字化生存、网络化生存，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已不局限于身体素质和知识水平，还表现在传播技术和传播能力上。传播技术的差异或数字差异必然导致信息差异和知识差异，而信息差异和知识差异必然导致生产差异和创造差异，生产差异和创造差异又必然导致收入差异和生存差异。
当下，信息和知识正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和核能，正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工作和生活内容。可以预测，21世纪作为一个信息传播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传播技术的高低和传播能力的大小，肯定会与他的经济状况的好坏、社会地位高低基本成正比。人类的生存，的确正在演化为数字化生存与网络化生存。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在1999年11月底的一次讲演中提醒人们，要当心"数字差别"，即当心社会越来越多地分裂成一部分人能富有成效地利用信息技术，另一部分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拒之门外，并越来越多地充当成功者的辅助工。因此，如果说过去人们曾将不识字的人叫作文盲，随着教育的普及化和大众化，今后人们也许又要将那些不会操作电脑、不会网络传播的人叫作"文盲"了。电脑与网络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生存状态和竞争方式。也许不用多久，电脑与网络技术就会依据人的生存状态将人分成两类："数字"中的富人与穷人。
未来"数字差别"也许比"文化差别"会更直接地影响一个人的"人生差别"、"家庭差别"，进而会间接或直接地影响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综合实力。
其实，这种影响和差别在发达国家已经出现，在中国也不是会不会出现的问题，而是何时出现的问题。
网络不只是新技术，还是新生活、新文化
问：您曾说，网络传播已将人类带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全新的时代。那么，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又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呢？
答：首先，我想说网络不只是新技术，它还将催生一种新的生活。不知你看过鲁强《虚拟：2002年，我如此生活》6的文章没有？在未来几年内，人类将生活在一个虚拟而又真实的社会中，人们不仅象今天一样在网上玩游戏、看大片、聊QQ、谈情说爱、处理公务、交流信息，而且通过网络控制空调、洗衣机、微波炉、电饭堡、电冰箱、电视机和家庭浴室、"家庭保姆"、家庭保安系统，等等。这种"后现代生活"或"网络化生活"，甜腻、温馨而空洞，酷似许多房地产商手里摆弄着的道具。
其次，网络也将催生一种新文化。如果说纸与笔、阅读与说写是人类社会具有悠久历史的一种传统文化传播模式，那么，我们今天正迎来一种集声光电于一身、聚音字像于一体、汇采传受于一线的第二种模式，即光与电、电脑与网络的新型文化传播模式。这一传播模式将改变人类文化学的原有版图和格局，推动东西方文化由对抗走向共融、由竞争走向竞合，进而可能会产生一种接纳和融合了各种文化的"地球村文化"，其中精英文化、文人文化、白领文化将成为地球村中包容文化、整合文化的引领文化。
最终，随着电脑的微型化和网络的无线化，电脑与网络也许会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身边文化融为一体，使人无法辨别出它们的存在，因为它们已经与我们的衣服、物件、家具等东西结合在一起，成了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而生活和文化本身也数字化和智能化了。
在人类被网络征服之前，抓紧征服网络
问：电脑与网络实际上组成了一个高级的"人机系统"，它不仅大大延伸和扩展了人的思维器官，增强了人的信息搜集、存贮、加工、传播的能力，而且大大延伸和扩展了人的身体器官，提高了人的身体能量和控制能力。那么，电脑与网络由此带来的新能力、新生活和新文化，人们都是欢迎和拥护的吗？为什么？人类的选择和对策又是什么？
