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儿童化的受众观
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因，受众的需求的确得到了媒体的格外关注。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受众本身是无法确定的，每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受众似乎都应该分享“受众”这个称号，然而“受众”这个称号本身却不具有涵盖所有具体的、充满差异的受众的能力。受众的需求问题也因为受众本身的模糊性变得无法确定。比如受众是理性的，那么他们的需求当然是理性和智性的；反之，如果受众是儿童化的，那么他们的需求就是幼稚的。当一些人“用不同的声音，声称代表受众说话”时 [21]，实际上他们只是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里说话：它的界线要么是阶级的，要么是年龄的，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在言谈中真正共享着的只是一个最具有覆盖力的、极端模糊、抽象的“受众”概念 [22]而已。受众实际上“是看不见的虚构物，人们制造出它们，是为了让不同的制度掌管它们自我生存的机制。可以从经验、理论和政治等方面想像受众，但想像出来的永远是满足进行想像的制度所需要的虚构物。受众决不是‘真实的’，或外在于它的话语结构的。并不存在作为一个不是制造出来的范畴的‘实在的’受众，也就是说，受众本身作为陈述时，人们才能遇到它们。而且它们极少自我陈述，以致于几乎总是空缺。”[23] 因此，能够比较清晰描述的实际上只是具有某种社会涵义的受众观而已，而不是受众本身。
那么，当下我们共享的受众观是怎样的呢？首先媒体对受众的想像十分重要。因为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传播的内容，也有助于解释媒体的行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媒体实际上成了一种求生存、求发展的企业实体，媒体市场经济的制度性要求就是适者生存和最大利润追求，而媒体就是通过受众数量的最大化和风险及不确定性的最小化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
为了达到受众数量的最大化和风险及不确定性的最小化，受众被儿童化了。首先受众确实是不可知的，他们面广量大，隐匿分散，兴趣和口味复杂而笼统，因此把它们统合为一个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整体无疑是一个现实的办法。而作为对人性理解的基点——儿童化看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其次，新闻媒体真正面对的是广告商，它们的认可是最重要的。从理论上来讲，儿童特征是一种对人性定义起点：每个人都有童年，成人也有孩童般幻想或者保持着对于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同时认为既然能够满足孩童（弱智、白痴）理解力，那么任何人都能够看懂。新闻媒体的儿童化定位，从理论上保证了最大的受众数量。这往往是说服广告商的最佳理由。当然儿童化的意思，并不是真正的像一个儿童那样，也不是实在的儿童行为。媒体是通过一种娱乐和游戏方式赋予成人观众一种儿童的色彩——即成人也顽皮、任性、童趣和充满幻想，也好动、爱玩。同时通过大量制作、播放娱乐和游戏类节目（包括电视剧）所反应的收视率（这种收视率由于过量传播和传播垄断通常是虚假的）来说服广告商，使他们相信那些具有儿童化特点的节目具有最广大的受众群。这样媒体通过稳定供方，把风险和不确定性快速转移给了广告客户。
最后，对于媒体政策制定和管理部门来说，儿童化的受众想像不但是他们行为的基准，而且是他们行为合法性的保证。正因为以儿童为基准线（每个家庭都有儿童，那么当然以儿童的接收为标准），同时进一步把全体受众儿童化，他们才能够对一些“儿童不宜”、暴力、色情一系列节目和倾向大动干戈。正因为有一种儿童化的受害者的形象建构，他才能以保护者的面目出现。他们基于一种最简化的标准来描述和评价媒体，但是实际的情况却复杂的多。比如，基于儿童和儿童化的受众观出发，认为暴力的内容会引起暴力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质疑的说法。
虚假的儿童化受众观就是这样形成的。它真实的反映了媒体对于市场经济的依赖和市场经济对于媒体的主宰。受众观决定着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经营，受儿童化受众观支配的媒体只会生产和经营倾向儿童化的、幼稚的、游戏和娱乐的精神产品，以及着重负面社会新闻、感官趣味等讯息（因为儿童生活在感官的世界，注意各种初级的感觉，他们无须思考），避免对社会和生活作深刻的反思。
