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的人生形式，既带有很大的理性成份，也带有很大的想象成份。在教材中，我们专门介绍了《边城》的写作缘由，甚至谈到了翠翠的形象原型，这在沈从文的散文中也是可以找到依据的。应该说，沈从文的许多小说都是有现实依据的，但地处湘、黔、川三省交界的湘西，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老、少、边、穷”地区，它真的就像作者所描写的那样如同世外桃园般的美丽？当然不是。这只是文学的创造，也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因此，我们在教材中这样说，在这个世界（即“湘西世界”）里，沈从文正面提取了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的极致，便是对“神性”的赞美。而这种“神性”，就是“爱”与“美”的结合。也就是说，神、爱、美，三者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翠翠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是他崇拜的爱神和美神。为了表现这种“人性的极致”，作者不能不从一开始就制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意境，作品开头的那句：“由四川达湖南，靠东有一条官路……”，就犹如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
5．《边城》与沈从文的文学理想
“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而《边城》则是沈从文“湘西世界”的集中代表。因此，我们可以说，沈从文不仅把《边城》看成是一座供奉着人生理想的“希腊小庙”，而且，在这座小庙里还供奉着他的文学理想。在这座小庙里，不仅有他崇拜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人物，也不仅有他向往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生活，而且，还有他追求的代表着自然天性的理想文体。在这些理想人物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的光辉，体现着人性中原本就存在的、未被现代文明侵蚀和扭曲的庄严、健康、美丽和虔诚。翠翠在与仅有的男性的接触中萌生出爱意，就任由自己的心思，爱上了当地掌水码头团总的二儿子（二老）傩送，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地位低下，甚至在听到了团总想要与有碾房陪嫁的人家打亲家的话之后，丝毫没有将这个消息与自己的婚事联系在一起，在她的天真纯洁的心灵，似乎根本就不存在“门当户对”的概念，因此，在作者眼中，她的爱是超越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最为高尚也最富有诗意的爱。同样高尚的是团总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同时都爱上翠翠，但他们并没有自相残杀，当天保知道翠翠爱上了自己的弟弟后，便主动退出了竞争。令难以理解的是，这理想生活并不仅仅是一个浪漫温馨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爱情悲剧，但作者对这一切似乎并不悲伤。也许，这正是作者的人生观（生死观），天保的出走遭遇了不幸，傩送不胜悲哀的重负，也离家而去，连翠翠身边的惟一一个亲人外祖父也弃船仙逝，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翠翠，这一切生、老、病、死，在作者看来，都是自然的安排，人生的常态，当地民风如此，芸芸众生也应如此。而生活如此，表现生活的小说又什么必要非得按人为形成的规矩去写作呢？于是，在《边城》等描写湘西生活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叙事就叙事，该抒情就抒情，散文的笔法和诗歌的意境成为小说的主体，现实与梦幻，人生和自然，就这样随着简单的故事发展而水乳交融地掺和在一起。也许，沈从文正是在这不经意间创造出了自己的理想文体：诗化抒情小说。
关于“京派”
（1）“京派”的概念
“京派”是指30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
京派形成的文化背景
了解京派形成的文化背景的关键，在于了解当时文化中心地位的转移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京派产生于30年代，这时“五四”的高潮已经过去，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中心都已经转移到了上海，留在北京等地的作家便处于一个“文化边缘”的地位。这种地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成为文化边缘的北京虽然比较沈闷，但北京毕竟是文化古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特别是在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浓重的文化氛围为那些志趣相投的作家重新集结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第二，处于文化边缘的北京，远离时代的中心，加上这里的作家大多生活在大学的校园里，较少沾染上商业和党别的味道，所以，比较容易形成一种平和、恬静的创作心态。此外，这些知名高校里的著名学者教授，大多拥有雍容高贵的气质，喜尚扎实稳健的文风，因此，在对时代和社会的态度上也大多趋于保守。第三，在文化边缘中能够甘于寂寞继续坚持创作的作家，大多是真正有志于文学事业的人，特别看重文学的独立价值，对于那些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业性的倾向，都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态度，有意识地与各种流行文学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学习中同时还要注意以下特点：
