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雷雨》等经典剧作的内涵

这个内容只有通过大家对原著的阅读才能真正掌握。阅读的重点可以主要放在《雷雨》上，同时对《日出》、《原野》和《北京人》也应有较多的了解。在阅读的过程中（包括阅读前后），也可以参考一些有关介绍和评论。

6．周朴园与蘩漪的形象与性格

在《雷雨》中，上场的人物共有八位：周朴园、蘩漪、侍萍、周萍、四凤、周冲、鲁大海、鲁贵。其中，前三位都曾被人看作是这部作品的主角，也是应该重点了解的三个人物形象。

周朴园是一位既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又有封建专制思想的新兴资本家形象。他的性格特征，主要是通过他与侍萍、蘩漪两位女性形象以及他与鲁大海等人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周朴园与侍萍的关系以及感情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以前一般认为，周朴园从一开始就只是封建家庭的纨裤子弟，他与侍萍的关系充分暴露了他虚伪的本质，他的行为也就是“始乱终弃”的典型，先诱骗了侍萍，后又为了与门当户对的小姐结婚而抛弃了她，只是当他知道侍萍投河自杀后才为了自己的良心而产生了忏悔之情。但现在一般认为，周朴园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受新思想影响的年轻人，也曾有过想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要追求自由恋爱和婚姻的理想，因此，他对侍萍的爱是有过真情实感的，只是同《家》中的觉新等许多封建家庭的子弟一样，性格中也有懦弱的一面，不能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彻底决裂，最终又回到封建的阵营之中，背叛了侍萍，也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因此，他对侍萍的思念也不能就说是一种虚伪的表现。而当侍萍出现在他面前时的翻脸，也正是他不敢面对现实，也不想改变自己现状的懦弱的表现。作家通过周朴园与侍萍的关系，主要考察了他的历史，而通过他与蘩漪的关系，则集中展示了他在现实中作为一个封建专制家长的表现。而他与鲁大海，以及与鲁贵等人的关系，又从不同的侧面补充了他作为一个资本家的本质特点。

蘩漪与周朴园一样，也是一位新旧结合的人物，按剧中的提示，她是一位“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旧式女人”，这对于认识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她才既渴望自由的爱情，又无力摆脱家庭的牢笼，甘愿受周朴园的凌辱。蘩漪虽然是周朴园明媒正娶的妻子，但只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第一任是侍萍，第二任是赶走侍萍后娶的名门小姐），两人只有夫妻之份，并没有夫妻之情，周朴园当着周萍、周冲两个儿子的面逼她喝药的细节  就是明证。在这样一个新旧渗半的女性身上，作家有意识地强调了“原始的野性”，而点燃这一野性的火种，就是五四时期所有年轻人都向往和渴望的“爱情”。我们也可以看到，蘩漪之所以像几乎所有的大宅院中的姨太太一样阴差阳错地爱上了丈夫前妻生的大少爷，并不是因为她天生的变态，而是环境所迫，在她平时接触的人中，无人可爱。而她从来就没打算走出家庭（在这一点，她实际上并不如娜拉勇敢），也与她是一个“旧式女人”有关，她不愿也不敢走出家庭，一方面是因为她没有自立的能力（这与社会有关，娜拉的教训是很好的前车之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不愿放弃养尊处优的太太生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在蘩漪身上，作家并没有像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品一样，要体现“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她与周萍的相爱，并不是为了反封建，也不是为了追求个性解放，除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对自己丈夫不尊重自己的一种报复。而在她的思想深处，有许多沉重的无法消除的封建思想意识，如她很看重“名分”，即使是与周萍相爱也有一种想摆脱摆不脱的“犯罪感”，对周冲与四凤的相爱，也觉得门不当户不对，自己已经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但仍然用封建婚姻的标准去要求（实际上也就是残害）下一代。蘩漪的种种表现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个人物并不是曹禺理想中的人物，但作家却对她充满感情，特别是对她的身上表现来的“蛮性”的原始力量加以礼赞，则显然与作家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阅历有关。他从小受到的家庭压制和由此形成的软弱性格，在蘩漪身上，都找到了可以寄托的载体。人总是越缺乏什么，越是希望得到什么。