四、时代的精神病态
虚构的儿童化受众观确实应该为当下的媒体“弱智”状态负责，但是与此相关的具体受众就可以置身事外吗？如果现实的受众拒绝阅听那些低级的庸俗的弱智的信息产品，那么它们还会有市场吗？因此，数量巨大的现实受众也应该为“媒体弱智”现象的形成承担一部分责任。同时，虽然受众是各种各样的，接受方式和接受效果也许有很大的差异，但还是可能形成一种比较普遍和统一的或者说在量上占主导地位的共同倾向。我们认为，这种普遍性的阅听倾向反映了某种时代（主要）的精神状况，从而使我们可以越过对具体现象的讨论，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当下社会文化的研究领域，探讨“媒体弱智”对一种时代的精神病态的隐喻。
这种时代的精神病态就是：时代的精神存在和时代的物质现实之间巨大裂缝。一定的时代具有一定精神状态，而这种精神状态又由一定时代物质现实状况决定。如果时代的精神面貌真实、客观的反映了时代的物质要求，同时物质的现实又得到了现实而又稳定的精神表达，精神和物质构成一个保持良好沟通的整体，那么我们说整个社会的状态是和谐统一的，是一个社会存在的理想状态。但是，实际的社会状态并不总是如此。当人类历史进入现代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物质现实开始发生一次巨大的裂变。特别是在西方，从分析的角度出发，很早从社会文化整体中把物质和精神区分为两个互不联系的领域，导致两者在深入的探究中越走越远，在人们的意识中几乎构成了两个独立的世界，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巨大文化问题——现代危机。“由于理论脱离了行为而按照自己内在固有的规律发展，放弃了理论的行为，本身也开始退化。负责行为所拥有的全部力量，都转入了自主的文化领域；而放弃了这力量的行为，则降低到了起码的生物动因和经济动因的水平，失掉了自己所有的理想因素……。全部文化财富被用来为生物行为服务。理论把行为丢到了愚钝的存在之中，从中榨取所有的理想成分，纳入了自己的独立而封闭的领域，导致了行为的贫乏。”[24] 这里谈到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精神理解，而行为指物质力量的直接后果。这种源自西方的现代危机对于一个一百年前就立志学习西方的中国来说无疑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只是中国的情况可能要更加复杂。
其中一个重要现实情况就是，中国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的尴尬处境。如果我们从全球的视野来看待中国，那么中国就是“地球村”一部分。然而作为一个曾经落后、边缘化以及具有自己悠久历史的中国，在全球化的号召下，西方文化作为强势文化试图使其成为中国的主导精神文化。这样中国就产生了精神状态和实际的物质存在巨大分裂，也由此引起了一系列复杂而纠缠的矛盾、冲突和痛苦。比较典型的描述是：中国主要还是一个前现代的落后的国家（不排除某些少数发达地区高度现代化程度），还处于为实现现代化艰难的物质实践中，这就是中国的物质存在现实。已经十分发达，甚至已经具有“后工业特征”西方发达国家的精神文化（比如后现代文化的称谓）试图占据中国的精神表达空间，无疑将进一步扩大物质存在现实和精神文化状况巨大裂缝，反映我们真实的物质存在状态的精神文化将被压制在直接的生物和经济动因的水平，无法获得足够的表达空间，而形成我们时代整体的精神病态现象。
这种精神病态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两个退化的过程：首先是理论、一些文化艺术形式不断的精英化、高雅化、西方化，最后退入狭小的自我封闭的区域，完全同当前社会物质现实生活失去了联系，既失去了对于现实的表现能力，也完全失去了对于现实的干预能力。可以说主动退出了大众和社会的精神视野。 [25]
与此相对的另一个方面是，代表物质直接现实的物质性力量——大众文化的兴起。它们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体（当然也包括低级庸俗读物等方式，但是这种病态现象在媒体中也最典型、最有力、最具有普遍意义）来表达自己愿望，由于这种日常生活的愿望表达和原始力量失去了通向理论、政治和更高层次精神文化空间的顺畅传播通道，处于一种极其混杂和退化状态，出现了种种精神病态现象。一面是物质存在现实的严酷性，另一面却是精神生活幻想性和虚假性。但是，这种缺乏真实的物质基础的文化状态，只停留在精神表面，被一些人用来作为逃避现实、放弃责任的借口。他们要么就是向某种移植的精神文化顶礼膜拜，推崇一种类似所谓西方“后现代文化”的精神虚无主义，拒绝思考；要么就是从狂欢甚至幼稚、儿童式的娱乐节目中获得轻松一笑和某种虚幻的慰籍和放松，忘却严酷的现实。这不是西方语境中那种颠覆和革命性的力量，在当下中国现实中，那仅仅是面对物质存在的现实背过脸去，是一种责任的逃避和精神的避难。在最好的意义下，也仅仅是一种美学式的反抗，但这种美学式的反抗同中国当下的现实状况是格格不入的。还有就是把注意力转向食色，转向作为生物性存在的领域，关注身边小事，停留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奇闻轶事，满足好奇心、窥探欲和追求感官趣味。也就是巴赫金说的“降低到了起码的生物动因和经济动因的水平”。同时，不再有社会整体意义的深度发掘，也不进行政治层面的思考。