A．他们多是“文学研究会”未曾南下的成员。在30年代，中国的文化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后，北京守旧的文化氛围和上海新潮的商业氛围和激进的革命氛围，对这两个地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他们的学术观点，还是私人关系，都与新月派十分接近。
B．他们多是北大、清华、燕大、南开等几所知名大学的著名学者、教授，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院派”的“文化精英”。他们对文学（创作）的态度成为他们与海派作家主要分歧。
C．是“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对儿时的乡土生活的怀念，是形成他们创作具有田园牧歌风格和抒情小说特征的主要原因，并因此而与“京味”小说划开了界线。
D．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和宣言，但他们大都集中于林徽因、朱光潜组织的两大文学沙龙。以文学沙龙为依托，正是文学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著名的“新月派”就是以“聚餐会”的形式形成“流派”的。
E．他们的作品大多发表于《现代评论》、《水星》、《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杂志》等几大刊物。沈从文、凌叔华、胡也频等都曾被看成是《现代评论》培养出来的作家。以一个或几个刊物为依托，也是文学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
（2）“京派”与“海派”
海派是与京派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一般是指活跃在上海的作家。但在学习中，要特别注意，不同作家所说的海派有着不同的含义。也就是说，海派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海派，是指所有的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主要有三个流派：一是左翼文学，二是新感觉派文学，三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而“鸳鸯蝴蝶派”当时也有新旧两派之分，旧鸳鸯蝴蝶派主要以一直致力于通俗文学创作的周瘦娟、张恨水为代表，而新鸳鸯蝴蝶派则以原来的新文学作家张资平、叶灵凤为代表。也有人把后来于40年代崛起的张爱玲作为新鸳鸯蝴蝶派的后起之秀，即海派的新代表。
狭义的海派，则主要指鸳鸯蝴蝶派。也有人将具有典型都市文学特征的新感觉派视为典型的海派，而将左翼文学与此相区别。
沈从文在《文学者的态度》等文章中所说的海派，实际上使用的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强调的是文学创作者对文学创作的态度；而鲁迅在《“京派”与“海派”》等文章中所说的海派，则是使用的狭义概念，强调的是文学创作者对政治和社会的态度。因此，沈从文与鲁迅所说的“海派”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3）“京派”与“京味”
京派指的是一个文学流派，京味指的是一种文学风格。京派与京味无关，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学概念。
前面我们曾说到，京派的作家大多是“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也就是说，他们同20年代的“乡土文学”作家一样，虽然生活在都市（如北京），但他们的创作内容却与生活的城市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主要以家乡生活背景为主。比如，废名主要写家乡湖北黄梅的生活，沈从文则以家乡湘西生活为题材，芦焚也主要描写家乡河南的题材，后来被称为“京派的最后一位传人”的汪曾祺，也是主要以家乡江苏高邮的人和事为题材。惟一特殊的是萧干，他的《梦之谷》等作品多以北京为背景，但是，这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北京人，北京也就是他的家乡，而且，他的作品仍然是以“童年视角”为出发点的，在本质上与“乡土文学”和其它的京派作品并无相悖之处。因此，在京派的作品中，一般是读不到京味的，即使是萧干的作品也不以京味为特点。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鼻祖，但他不是京派的作家。关于京味的特点，可以参见教材第四讲“老舍创作的视点与‘京味’”。
（4）“京派”的态度
关于京派，我们可以总结出许多特点，而最大的两个特点就在于它的地域性和政治倾向性（即态度）。京派的态度以沈从文的主张为代表，即对广义的海派的批判立场。虽然，左翼文学与新感觉派和鸳鸯蝴蝶派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但是，京派对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且，京派的创作既不同于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也不同于左翼文学。
（5）“京派”的作家
在小说方面，除了有沈从文、废名、萧干、芦焚（师陀）之外，还有凌叔华、林徽因等，以及后来的汪曾祺等。
在散文方面，主要有废名、何其芳、李广田，还有沈从文、芦焚和后起之秀吴伯萧等。
在诗歌方面，主要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他们三人因出版有《汉园集》，又称“汉园三诗人”），以及晚起的林庚等。
在戏剧方面，力量最弱，主要有李健吾、林徽因等。
在理论方面，人数不多，但影响不小，主要有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和著名评论家李健吾（刘西渭）等。
