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深化期。1937年7月7日爆发的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这时开始的“八年抗战”和随后进行的三年内战，使中国一直处于动荡的战争时期，所有的文学创作也都打上了战时的烙印，因此，从这时起的12年的文学，现代文学又通称为“40年代文学”。在这时期的诗坛上，最为重要的两个诗派，就是以现实主义为特征的“七月诗派”和以现代主义为特征的“九叶诗派”。
1937年抗战爆发后对诗坛影响最大的事件是这年9月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的创刊。《七月》虽然发表各种体裁的作品，但以诗歌影响最大。这个刊物上发表诗歌的有艾青、田间等30多位诗人，他们大多是“初来者”，在风格上也多受艾青、田间的影响，形成了一个风格相近的诗歌流派“七月诗派”，也是40年代最大的一个诗派。同时，由原中国诗歌会成员穆木天和蒋锡金主编和以原中国诗歌会成员为主要作者的《时调》半月刊，于这年11月1日在武汉的创刊，对于提倡群众性的诗歌朗诵运动，产生过较大影响。
1938年几乎所有的诗歌作品都与抗战有关。其中，影响最大的诗歌活动是这年8月由延安战歌社和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发起的街头诗运动。这年发表的重要作品有田间的《给战斗者》、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向太阳》（长诗）、《我爱这土地》和柯仲平的《边区自卫队》（长诗）等，出版的主要诗集有郭沫若的《战声集》、高兰的《高兰朗诵诗集》等。
1939年的重要作品主要有艾青最有代表性的诗集《北方》、邹荻帆的《尘土集》，以及柯仲平的长诗《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等。这时的昆明，在大后方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里，聚集着不少著名的诗人，如朱自清、闻一多、卞之琳、李广田等，围绕在这些老诗人身边的是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等一大批新诗人，形成了一个特殊诗歌氛围。
1940年的主要收获是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和艾青的《旷野》，此外还有臧克家的《淮上吟》和邹荻帆的长诗《木厂》。
1941年和这以后的几年中，都是“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的诗人最为活跃的时期。1941年7月在桂林创刊的《诗创作》由于有延安诗人的投稿，曾产生过较大影响。10月和11月，由邹荻帆、曾卓、绿原、冀汸等七月派诗人编辑的《诗垦地》丛刊和由艾青主编的《诗刊》先后在大后方的重庆创刊，年轻的现代派诗人徐迟也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诗集《最强音》。此外，还有艾青著名的诗歌理论经典《诗论》。
1942年，邹荻帆等人创办的《诗垦地》在重庆的《国民公报》上又开辟了一个副刊，而七月派的许多重要诗人都开始陆续推出自己的诗集，胡风有《为祖国而歌》、阿垄有《无弦琴》、冀汸有《跃动的夜》、绿原有《童话》等。现代诗派最重要的收获则是冯至的《十四行集》和卞之琳的《十年诗草》。此外，力扬在这年发表的长篇叙事诗《射虎者及其家族》也曾有较大影响。
1943年前后，桂林几乎成为了诗歌的出产中心，在前一年集中出版了胡风、阿垄、冀汸、绿原和冯至、卞之琳等人的诗集后，这年又推出了艾青的《黎明的通知》、臧克家的《泥土的歌》、鲁藜的《醒来的时候》和田间的旧作《给战斗者》等。在重庆还出版了孙望、常任侠编辑的大型诗选《现代中国诗选》。这年面世的重要诗论还有朱光潜的《诗论》和闻一多的《时代的鼓手》。
1944年的重要收获是冯文炳（废名）的《谈新诗》和李广田的《诗的艺术》两部诗论集，这年出版的主要诗集则有废名、开元的《水边》、路易斯的《出发》、力扬的《我底竖琴》、曾卓的《门》，以及臧克家的《十年诗选》等。
1945年的重要收获主要集中在穆旦和何其芳两人身上，穆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探险队》，而何其芳则出版了代表着他不同风格的两部诗集《预言》和《夜歌》。
1946年出现的两部重要诗集，一是解放区民歌运动的代表作、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一是国统区讽刺诗的代表作、袁水拍以“马凡陀”的笔名创作的《马凡陀的山歌》。此外，还有杜运燮的《诗四十首》、臧克家的《宝贝儿》、任钧的《任钧诗选》、冯雪峰的《灵山歌》等。
