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浪迹天涯。1938年7月，随"文协"迁往重庆，1939年随"文协"战地慰问团赴西北，曾访问陕甘宁边区根据地。1944年开始在《扫荡报》上发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并创作有篇小说《火葬》。1946年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与曹禺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便留在美国，期间创作发表了《四世同堂》的第二部《偷生》、第三部《饥荒》和长篇小说《鼓书艺人》、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微神集》以及《老舍戏剧集》等。

（7）回国任职。1949年10月13日，应郭沫若等人的邀请离开美国回国，同年12月9日抵达天津。1950年，先后被选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并创作发表了三幕剧《龙须沟》等。1951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1953年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1957年在巴金主编的《收获》杂志上发表他的戏剧代表作《茶馆》。1961年开始以他本民族的满人生活为题材，创作自传体小说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但只写出了前11章，未能完成。1966年8月24日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自沈于北京太平湖。

2．关于老舍的作品

老舍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一千多部（篇）作品，特别在长篇小说艺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与茅盾、巴金一起，并称"现代长篇小说的三大高峰"。老舍小说全景式地描写了北京的市民生活和风俗，又被看作是"京味小说"的源头，成为了北京文化的一个象征。

（1）创作轨迹。

A．1926-1929年：英国期间对"国民的劣根性"的探索，初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老张的哲学》写中国的政治腐败，《赵子曰》写一位阿Q式的北京新式大学生，《二马》写"老马"马则仁、"小马"马威父子两代在伦敦经商和求学的故事。

B．1931-1932年：回国初的新尝试，均遭失败。《小坡的生日》写新加坡华侨儿童小坡的生活，是一部带有童话色彩的小说。而《猫城记》则是一部具有政治色彩的寓言式作品。

C．1933-1934年："求救于北平"的幽默回归。《离婚》是老舍重返京味小说的重要作品，《牛天赐传》在艺术手法与《离婚》相似，但艺术成就稍差。

D．1936年以后：走向成熟。《骆驼祥子》写人力车夫的痛苦和不幸。《月牙儿》写社会底层的一个少女因生活所迫沦为暗娼的故事。《我这一辈子》写一个"臭脚巡"一辈子不断走下坡路的人生经历。《四世同堂》以北平沦陷为背景，描写了祁家四代人在国难当头时期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2）市民形象系列。

A．"老派市民"形象系列：主要有老马（《二马》），张大哥（《离婚》），牛老四（《牛天赐传》），祁老太爷、祁天佑、祁瑞宣（《四世同堂》）等。

B．"新派市民"形象系列：主要有张天真（《离婚》），兰小山、丁约翰、祁瑞丰、冠招娣（《四世同堂》）等。

C．"正派市民"（理想市民）形象系列：主要有赵四（《老张的哲学》），赵景纯（《赵子曰》），李子荣（《二马》），丁二爷（《离婚》）等。

D．"城市贫民"形象系列：主要有洋车夫祥子、老马、妓女小福子（《骆驼祥子》），老巡警（《我这一辈子》），拳师沙子龙（《断魂枪》），洋车夫小崔、剃头匠孙七（《四世同堂》），艺人方宝庆（《鼓书艺人》）等。

二、学习重点难点提示

1．小重点：

（1）老舍与京味小说的关系。

从老舍的创作经历可以看到，从他最初的《老张的哲学》、《二马》和《赵子曰》就以北京的生活和北京人在海外的生活为题材，到后来重新回到北京的市民生活题材的《离婚》、《牛天赐传》，再到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以及《我这一辈子》和《月牙儿》、《柳家大院》等中短篇小说，他最有特色和艺术成就的作品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因此，我们可以说，老舍”京味小说"的源头，是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