答：同任何重大变革一样，传播革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昔者仓颉作书（创造文字），而天雨（下）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人类传播史反复证明：人类在传播活动中每项惊天动地的重大发明都会使人们同时产生欣喜和恐慌心理。今天，电脑与网络的发明犹如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也正在引起人们产生新一轮的欣喜和恐慌心理。电脑在操作上的难度让许多人敬而远之、望而却步。网上信息垃圾、信息病毒、信息雪崩、信息盆地和信息污染、信息侵略等更是让人心惊肉跳、惊恐万状。因此，尽管电脑与网络有着巨大的魅力和能量，它也无法吸引每一个人都去同它拥抱和亲吻。
但是，在网络席卷全球和蔓延世界的背景下，历史的车轮将不会因一些人的好恶而停滞不前。事实上，不仅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文化将会改变，我们外观和内心都将被重塑。我们已经没有选择，我们每一个人唯一能够选择就是：从现在就开始就用电脑与网络传播方面的知识来修炼和武装自己；在网络还没有全面征服人类之前，抓紧寻找征服网络的种种对策；在未来仍在我们手中之前，抓紧设计和规划新的未来。

专题二 媒介批评
媒体弱智：是社会咒语还是媒体现实
【摘要】长期以来，媒体具有很高的威信，倍受大众推崇。近来，社会上却出现了对媒体许多激烈的责骂声，“媒体弱智”就是十分流行的说法。这个话语具有巨大的模糊性和暧昧性，包容了许多庞杂甚至矛盾的意蕴，几近一个“咒语”，不具有真正的理论分析力。因此我们结合当前的媒体现状和这个话语某些具有洞察性内涵，把“媒体弱智”归结为三个特征：媒体缺乏独立品格；节目的儿童化和幼稚化；讯息的反智倾向。从我们确定的分析界线和社会化视角出发，指出媒体对政府和市场具有双重依赖性，抱有儿童化的受众观，而时代的精神病态则是产生“媒体弱智”主要社会成因。
【关键词】 媒体弱智，传播智慧，媒体批判，精神病态，权力依赖，社会文化
长期以来，大众媒体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结构性力量一直具有很高的威信和地位，它覆盖面广，穿透力强，影响巨大，威力惊人，决定着社会的价值选择和舆论方向，俨然成为“第四权力”。与此同时，凭借着其似乎勿庸置疑的权威性、公信力和代言人的身份，高举着真实、客观、公正的旗帜，代表着责任、正义和良知等等光芒四射的字眼，大众媒体获得了社会大众的敬意、赞许甚至崇拜。
但是，在特定社会转型期的结构性动荡中，原本拿着手电筒在黑夜里只照别人唯独不照自己的媒体，在舆论的黑箱中开始裸露出来，神秘的面纱被慢慢的撕开，加上媒体自身存在的各种弊端和报道失误也常使自己陷入舆论的旋涡中而窘态百出。于是在媒体的赞誉和崇敬声中开始出现了责疑、埋怨甚至骂声，而且某些“骂声”还获得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反响。“媒体弱智论”就是比较突出的例子。
“媒体弱智论”曾经有比较大的社会覆盖面，在一些时评刊物和网络上一度十分流行，现在这种说法好像开始慢慢退潮，开始停留在一种认知或者咒语的状态，其语义上的含糊性和暧昧性，以及太笼统的表现力，包容了许多庞杂甚至矛盾的现象描述和价值评判。正是面对这个现象，“媒体弱智论”需要学术界比较严肃认真、细致深入地理性分析介入。运用传播学和社会学理论，从话语分析和社会文化分析两方面入手来梳理，有助于我们锁定分析对象，分析“媒体弱智论”的核心内涵，深究其生成原因和应变策略。
一、“媒体弱智”话语分析
1998年5月，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幸在广东《新周刊》以醒目的《“弱智”的中国电视》和《中国电视八大病》为标题 [1]，打响了向中国电视发难的头炮。引起了有关“媒体弱智”话语风暴。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言论有：孟浩军的《弱智的中国电视开始狂欢》[2] ，胡小同的《弱智媒体正在形成》[3] ，非马的《媒体，媚体，还是霉体？》 [4]，尹世康的《日本枫情画：谁更弱智》 [5]，等等。台湾、香港地区也有关于“弱智媒体”的一些文章：台湾杨玛利的《弱智媒体，大家一起来误国？》 [6]，黄文毅的《弱智媒体领航，台湾也疯狂》[7] ，香港金钟的《回归后的香港传媒》[8] ，等等。