1947年在诗坛上最重要的事件是臧克家与曹辛之等人在上海组成“星群”出版社，并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了《诗创造》月刊，还出版有《创造诗丛》12种，包括有七月派的苏金伞、九叶派的杭约赫（曹辛之）、唐湜等人的诗集。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穆旦自费出版的代表作《穆旦诗集》、田间的叙事长诗《她也要杀人》、张志民的叙事诗《死不着》等。此外，还有朱自清的论文集《新诗杂谈》等。
1948年在诗坛上最重要事件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了一个新的诗歌派流派“中国新诗派”（后因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派》称为“九叶诗派”）。这年也是九叶诗派大丰收的一年，他们相继出版的诗集主要有辛笛的《手掌集》、穆旦的《旗》、陈敬容的《盈盈集》、唐祈的《诗第一册》，出版的诗论和诗论集还有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和唐湜的《诗的新生代》等。此外，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戴望舒的《灾难的岁月》、郭沫若的《蜩螗集》、绿原的《又是一个起点》、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续集，以及闻一多编选的《现代诗钞》等。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前出版的主要诗集，一是九叶派诗人杭约赫的《复活的土地》和郑敏的《诗集（1942-1947）》，一是解放区民歌运动的另一部代表作、阮章竞的叙事长诗《漳河水》。
二、重点难点问题提示
1．九叶诗派的形成情况，包括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的两次聚集、他们同30年代现代派诗人的关系等。
在九叶诗派的形成过程中，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经过了两次聚集。第一次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穆旦等青年学生随着清华等学校南迁到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冯至、卞之琳、闻一多、朱自清、李广田等已经成名的一批中国现代诗人的影响，同时，也直接受到了在西南联大讲授《当代英国诗歌》的英国青年诗人燕卜荪传授的西方现代诗艺。第二次是在1948年，当杭约赫（曹辛之）与臧克家等星群社的同人因艺术观点发生分歧，与辛笛等诗友创办了《中国新诗》后，穆旦等已经回到北方的西南联大的学子们与他们在共同的艺术追求下走到了一起，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南北方才子才女大会串”。40年代九叶诗派同30年代现代派诗人的关系是一种直接的承接关系，这不但表现在穆旦等青年学子所受到的冯至、卞之琳、李广田等30年代著名的现代派诗人的影响，而且还表现在九叶诗人另一些年龄稍长的诗人中，如辛笛、陈敬容等在30年代就已经成为现代派的成员。
2．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出现的“历史意识的浮现”、“诗歌散文美的追求”和“新诗现代性的拓展”等创作倾向。
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出现的“历史意识的浮现”的创作倾向，是一种历史的必然。1937年7月7日爆发的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之后的所有文学创作也都打上了战时的烙印，即使是在30年代曾以表现“现代的情绪”为标榜的现代派诗人也不例外，他们不再热衷于从微细生活里敏感发现的诗意，而与所有的热血诗人一样，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投入了时代的洪流之中。而“诗歌散文美的追求”正是历史意识的浮现在诗歌形式上的一种直接反映，不但现代派的天才少年徐迟提出了“抒情的放逐”的口号，而且连曾经将新诗的格律化作为自己艺术理想的闻一多也提出要把诗写得不像诗，而像小说和戏剧。因此，九叶派诗人们有“新诗戏剧化”的诗学主张。如果说“历史意识的浮现”、“诗歌散文美的追求”在七月诗派甚至更大众化的诗派创作中也能找到，那么，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最为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们对于“新诗现代性的拓展”，在于他们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精神，即运用“现代手法”对“现代经验”的表现。如果要更进一步说，那就是九叶诗派所表现出来的“感性与知性融合”和“新诗戏剧化”等诗学主张及其共同追求。
3．九叶诗派“感性与知性融合”和“新诗戏剧化”等诗学主张及其共同追求。