（2）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和人文景观。

我们已经知道，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老舍用他的大部分小说构筑了几乎可以包罗现代市民阶层生活所有方面的广大的"市民世界"。而构筑起这个市民世界的支柱，正是作者用"文化"分割出来的三种类型的市民形象：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和正派市民。我们还知道，老舍在执着地描写"城与人"同时，始终在做着"挖根"的工作，无论是早期的《二马》和《离婚》，还是后来的《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他都一直关注着与民族性问题有关的文化批判，而这种批判都是通过他的作品的"人文景观"，即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实现的，因此，与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采用的对现实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不同，他关注的始终是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的题目中所说的"老舍的创作视点"。

（3）樊骏、赵园等老舍研究的有代表性的观点。

老舍的创作在三四十年代没有得到大家足够的重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也与老舍在1938年主持"文协"工作之前一直游离于文学主潮之外有关，当时，虽然有人已经认识到他的作品的幽默性特点，但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的作品与北京文化的血缘关系。即使是到了50年代，老舍因《龙须沟》和《茶馆》等戏剧作品名声大振后，其小说的文学史地位仍然没有得到系统研究。而樊骏和赵园等老舍研究则对于我们认识老舍富有启发性。其具体观点可以参考教材第85-86页上的内容，最好能找到樊骏的《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和赵园的《北京：城与人》看一看。

2．大重点：

（1）老舍的艺术视点：文化对人性与人伦关系的影响。

教材在第71页中说：对老舍来说，市民社会中阶级的划分或者上流下层的划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这就是老舍的基本的创作视点。这一视点既决定着老舍小说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也决定着老舍作品的独有的特点。对于前者，我们从老舍研究的历史状况可以看出，由于老舍习惯于用文化来分割不同阶层的人，描写的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的命运和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走的是"俗文化"的路子，不同于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采用的对现实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虽然拥有大量的读者，但仍然不能得到当时主流派文学阅读时尚的欢迎，主流评论界也自然不会给他应有的评价和地位。对于后者，也正因为他的"俗"，他的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经北京话为基础的语言，使他远离当时的"新文艺腔"，使他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成为了把"乡土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心理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并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人。同时，也正因为他重视文化对人性与人伦关系的影响，决定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也决定了他的批判不同别人的批判。比如，他通过对自己最擅长的人物--骨子里仍然是农民的老派市民的批判，来实现自己对北京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成分的批判。

（2）老舍在批判传统文明时所表现出来的失落感与对"新潮"愤激之情交织的复杂感情。

老舍对传统文明的态度从他的创作一开始就是带有批判性的，但他的态度与鲁迅的猛烈甚至偏激完全不同，不但温和，而且在批判的同时常常表现出一种"失落感"。在作品中，无论是早期的老马（《二马》）、张大哥（《离婚》），还是后来的祁老太爷、祁天佑、祁瑞宣祖孙三代（《四世同堂》），这些老派市民虽然可笑，但大多值得同情，都是"悲剧性"的人物，在批判中注入了作者自己的情感，因而其批判并没有力量，最多也只是一种幽默。然而，对于他笔下的新派市民则完全不一样，无论是早期的张天真（《离婚》），还是后来的祁瑞丰（《四世同堂》），几乎都是采用的十分刻薄的嘲讽手法，虽然其批判也常常是无力的，但作者宁可作"漫画式"的处理，其鄙夷之情毫不保留地溢于言表。而老舍之所以在批判传统文明时，常常表现出来的失落感与对"新潮"愤激之情交织的复杂感情，究其原因，又在于对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态度。老舍对代表着"乡土中国"精神的老派市民的态度，表明他对传统文明的婉惜之情，而他对一味逐追新式的洋派的生活的新派市民的态度，则表明了他对西方文明的反感。老舍是旗人的后代，对传统文明的衰落自然有着自己深刻的见解，但老舍也有着在英国的生活经历，对西方文明的弊病也有清醒的认识。只是他与许多"西洋派"文人不同，宁可表现出美化带有封建宗法社会的东方文明的民粹主义倾向，也不愿对洋派青年手下留情。

