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视野中的全球化与大众传播
如今我们缺的早就不是“走向世界”、“与国家接轨”一类的认知、热情与渴望，甚至已经形成一股所谓“新僵化思潮”，即凡西方主流价值观念皆以推崇为先，凡是与西方主流价值观念相抵触的皆以批驳为要，这种鲜明的思维与叙述定式。我们恰恰缺少的是一种冷静的批判意识与理性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盛行的三种世界性话语：“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和“全球化”。全球化指经济全球化（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全球化（如西方政治制度及其价值体系的全球化）和生活方式全球化（如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及消费文化的全球化）三位一体的发展趋势，其中经济全球化居于核心地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化的定义：通过全球贸易、资金流动、技术创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使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高度融合，形成互相信赖关系。
全球化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民族国家及其职能的削弱而相互间倚赖加强，在经济层面上表现为跨国公司与跨国金融的大规模运行从而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得到优化配置。在文化层面上表现为信息传播的空前活跃以及以消费为核心的生活方式的盛行。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认为新一轮全球经济与市场的一体化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推动整个人类进步的先驱或动力，因为通过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最终都将获得比较长远的利益。以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
另一种认识与态度是批判性的，把全球化看做“西方文明”/“现代文明”的新一轮全球扩张，亦即资本主义的新一轮全球扩张以及由此导致的世界性不平衡与不平等格局，全球化在历史观上属于西方中心论，在价值观上属于西方中心主义。如萨米尔·阿明就把全球化当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同义词。这种认识以新马克思主义或新左翼（new left）为代表。
公认从科学理论上最早触及全球化现象并揭示全球化本质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已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上看到“世界历史性”、“世界市场”等前景，从而阐发了“世界历史”的思想。全新的、迥异于以往所有历史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为共产主义提供了现实的条件与历史的可能。
马克思为解析全球化问题，不仅提供了一套通透的思路如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以及科学的方法即历史的、全面的、有机联系的方法，而且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显示了一种道德力量与价值取向。
当代全球化理论与学说，尤其是一些且有批判意识的理论与学说在科学层面上都秉承了马克思的思想主题。其中可分为三种有代表性的研究流派：一是立足于政治经济学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二是侧重于文化批判的“后学思潮”，三是着眼于全球混乱的各种现实思考。分别从政治经济方面的“依附”、思想文化方面的“霸权”和现实关系方面的“混乱”入手。
“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可以说是第一套系统化的全球化批判理论。资本主义及其全球扩张不仅将整个世界联为一体，而且导致全球范围的不平衡状态，在近代历史上造成一种“中心—边缘”的发展格局，中心部分的发达（development）与边缘部分的不发达或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边缘地区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是由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资本积累所限定的一种依附性关系。
依附理论的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代表作有《世界范围的积累》（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他指出，不发达国家要想获得真正的发展，必须摆脱依附性地位，与中心“脱钩”（delinking）。由于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欧洲、北美和日本具有“五大垄断”：新技术垄断、全球金融垄断、自然资源垄断、媒体与传播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垄断，全球化不仅使“中心—边缘”的两极化格局永久化，而且进一步导致了“全球失序”（global disorder），而不是“全球秩序”（global order）。
“世界体系”（world-system）学说及其学派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其标志就是这个全球化理论学派的奠基人，“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坚人物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世界体系论与依附理论立论一致，观点相似，思考的角度与思想的色彩也颇多共鸣与共通，依附理论的先驱贡德·弗兰克也被视为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
