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雲》：杭州名妓瑞雲，色藝無雙。方高價待梳櫳。屬意賀生。賀貧，無力為一夕之歡。兩俱不樂，一日，有秀才投贄，坐[與]語，少時便起，以一指按女額曰：“可惜，可惜！”遂去。瑞雲送客返，共視額上有指印，黑如墨，濯之益真。過數日，墨痕漸闊。年餘，連顴徹准矣。見者輒笑，而車馬之痕以絕；媼（鴇母）斥去妝飾，使與婢為伍。……
賀聞而過之，見[雲]蓬首廚下，醜狀類鬼；舉首見生，面壁自隱。賀憐之，便與媼言，願贖作婦。媼許之。賀貨田傾囊，買之而歸。入門，牽衣攬涕，不敢以伉儷自居，願備妾媵，以俟來者。賀曰：“……卿盛時猶能知我，我豈以衰故忘卿哉？”遂不復娶。
居年餘，偶至蘇，有和生詢及瑞雲，賀以其問之異，因返詰之。和笑曰：“實不相欺。昔曾一覲其芳儀，甚惜其以絕世之姿而流落不偶，故以小術，晦其光以保其璞，待憐才者之真鑒耳。”賀急問曰：“君能點之，亦能滌之否？”和笑曰：“烏得不能？”……[即同賀]歸，施術于水……
    蒲氏所狀之愛情已超脫金錢、美醜和門第。歷代文學樂寫郎才女貌，留仙亦未完全擺脫窠臼，然其所狀一批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之士女，指出知己之愛，不在美醜，有其積極意義。
尚有為求知己，不顧家世和門第，具有叛逆性婚姻觀念者。《王桂庵》中之王桂庵為世家子弟，追求出身卑微的芸娘，芸娘隨父北去，王日於江邊細數行舟。芸娘於婚姻亦極嚴肅，王桂庵戲之曰家中已有妻室，芸娘即憤而投江，維護尊嚴，亦可謂之杜十娘。現代愛情應具有專一性與排他性。
此外，《薛慰娘》薛慰娘選婿，不嫌其家徒四壁；《細侯》中細侯不嫌滿生家窮，認為只要男耕女織，夫妻和樂即足。此種知己之愛，帶有朦朧的尊重個性，尊重人格的意識，蒲氏筆下士女皆能互相愛慕，一般都共同情趣與愛好，愛花者和花精相愛（《黃英》、《香玉》），愛詩者即以詩歌傳情（《白秋練》），愛琴者即拿琴以通情（《宦娘》）。


第七节    《聊齋志異》中的“膩友”觀念
在封建社會中，強調男女之大防，異姓之間不可公開交往，更不允許有朋友的關係。“有情人終成眷屬”這一句，雖然是一個進步口號，但把有情人完全歸結到夫妻關係，認為如果不能結合，就是悲劇，那也還有局限。《聊齋志異》破此窠臼。《嬌娜》寫孔雪笠與皇甫公子為知交，孔雪笠生病時，皇甫之妹嬌娜治癒之。孔雪笠愛慕嬌娜。依俗套，當結爲夫雪，文中則寫嬌娜太小，故孔雪笠與皇甫之姨妹阿松結褵，嬌娜則嫁吳郎。庸筆寫之，孔雪笠既不能與嬌娜結婚，無非或為路人，或爲二人偷情。聊齋筆下，則未落常套。而寫皇甫一家遭雷霆劫難，孔雪笠仗劍於門，以身赴難，為救嬌娜而獻身。而嬌娜見孔雪笠為救自己而死，當眾毫不羞怯，以口度丸，複度氣活孔生。難能可貴。異史氏曰：“余于孔生，不羨其得豔妻，而羨其得膩友也。觀其容可以療饑，聽其聲可以解頤。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神予’，猶勝於‘顛倒衣冠’矣。”