（3）从风俗描写、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幽默的手法以及语言的运用等几个方面，把握"京味"的风格，掌握"京味"小说的源头，并掌握风格评析的一般方法。

"风格评析"是艺术分析中比较难以掌握的一种方法，教材这一讲的第三节  ，实际上也就是对老舍小说的"京味风格"进行评析的一个范例。而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的"风俗描写"、"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幽默的手法"以及"语言的运用"等，正是进行"风格评析"的几个重要方面。

（4）老舍笔下老派、新派、正派和"贫民"等市民人物形象及内涵。

我们在前面"关于老舍的作品"的介绍中已经例举了这四类市民人物形象，而所谓"内涵"，则是作者描写这些人物的用意。关于老舍笔下的老派市民形象和新派市民形象的用意，我们在"大重点"的第二题里也有所说明。而老舍笔下的正派市民形象，其内涵则在于他们寄托着老舍的一种理想，是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变迁与分裂的图景时，在对老派市民和新派市民都失望之后，仍然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的结果，他希望这些"侠客兼实干家"的正派市民能为社会锄害，从而既使他的作品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也使作品变得更有思想启发意义。当然，这也正说明了作者思想上的平庸和幼稚。而贫民形象的内涵，一方面贯穿著作者批判和排斥西方文明，甚至包括"五四"以来时兴的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的主题，另一方面更是从城市文明病与人性的关系这一角度，体现了作者对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认识，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关注和同情。

（5）《骆驼祥子》通过祥子这样一个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堕落与心灵腐蚀的故事，对于病态城市文明与人性关系的探讨。

这个内容正是教材第四讲第二节  的内容。关于"骆驼祥子"的故事大家应该是熟悉的，对祥子的悲剧，祥子为什么会堕落，为什么不能实现自己最起码的人生理想--在城市里靠自己的努力而得到一辆真正属于自己的车，最终做到"自食其力"，也应该有自己的感受和看法。这些我们在专科阶段已经掌握的内容，正是我们现在要掌握的老舍"对于病态城市文明与人性关系的探讨"的重要基础。掌握的要点在于"城与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城市文明病与人性的"冲突"。在老舍看来，祥子的悲剧在于病态的城市文明对人性的伤害，而在这部小说中，老舍又正是通过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因此，作者在批判的同时，又试图”道德审视"的角度对现代文明病的病源进行了探讨。

沈从文专题辅导

1．关于沈从文生平

这个内容，我们在专科的学习阶段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涉及，因此，在学习中，无论专科阶段是否学过现代文学史，都有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特别是与沈从文创作道路和创作思想有关的内容，应该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

（1）简历。生于1902年12月28日，（比鲁迅小21岁，比老舍小3岁，比巴金大2岁，比曹禺大8岁），卒于1988年（终年86岁），湖南省凤凰县（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原名沈岳焕。父亲为当地中医。湘西偏僻的地域特点和他身上独有的苗、汉、土家三个民族的血统，对他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2）少年时代。1917年（15岁）从凤凰县第一小学毕业，这是他的最后学历。同年8月，即按照当地的风习进入地方行伍，先后当过士兵、班长、司书、文书、书记等，在部队活动的沅水流域各县，见识了“湘军”的强悍和杀人如麻的残忍，也见识了地处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湘西这方土地上的人民的美好人性。

（3）进京求学。1922年（20岁），在接触新文学后，出于内心的憧憬，独自闯荡北京，升学失败后，住在“酉西会馆”（半年后迁入银闸胡同一公寓“窄而霉斋”）自学，并开始文学创作。这时期，主要用“沈从文”、“休芸芸”等笔名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和《新月》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郁达夫那篇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就是在1923年收到沈从文的求助信后给他的回信。

（4）初露锋芒。1926年（24岁）出版第一部作品集《鸭子》（包括散文、小说、戏剧和诗歌），1927年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蜜柑》，在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