还有在一些对于中国电视的娱乐化和文化的理论性批判文章中也有过“弱智”用词。更加不用说在许多网站上的各种文章、帖子、讨论中，“弱智媒体”的作为一种流行用语不断涌现而共同形成的一股强大的话语风暴。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深入仔细分析这个话语风暴，就会发现聚集在“媒体弱智”下的话语和观点具有模糊、暧昧甚至是一些相互矛盾的特征。比如李幸在他首难的两篇文章就主要攻击中国电视制作水平低下，没有观众意识，缺乏娱乐性，在媒体特性方面缺乏自己的独立性和特点（主要指电视模仿或学习电影的表态方式）。他批评了媒体工作人员的低劣叙事方式和工作作风。但是在孟浩军的《弱智的中国电视开始狂欢》中，作者把攻击的锋芒指向了以湖南的《快乐大本营》为代表的电视所表现出娱乐性，实际上是把已经开始娱乐狂欢的电视也当成为一种“弱智”的表现。尹世康的《日本枫情画：谁更弱智》更是直接指出了电视娱乐和游戏节目中“弱智”或幼稚情状 [9]。这样看来，缺乏娱乐性和“娱乐狂欢”都可以被纳入到“媒体弱智”话语之下。而胡小同的《弱智的中国媒体正在形成》中把媒体对权力和控制的规避称为“弱智”（他自己也承认这也许是一种“明智”）[10] ，暗示媒体缺乏真正的言论独立性。而台港的作者则指称媒体偏重八卦新闻、负面社会新闻 [11]；迎合市民的感官趣味、信息娱乐化、过于煽情等特点为“弱智”。这里的“弱智”的意思应该更加偏向于缺乏深度社会思考和社会意义。这实际上是对于“媒体弱智”又一种解读。当然关于“媒体弱智”的言论还有许多的其它的意蕴，上述几种解读方式是较具有代表性。这也可以看出“媒体弱智”这个断言的涵盖面之广，以及溢出了“弱智”这个词的常规涵义边界，变得有点模糊不清了。
那么，“媒体弱智论”究竟是在说“谁弱智”。难道我们可以把那些头脑灵活、机智敏锐、言语尖利、自信十足、收入不菲的记者、主持人、编导等传播者称为弱智吗？有人提到许多低龄的“小”娱记往往只有脸蛋没有头脑，“一问三不知”，“没修养”，“没素质”，一见到明星就情绪失控，语无伦次，媚态百出，庸俗不堪 [12]。但是，这并不是普遍现象。那么，就是媒体的管理者弱智了？但是,在胡小同的《弱智媒体正在形成》中,他好像暗示这些媒体“把关人”的主动规避行为和“打擦边球”，恰恰是一种“明智”。也许是观众弱智？但是在“媒体弱智”的言论中根本没有涉及观众问题。同时，如果我们对一些受众的研究有所了解的话，可以知道具体的观众远不是被动或者“弱智”的接受者，他们表现出接受的主动选择性和解读的情境化与多样性 [13]。那么这种“媒体弱智”应该指的是媒体的节目形式和内容了？一些电视娱乐性节目可能幼稚、儿童化，可以称为“弱智”，但是那些泛娱乐化内容、八卦新闻、犯罪报道和一般报道等等，若冠以“弱智”好像又是不准确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媒体弱智”的说法只能是指弥漫在整个媒体中某种模糊的状态，其语义模糊，指代不明，层次不清，缺乏足够明确的指向性或针对性，是一种较为随意的感觉式的表达方式。
“媒体弱智论”不仅话语暧昧、对象模糊，而且有点情绪化和攻击性，具有很强的论战风格。在上述论文和文章中，情绪化的攻击性的话语比比皆是：比如在李幸的《中国电视八大病》中，充斥着“克隆、垃圾、弱智、罐头、一厢情愿、矫揉造作、自说自话、自夸自赞、目中无人、精神贵族、性倒错、不说人话、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14] 等过激话语。还有“媚体”、“霉体” [15]，“弱智媒体，大家一起来误国？”[16] 等等，都充满了情绪化和攻击性。但是深入研究这些文章中，就可以发现多是现象罗列，批判的火力分散，重点不清，原因分析流于表面化，偶有新的观点却又没有作进一步理性的深入分析。最终的结果是乱箭齐发，看似热闹，也很痛快，却效果不佳。而且现在“媒体弱智”的话语风暴也真像某种流行时尚一样，热闹了一种以后，也渐渐的偃旗息鼓了。尘埃落定之后，一片狼藉，媒体的病态现象依然如故，没有什么改变，许多学术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澄清。由此看来，“弱智”之说与其说是一种媒体现实，不如说更像是一种社会诅咒！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媒体弱智”的话语风暴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但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足够重视。