第八节    《聊齋志異》亦真亦幻的藝術表現
馮鎮巒評《聊齋志異》，謂其“說狐說鬼，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如未央宮闕，實地造成”。（馮鎮巒《讀〈聊齋〉雜說》）一方面是幻想的天地，猶如彈指即現的華嚴樓閣，奇極幻極；一方面又是現實的人生，是建造在實地上的未央宮闕，實境真情。作為一部非現實題材的作品，《聊齋志異》藝術上的最大成功，首先在於它把現實與幻想兩種成份融合得渾然無跡，出神入化。《席方平》、《考弊司》通篇寫陰曹地府，鬼人鬼事，情節奇幻之至，但其中的具體細節、氣氛、人情、物理，又無一不是對現實生活現象的高度典型化。如席方平靈魂離舍，為父伸冤，被二鬼騙至一村“生為嬰兒”，“憤啼不服，三日遂殤”，又繼續告狀，……故事可謂奇極，幻極。然而雖奇而不怪：席父生性“朴訥”而“見淩於強鬼”，冤囚於獄，備受摧殘，使得“至孝”的席方平憤不可遏，自然要不顧一切地鳴冤告狀，但告狀不得越衙，他只得先告之於城隍，再“以官役私狀，告之于郡司”，不勝，繼而“遁赴地府，訴郡邑之貪酷”，地下各級衙門官官相護，他只得向天喊冤，一直告到二郎神那裏。這複雜的告狀過程，之所以顯得真實，是因為作為情節發展的支配力量的仍是現實的邏輯情理。在具體描寫中，作者又加進許多細緻、真切的現實細節，諸如獄吏的索賄，郡司的推諉，冥王府判官“密遣腹心，與席關說”……等等，與人間公堂告狀的情形別無二致。而席方平所遇冥府之酷刑，本爲虛構，而以實筆寫之如生，
    既下，鬼乃以二板夾席縛木上。鋸方下，覺頂腦漸辟，痛不可忍，顧亦忍而不號。聞鬼曰：“壯哉此漢！”鋸隆隆然尋至胸下。又聞一鬼雲：“此人大孝無辜，鋸令稍偏，勿損其心。”遂覺鋸鋒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頃半身辟矣；板解，兩身俱僕。鬼上堂大聲以報，堂上傳呼，令合身來見。二鬼即推令複合，曳使行。席覺鋸縫一道，痛欲複裂，半步而踣。一鬼於腰間出絲帶一條授之，曰：“贈此以報汝孝。”受而束之，一身頓健，殊無少苦。

《鴞鳥》是一篇寫實之作，寫長山縣令楊某生性“奇貪”，趁西塞用兵之機，窮搜民財；益都、萊蕪、新城三縣縣令受士民之托前來勸誡。酒席當中，三人假酒令相譏，楊某以酒令作答：

孫公（新城縣令）雲：“天上有天河，地下有黃河，有一古人是蕭何，手執一本《大清律》，道是‘贓官贓吏’。”楊有慚色，沉吟久之，曰：“某又有之：天上有靈山，地下有泰山，有一古人是寒山。手執一帚，道是‘各人自掃門前雪’。”眾相視腆然。

正在唇槍舌劍、互不相讓之際，作者頓作奇想：
忽一少年傲岸而入，袍服畢整，舉手作禮。共挽坐，酌以大鬥。少年笑曰：“酒且勿飲。聞諸公雅令，願獻芻蕘。”眾請之。少年曰：“天上有玉帝，地下有皇帝，有一古人洪武朱皇帝。手執三尺劍，道是‘貪官剝皮’。”楊恚罵曰：“何處狂生敢爾！”命隸執之。少年躍登幾上，化為鴞，沖簾飛出，集庭樹間，回顧室中，作笑聲。主人擊之，且飛且笑而去。