（5）登堂入室。1928年1月，到上海，8月应胡适之邀，以小说毕业的资历担任上海“中国公学”的讲师，讲授写作。这一年，他还出版了小说戏剧集《入伍》、长篇小说《阿丽丝中国游记》第一卷和第二卷、《篁君日记》，短篇小说集《好管闲事的人》、《不死日记》，以及《老实人》、《雨后及其它》等。

1929年1月，开始与胡也频、丁玲夫妇一起创办文学杂志《红黑》和《人间》，并参加新月社。

1930年夏，任武汉大学国文系讲师。

1931年1月，胡也频被捕入狱，2月7日与柔石、殷夫、李伟森、冯铿（并称“左联五烈士”）被枪杀于上海龙华。4月，沈从文冒险护送丁玲及孩子回家乡湖南常德。这年秋天，应杨振声之邀赴山东，进入青岛大学任教。

1932年秋天，又应杨振声之邀到北京，进入教育部的“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

在这期间，沈从文每年都出版有多部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呆官日记》、《旧梦》、《一个女演员的生活》，中篇小说《神巫之爱》、《一个天才的通信》、《泥涂》，短篇小说集《男子须知》、《十四夜间及其它》、《沈从文甲集》、《沈从文子集》、《石子船》、《龙朱》、《虎雏》、《都市一妇人》，长篇传记《记胡也频》，以及散文集《旅店及其它》等。

（6）锋芒毕露。1933年5月，丁玲被捕后失踪，引起文坛瞩目。两个月后，当人们快要忘记丁玲时，沈从文发表了《记丁玲女士》一文。同年9月，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同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引起著名的“京海之争”。这一年他还出版有中篇小说《一个母亲》，短篇小说集《阿黑小史》、《慷慨的王子》和《月下小景》等，并在北京主编《大公报》副刊《文艺》。

1934年是沈从文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年。这年1月，他返回湘西看望病中的母亲后，写出了他的小说代表作《边城》，并写出了他散文代表作《湘行散记》（1936）和《湘西》（1939）中的许多篇章，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游园集》、《如蕤集》，以及他的第一部自传《从文自传》，还执编了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成为了北方“京派”作家群体的组织者。

在随后的两年里，沈从文对自己的创作作了初步的总结，出版了一系列小说选集，如《从文小说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沈从文选集》、《沈从文小说集》、《新与旧》等。

相关知识：1933年前后，左翼文学的创作面貌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胡也频、丁玲、蒋光赤等“初期左翼作家”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或被杀、被捕、病逝等）相继退出了文坛，张天翼、沙汀、艾芜等“左翼新秀”开始崛起，茅盾的小说创作也进入了爆发期，陆续创作和发表了他最有代表性的小说《子夜》、《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等。

（7）辗转流徙。与茅盾等许多作家一样，沈从文的生活也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发生急剧的动荡。1937年8月，随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南下，经天津、烟台、济南、南京、武汉、长沙，又回到湘西，再经沅陵、贵州到昆明，先后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副教授、联大北京大学教授，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继续任北大教授，并参加编辑了《大公报》、《益世报》、《平明日报》等四种报刊的文学副刊。在这期间，仍然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一个妇人的日记》、《长河》，短篇小说集《主妇集》、《绅士的太太》、《如蕤》（与《如蕤集》篇目有所不同）、《春灯集》、《黑凤集》，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昆明冬景》，以及杂文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8）离开文坛。由于沈从文在文坛上多次发表文章引起论争，从抗战开始，他与左翼作家的关系继续恶化，在左翼作家发动的对“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反对作家从政论”、“自由主义文学”等一系列论争中，他几乎每次都被列为反叛对象，他在这时期创作的小说也屡遭批判，1948年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断言，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于是，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他与京派的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国统区著名作家无名氏（卜宁）等都排除在外，而且，还被赶下了北大的讲台，经于导致精神错乱，从此，离开文坛。

1949年秋，被送入中央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的改行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参与了《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1964年完成文化研究专著《另古代服饰研究》，1969年被送入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看菜园子，1971的获准回京，1978年“文革”结束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0年曾赴美讲学。1988年逝世于北京。