沃勒斯坦认为，看待现代世界不应该再用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而应该用整个“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这也是他对全球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大启发。
贡德·弗兰克，生于德国，曾在智利任教。代表作有《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依附性积累与欠发达》。在《依附性积累与欠发达》把世界性资本积累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重商主义阶段、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和帝国主义阶段，说明由于依附性关系导致一种普遍的欠发达状态。
“东方学”
后学思潮可包括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
比利时经济学家厄内斯特·曼德尔在其《晚期资本主义》里把资本主义历史分为古典资本主义或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第三个就是当下西方国家所处的资本主义，即“晚期”（或曰“当下”）资本主义。其基本特征在于工业化的组织管理体系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渗透，从而形成一种“无所不包的工业化状况”。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又译杰姆逊）曾把后现代主义界定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把后现代主义视为发达资本主义即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在晚期资本主义或他所说的“跨国资本主义”阶段，后现代主义则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逻辑”（cultural logic）。
后现代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查尔斯·纽曼所说的“话语的通货膨胀”（inflation of discourse）。法国后现代理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认为，不同美学追求、艺术风格、生活趣味等的纷至沓来都只在溶解历史上的一切“宏大叙事”或解构形形色色的“元叙事”，即“对元叙事的怀疑”。
后殖民主义美籍阿拉伯裔学者萨义德的代表作《东方学》（Orientalism）。后殖民主义认为，文化层面的帝国主义扩张，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文体化”的过程（textualising）。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中映射着福柯的“话语/权力”思想。东方学的形成并非通过暴力形式，而是借助于“文化霸权”。所谓文化霸权（hegemony）或者径称霸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葛兰西提出的一个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概念。
总之，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不仅表现为现实层面上重组政治经济格局，而且也体现为思想文化层面上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的一套看待世界（包括西方与东方）的话语体系，亦即人类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相结合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全球人类能够自觉自愿地按照这套理论各司其职。
“全球混乱理论”
全球混乱理论的关注点主要在于现实政治方面。这种理论倾向可以追溯到30余年前的罗马俱乐部。1968年4月，应奥雷利奥·佩西博士邀请30余位各国科学家、经济学家等在罗马的林西研究院讨论人类目前的未来和困境问题，由此成立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其宗旨是为人类未来提供预测性和建设性意见。1972年其《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中关于世界发展前景的数字模型被称为“世界末日模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世界性剧烈动荡，以日裔美籍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迅速化为泡沫，
各种全球混乱理论纷至沓来，其中比较突出的人物及其理论有：塞缪尔·享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行将来临的文明冲突：或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The Coming Clash of Civilization：or，The West Against the Rest）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oming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罗伯特·D·卡普兰的《巴尔干幽灵》《行将来临的无政府状态》。布热津斯基《大失控：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这些是被称为“新悲观主义”的全球化思想。
全球混乱理论中最著名的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后冷战时代的天下大势取决于几大文明的折冲樽俎，其中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又居于主导地位，世界冲突的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明之间的差异。换言之，今后世界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文明的断层线就是冲突的前沿。享廷顿提出一条近来以来冲突的线索和脉络：“君王的冲突——民族国家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文明的冲突”。
现代性与传播
英国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列举了全球化的本质——现代性的四个基本制度性维度及其相互关系。重视信息及其控制在全球化上的意义。