正如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努力将西方的现代诗意与中国的传统诗境相融和，是为了纠正20年代象征派诗歌过于晦涩的缺陷一样，40年代的九叶诗派力图最大限度地拥抱和穿透现实，将“广大深沈的生活经验”纳入到诗歌之中，也是为了纠正30年代的现代派在提升新诗的审美质量的同时，所造成的对外部历史现实的漠视。所谓“感性与知性融合”，就是追求官能感觉与抽象玄思的统一，或者说，就是要将感性的个人的内在经验，转化为具有丰富内蕴和深厚哲理的“意象”，不是单纯的感情宣泄，而是要让自己创造的形象具有思想的力量。所谓“新诗戏剧化”，就是用一种与现代人生和现代意识的“戏剧化”相统一相对应的“戏剧化”的方法来表现，这实际上也就是追求诗歌尽可能地表现人类的生存与意识。“新诗戏剧化”的探索是从新月诗派开始的，30年代现代派的后起之秀卞之琳更是将新诗的戏剧化看作是“诗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九叶诗派则完全将“新诗戏剧化”当作了自己的行动方案、行动纲领乃至行动目的。袁可嘉有《新诗戏剧化》的专论，穆旦直到“晚年”创作《神的变形》时仍在努力地追求。
4．穆旦在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
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是在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下产生并发展的。以胡适为代表的初期白话诗，虽然直接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启示，但主要影响却来自于国内对文言的革命和对旧体诗的颠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派诗歌，主要受19世纪德国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影响，甚至比胡适离当时的世界文学潮流更远。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歌，学习的也主要是19世纪末期的以魏尔伦、马拉美、蓝波为代表的法国象征主义。以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诗歌和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情况也大致如此，对徐志摩影响最大的是唯美主义，戴望舒与李金发一样，他的学习对象也是法国象征主义，闻一多的理论虽然主要来自于20世纪初的印象主义，但他对当代英美诗歌并不关心。而九叶诗人则主要受20世纪20年代以庞德、艾略特、叶芝、瓦雷里、里尔克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的影响，特别是与奥登有着直接的继承和借鉴关系。因此，九叶诗派是20世纪40年代崛起并臻于成熟的现代主义诗派。而在九叶诗派中，最为深刻地体现出40年代新诗现代性探求的，正是穆旦。有人甚至把穆旦看作是“新诗的终点”。
5．穆旦诗歌中三个常见的主题和艺术创新的基本要素。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和“残缺的我”，是穆旦在《合唱》、《出发》和《我》三首作品中的三句名诗，也是穆旦诗歌中三个常见的主题。现在，人们在讨论穆旦诗歌时通常作此归纳，特别是前两句，不少穆旦研究论文也喜欢以此为题。“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正体现了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历史意识的浮现”的创作特点，体现了穆旦诗歌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深广的忧患意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是最具穆旦个性特点的核心主题，是穆旦“最能表现现代知识分子那种近乎冷酷的自觉性”的经典主题：即对自我、现实、历史乃至真理的拷问。因此，也可以看作是穆旦对人生和世界的整体性看法。“残缺的我”正是穆旦对自我、现实、历史乃至真理进行拷问的结果。这个“残缺的我”既不同于郭沫若诗中的代表着昂扬的时代精神的“大我”，也不同于戴望舒笔下的仅仅代表颓废的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小我”，而表达了现代人无法确定自我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的精神困惑。