2．沈从文的创作简况

在前面的“文学常识提示”中，我们已经结合沈从文的生平情况提到一些作品，对他的创作历程有所涉及。在这里，重点是了解沈从文的“两个世界”。沈从文虽然创作的数量很大，仅结集的作品就有80多部，但最有影响也最有成就的主要是城乡两个作品系列，也就是我们在教材上所说的“两个世界”，即“湘西世界”和“现代都市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中，作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对湘西世界，作家以主人翁的身份在进行回忆和憧憬，充满热情和理想；而对现代都市世界，作家则总也忘不了自己“乡下人”身份，总是冷嘲热讽甚至鄙视。由于在他的湘西世界中，也有两种不同的题材，因此，实际上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色彩，在《边城》、《龙朱》、《月下小景》等怀旧题材中，大多表现出一种“暖色”，而在《丈夫》、《柏子》、《萧萧》等现实题材中，则大多表现出一种“冷色”，与他的都市题材不同是没有了嘲讽，但仍然保留了一种客观的分析态度。

3．沈从文研究在历史上的不同情况

对于30年代的情况，重点掌握苏雪林和刘西渭的研究。苏雪林的文学批评素以刻薄著称，但她的《沈从文论》很敏锐地看到了作家的理想，她因不屑作家“玩手法”而对沈从文评价不高，主要还在于她与作家的距离太近，既无法看到作家的创作全貌，也很难预测到那种富有单纯的美的文体会由此形成一个抒情小说的创作潮流。而刘西渭（李健吾）与沈从文同是京派作家，对沈从文的创作风格以及各种套路都一清二楚，因此，即使是随意点评也八九不离十。

对于40年代的情况，重点掌握郭沫若的观点。郭沫若的观点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的个人观点，因此，当他在《斥反动文艺》中把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后，沈从文也就在劫难逃了。而他的这一观点，不仅影响了沈从文的前程，而且也影响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研究。

对于50年代的情况，重点掌握王瑶的文学史研究。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的观点虽然现在看来已经陈腐不堪，但在当时仅仅是提一提沈从文的名字也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更何况他竟然还敢于肯定他的“文字是优美的”。其实，即使是其它的一些批判性的话语，也是很有一点技巧的，特别是诸如“以趣味为中心”、“原始性的野蛮的力量”、“幻想”、“对过去的时代寄予了一些怀恋”等，对于钟爱文学的读者来说，都是具有诱惑力的字眼。

对于60-70年代的情况，重点掌握夏志清的评价对后来形成“沈从文热”的影响。夏志清的评价似乎成了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一个集体科研课题，一方面他们必须正视沈从文，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回答，夏志清为什么会得出这个评价？

对于80年代的情况，重点掌握凌宇对沈从文文体研究的意义。凌宇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不仅结束了人们在沈从文研究中过于纠缠于作家的思想价值的倾向，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发掘了沈从文作品的审美价值，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那些在现代文学史上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作家和流派的认识。

对于90年代的情况，重点掌握王晓明的研究。王晓明的《沈从文：“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不再像80年代的沈从文研究那样一味地惊喜或截然地反感，而是将倍受人们称赞的沈从文文体与常常被人们遗漏的沈从文的创作心态结合在一起来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沈从文作品的艺术得失，而且也有助于理解沈从文的“两个世界”的矛盾统一，正是90年代沈从文研究进入一种沈稳状态的代表。