在新闻与传播学界，除了我们看到的对娱乐化和泛娱乐化的批判，市场化和商业化的不满，社会责任论和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述，或者移用一些国外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作高空轰炸之外，并没有对“媒体弱智”作特别有份量、有深度的分析研究。这一方面有某种一贯的对当下媒体现实缺乏学术敏感的原因，更重要的也许是：“媒体弱智论”话语风暴密集而混杂的信息量，语词本身的模糊性和暧昧性，主体不明、话语笼统的涵盖面，情绪化的非学术的论战风格。
但是，我们认为，正是在这种曾经流行的话语现象本身，以及这个话语在混杂中所透露出的某种洞见，要求一种理论的介入，随着这种话语现象的呈现和本质的揭示，将引导我们深入分析当下媒体病症的成因，透视某种普遍的社会精神状态，甚至于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研究领域，进一步清理并夯实“媒体地基”。
二，“媒体弱智”的本体特征与社会认知
从“媒体弱智”的本义和语言穿透力，以及话语风暴中一些合理内核，并结合当下的媒体现状，我们可以对“媒体弱智”本体特征与社会认知进行客观描述与理性分析。
首先，媒体具有依赖性、顺从性，缺乏创新性和独立性。李幸认为，中国电视媒体于文学特别是电影存在依赖和消极学习的倾向，没有认清和形成电视本身的媒体特点；同时，由于电视节目过于呆板严肃，缺乏智慧和娱乐，事实上加剧了电视媒体作为“喉舌”对政府和权力的依赖性。胡小同在《弱智媒体正在形成》一文中则认为，媒体通过主动放弃言谈独立空间的“明智”行为，来讨好权力，从而也反映出对权力的依赖。而后来媒体过度的娱乐化 [17]（早期是娱乐性节目，当下已经发展为新闻娱乐化和泛娱乐化倾向），又展现其对市场经济力量敬畏和顺从。媒体中种种“克隆”、“抄袭”现象，则清晰地说明了大众传播者缺乏自主创新和独立行为的能力。因此，依赖、顺从、缺乏创新性和独立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媒体弱智”基本特征。
其次，媒体内容泛娱乐化、儿童化和幼稚化。我们在媒体中不时看到有违新闻规则的东西：记者为了抢发独家新闻，恰好起到了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作用；记者为了详细地报道作案经过，却又等于向一些有犯罪动机的人教唆了作案的方法和技巧。在中国电视上，大量的低俗化、幼稚化、没脑子的娱乐节目和类似《还珠格格》的电视剧充斥荧屏。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最接近“弱智”的词语内涵。
最后，反智倾向，缺乏反思能力。当前的媒体缺乏社会责任感，仅仅停留在原态生活表面，身边小事，出现了偏重八卦新闻、负面社会新闻、迎合市民的感官趣味等等现象，期望获得一种过于平面化和浮浅的市民亲和力。比如公鸡下蛋、心脏在右、大树流血、猫打电话等所谓新闻，其实是不动脑筋，为信息而信息，为消费而消费，挑战智慧，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还有挖黑揭私，抢劫犯罪，强奸淫乱，奇闻轶事，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反智倾向。这样就无疑放大了某些社会阴暗面，好像我们生活在地狱之中，完全不能真实的反映社会现实状态。
因此，我们认为依赖、儿童化、反智三个特点正好构成“媒体弱智”话语在当下语境中的核心内涵，也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当下媒体的病态现状，使新闻规则和传播道德面临严峻考验。
三、“媒体弱智”的社会成因
“媒体弱智”的社会成因，也许可以从当代大众传播的普适化和娱乐化特质中去寻找，普适化传播的重要特点就是瞄准最广大的人群和市场，而大众的水准和智商不可能是高位的；同时，“生产快乐”成了当下大众传媒的几乎全部追求，其全部内容都有一种普遍的游戏或愉快的功能，因而大众传播就具有了某种感官性和浅层性。但是，媒体的发展和演变是一个集体过程和社会作用的后果，与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有着复杂联系，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社会解释的过程。[18] 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到当代现实和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去寻找“媒体弱智”现象的深层社会成因。