穆旦诗歌艺术创新的基本要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从对“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以及“残缺的我”的体验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独特的“张力之美”，并使九叶诗派的“新诗戏剧化”的主张得以实现。二是通过“用身体来思想”的个人化方式让知性的内容直接成为可感的艺术形象，很好地体现了九叶诗派“感性与知性融合”的诗学主张。三是通过追求“非诗意”的方式来达到对传统诗意的反动的目的，真正做到了用“现代的诗形”来表现“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情绪”，这正是穆旦不同于以前的现代诗人，甚至也不同于九叶派诗人的独特之处。
张爱玲专题辅导
今天我们这门课是第七讲“张爱玲的《传奇》与‘张爱玲热’”的辅导课。这是一节 大家盼望已久的课，说明有许多同学对这个内容很感兴趣。有的同学已经提前进行了自学，有了自己的初步感受和体会，前不久，在一次网上讨论课中，已经有同学提出了许多问题，在此，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辅导，能对大家的学习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能由此有更多的感受和体会，在网上一起来讨论。
一、学习常识提示
1．关于张爱玲生平
（1）简历。生于1920年9月30日，（比鲁迅小39岁，比老舍小21岁，比曹禺小10岁），卒于1995年（终年75岁），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原名张英。祖父张佩纶是清末的著名大臣，祖母是李鸿章之女。父亲属于遗少型的少爷，母亲是新式女性。3岁时随父母生活在天津，并开始爬在母亲床上跟着母亲背诵唐诗。父亲娶姨太太后，母亲与姑姑一起出洋。后因姨太太打父亲，被族人赶走。
（2）少年时代。1926年（6岁）入私塾，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开始写小说，第一部小说写一个家庭悲剧，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女郎失恋自杀的故事，还写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名为《快乐村》。1927年（7岁）随家回到上海，不久，母亲回国。跟着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她自己曾大言不惭地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后来，张爱玲笔下的女人都是怕穷的，为了不过穷日子，在当时女性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婚姻作为自己的奋斗方式和目标。）1929年（9岁）入小学，报名时母亲一时踌躇，觉得“张英”不够响亮，“胡乱译两个字”，取名“张爱玲”。后来，她在《必也正名乎》一文中说：“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其原因就在于对母亲送她上学的珍贵回忆。跟着母亲读老舍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二马》，并从此喜欢上老舍的小说。后父母协定离婚，父亲再娶，母亲再次出洋。父亲和后母都吸鸦片，家里总是云雾弥漫。1931年（11岁）秋，入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学，住校，很少回家。时有习作（包括中文和英文）刊载于学校的校刊《凤藻》上，并不时有读书评论等文章见于校外的《国光》等报刊杂志。1934年（14岁）曾以现代社会为背景写过小说《摩登红楼梦》。1937年（17岁）夏天毕业，母亲再次回国。向父亲提出留要求，遭拒绝，后母借此冲张爱玲冲突，父亲发威将张爱玲禁闭在家中，病在床上几乎丧命，姑姑来劝也被打伤。后逃到母亲家中，不久弟弟也跟着逃出，被母亲劝回。1938年（18岁）考取英国伦敦大学，因战事未能前往。
（3）初露头角。1939年（19岁）秋，改入香港大学文学系，不久，在《西风》月刊上发表她的处女作《天才梦》（散文）。1942年（22岁），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大学停办，未能毕业，与终生好友炎樱同船返回上海。后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却因“国文不及格”而未被录取。于是，开始为《泰吾士报》和《20世纪》等英文杂志撰稿。