4．构成“湘西世界”的题材、人性描写、人生形式想象等基本元素，“湘西世界”与现代都市文明病的对照。

我们知道，沈从文的主要文学贡献是用小说和散文建造起了他独特的“湘西世界”，因此，通过与他的都市题材创作相对照等多种形式来了解他的“湘西世界”，就是我们这节  课学习的最重要内容。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在题材上的主要特点，就是生动地表现出极具地域特色的湘西（从更大范围上讲则是“楚地”）的民风、民俗。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沈从文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湘西”和“都市”两大题材，而他的湘西题材创作也可分为“现实”和“怀旧”两种情况。关于他的湘西现实题材的创作，我们在专科阶段曾作过专门介绍：“受鲁迅起始的、以乡村回忆为题材的‘乡土文学’的影响，不仅描写地方风情，也触及某些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萧萧》写女主人公十二岁被嫁到婆家，小丈夫还不到三岁。后来她被子工人花狗的歌唱开了心窍，做了妇人还怀了孕。于是按老规矩，她或是被沈潭，或是被发卖。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她生下了男孩而被婆家留下了。这里描写了封建宗法制下婚姻的不合理性。然而，作者还进而描写萧萧后来还是跟她的小丈夫圆房，那时儿子已十岁，十二岁时又忙着给他娶个大六岁的媳妇。这才是更可悲的，受害者对自身的悲剧经历，并无半点醒悟，照着世代相传的老谱，她又亲自给下一代安排悲剧。相反，《丈夫》写的是旧传统美德的消泯和解体，这当然是由于农村经济的衰败，为了求生，农民再也顾不得旧传统了。一些妇女出去‘做生意’，也就是卖淫挣钱。这是得到丈夫允许的。由于生存方式的变换，她们失去了农妇的质朴和羞涩。不但肉体被蹂躏，精神也被锈蚀。连麻木的丈夫也难以忍受，他终于带着妻子回去了。还有《牛》，写农民所受苛捐杂税的痛苦。”而在他的怀旧型的作品中，时间的概念和社会的矛盾被有意地模糊了，在《边城》中，人们的社会地位虽然也有高低之分，但并不存在对立的阶级冲突，作品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美的化身。在《龙朱》、《媚金、豹子和那羊》、《月下小景》等篇中，作者更是从民间故事、苗族传说和佛经故事中汲取营养，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

沈从文在“湘西世界”和都市题材中的人性描写，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性爱内容的不同态度上。我们知道，沈从文等京派作家虽然生活在大都市里，而且还进入了都市的上流社会，是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却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乡下人”，不愿与都市的上层人士为伍，总是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里的人生。因此，沈从文总是用讥讽的口吻去调侃城市里的各色人等，特别是上层社会的“高等人”两性关系的虚假性，《八骏图》写的是八位教授的丑态，而《绅士的太太》则主要写绅士和淑女们的丑行。但在《边城》等作品中，他却完全采取一种赞美的态度，她们对性爱的要求越是大胆，他越是认为她们纯真而美丽。究其原因，除了有怀乡和怀旧的因素外，主要还在于理性的作用。因为在沈从文是把性爱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的，探讨不同的人的性爱观念，正是观察不同的生命形态的重要角度，由此更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文化制约下人性的不同表现形式。但沈从文凭什么一定就认为，在现代文明制约下的都市人的人性就是病态的，而在原始生态中的湘西人的人性就是健全的呢？或许我们还可以问：既然湘西的山水和少女都那么美好，他当时为什么一定要跑到丑陋的大都市里来呢？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他是在到了大都市之后，特别是在发现了大都市里的高等人都患有“阉寺病”之后，才懂得了自己所失去的是多么美好？阉，即“阉人”、“阉党”。所谓“阉寺”，就是宦官。想爱而不敢爱，甚至连说都不敢说，因此，沈从文们可以骄傲地称自己是乡下人，也宁可称自己是乡下人。于是，在他的描写中，面对性爱的或隐或显的涌动，乡下人总是能返朴归真，求得人性的谐和；而都市的“智者”却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捆绑住自己，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也正如苏雪林女士所说，沈从文的创作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可以说：“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实际上对于沈从文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它总是作为整个‘乡村叙述体’即‘湘西世界’的一个陪衬物或一种批判性的观照而存在的。”也可以说，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对于沈从文的意义，正在于它唤起了沈从文对湘西人生的美好回忆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