7．曹禺创作的成功及后来创造力的衰退与他的人格心理的关系

有人反对将作家与作品联系在一起来加以考察，但我总相信“文如其人”，要真正理解一部作品，缺乏对作家本人情况的了解问题不够的。因此，我们在辅导中常常愿意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作家的有关生平。曹禺的创作可以证明，他先前的成功和后来的衰退，都与他的“个人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有相当的联系。《雷雨》等作品的成功以及后来《明朗的天》等作品水平下降，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如果我们从这个成功与作家的人格心理的关系这一特定的角度出发，就可以发现他从小生活的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可以这样说，正因为“家”对于前期的曹禺是一个无法挣脱的梦魇，他才会用几年的时间来构思一部关于家的作品，离家出走才会成为他创作中一再重复的潜主题，他也才会对易卜生、奥尼尔、契诃夫等作家的有关家庭和亲情的作品如此痴迷，才会在自己的作品倾注全付的心血去一再礼赞并不能完全作为社会理想形象的人物（除了蘩漪外，还有仇虎、金子等），才会将乱伦的情感（包括母子乱伦和兄妹乱伦）写得如此细腻和动情。而他在50年代身居高位后反而创作力衰退，则与他完全放弃自己以前的创作个性与适合自己的创作方法有关，也是他个性中处处小心谨慎的一面暴露无遗的必然结果。

穆旦专题辅导

一、穆旦生平与创作

1．关于穆旦生平

（1）简历。生于1918年农历二月廿四日，（比曹禺小8岁，比张爱玲大2岁），卒于1977年（终年59岁）。生于天津，原籍浙江宁海，原名查良铮，另有“梁真”等笔名。

（2）早期创作。从小就表现出“不但早慧，而且早熟”的特点，1929年9月（11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开始诗歌创作，并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5年（16岁）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地质系，半年后改读外文系。

（3）辗转流徙。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长途跋涉到长沙，又随校远赴云南昆明，进入西南联大，同当时许多著名作家一样，也经历了一个“辗转流徙”的阶段。1940年（22岁）由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助教。当时，在昆明云集着一大批著名的诗人，如闻一多、朱自清、冰心、冯至、卞之琳等，而穆旦与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等青年诗人则跟着当时在联大教书的英国青年诗人燕卜逊，读艾略特，读奥登……开始找到了“当代的敏感”与现实的密切结合，形成了一个被自己人称为“昆明的现代派”的诗歌小团体。而在这个团体中，穆旦的诗歌才华是大家所公认的。在这期间，穆旦开始系统地接触英国现代诗歌和诗歌理论，创作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并走向成熟，创作了《合唱》、《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从空虚到充实》、《赞美》等具有代表的作品，成为了当时有名的青年诗人。他这时的作品主要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昆明的《文聚》上。

（4）投笔从戎。1942年2月（24岁），参加“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5月到9月，亲历了与日军的战斗及随后的滇缅大撤退，死里逃生，过了几年颠簸不安的生活。

（5）加盟“九叶”。1945年到沈阳，创办《新报》，任主编。这年，昆明文聚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探险队》。1947年5月，自印出版第二部诗集《穆旦诗集》（1939-1945），1948年2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诗集《旗》。他的这三部诗集均很快在香港再版。在抗战胜利前后，他创作了20余首“抗战诗录”不同于卞之琳这时期创作的以现实主义写抗战的“十四行诗”《慰劳信集》，而是把战争和战争中的人放在人类、文化及历史的高度予以思考，同奥登1939年创作的“十四行诗”《在战时》较接近。这时，他的作品大多发表于上海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杂志，正式成为“九叶诗派”中的一员。

（6）继续漂泊。1948年8月（30岁）赴美留学，进入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195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在这期间，闻一多于1948年编造的《现代诗钞》选入了他的四首作品，在数量上仅次于徐志摩。1952年纽约出版的英文《世界诗选（公元前2600-公元1950）》选入了他的两首作品。

（7）惨遭迫害。1952年底携妻子周与良一同回国，1953年5月，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1954年，因曾参加过“中国远征军”而被列为“审查物件”，1957年在《诗刊》上发表他回国的第一首诗《葬歌》。1958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九九家争鸣记》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降职降薪，甚至逐出课堂，强迫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接受管制，监督劳动。“文革”中，又因他曾参加过“中国远征军”而被判定为“历史反革命”，被抄家，他被关进“牛棚”劳动改造，他和他的家人都遭到批斗。在这期间，他虽然停止了诗歌创作，但一直坚持诗歌翻译，用他的本名“查良铮”和笔名“梁真”出版了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布莱克、朗费罗、艾略特等著名诗人的诗集十余种，由一个著名诗人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文学翻译家。

（8）最后辉煌。1975年，在“文革”结束前夕，他突然又重新开始了诗歌创作，写出了《智慧之歌》、《停电以后》、《冬》等著名作品，特别是他的《神的变形》以“诗剧”的形式，通过“神、魔、权、人”这四个人物的戏剧性冲突，展示了一个寓言式的人类悲喜剧，充满苦涩的智慧。但穆旦的最后辉煌时间太短，由于长期以来身心受到的摧残和折磨，刚过了59岁生日后，1977年2月26日不幸病逝。好在他还是看到了“文革”的结束。