第九节    《聊齋志異》曲折的情節結構

小說的情節歸根到底是以人物及其行為間的相互關係和矛盾衝突的發展為根據的，因此，組織情節的藝術首先表現為組織矛盾衝突的藝術。蒲松齡最善於將矛盾衝突戲劇化，讓情節在這種戲劇性衝突中環環相扣，自然進展，人物性格也隨著情節的不斷進展自然而然地凸現出來，讓情節成為人物性格成長、發展的歷史。《聶小倩》寫妙齡女鬼聶小倩為妖怪所控制，被迫誘人害命，當遇到剛直的寧采臣後，她傾心相慕，決意棄惡從善，脫離苦海，隨他歸去。她深知自己身為異類，難為人容，到寧家後，為使寧母收留，她屈志降身，日夜操作，任勞任怨，終於得到寧家母子的歡心。為了寫好這個人勝妖、鬼變人的故事，作者精心組織了四次矛盾衝突，很像一本四幕劇。第一幕，是人與妖的基本衝突。聶小倩為妖所脅，欲攝寧生之血以供妖飲，交陣中，因欽慕寧生不念戀財色的“剛腸”，毅然從妖的一邊站到人的一邊，為寧生出謀禦妖，並請求他幫助自己脫離苦海。第二幕，妖怪親自出馬強攻硬取，由夜叉出來攝人，人的一方使劍俠燕赤霞禦妖，雙方格鬥，妖被擊傷逃跑，寧生得以攜小倩骨殖歸葬，使她擺脫了鬼魅的控制。第三幕，聶小倩隨寧生歸家，爭取由鬼回歸人域。但因人鬼異類，於是出現了人（寧家母子）與鬼（聶）的矛盾糾葛。聶小倩以自己的誠心和謙卑感動了寧母，爭取到了做人的權利。第四幕，妖怪仍不動心，跟蹤而來，人（寧）鬼（聶）攜手，依仗劍仙之助，與妖怪最後決戰，消滅了妖物。這四次衝突，剛柔、弛張相間，極有層次感，把人、鬼、妖之間複雜的矛盾表現得淋漓盡致，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徵也在這幾次衝突中得到了立體的、多層次的刻劃。
《葛巾》描寫戀情，全篇“純用迷離閃爍、夭矯變幻之筆，不惟筆筆轉，直句句轉，且字字轉”（但明倫《葛巾》總評。）：常大用偶然在花園裏見到葛巾，一見面就莽撞地長跪於地，說“娘子必是神仙！”結果遭到桑嫗一頓痛斥。正在他“悔懼交集，終夜而病”，而“回憶聲容，轉懼為想”之時，突然桑嫗持甌而入，令他速飲“鴆湯”，使他心裏涼了大半截。他抱定一死，橫下心來一飲而盡，飲後卻遍體清涼，大病全消。下麵寫幾次約會，同樣是句圓筆轉，極曲折之至：在花園裏再次遇到葛巾，正欲上前攀問時，桑嫗忽至；越牆赴約，又在窗口望到玉版先在，拉著葛巾連夜下棋；第二夜“複往”，剛在慶倖沒有別人在旁，忽然玉版聲音又至，他只得藏身床下。……這些情節，曲曲折折，看似偶然，卻有著深厚的生活依據，是生活中經常會見到的情形。恰是在這種千迥百轉、委曲有致的情節中，戀人急欲一會的心理情態，百折不回的意志、決心，被表現得入微入妙。

第十节    《聊齋志異》的語言藝術
   人每病文言不足以狀俗情，《聊齋》文言雅潔，而狀寫家人言語，世態俗情，刻繪如畫。
《嬰寧》：
  次日至舍後，果有園半畝，細草鋪氈，楊花糝徑。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穿花小步，聞樹頭蘇蘇有聲，仰視，則嬰寧在上。見生來，狂笑欲墮。生曰：“勿爾，墮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將及地，失手而墮，笑乃止。生扶之，陰捘其腕。女笑又作，倚樹不能行，良久乃罷。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遺，故存之。”問：“存之何益？”曰：“以示相愛不忘。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病，自分化為異物；不圖得見顏色，幸垂憐憫。”女曰：“此大細事，至戚何所靳惜？待郎行時，園中花，當喚老奴來，折一巨捆負送之。”生曰：“妹子癡耶？”女曰：“何便是癡？”生曰：“我非愛花，愛拈花之人耳。” 女曰：“葭莩之情，愛何待言。”生曰：“我所為愛，非瓜葛之愛，乃夫妻之愛。”女曰：“有以異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俯首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語未已，婢潛至，生惶恐遁去。少時，會母所。母問：“何往？”女答以園中共話。媼曰：“飯熟已久，有何長言，周遮乃爾。”女曰：“大哥欲我共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媼不聞，猶絮絮究詰。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女。女曰：“適此語不應說耶？”生曰：“此背人語。”女曰：“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寢處亦常事，何諱之？”生恨其癡，無術可悟之。