（4）一鸣惊人。1943年（23岁，与曹禺10年前“一鸣惊人”时同岁），开始在《紫罗兰》、《万象》、《杂志》、《天地》、《古今》等各种类型的刊物上大量发表小说和散文。1943-1944年，是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年份。1943年，她在周瘦娟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了《沈香屑：第一炉香》后，一发而不可收，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她创作和发表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和散文，包括小说《沈香屑：第一炉香》（1943年4月）、《沈香屑：第二炉香》（1943年5月）、《茉莉香片》（1943年6月）、《心经》（1943年7月）、《封锁》（1943年8月）、《倾城之恋》（1943年9月）《金锁记》（1943年10月）、《琉璃瓦》（1943年10月）、《年青的时候》（1944年1月）、《花凋》（1944年2月）、《鸿鸾禧》（1944年5月）、《红玫瑰与白玫瑰》（1944年6月）、《桂花蒸阿小悲秋》（1944年9月）、《等》（1944年11月），以及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它》、《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烬余录》、《谈女人》、《论写作》、《有女同车》、《自己的文章》、《私语》、《谈画》、《谈音乐》等。1944年5月，著名翻译家傅雷以“迅雨”的笔名发表了当时最重要的评论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同年8月，张爱玲出版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集《传奇》，同年11月，她又出版了她一生中最重要性散文集《流言》。这一年，张爱玲与才子胡兰成举行了婚礼，完成了她的第一次婚姻，由好友炎樱证婚。不幸的是，这次婚姻只维持了两年。
（5）转瞬即逝。1945年2月，张爱玲与苏青这两位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接受记者采访，就“女人、家庭、婚姻”等问题展开的对谈，仿佛成了她的最后辉煌。抗战胜利，她已经很少有作品问世。1947年，开始“触电”，创作了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和《不了情》，但已无“沦陷时期”的风头。上海解放后，她仍然还在创作，1951年，以“梁京”的笔名发表了长篇小说《十八春》，被看作是她创作生涯的“回光反照”。
（6）离开大陆。1952年7月，赴香港，供职于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在此期间，先后创作了两部“反共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分别于1954年7月和10月出版。1955年秋赴美国定居，兴趣主要从创作转向了研究。先住纽约，曾与炎樱一起拜访过胡适。第二年，移居新罕布什尔州，结识剧作家赖雅（FerdinandReyher），并于同年8月于纽约结婚。1957年，在台湾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她到美国后创作的小说《五四遗事》。1961年，应香港电懋影业公司的邀请，去台湾收集资料后赴香港创作电影剧本《红楼梦》、《南北和》及其续集《南北一家亲》、《小儿女》、《一曲难忘》，回美国后还创作了《南北喜相逢》。1966年，将中篇旧作《金锁记》改写为长篇小说《怨女》在香港《星岛晚报》上连载。1967年，赖雅去世后，应雷德克里芙女校的邀请，作驻校作家。1969年，将旧作《十八春》略作改动后，易名为《半生缘》在台湾出版。同年，又应柏克莱加州大学之邀，在中国研究中心任研究员。
（7）最后余辉。1972年，在香港出版中文译作《老人与海》。1973年移居洛杉矶。1977年出版多年“《红楼梦》研究”的成果《红楼梦魇》。1979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并传入大陆，出现第二次“张爱玲热”。1981年出版《〈海上花列传〉评注》，1983年又将人物对话为“苏白”的《海上花列传》译为国语出版，后又译为英文。1994年，出版自传《对照记》。从1991年起，台北皇冠出版有限公司开始以“典藏版”形式，陆续出版《张爱玲全集》（16卷），包括她最后的《对照记》，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一套张爱玲作品集。张爱玲在晚年长期闭门谢客，过着寂寞的隐居生活，1995年9月8日，被人发现孤独地死于洛杉矶家中。
2．关于张爱玲的创作简况
张爱玲的电影不如小说，长篇不如中短篇。《金锁记》和《沈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写得最好的作品，而《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则是张爱玲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因此，我们读张爱玲的小说最起码要读三篇：《沈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