第一，双重的权力依赖。
多年以来，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在民族国家的独立愿望、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和当时敌对国际形势下，鉴于传播媒体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等等可理解的因素，我们的媒体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严格的控制和管理。我们的大众媒体一直被赋予了一项重大的任务，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和发言人。但是随着时代的伟大变革——改革开发的不断深入开展，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当然也对新闻传播媒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党和政府在许多方面一定的程度上开始放宽对大众媒体管制，使得大众媒体获得一个比较自由和民主的活动和言论空间。另一方面，市场化的机制把媒体推入了一个既自由，但是又相当残酷的竞争环境。
但是正是在这种看似有利于媒体的发展空间中，媒体却好像陷入了一个更为窘迫和尴尬的境地。
首先是权力依赖。有些学者认为，媒体天生具有亲权力的倾向 [19]。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代言人一直是从这种依附地位来展开自己的言论空间的。这种依赖惯性一直存在，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媒体不仅亲权力、亲政治，而且亲金钱、亲经济，它从来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独立的品格和表达空间。
其次是技巧缺乏。媒体作为权力的化身，官腔官调，教育训导，不用娱乐，不会娱乐，不懂技巧，缺乏媒体自身的亲和特色和娱乐功能，而受众对多年来的宣传、教育式内容和风格已产生阅听疲劳，对精英话语也逐渐反感 [20]。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为满足观众强大的娱乐需求，缺乏技巧的媒体马上倒向反面，盲目“克隆”、模仿港台和国外的传播技巧和娱乐节目，自然显得幼稚可笑，乃至“弱智”。
最后，表达空间的萎缩和双重需要。媒体实际上处于一种夹缝当中。虽然政府放宽了对媒体的限制，一些界限还是存在的。对这些“禁忌”的威力和越界的后果，媒体有着清晰的记忆和足够的敏感性。由于在一个相对混乱甚至冲突的社会文化的范围中，这些界线本身却没有得到清晰的表达，这个界线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往往是游弋不定，不那么好把握。但是，巨大的受众市场要求媒体迅速生产大量的产品来填充需求的空间。这种情况下，媒体表达空间实际上被缩小了，最后集中于被允许的可以报道的狭小领地上。表达空间的萎缩既是被迫的也是自愿的，是媒体和权力共谋的结果。媒体出于安全和市场的双重考虑，认可并接受在“螺丝壳中做道场”的现实，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按照某种模式传播，一方面容易制作，可以克隆和大批量生产，可以快速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安全系数高，既点缀歌舞升平、释放社会紧张情绪、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又能满足大众基本需求，获得效益。所谓和则两利，合则双赢，媒体何乐而不为。就算在传播中出现了一些越界的言行，儿童式、幼稚的、小丑式的触犯，也容易得到原谅。这正是一些媒体越来越“弱智”的一个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