这种精神的“弱智”病态，表现在媒体身上并且通过它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扩张。于是媒体的身份认同发生紊乱，认不清自己所面对的中国特定物质存在现实，也不清楚自己应有的立场和责任，不知道替谁说话，成为别人的“传声筒”，[26] 盲目跟从西方的精神文化潮流，甚至模仿和克隆一些西方的精神糟粕和垃圾。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大众媒体（媒体本身和媒体内容，媒体的一定接收度）所折射出的整个社会的广泛的精神病态现象。
五、批评的无力
回到“媒体弱智”这个批评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时代的精神病态一种症候，理论话语由于和物质现实的隔离，基本处于一种“失语”状态，找不到现象的真实根源，只好用“媒体弱智”这个具有侮辱性、模糊暧昧、内涵混杂的情绪化“咒语”来实施自己的干预，无法击中要害，澄清问题，从实际的效果来看也是乏力。
从对“媒体弱智”话语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认清理论或者批评的当前任务，那就是揭去掩盖在当前中国具体的物质现实之上的一些话语“神话”，揭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精神病态，澄清我们社会生活作为物质现实存在的真实面目。
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批评自身的局限。如果说我们指出了某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精神病态，那么怎么重建与中国物质现实协调的健康时代精神文化状态？这既是批评的下一个任务，同时也根本不是批评能独立完成的任务。批评要做的是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保持一种对现实的理论警觉，这是批评的基本责任，也是实现自己建设性力量的基本手段。
更重要的是媒体、政府、各种社会力量和所有人的共同的实践和努力。仅仅就大众媒体来说，作为一个具有最强大的言论空间和影响效力的社会机构，必须表现出自己足够的责任心和自律精神，清醒认识中国的物质存在的现实状况，辨明自我的真实身份，努力完成自己的社会预警者任务，清除其自身存在类似“弱智”现象等许多弊病，利用自身强大的舆论和言论影响力，为社会去除精神上的污垢，为建构一个良性的社会文化环境尽心竭力。
 专题三 媒介经营管理
资本经营,媒介聚变时代的利器
年初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两大传媒巨头突然宣布合并的消息不仅让美国人自己目瞪口呆，而且也让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媒介大有“这世界变化快”的“沧桑”感慨。这一市值高达3500亿被称之为“世纪并购”的“核聚变”的出现决非源于偶然，而是当今全球经济重组格局下的战略性联盟理念的再次实践，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之所以跳到同一张床上，并非出于自信，而是他们感到，这个时代单身不保险。”⑴其实，美国人早就嗅到了知识经济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提出，他们将重点放在了最具活力、发展最为迅猛的信息产业上，并于1996年修改了《电信法》，将电讯和媒体统一立法管理，从而引发了一场一浪高过一浪的涉及电讯、电子、媒体、文化企业以资本为核心的“血雨腥风”的兼并浪潮和产业重组。其他一些国家也不甘落后、纷纷制定了相应的策略。
在国内，传媒业在经过超常规的发展后，传媒市场也已进入群雄纷争的“战国时代”。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我国加入WTO步伐日渐加快，而具有巨大潜力的中国市场毫不例外的让“国际传媒大鳄”们垂涎三尺。面对如此“内忧外患”的境遇，我国传媒人士纷纷提出媒介产业化的概念希望在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中占得一席之地。那么什么是媒介产业化、产业化的本质含义是什么、我国该如何实施媒介产业化？