从这个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出，京派的作家队伍并不算庞大，但很整齐，一是每种体裁都有成就卓著的作家，尤其是在小说、散文和诗歌三方面有所建树；二是每位作家都有多方面的成就。京派作家几乎都是多面手，沈从文、废名、芦焚，既是著名小说家，散文也写得非常漂亮。何其芳、李广田，既是著名散文家，诗歌也有不小的名气。而李健吾既是著名戏剧家，还是翻译家，也写小说和散文，但他的“刘西渭”的名字在评论界似乎更响一些。萧干的小说成就虽不算高，但也很独特，同时，他还是一位很有知名度的新闻记者，在二战期间，他曾是欧洲战场上惟一的一位中国记者。而凌叔华（陈西滢的夫人）写小说只是她的业余爱好，她的专长应该是文化研究，她曾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等著名大学讲坛上讲学的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尤其是文人画）。林徽因（原名林徽音，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夫人）更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才女，她毕业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也曾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但她的爱好是绘画与雕塑，也从事戏剧、小说、散文和诗歌创作。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强调一位作家，即废名（冯文炳）。在以前的专科学习中，人们对他的认识还不够，只是在讲到鲁迅与周作人创办的语丝社时，顺便提到有一位冯文炳。在当时的文学辞典中，只能查到“冯文炳”的名字，找不到“废名”，真的跟被“废”了“名”一样。但近年来人们越来越看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不仅把他视为“京派的鼻祖”，而且，对他在小说、散文以及诗歌上的成就都大加推崇。在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中，就有些例外地选了废名的五篇小说：《纺纸记》和《菱荡》、《桥》、《莫须有先生传》以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后四篇以附录的形式出现），而鲁迅才选两篇，在散文中也选了两篇，原来还准备选他的诗歌的。人们对废名的注意和重新发掘，是从人们对周作人的重新认识分不开的，因为周作人太喜欢废名，废名也太推崇周作人，两人也真有些“臭味相投”了。废名的几乎每一部作品，只要有序，必定出自周作人之手，而周作人每一出手，必定是“我喜欢”，跟现在“名人广告”如出一辙。但不同的是，周作人不仅仅是一味地夸奖，还真的做了一些研究，比如，他在《怀废名》一文中就这样总结说：“废名的文艺活动大抵可以分为几个段落来说，甲是《努力周报》时代，其成绩可以《竹林的故事》为代表。乙是《语丝》时代，可以《桥》为代表。丙是《骆驼草》时代，以《莫须有先生》为代表。丁是《人间世》时代，以《读论语》这一类文章为主。戊是《明珠》时代，所作的都是短文。”而我们现在一般也这样认为，说《竹林的故事》、《桥》和《莫须有先生传》是废名的小说代表作。
特别提醒大家对废名的注意，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废名虽然是京派的鼻祖，但他的小说特点与京派小说的共同特点（甚至京派小说的几个特点之间）常常有相悖之处，至少表面上看来是相互矛盾的，不知大家在学习中是否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第一，是关于“易读与不易读”。教材在第114页上说：“‘京派’小说家有形式感，讲求‘文章之美’，作品比较有可读性”。这里说的“文章之美”，正是周作人对废名小说的赞誉之辞（见周作人《枣和桥的序》：“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中国小说界有他独特的价值，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但读过废名小说或散文的人都应该有同感：即他的东西实在难读。当然，我们在教材（第115页）中对此也作了明确说明：“废名的作品并不容易读，里边总有某种玄学意味，又有‘理趣’和‘禅趣’，阅读时只有放慢速度，才能慢慢体会那有意为之的‘涩味’的境界，看作家如何将艺术和哲学两相调和。”而废名最得周作人欣赏的就是他的“理趣”、“禅趣”和“涩味”。第二，是关于“平和与讽刺”。教材在谈到京派小说“从容节 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的特征时，强调了他们远离商品化和都市化的一面，也强调了他们的文化理想和他们对于平凡生活的诗意的重视，实际上也就是主要强调了他们“平和的写作目标”，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是平和的，充满田园牧歌风格的。但在谈到他们的“比较成熟的小说样式”的特征时，又特别提到，“当他们以‘乡土中国’的眼光审视都市生活时，常写世态批评的讽刺小说”。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如此，沈从文的《八骏图》也是如此。
4．京派的共同特征
一是在题材上，他们大多倾向于对“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描写。首先，这与他们的文学态度有关。他们出于对文学（特别是海派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业性（商品性）的不满，有意识地采取一种回避时代潮流、回避现代文明、回避时尚的态度，转而从文化的而不是政治视角来表现已经被人们所淡忘的乡村生活和民间生活。所以，我们在教材中说：他们“格外注意以传统的和民间的道德重新厘定现实人生”。所谓“厘定”，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整合”。厘，即整理、治理；定，即规定。其次，与他们对往日生活的怀旧情绪有关。他们对原本并不美好的宗法制农耕文明的理想化处理，与他们对畸形发展的现代都市文明的格格不入形成了一种情绪上的巨大反差，因此，也可以说，正是他们无法忍受现代都市的日益浓郁的商业化气氛和日益堕落的道德伦理，才促使他们一门心思地去挖掘乡土中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他们大多是20年代“乡土文学”的继承者。第三，还与他们的人生态度有关。他们不但有受人尊重的地位，而且还有受人敬仰的知识和修养，他们对人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看得很透，也看得很淡。他们的文学创作有恋旧的倾向，但并没有因此而迷失自己，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状态，在审视的态度中还含有批判的意识，“写尽了人生之‘常’与‘变’”。因此，既可以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时代变革之外寻求自足”，也可以说他们正是用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对现代文明以及文学激进派进行抵抗。