第十二講  《儒林外史》
第一节    吳敬梓的創作道路與《儒林外史》的版本

吳敬梓很狂，他的性格特徵在《儒林外史》第一回中得到了表現。王冕看到《楚辭圖》所畫的屈原衣冠，便自己製造了一頂極高的帽子，一種極肥大的衣服，在春光明媚的時節，用牛車載了母親，戴著高帽，穿著那種衣服，手裏拿著鞭子，嘴裏唱著歌，在鄉村以及湖邊到處玩耍，鄉下小孩跟著他笑，他不放在心上。這種狂傲的舉止，明代的王艮已經有過。王曾自製蒲輪車，穿戴著古代的衣帽，帶著兩個僕人，周遊天下，甚至到了北京，北京人認為他是怪魁。
吳敬梓的狂是憤世嫉俗。他二十三歲父親死去，親眼目睹了家族內部為財產和權力進行的爭鬥，看到社會上一些不學無術的無賴之徒爬上高位，他又豪放，願意幫助別人，十年間，把家產全部散盡，受到人們的譏笑，這些，都使得他寂寞，乾脆以異端的面目出現，一任人們去說。
他屢次參加鄉試，都考不上，加上鄉里風俗澆薄，三十三歲，移家金陵，住在秦淮水亭。三十六歲時，安徽巡撫推薦他到北京參加博學鴻詞科的考試，他稱病不去，從此就不再參加科舉考試。乾隆南巡時，幾乎所有士大夫都去夾道拜迎，他卻獨自翹著腳躺在床上，有太白遺風。
他在南京的生活已經很窮困，寫《儒林外史》時，冬夜苦寒，他穿單衣，房間裏沒有火，就約上幾個知己，乘著月色繞牆步行數十裏，一路歌吟呼嘯，天明入水西門大笑散去，謂之“暖足”。
王冕有一些表現也像他。王冕本來喜歡讀書，但聽了胖子、瘦子、鬍子的一席趨炎附勢，假裝風雅的話，頓時改變了主意，聚的錢不買書了，改行學畫荷花。對於時知縣，他寧願吃罰酒，也不願吃敬酒，使得翟買辦百思不得其解：用票子傳倒去，用帖子請倒不去，這不是不識抬舉了？當朱元彰要禮部議定取士之法時，儘管朱元彰以前曾經拜訪過他，他也毫不客氣地批判，說這個法子不好，將來讀書人有了這一條路，就會把文行出處看得輕了。為了自己的文行出處，他不受征招，連夜逃到會稽山中。
1、《儒林外史》最初以抄本形式流傳。友人程晉芳的《文木先生傳》說：“《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人爭傳寫之。”
2、《儒林外史》最早的刻本，是金兆燕在乾隆三十三年至四十四年間在揚州刊刻的（金和《儒林外史跋》），可惜這種刻本現已迷失。
3、《儒林外史》現存最早的刻本是嘉慶八年的臥閑草堂刊本，十六冊，五十六回，有閑齋老人乾隆元年的序和評語。以後的清江浦注禮閣本，藝古堂本都是臥閑草堂刊本的翻印本。此外，蘇州潘氏滂喜齋抄本、群玉齋活字本，均為五十六回，有金和跋，它們都屬於臥閑草堂刊本的系統。
4、《儒林外史》較為完善的本子是上海申報館的排印本。五十六回，有金和同治八年跋、天目山樵識語。申報館排印本刊印不止一次，覆印本訂正了初印本的一些錯誤。
5、同治十三年的齊省堂活字本《增訂儒林外史》，五十六回，卷首有惺園退士手書的序言、閑齋老人序和例言五則，此本有一些改動：書的回目、文字和第五十六回“幽榜”人物名次，均有所修飾、改動。此後，光緒十四年上海鴻寶齋石印了增補齊省堂本，四冊，六十回。居世紳在第四十三回到第四十七回增補了四回文字，敍述沈瓊枝成為鹽商的富妾，到寺院乞仙借種等事，“事既不倫，語複蝟陋”，被魯迅斥為“妄增本”（《中國小說史略》）。
由於《儒林外史》傳抄數十年，刻本又不盡相同。原書究竟多少回，歷來有不同說法。程晉芳《文木先生傳》說有五十卷。後來的金和跋文說，有五十五卷，“幽榜”系後人妄增（第六十回的回目是《神宗帝下詔旌賢，劉尚書奉旨承祭》，沒有情節，寫皇帝下了一道聖旨，把書中的許多人一榜都賜給進士出身，並授予翰林）。解放後印行的《儒林外史》依此說去第五十六回。一九八一年才將第五十六回作為附錄收入。