产业化的资本意识
在中国，媒介产业化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新概念。在经济学领域，“产业”是指在开展特定经济活动的行业性的经济组织实体。按照国内外比较通行的费舍尔——克拉克产业分类法，媒体产业被划着是第三产业中的信息产业的子产业，一般是指围绕节目（信息）的生产经营和播出以及相关活动，以特殊的价值交换形式向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企业群在统一市场上相互关系的集合。媒介产业化从宏观上来说，即把媒介产业看作为整个市场中的一员，参与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从微观上来说，就是媒介单位“企业化”，即把利益最大化作为追求的目标和行动的指南。既然要把媒介作为一个产业，单个媒体作为企业置入一个大的社会市场之中，就不得不说到资本经营。
“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的资本是一个被我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回避了多年的概念。然而我们现在不得不正视的是，尽管资本遭到一些人的嫌弃，但是实践一再证明：至少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社会生活和再生产是离不开资本的，尤其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资本是经济活动得以继续的标志。资本之所以还存于过去认为不应该存在的社会里就在于它有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这种客观必然性是由于资本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且它还是一种生产经营所不可缺少的要素。这也是说，资本不仅具有社会属性还具有其自然属性。从两者的关系上来说，资本的社会属性是建立在资本的自然属性之上，正是由于资本和劳动的结合能带来资本的增值的这种自然属性才促使人们去研究和关注资本的所有权问题，既资本的社会属性。马克思在对资本的进行剖析以证明私有制的最终完结时，也没有说资本会立即消失，而只是说生产资料（实际上它的价值形态就是资本）必须和劳动结合，即资本要由少数人占有到由全社会大多数人所共同占有，只是后来的人常常以资产或是资金加以替代。⑵
过去由于我们缺乏资本意识，过于偏重于对资本的社会属性的剖析，而忽视了其内在的自然属性，致使许多国有企业举步维艰，出现了“守着金山讨饭吃”的现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媒体和其他的企业一样完全依靠政府的行政指令运作，媒体被单纯的看作党和政府的“喉舌”，媒体本身并不存在经营的问题，国家承担了全部的财政压力。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媒体的经营意识也开始逐渐觉醒，媒体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无论是媒体本身还是政府对于媒体的经营往往还是停留在通过市场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意识层面上，还缺乏资本经营的意识，重复建设和效率低下的现象屡见不鲜，其经营的范围和深度上也还比较窄、浅。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到来，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新经济出现端倪，过去那种仅仅想从市场上赚钱“补贴”的“游击”经营意识越来越难以立足，以抵御风险和把握先机的“把蛋糕做大”的意识则成了普遍共识。
要想“把蛋糕做大”以建立起自身在市场的优势地位说到底就是必须具备资本意识，即认清我们到底在经营些什么，我们经营的目的是什么？过去我们仅仅将目光投在“计划”、“产品”，那么现在就要透过媒介产品的精神指向这个特殊表层，看到在精神产品生产的背后其实是和其它企业一样是对于资本的经营，这里的资本不仅包括一般所说资产，还包括知识产权等非实物性的无形资产。树立了整体的资本经营意识，我们才能明确媒体经营的最终目的，将眼光不仅投向一般表层产品的生产，而且要自觉充分地利用其资源，盘活固化的资本并通过资本的合理组合、管理以实现资本保值和增值，最终达成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例如，过去我国的广播、电视对于频率的使用往往无视频率的“稀有性”原则而采取无偿使用的方式，既容易造成浪费又容易引发混乱，如今在资本的意识下则往往将其作为一种资源而采取有偿使用的经营管理方法。