二是在风格上，他们大多倾向于从容节 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首先，他们生活在都市而热衷于以自己童年生活为背景的乡土题材，必然就会有怀旧的情绪；在怀旧的情绪中去品味生活、挖掘诗意，则必然会对“从容节 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产生共鸣。其次，与快速时髦的都市文明的疏离和与缓慢古雅的乡土生活的亲近，必然产生出平和的创作的目标和从容笃实的写作态度，也必然会以“一种和谐、圆融、静美的境地”为自己的美学理想。第三，也就是我们在下一个问题中将要谈到的，在创作中“表达都市人对理想化的农牧生活水平的向往”，也就形成了偏于古典审美的“牧歌田园诗”的基本风格。
三是在文体上，他们大多创造出了比较成熟的小说样式。首先，由于京派作家既有才情又有学识，所以，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既追求独特又讲究品味，既看重自己的作家身份又不忘自己的学者身份，不愿以传奇性的故事情节 取胜，而宁可将力气花在形式的创造上。再加上他们几乎个个都学贯中西，既有深厚的古文底子，又经过西洋文化的熏陶，既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又熟悉各种诗化、散文化的艺术手法，一旦认真追求起“文章之美”来，很难不有所创新和推进。其次，由于他们的理想是表现乡土人生，所以，他们“最拿手的还是抒情体小说”，他们在这方面的贡献不仅是大大的发展了中国的抒情小说，而且还在于对后世作家的影响，使抒情小说从此成为了一个传统和源流。当然，他们既然生活在都市，其创作总是难以与都市彻底绝缘，只是由于对都市的反感，抒情的笔调在这里总是变为讽刺的笔调。他们抒起情来令人陶醉，调起侃来也同样令人开心，而且，其形成感仍然是那样的鲜明和突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自己以为，我们虽然说沈从文的主要贡献虽然是他创造的“湘西世界”，但这并不是说他的都市题材小说在艺术上就有多逊色，而只是因为他的湘西世界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而都市讽刺小说则还有比他更独特的。
5．京派偏于古典审美的牧歌田园诗风格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只有“田园诗”而没有“牧歌”。的确如此，我国东晋的著名诗人陶渊明就被视为“田园诗”的代表诗人，而“牧歌”一词最初起源于拉丁文（pastoralis），是古希腊一种描写牧人生活或农村生活的抒情短诗，后来泛指描写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特别是表达都市人对理想化的农牧生活的向往，因此，又译为“田园诗”。在教材中我们说：“德国的哲学家和美学家叔本华曾制订一张诗歌体制级别表，即将各种基本文体按等级分类，依次是：歌谣，田园诗，长篇小说，史诗和戏剧。”在这里，田园诗也就是牧歌。叔本华这样分类的依据，是各种文体表现主观理想的程度，他认为，戏剧最为客观，而田园诗则最接近纯诗，最为主观。但是，在中外诗歌理论中，田园诗最主要的特征，并不是主观理想，而是对现实的回避态度，是因为不满现实而产生的对古代单纯简朴生活的幻想。而在艺术上，牧歌或田园诗则强调抒情性手法的运用，具有悠长、舒缓、优美的特点。
京派作家在创作上表现出偏于古典审美的牧歌田园诗风格的特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十分独特的。我们在专科阶段的“中国当代文学”课程中曾学习过，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学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启蒙传统”，一是“启蒙的文学”，一是“文学的启蒙”。前者强调思想、艺术的深刻性，并以文学与历史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步性作为衡量其深刻的标准，鲁迅、郭沫若、茅盾、曹禺等作家是其主要代表；后者则是以文学如何建立现代汉语的审美价值为目标，常常依托民间风土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境界，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不尽同步，周作人、废名、沈从文、老舍、萧红等作家的作品，断断续续地延续了这一传统。而我们说京派作家偏重于“牧歌田园诗风格”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性，一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从她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与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新文学作家，一般都具有感时忧国的特点，重现实干预，少悠远的乌托邦式的艺术想象，一年到头都在忙于应付时局的变化，根本就没有时间和闲情去写田园诗。因此，“启蒙的文学”始终占据着主流的地位，而“文学的启蒙”则一直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二是因为在京派出现的30年代，现代文学中还很少有田园牧歌型的作家和作品，废名和沈从文的出现也就只能看作是一个例外。