第二节    《儒林外史》揭露科舉考試對讀書人的毒害

周進在“童生——秀才——舉人——進士”的科舉階梯上爬，爬到六十歲
還是個老童生，小說第二回，作者以細膩的現實主義筆觸，描寫周進在薛家集的窮塾師生活。在開館的宴會上，年青的新秀才梅玖知道他還不是秀才，便對準他的這個致命傷盡情嘲弄。入席時，就用“老友（秀才）從來不同小友（童生）序齒”的“學校規矩”奚落他；席間，他又惡作劇地編一首寶塔詩：“呆，秀才，吃長齋……”用反挑的方式，挖苦他還不是秀才；接著，又旁敲側擊地揶揄他沒有資格像秀才那樣在每年春秋的丁日祭孔後享用“丁祭的胙肉”。周進是個用全部生命搏取科名的人，“苦讀了幾十年書，秀才也不曾做得一個”，梅玖的每一句話都像一把尖刀，刺著他精神上的創傷。他“臉上羞得紅一塊白一塊，”這說明他的自尊心並沒有完全泯滅，但他決不敢反唇相譏，因為他把科舉制度看得十分神聖，決不敢褻瀆這個制度和這個制度所規定的尊卑等級，他自己就迂執地幻想著爬上那個受尊寵的位置上去。多次的科場失敗，造成他濃厚的自卑感，森嚴的等級制度，養成他自輕自賤、逆來順受的麻木心理，但他決沒有絲毫懷疑的念頭和反抗的意識，對任何侮辱、打擊，他都只有“捺定性子”，以萬劫不復的奴才性格默默地忍受著。
取得最低科名的秀才就可以把他踩在腳底下，“發過”的舉人老爺王惠，在他面前就更
加飛揚跋扈了。王舉人拿班做勢，神氣十足，借評論梅玖的夢自吹自擂，誇耀自己的舉人身份，從政治地位上壓迫他；王舉人故弄玄虛，說神道鬼，把自己的中舉說成是福有獨鐘的“天命”，以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從精神上壓垮他；王舉人趾高氣揚，擺盡闊綽，“雞、魚、鴨、肉，堆滿春台”，自己大吃大喝，讓他在一旁，用“一碟老菜葉，一壺熱水”下了飯。周進完全被壓扁了。如果說受淺薄愚妄的梅秀才欺負時，他心猶未甘，還敢僭先就座，那麼，在這位作威作福的王舉人面前，他懷著敬畏之心和不可言喻的自卑感，就更加馴服怯懦，卑躬屈膝了。王惠走了，“撤了一地的雞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讓“周進昏頭昏腦，掃了一早晨。”像周進這樣清寒迂拙的腐儒，如果在科場中爬不上去，就連窮塾師的飯碗也難以保住。在薛家集被解聘後，“在家日食艱難”，他已走到山窮水盡的末路，成為科舉制度的殉葬品。
窮愁潦倒的周進還把自己一生的榮辱完全系在科舉上面。當他來到不是秀才不能來考的貢院，不禁萬感俱發，長久鬱結在心的辛酸、苦楚、屈辱和絕望之情，像衝破堤壩的洪水，傾瀉出來，一發而不可收，便一頭撞在號板上，被灌醒後又滿地打滾，號啕痛哭，直哭到口裏吐出鮮血來。作者抓住這一不尋常的舉動，把犀利的筆鋒一直伸進他最深的精神褶縫裏去，以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揭露了八股科舉制度對人們的毒害。