在这种资本的意识下，媒体的经营管理实际上就是对于资本的经营，就是把媒体所有的各种社会资源、各种生产要素（即所拥有的各种资本）都视为可以经营的价值资本，通过流动、收购、兼并、重组、参股、控股、转让、交易、租赁等各种途径优化配置，进行有效经营，以实现最大增值的一种经营管理方式。从宏观上来讲，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资本经营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资本存量的流动，实现企业间的优势互补和地区之间的投资合理化，从而调整产业结构、整合产业的发展，最终有利于提高产业的整体效益；从微观上来说，资本经营可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迅速扩张企业的规模、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资本经营所带来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它和媒体产业化所追求的目标无疑也是一致的。
媒介产业的整合
我国的传媒业在经过快速的发展后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从整个产业来看主要是结构不合理，“散、乱、差”现象比较严重，固定成本较高，边际效益低，经济效益较差，低层次的重复竞争日趋激烈。为了争夺客户，有个别媒体不惜采用高折扣的手法，如此一来很容易将还不够成熟的中国媒介产业置入杀价的恶性竞争之中，这无疑是个危险的信号。⑶而且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的发挥。例如，我国报刊在低水平重复、种类相对过剩的同时，却出现报刊市场远远未饱和的情况；⑷许多电视台自制节目能力不足，在屏幕上常常充斥着一些港、台以及国外的肥皂剧和泡沫剧，这种混乱的现象不仅造成传媒市场竞争的无序，直至影响其社会效益的最终达成。
正因为如此，传媒主管部门持续几年都把重点放在了“治散、治乱”上。去年底新闻出版署再次出台了有关调整报刊结构的《关于落实中央“两办”30号文件调整报刊结构的意见》。广电局也早在三年前广电部上层就有“治散治乱，深化改革”的方针，并且取得一定的成绩。在“治散治乱”的同时，组建报业集团、广电集团的步伐也在加快。目前，我国已组建包括广州日报集团、南方报业集团等在内的15家报业集团；广电系统也开始以上海广电局为蓝本于1999年9月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82号）规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组建包括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内的广播电视集团”、“以现有的广播电视网络资产为基础，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组建公司，地（市）、县相应建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统一经营管理广播电视传输业务”。
尽管传媒主管部门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用以产业整合、优化资源配置、组建大集团，形成规模效益、抗衡国外媒体大鳄的本意是好的，但难能乐观的是组建的集团仍然是建立在“条块”分割的旧的管理体制基础之上，从本质上来说仍属于行政性的。⑸而在行政指令下的“治乱治散”、组建集团不仅难度大，阻力大，而且用以导致“拉郎配”、“均贫富”之嫌疑，与媒介产业化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按照媒介自身的产业经济规律运作的要求不符，甚至可能导致与良好意愿背道而驰的尴尬局面。
媒介产业化的提出其实是传媒从吃“皇粮”到“自谋生路”的冲撞中，在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后提出来的，它的提出并非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中国传媒对外在的生存环境和内在发展的企盼。媒介产业化说到底就是要清醒认识传媒业的经济属性和产业规律，自觉适应市场环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国家调控市场，市场调节企业，最终按照产业的发展规律思想结构优化，提高运行效率和经济效益。而其中衡量媒介产业化程度的一个可靠标准就是资本集中和积累。单纯的依靠行政手段“治滥治散”、组建集团难免产生一些“貌合神离”的事例，增加管理内耗，最终影响其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就是说，媒介产业化是要求在尊重市场对资源进行基础配置的基础上按照资本所具有的自然属性而运行资本以进行产业整合。如同任何事物的发展运动都有其规律一样，依照资本的自然属性运行资本也有着其客观规律：资本总是要向那些能够获得最高额利润的产业和产品集中;资本总是要不断的扩张以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资本总是要通过形态的变化使自己规避风险，获得最大收益等等。⑺总之，媒介产业的整合必须重视资本的自然属性，就是要充分认识资本的积累与投资、资本的流动和市场、资本扩张的能力等等，并通过其具体的组织和运作，实现资本盈利的最大化。