“现代传播”与“现代文明”不仅同源，而且同步、同一。现代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印刷化阶段（1450—1920）、电子化阶段（1920—1980）和网络化阶段（19802— ），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的古典时期、垄断时期与当下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三个阶段。
戴维·哈维的《后现代的状况》里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吉登斯的“时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表达媒体发达传播活跃的后现代状态，隐含着现代媒体无处不在瞬即可达的传播功能。
如果说印刷化媒介促成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内生成，电子化媒介推动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扩张，那么网络化的媒介则成全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蔓延。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见批判学派的三路研究）
反驳与质疑
对文化帝国主义最具有系统性也最具影响力的反驳是英国的汤林森的博士论文《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a Critical Introduction），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应该让位于文化全球化的话语。
针对媒介帝国主义，他认为人们过分突出了媒介在现代社会中所发生的作用，陷入媒介中心论的误区。主张对媒介的核心地位进行“去中心化”（decentre），同时，强调媒介再现功能与实际生活体验之间平行交互的关系。
针对文化认同问题，借助安东尼·吉登斯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文化认同理论进行抗辩。美国学者安德森在《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里，提出一个有名理论——作为拥有疆界与主权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想像出来的政治社群”。
对美国电视连续剧《达拉斯》进行的两项传播研究比较著名：1.荷兰洪美恩（Ien Ang），的研究生论文《观看<达拉斯>》，通过在荷兰妇女杂志上刊登广告研究读者关于《达拉斯》的回信，得出的结论与受众主动论的思想是一致的，即文本的意义并不能强加于受众，而是在“传—受”的协商过程中产生的。2.美国传播学者卡茨和利布斯的研究总体上说对《达拉斯》给其全球受众的意识打上了西方消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烙印持怀疑态度。不同的种族群体对这一节目的内容做出判断时带有他们自己的同一性。
类似这种驳难有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德塞图的“日常生活观”等。但断言西方文化传播并无深意和影响也过于简单化了。一方面过于看重受众的个人选择与直接反应，而忽略了他们选择的条件与反应的背景，即没有看到他们的表达已被先天的一系列框架所规定。受众诚然不是支配与控制势力直接牵动的木偶，但又确实是这些势力掌握的对象。另一方面这些驳难性理论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大众传播背后实际存在的整个政治经济架构以及支配性关系。
传播学研究及其中国化——传播学在中国三个阶段、三个流派及三个面向
三个阶段：面——线——点。第一阶段（里程碑：1982年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的贡献可以说在于“面”——使传播学研究得以全面铺开，第二阶段（以1986年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为标志）的成就在于“线”上——使传播学研究沿着系统化的线路伸展，而第三阶段（1993年全国第三次传播学研讨会）的作为则在于“点”上——针对各种现实问题或理论课题定点进行深钻细研。
三个流派：应用——学理——思想。侧重传播实践的应用流派，立足基础理论的学理流派（主要涉及传播学的核心概念和范畴，诸如信息、符号、传播、反馈等；基本理论和学说，诸如信息的两级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传播的各种模式等；以及不同方法和学派，诸如经验学派、批判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等），倾向超迈高蹈的思想流派。三者分处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方面。
三个面向：面向实际、面向新闻、面向主流。
美国传播学研究方法综述（祝建华）
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体系，都是由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两个部分所组合而成的。
从新闻学到传播学：研究方法之演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学术界开始萌发一些初步的传播学思想。如20年代，新闻记者李普曼出版了他的名作《舆论》，拉斯韦尔发表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这是早期传播学的经典著作，分别从新闻学与行为科学的角度论述传播问题的两个研究方向。
在美国，所谓“行为科学”包括了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分支学科。其研究方法仿照近代实验科学，通过观察与测量搜集资料数据。运用数理统计手段对此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从而验证某些理论假设或提出某些规律、结论（实验型定量方法）。这种方法与人文学科方法相比，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是以数理统计以及日后大规模发展起来的计算机为工具；其二是含有一整套严格周密的操作程序。因此，人们将它们统称为行为科学，以示与传统的社会科学（一般称做“人文学科”）相区别。