《儒林外史》對封建科舉的揭露又是和對程朱理學、封建禮教的批判結合起來的。在清代、理學早已被奉為官方哲學，封建倫理道德也已法典化、教義化，深入人心，特別是深入到一輩子攻讀經義的儒生的心裏。清初的一些進步的思想家都反對思想牢籠政策，反對程朱理學。他們指出理學、禮教是極其虛偽、殘酷的，是“殺人之具”，“以理殺人”甚至“以法殺人”（戴震《與某書》）。吳敬梓則以其藝術實踐，對上述進步思想作了形象的表述。書中的王玉輝就是一個被理學、禮教毒害得達到喪失人性、冷酷麻木的地步的人。他是一個年逾六十歲的窮秀才，一邊應舉，一邊寫什麼“事親之禮、敬長之禮”的《禮書》。他有四個女兒，大女兒死了丈夫“守節在家”。三女兒出嫁不上一年又死了丈夫。三女兒哭得天昏地慘，心想父親是個寒士，養活不來這許多女兒，不如“尋一條死路跟著丈夫一處去了。”公婆聽了淚如雨下，勸她快不要如此。作為親生父親的王玉輝，非但不加勸阻，反而鼓勵女兒去“殉節”。他說：“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你竟是這樣做罷。”親家再三不肯，老妻痛哭流涕，罵他越老越呆，他也無動於衷。在他的影響和慫恿下，三女兒終於餓死了。老妻聞訊哭死了過去，灌醒過來，還大哭不止。王玉輝走到床前說：“你哭他怎的，你這死的好，只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一個好題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著，走出房門去了。三姑娘神主入節孝祠那天，全縣官紳都來祭奠，在明倫堂擺席，要請王玉輝上坐，說他生這樣好女兒為倫紀生色。他到此時轉覺心傷，辭了不肯來。他在家看見老妻悲慟，心中不忍，決心到外面作遊幾時。一路看著水色山光，悲悼女兒，淒淒惶惶。在蘇州虎丘，見船上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他又想起女兒，心裏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這些表明他畢竟還是一個有良心的人，是理學使他做出了麻木殘酷的舉動，封建禮教是一把殺人不見血的刀子，千千萬萬的無辜者就在上面的所謂“旌表節烈”的祭典中，在理學的“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主張的蠱惑下，被活活埋葬了。作者通過王玉輝這個迂腐的道學先生的悲劇，諷刺了程朱理學和封建禮教的野蠻、殘酷和泯滅人性。與偽君子相比，對於這位拙樸誠篤的“古君子”，在人品上，作者是有所肯定的，但對他的拘守禮教的迂腐朽拙，作者從儒家的原始人道思想出發，作了認真的針砭，提示了過分苛刻的理學教條如何驅使善良的人做出殘忍的事。這不僅在當時有進步意義，直到“五四”時代，陳獨秀、錢玄同還舉這一情節批判“吃人的禮教”。的確，吳敬梓的筆鋒直指儒林文化——心理結構中積澱最深的一些腐爛毒素，正是這種毒素的惡性發作，戕賊了一些儒生本來不壞的天性。唯其如此，對於周進、范進、馬二、王玉輝這一類迂儒，吳敬梓不是簡單地進行批判，而是懷著悲憫之心進行反思。
 