（1）“香港传奇”：《沈香屑：第一炉香》
这是一个关于寡妇的故事，写了梁太太和葛薇龙两代寡妇。从此，张爱玲在创作中形成了一个“寡妇情结”，她最好的小说写的大多都是寡妇（如作品中的梁太太和葛薇龙，还有《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做寡妇，常常会被看作是女人的悲哀，但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却对做寡妇情有独钟，而且都是目的明确地为了钱而甘愿当寡妇。
同时，这也是一个关于“由良而娼”的故事，一个关于“沈沦”的故事。葛薇龙当初投奔姑妈梁太太是为了更好地读书，可当她的爱情在这里失败后，梁太太已经成为了她的人生榜样，她已经无法回到上海的家中，无法离开梁太太了。在作品最后，饶有趣味的是，当一群水兵喝得烂醉，不约而同地把薇龙当做了妓女，吓得她撒腿便跑后，乔琪笑道：“那些醉泥鳅，把你当做什么人了？”薇龙却说：“本来吗，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乔琪不让她乱说，她却坦然地承认自己说错了话，错只错在：“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
（2）“双城故事”：《倾城之恋》
这是一个关于调情的故事，描写的是白流苏和范柳原的调情表演。傅雷本来是张爱玲小说最早的肯定者，但他对这部作品却评价不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作品的重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情调”，“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但也有人认为，傅雷的意见仅仅代表着男性读者的意见，这个意见对于范柳原是合适的，对于白流苏则有些冤屈。站在女性的立场看，白流苏的调情的背后，是生存的焦灼和无奈。范柳原意在求欢，而白流苏意在求生。
这也是一个关于弃妇的故事，是一个弃妇在进行垂死挣扎和自我拯救之后终于修成正果的故事。因此，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张爱玲版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故事，一个关于逃离的故事。白流苏虽然几经努力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猎物范柳原，成功地逃出了家庭，但是，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削弱自己作品中常有的荒凉感，白流苏逃出了旧的家庭，又进入了另一个家庭，而且，她得到的婚姻只是一座没有爱情的空城，而这座空城的获得也仅仅是因为战争的成全，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虽然战争加快和简化了许多人的正式成婚的速度，但这种婚姻靠得住吗？
（3）“上海传奇”：《金锁记》
这是一个关于人性原欲的故事，一个令惊心动魄的人性变态和人性异化的故事。张爱玲的小说虽然都与女性和“女性与金钱”的关系有关，为了生存或为了不至于受穷，她们把婚姻看作是自己惟一的目标，而以青春作代价的婚姻，又是以金钱为最终目的的。但这部作品不仅写了人的物欲（或曰财欲），写了姜家二奶奶曹七巧为了能进入虽然已经破落但仍然是贵族大户的姜公馆，嫁给了患骨痨的废人姜二爷，而且，还突出地描写了人的情欲（或直接说是“性欲”），在做上了二奶奶后，畸形的婚姻造成了畸形的性格，使她对男女情事十分敏感，也自然地将情感集中在当时她能接触到的惟一男性三少爷季泽身上，然而，当情欲得不到满足后，物欲便成为了她生命的惟一中心。
因此，这也是一个关于报复的故事，一个禁锢的故事，也就是一个关于用物欲报复情欲，一个因情欲被长期禁锢而变异后演化为更为疯狂的物欲的故事。按照弗德依德的学说，原欲就像一条河流，如果它受到阻碍，就会溢向别的河道，直接导致性错乱心理和性变态行为。七巧家原是开麻油店的，她年轻时也有中意她的肉店小伙，还有她哥哥的结拜兄弟喜欢她，可以称得上是“麻油西施”，虽然粗鲁泼辣，却充满活力，但做了姜家二奶奶后，爱情当然是没有的，连情欲得不到满足，更令人窒息的是，谁都轻视她，连丫环都敢对她冷嘲热讽，再加上封建礼教的压抑，她不得不强压情欲之火，“迸得全身的筋骨和牙根都酸楚了”。于是，她渴望着三少爷的爱，但风流成性的季泽谁都敢沾，就是不愿越过叔嫂之防。当她的最后一点情欲之火熄灭后，她开始变得刻薄冷酷，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她先是“恋子”，要儿子整夜地陪她抽大烟，以探听和渲染儿子与媳妇的房事为乐趣，逼得儿媳守空房，后又“妒女”，自己没有得到的幸福生活，连自己的女儿也不别想得到。最后，终于沦落为一个眼中只有金钱没有亲情的恶毒残忍的魔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