2．穆旦的创作简况。

（1）诗歌作品：

穆旦生前只出版了3部诗集，即《探险队》（1945，昆明文聚）、《穆旦诗集（1939-1945）》（1947，自印）、《旗》（1948，上海文化生活）。其中，《穆旦诗集（1939-1945）》是他创作成熟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集，2000年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选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1900-2000）”之一。

穆旦的诗歌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早期（1934-1937），大致从他在南开中学开始创作到他随清华南迁，这是他创作的初试期，主要作品有《流浪人》、《古墙》等；二、中期（1937-1948），大致从他南迁到去国，这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和成熟期，主要作品有《合唱》、《赞美》、《诗八首》等；三、后期（1948-1957），大致从他去美国到回国后中断创作，这是他创作的衰退期，主要作品有《葬歌》、《九九家争鸣记》等；四、晚期（1975-1977），大致从他重新创作到去世，这是他创作的重振期，主要作品有《智能之歌》、《神的变形》、《冬》等。

（2）翻译作品：

普希金的诗集7部：《青铜骑士》（1954，上海平明）、《波尔塔瓦》（1954，上海平明）、《加甫里颂》（1955，上海平明）、《普希金抒情诗集》（1957，上海新文艺）、《普希金抒情诗二集》（1957，上海新文艺）、《欧根•奥涅金》（1957，上海新文艺）、《高加索的俘虏》（1958，上海新文艺）。（“文革”中重新修订《普希金抒情诗集》，上下册，上海译文）。

英国诗人的诗集5部：《拜伦抒情诗选》（1957，上海新文艺）、《雪莱抒情诗选》（1958，人民文学）、《济慈诗选》（1958，人民文学）、《云雀》（雪莱，1958，人民文学）、《唐•璜》（1980，四川人民）、《英国现代诗选》（1985）。（“文革”中重新修订《拜伦诗选》，上海译文）。

其它诗集2部：《布莱克诗选》（1957，人民文学）、《艾略特和奥登诗选》。

文艺理论著作2部：《文学原理》（前苏联，季摩菲耶夫，1955，上海平明）、《别林斯基论文学》（1958，上海新文艺）。

3．关于新诗的发展简况

初创期。现代新诗在20世纪初刚出现时都称为“白话诗”。

1917年2月，《新青年》发表的胡适的《白话诗八首》，被看作是现代最早出现的“白话诗”。

1918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鸽子》、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沈尹默的《月夜》等，被看作是现代第一批白话新诗。（刘半农和沈尹默后来创作的歌谣化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和散文化的《三弦》，则被看作是他们的诗歌代表作）。

1919年2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周作人的《小河》被胡适称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这年10月，胡适的《论新诗》被看作是最权威的新诗理论，朱自清称之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这年，郭沫若开始陆续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

1920年1月，新诗社编辑出版的《新诗集（第1集）》（内收胡适、刘半农、周作人、康白情、郭沫若等15人的102首作品）是现代第一部白话新诗集。这年3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的《尝试集》，是现代第一部个人新诗集。从此，胡适被看作是“白话新诗第一人”。这年的重要诗集还有郭沫若、宗白华、田汉（寿昌）三人的诗合集《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和许德邻编选的《分类白话诗》（崇文出版社）。这年1月，郭沫若的《凤凰涅盘》等重要作品开始陆续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沈玄庐的《十五娘》被朱自清称为“新文学中第一首叙事诗”。这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歌谣会是白话诗人们进行的新诗“歌谣化”努力的开始，主要收获有刘半农的《瓦釜集》和《扬鞭集》中的部分作品，以及刘大白的《卖布谣》、《田主来》等。

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女神》，一方面把新诗运动的“诗体解放”推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便诗的抒情本质与诗的个性化得到充分的体现，被看作是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

1922年1月，叶圣陶、刘延陵、朱自清、俞平伯等以“中国新诗社”名义创办的《诗》月刊，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新诗刊物。这年3月，上海亚东书局在这年出版的俞平伯的《冬夜》和康白情的《草儿》，被看作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新诗集。这年4月，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汪静之四人在杭州组成现代第一个专门的诗社：“湖畔诗社”，同时还自己出版了诗合集《湖畔》，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湖畔诗人”。这年6月，文学研究会的朱自清、周作人等8人因出版诗合集《雪朝》（商务印书馆）而被看作是一个“准诗歌流派”，称为“《雪朝》诗人群”。这年8月，汪静之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蕙的风》被看作是现代第一部爱情诗集，因其在爱情表现上的大胆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这年，冰心开始陆续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小诗。这年发表的重要诗论还有郑振铎的《论散文诗》和周作人的《论小诗》，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北社编辑的《新诗年选（1919）》和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等。