第三节    《儒林外史》對官場醜惡的批判

寫得最可憎的是一批無恥的官紳。他們出則為貪官佞臣，處則為土豪劣紳。前者如南昌太守王惠，抱著“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目的，一邊用板子敲詐勒索，一邊用戥子、算盤聚斂財富，衙門裏充滿了“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高要縣湯奉知縣，把向他送牛肉的回民代表枷在縣前示眾，以撈取“清官”的名聲謀求升遷，結果把無辜的回民代表活活枷死。朝廷某太保，欲收莊紹光為“門牆桃李”，拉攏新進，結黨營私；目的未能達到，就進讒害賢，排斥異已是“臧倉小人”。後者如做過知縣的鄉紳張靜齋，教唆范進在丁憂期內打秋風，又出謀唆使湯奉知縣枷死回民代表。五河縣的方鄉紳、彭鄉紳、唐二棒椎、唐三痰，像蛆蟲一樣張惶，“禮義廉恥，一總都滅絕了！”高要縣的嚴氏昆仲和其姻親王氏兄弟可謂此類人物的代表。
嚴貢生運用鄉紳的勢力，訟棍的狡詐，無賴的手段，騙子的伎倆，蓄意作惡，橫行鄉里。他將初生的一隻小豬，逼迫緊鄰王小二買下，等人家養大了，再據為已有。他以虛錢實契敲詐農民黃夢統，拿著空借約逼人付利錢。兒子娶親，他拿“即補縣正堂”的牌子嚇唬人，拿二錢四分低銀子強迫八錢一班的吹手來吹打，吹手不來他就叫人押著來。娶了親，雇兩隻船送新郎新娘回高要縣，立契到高要付銀。快到目的地時他突然要暈倒，取出一方雲片糕來吃了幾片，剩下的故意放在舵工身旁引誘舵工來吃，他只裝不看見。船攏碼頭，到船家要船錢時，他才想起要找“藥”，說那幾片雲片糕是由名貴藥材合成的“藥”，要寫貼子“送這奴才到湯老爺衙門裏去，先打他幾十板子再講！”船家被訛，忍氣吞聲討饒，他賴掉船資揚長而去。回到家又立即投入謀奪亡弟嚴監生遺產的陰謀中，活靈活現地刻劃出一訟棍的形象。
廩生王德、王仁他們的妹子是嚴監生的髮妻，無出，病重時嚴監生欲扶正趙妾，由王氏向其二兄表態。二王繃著臉不同意，及至二人各收下嚴監生的一百兩紋銀，立即“義形於色”地拍著桌子說，“我們念書的人，全在綱常上做工夫”，堅決主張立即扶正趙妾，全不顧及病中的妹妹。作者以犀利的筆鋒提示出，這些口稱“綱常”的人，其實行若狗彘。他們封建統治的牆腳和支柱，依仗權勢為非作歹，道德良心淪喪殆盡，是儒林中最腐朽反動的一部分。對他們，吳敬梓不掩飾自己的憤恨，滿懷憎惡地向他們噴射諷刺的烈焰，對他們所體現的精神道德，堅決徹底地加以揚棄。
貫串上述三類否定形象的一個人物是匡超人。他本是勤謹淳良的農家青年，經過無聊名士等的三次濡染而一步步墮落。一經馬二先生苦口婆心的勸導而走上讀八股、求功名的道路。入泮成為秀才，“科第取來，心只系乎兩榜”，一心一意要名掛舉人榜和進士榜，加速了蛻變的進程。二經景蘭江等西湖斗方名士的薰染，知道除了馬二指點的那條榮知之路外，還有靠吹牛撒謊、附庸風雅來攀高結貴、抬高身價的“終南捷徑”。他很快就把斗方名士的那套本領全部學會。他甚至不惜詆毀恩人馬二，以抬高自己。三經衙吏潘三的教唆而包攬詞訟、假造文書、替人代考，幹下許多卑鄙無恥的勾當。正當他道德淪喪的時候，卻被“題了優行、貢入太學”，司監察的李給事中把外甥女配給他，他竟厚顏無恥地用“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傳為佳話，這有何妨”為自己的停妻再娶開脫。一邊他的髮妻鄭氏在家鄉吐血夭亡，一邊他在京城“珠圍翠繞，燕爾新婚”，完全滾進了統治者的懷抱。在他的天平中，功名富貴的砝碼加重，文行出處的砝碼就愈減輕，在功名富貴場中愈得意，道德廉恥就愈淪喪。匡超人這一人物的塑造，鮮明地顯現了作家的創作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