正是因为资本经营是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之上并且充分重视资本的外在环境和自身能力的，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经营逐步成为经济生活中企业经营的重头戏。江泽民同志曾在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上代表中中央着重阐明了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⑹尽管我国的传媒不同于一般的企业，但作为信息产业中的先导产业，也还是可以加以借鉴和利用。也就是说，在治滥治散、调节产业结构、发展集团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仅仅是“翻翻牌子”就完事，而是应当根据整个宏观经济环境、产业环境、传媒自身资源配置情况和发展需要以资本为核心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整合来进行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否则就如南方日报集团社长李孟昱所认为的：“南方”集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团，起码没有经过资产重组。⑻
强势媒体的扩张
强势媒体是指一些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经济和社会效益较好的媒体。近些年来我国已经成长起一批如广州日报集团、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等具有较强实力的优秀媒体。但是从全国整体来看，这类媒体不仅在整个我国媒介产业中所占的比重较小而且和国外媒介产业相比，其规模也较小。根据英刊《国际电视商务》1999年“世界电视100强”的评比，被看作是我国传媒龙头的中央电视台也不过以6亿美元的身价排在了51位，而美国的时代华纳公司以其高达184.62亿美元的电视收入排在首位。⑼
因此要想让中国的传媒产业真正抗击国外传媒的“大举入侵”切实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不打造几艘我们自己的航空母舰是不行的。一般来说，媒体的扩张有两种办法：一是靠这些媒体自己赚钱去投资、扩大自身。但这个方法太慢，全世界的大集团都不是靠自己赚钱来进行扩张的，况且，就目前国内市场下相对疲软的环境下大多数媒体都感到不同程度的资金紧缺。因此仅仅依靠自身的资本积累而进行扩张实属不易。二是让这些媒体运用资本经营，通过融资、收购、兼并、参股、控股、转让以及租赁等多种资本经营手段来壮大自己。这种方法正是国际上各大公司所长。
近年来，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张自身规模也日益成为我国传媒业的新动向。例如，99年引起中国传媒普遍关注的成都商报社通过其子公司成都博瑞投资有限公司受让成都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的四川电器2000万股国有股，一举成为四川电器的第一大股东，拥有公司27.65%股份。成都商报社的这一举动的最终目的是给长期业绩不佳的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以获得配股权，最终从资本市场获取自身发展所需的资金，以实现“在全国性媒体中占一席之地”的理想。《我国传媒进入证 资本市场现状研究》⑽
而在此之前已有上海东方明珠、湖南电广实业、无锡中视影视通过将原有的媒介产业集团或媒体事业单位从事广告经营、有线网络服务、影视节目制作等可以商业化的部分剥离出来，注册组建独立的股份制有限公司上市，既达到其融资的目的，又使无形资产增了值。此外，湖南电视台采取与上市公司湖南中意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创办“湖南卫视财经节目中心”，并共同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进行业务和资本的拓展，也取得较好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