（2）探索期。1922年以后，白话新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基本上取代了文言旧诗在文坛上的霸主地位，但新诗的“白话化”或“散文化”的倾向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此，从1923年起，新诗的艺术问题或称诗化问题成为大家努力的方向。

1923年1月和5月，冰心的两部小诗集《繁星》和《春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和新潮社出版，同年10月，宗白华的小诗集《流云》由亚东出版社出版，再加上周作人对日本“俳句”的介绍，郑振铎翻译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的影响，以及徐玉诺等人的对于小诗的热衷，由此造成了一个“小诗流行的时代”。小诗的流行既给新诗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种，也促进了新诗艺术的进步。这年3月，朱自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抒情长诗《毁灭》，曾引起诗坛的轰动，被看作是新文学中的《离骚》和《七发》，是“新诗运动以来，利用了中国传统诗歌技巧的第一首长诗”。这年9月，闻一多的第一部诗集《红烛》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这年7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陆志苇的《渡河》，已很注意诗的节  奏和押韵，被朱自清称为“徐志摩氏等新格律诗运动的前驱”。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郭沫若的诗文集《星空》，发表的重要诗论主要有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邓中夏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等。

1924年12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踪迹》（诗文集），收有《毁灭》等，是朱自清诗歌最有代表的作品集。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刘大白的《旧梦》等。

1925年1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的蒋光慈的《新梦》，是现代文学史最早出现的“无产阶级诗歌”，是诗人留俄三年的精神记录，主要歌颂俄国的十月革命。这年8月，徐志摩自费排印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上海中华书局代印），卞之琳认为，徐志摩最可读的诗大多出自于此。这年11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李金发的第一部诗集《微雨》，是他于1923年从德国柏林将手稿寄给周作人后，编入“新潮社丛书”的。《微雨》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象征派诗歌的产生。朱自清说，“他要表现的是‘对于生命欲揶揄和神秘及悲哀的美丽’。讲究用比喻，有‘诗怪’之称”。20年代象征派诗歌的重要诗人还有王独清（《圣母像前》，1927）、穆木天（《旅心》）、冯乃超（《红纱灯》，1928）等。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王统照的《童心》、梁宗岱的《晚祷》等。

1926年4月1日，由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创刊，标志着“新格律诗”运动的开始，也标志着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前期新月派”的正式形成。同年5月，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在《诗镌》上发表，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试图通过格律化的努力建立“中国式”的新诗。以《晨报副刊•诗镌》为中心，集中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诗人，主要有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于赓虞等。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李金发的《为幸福而歌》、刘大白的《邮吻》、于赓虞的《晨曦之前》等。

1927年诗坛上的两件大事，是冯至的《昨日之歌》和鲁迅的《野草》先后于4月和7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冯至曾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他虽然是在郭沫若的《女神》影响下开始诗歌创作的，但却表现出与《女神》不同的艺术特色，以“半格律体”和幽婉的风格创造出一种“节  制”的美，特别是诗集中的4首“堪称独步”的抒情性叙事诗《吹箫人》、《帷幔》、《蚕马》和《寺门之外》，成为了现代叙事诗的经典。鲁迅是现代散文诗的鼻祖，他在1919年发表的散文诗《自言自语》、《古城》等，被看作是现代散文诗最早出现的精品。《野草》既是他的第一部散文诗集，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散文诗集，同时，既被看作是“独语体”散文的代表，也被看作是“心灵的炼狱中熔铸的鲁迅诗”和“从‘孤独的个体’的存在体验中升华出来的鲁迅哲学”。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蒋光慈的《哀中国》、韦丛芜的《君山》、李金发的《食客与凶年》、朱湘的《草莽集》、徐志摩的《翡冷翠的一夜》、汪静之的《寂寞的国》，以及王独清的《圣母像前》等。

（3）成熟期。有了以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有了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再有了冯至的抒情诗和鲁迅的散文诗，中国新诗可以骄傲地说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即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诗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一是“大众化”（非诗化）的革命诗歌的活跃，一是“贵族化”（纯诗化）的现代派诗歌的崛起。1928年1月，闻一多的第二部诗集《死水》由新月书店出版，这是标志着当时诗歌艺术艺术水平的重要诗集。这年2月和3月，郭沫若的《前茅》和《恢复》先后由创造社出版，则代表着一个无产阶级诗歌运动的开始。这年8月，戴望舒的《雨巷》一诗在《小说月报》上的发表，又标志着一个现代大诗人的“横空出世”，他也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30年代的现代派被看作是“后期新月派”与20年代末的象征派演变而成的，而《雨巷》则被看作是显示了由新月派向现代派过渡的趋势。这年创刊的《新月》月刊，成为“后期新月派”形成的标志，这年12月，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一诗在《新月》上的发表，也被看作是当时诗坛的一个重要收获。