即使是在后来，这个传统也只是断断续续地在延续着，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始终存在着。我们在专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第2章“土地之歌”中曾讲到，“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乡土题材的创作成果最为丰富和发达，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以知识分子探索与改造国民性为特征的启蒙主义，和以沈从文为代表、以崇尚原始生态、歌颂民间生活、美化自然风光为特征的田园浪漫主义两大流派。这些传统的影响使当代作家的创作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在柳青对农民私有制观念鞭辟入里的痛切分析中，不仅可以看到鲁迅批判国民性的精神，而且，从他笔下的梁三老汉等形象中，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闰土、阿Q和茅盾笔下的老通宝。而周立波对湖南山乡美好人性和绿水青山的由衷赞美，则与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有着内在的血肉联系，他笔下的盛佑亭（亭面糊）、王菊生（菊咬筋）、盛淑君等，仿佛是从古老的边城走入新的时代开始新的生活的老船夫、天保、傩送、翠翠。”
我们在前面的“京派的作家”和“京派的共同特征”中，已经讲到了京派创作形成田园牧歌风格的诸多原因，在学习中还可以结合沈从文在抒情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参见教材第122页），来掌握整个京派文学的风格特征。从京派文学对后世的影响或从后人对京派的研究和继承的角度看，由于大家始终不能在京派文学的思想价值上取得一致，因此，人们便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京派的文体创造上。京派作家和沈从文作品的“牧歌式风格”是人们很热衷的一个话题，但要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理解，则必须以精读作品为基础。
曹禺专题辅导
一、学习常识提示
1．关于曹禺生平
“曹禺是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孙庆升：《曹禺论》）
（1）简历。生于1910年9月24日，（比鲁迅小29岁，比老舍小11岁，比沈从文小8岁，比巴金小6岁，可以算得上是“五四”元老作家中的小字辈，在清华读书时有“小宝贝儿”的绰号），卒于1996年（终年86岁，与沈从文同寿），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他的姓氏“万”的繁体字为一个“草字头”和“禺”字，草字头与“曹”谐音，故“曹禺”即“万”）。父亲万德尊清末曾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1909年初回国，辛亥革命前（1916）任黎洪元秘书，中华民国成立后，获中将军衔，曾任宣化府镇守使、察哈尔都统等职。母亲薛氏出生于商人家庭，生下家宝后三天因患产褥热病逝。曹禺曾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薛氏胞妹薛泳南后成为家宝继母，始终把家宝看作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并终身未生育。有的研究文章中说，曹禺的母亲喜欢看戏，他从小就跟着母亲看了很多京戏、地方戏和文明戏等等，其“母亲”实际上是曹禺的继母。
（2）少年时代。1915年（5岁）时由表兄刘其珂作家庭教师，读诗背经，并开始与小同学演戏编戏，但没有上过正规的小学。1920年（10岁）结束私塾学习，进入天津银号“汉英译学馆”学习英语，并开始接触莎士比亚等外国作家的作品。1922年（12岁）进入南开中学二年级学习，与靳以（章方叙）同学，并成为终身好友。1923年（13岁）开始热衷于新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但他承认，“《狂人日记》当时没读懂”，而《女神》却使他的血“沸腾”起来。1925年（15岁）先后参加南开中学文学会和南开新剧团（这是我国话剧界较早的剧团之一，由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张伯苓创建于1909年，周恩来曾是其中的活跃分子），开始了他的演剧生涯。
（3）初露头角。1926年（16岁）开始在天津《庸报》副刊《玄背》上连载小说《今宵酒醒何处》，第一次使用笔名“曹禺”。后陆续在《南开周刊》、《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杂文，以及莫泊桑的翻译小说等多篇。1927年（17岁）参加排演丁西林、田汉和易卜生的剧作。1928年（18岁）担任《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并开始构思《雷雨》，其诗作《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和《南风曲》有着郭沫若《女神》的影响。他父亲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医生，但两次投考协和医学院都未被录取。同年夏天，以优异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免试升入南开大学政治系，但他对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不感兴趣，1930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报考清华大学，9月与八位同学一起转入清华大学，插入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就读，广泛涉猎西方文学特别是戏剧文学，课余还常常与巴金、靳以去看京剧。年底，与钱钟书等人一起成为《清华周刊》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