美国的新闻学早先与哲学、文学、历史学等一样，同属于人文学科，在早期的新闻学研究中，通行的正是人文学科的观点与方法，即思辨型定性方法。
那时新闻学研究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新闻史的研究，最为著名的是由莫特与埃默里—史密斯分别撰写的两部《美国新闻史》；另一方面是研究新闻与社会关系，有人称之为“新闻社会学”研究，产生了著名的“社会责任理论”，以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为首的“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最后工作报告《自由与负责的报刊》为代表。
用行为科学所采用的实验型定量方法研究新闻宣传的效果问题，是新闻学领域内传播研究之发端。现行的传播学研究中，有以下四种常用方法：
1.调查研究法（Survey Research）。在新闻学领域内用调查方法来研究传播问题的始作俑者，当推盖洛普民意测验所的创始人乔治·盖洛普。1930年，他在《新闻学季刊》上发表文章，介绍了采用随机抽样进行读者调查的方法及他本人所搞的一项调查的结果。在行为科学领域内，保罗·拉扎斯菲尔德被公认为用调查方法研究传播问题的奠基人。
传播学研究中的调查方法的具体步骤：首先需要建立一项“研究假设”，然后围绕证明它而按以下几个环节逐步展开：1.根据假设的要求，确定本调查的总体范围与样本个数。从理论上讲，调查厄全面普查与抽样调查两种方法。2.制定抽样方案。抽样方法有随机抽样（又包括单纯随机抽样、机械随机抽样、分层随机抽样和整群抽样等等不同形式）与非随机抽样之分。3.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一般分为两大类，其一是调查对象的特征指标，一般作为自变量；其二是调查对象的意见，态度与行为倾向等，充应变量。4.整理分析调查结果。
2.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拉斯韦尔、普尔与贝雷尔森等被列为该方法的创始人。伯纳德·贝雷尔森曾说，内容分析是“对于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分析与描述的一种方法”。精神与系统的内容分析方法，是由另一位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所创立的。二战后，拉斯韦尔与莱斯特合著了一本《政治语言学》，其中全面阐述了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的具体程序大致如下：首先也要建立假设命题，并据此确定研究范围。接下来需要制定一个“分类表”，作为观察和测量讯息内容的统一标准尺度。分类表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将研究内容划分成若干个大类（如新闻报道分为“国际新闻”“国内新闻”“经济新闻”“体育新闻”等几类，或按宣韦伯的方法划分成“硬新闻”与“软新闻”两大类。其二是在各大类下再确定若干个“分析单元”，这是进行内容分析的最小单位。一般是以某些特定的单词、词干、句子、人物名称等作为分析单元。分类表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决定了这项内容分析的结果的客观性与准确性。
内容分析法的不足之处：其一，如果研究者的判断失误，他所选择的材料并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的真实情况，那么在以后的一系列步骤中，无论怎样精确，也不能保证其结论与事实相符。其二，在分类表的制订过程中，无论如何总受到研究者某些主观因素的影响。为此，通常要邀请富有经验的专家来分别对分类表进行独立评价（所谓的“特尔斐法”）以力求避免这一弊病。
3.控制实验法（Control Experiment）。如果说调查研究与内容分析两种方法是由新闻学者与行为科学者共同引入传播研究领域的话，那么控制实验法刚是从实验心理学中借用过来的。所谓“控制实验”，就是说其研究是在实验室内进行的，而且在进行时要对某些实验因素加以人为的控制，这种控制实验法与调查研究法一样，都以传播过程中的受传者为其研究对象（内容分析的对象是传播的讯息内容），然而二者又有两个明显区别：第一是研究对象的个数不同，第二是研究的环境不同。
实验方法在传播研究中应用，一般认为是从库尔特·卢因和卡尔·霍夫兰这两位传播学先驱开始的。
控制实验一般是在一个经过特殊设计的实验室内进行的。正式实验有以下步骤：1）简化因素模式。2）控制与实验。3）统计分析（在分析实验组与控制组的不同反应时，一般采用方差分析法，即同时观测两个组内反应的差异以及两个组之间的差异，计算其F比率值，只有它达到一定的显著程度，才能断言自变量对应变量有效果。）
近年来，传播学的实验研究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即开始转向“自然实验法”（或称“社会实验法”），就是说以整个社会作为其“实验室”，在真实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
4.个案研究（Case Study）。个案研究原先也是心理学中的一种研究方法。调查研究、内容分析、实验法等都是力图对总体的某一个普遍性特征进行描述；个案法则集中对一个体的各个侧面进行综合分析。因此调查与实验等在研究过程中总是尽可能地集中研究少数几个因素，而个案法则完全相反，尽其可能多地去囊括一切有关因素。在个案研究的实例中，较有名的有如“把关人研究”。
这些研究方法在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中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谁（传播者）——个案研究
说什么（讯息）——内容分析
通过什么渠道（媒介）——调查研究、个案研究等
对谁（受传者）——调查研究
有什么效果（效果）——调查研究、控制实验等。
在定量研究的现代科学中，一般是用“效度”与“信度”这两个指标来评价一种方法的科学性程度的。所谓效度，是指这种方法的准确性（它所研究的问题是否符合实际情况）；信度是指该方法的可靠性（能否在同样条件下重复试验并取得同样的结果）。传播学者为了保证自己的方法准确与可靠，采取了一系列检验手段，如“再测法”、“特尔斐法”、“项目分析”以及“相关效度分析”等，对研究结果进行观察，以避免其受主观因素和偶然因素的影响。
有人曾用“网络化”与“计量化”这两点来概括现代科学发展的特征。网络化指现代科学的内部结构日益复杂，而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特别是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等一大批横向科学的发展，使人类的各门知识有可能统一到一个框架内去。计量化是指数学方法进入各门科学的研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