1929年4月，戴望舒的《我的记忆》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是这年诗坛上最重要的事件。特别是诗集中的《我的记忆》一诗，既被看作是戴望舒诗歌艺术探索上的一次转折和自己风格形成的开始，也被看作是现代派诗歌的起点。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胡也频的《也频诗选》、冯至的《北游及其它》，以及刘大白的《卖布谣》等。

1931年，是新月派最后辉煌的一年，这年1月，徐志摩主编的《诗刊》创刊，梁实秋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诗的格调及其它》，陈梦家则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了《梦家诗集》。这年8月，徐志摩还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诗集，也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猛虎集》。这年9月，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出版，收入了18名新月诗人的作品，其中还包括林徽因、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作品，给新月派诗歌作了一个总结，预示着新月派的结束，而这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空难中逝世，则正式宣告了新月派的终结。在这年去世的重要诗人殷夫，他被看作是“红色鼓动诗”的创造者，继承了蒋光慈开创的政治抒情诗和郭沫若开创的无产阶级诗歌的传统，是30年代最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这年2月7日，他与柔石、胡也频等左翼青年作家一起，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他生前编辑的诗集《孩儿塔》也因此未能出版。鲁迅曾为他的这个诗集作序《白莽作〈孩儿塔〉序》，对他的诗给予了高度评价。

也许是巧合，新月派刚刚在1931年谢幕，现代派就在1932年登场。1932年5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创刊，宣告了现代派的正式亮相，“现代派”也因此刊物而得名。在这年正式亮相的还有“中国诗歌会”，这年9月，由蒲风、穆木天、任钧、杨骚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以诗歌大众化为主张，是一个以新月派和现代派作为对立面而成立的诗歌社团，也被看作是继殷夫之后最重要的左翼诗歌力量，也是当时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33年诗坛上最重要的事件是这年7月臧克家的第一部诗集《烙印》的出版。这部由闻一多作序的自费出版的诗集，一面世就引起了文坛的关注，茅盾甚至认为“在目今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臧克家的诗在形式上主要受新月派的影响，而在内容上则主要表现乡土的生活和中国农民精神上的“坚忍主义”，被看作是30年代乡土诗歌的代表。这年的重要事件还有林庚的《夜》、戴望舒的《望舒草》等诗集和中国诗歌会的刊物《新诗歌》的出版，以及茅盾的《徐志摩论》等的发表。

1934年诗坛上最重要的事件是艾青的出现。这年5月，他于前一年在狱中写成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在《春光》月刊上，立即引起人们的注目，被胡风称为“吹芦笛的诗人”，而大家从艾青吹奏的这支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来的芦笛声中，人们也看到了西方象征派大诗人凡尔哈仑和波特莱尔的影响。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臧克家的长诗《罪恶的黑手》、蒲风的《茫茫夜》、朱湘的《石门集》等。

1935年是现代派诗歌继续活跃的一年，这年10月，戴望舒主编的《现代诗风》创刊，虽然只出版了一期，却扩大了现代派诗歌的影响，这年12月，还出版了另一位重要的现代派诗人卞之琳的第二部诗集《鱼目集》。此外，还有田间的《未明集》和蒲风的《六月流火》面世。

1936年和1937年被看作是现代派诗歌创作的极盛期，同时，也因为“国防诗歌”口号的提出而使诗歌大众化运动达到高潮。在现代派方面，在1936年3月，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三位现代派诗人出版了著名的诗合集《汉园集》，内收何其芳的《燕泥集》、李广田的《行云集》、卞之琳的《数行集》；这年10月，以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戴望舒为编委的《新诗》月刊创刊，大壮了现代派的声威；在随后的四个月内，又有徐迟的《二十岁人》、艾青的《大堰河》、戴望舒的《望舒诗稿》等重要诗集出版。在国防诗歌方面，1936年10月，由全国14个诗歌团体组成的“中国诗歌作者协会”的机关刊物《诗歌杂志》创刊，同时，蒲风的《钢铁的歌唱》作为“国防诗歌”丛书之一由诗歌出版社出版，1937年，又有蒲风主编的《中国诗坛》创刊。此外，田间在1936年7月还出版了他的长诗《中国农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