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生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胎胞，嘴裏便銜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做寶玉。……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

這是一位局外人、一位古董商人的見解。寶玉的母親王夫人說起寶玉，自然又不同，第三回她向黛玉介紹說：

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家裏的混世魔王。

全是譴責之詞，卻飽含愛憐之意，貶中寓褒，這是母親眼中的寶玉。黛玉聽了王夫人說，立即想起她母親曾給她介紹過寶玉，她的母親是寶玉的姑母，看法似乎又比王夫人客觀一些，是一個貴婦人的親戚的看法：

銜玉而誕，頑劣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

批評的意思很鮮明。賈敏對自己女兒這樣說，大概是訓誡女兒要讀書明理，崇奉禮教婦德。但她死得太早，黛玉也就沒有受到母親的嚴格教育和訓練，因而保留著太多的天性，以至與寶玉一見即合。僕人們對寶玉的看法就不同了，主子對他們拿身份擺架子，呵斥指使，他們視為正常，像寶玉這樣的行為作風，他們簡直難以理解。第三十五回傅秋芳家裏的老婆子到賈家來，見識了寶玉後回家說：

千真萬真的有些呆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裏看見了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不是長吁短歎，就是咕咕噥噥的，且是連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的。
愛惜東西連個線頭兒都是好的，遭蹋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

第六十六回興兒向尤二姐、尤三姐介紹寶玉，這興兒是賈璉身邊的心腹小廝，算是十分熟悉寶玉的，他說：

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堂。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窗十載？偏他不喜歡讀書。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瘋癲癲的，說的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著好個清俊模樣兒，心裏自然是聰明的，誰知是外清而內濁。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到難為他認得幾個字。每日也不習文也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丫頭群裏鬧。再者也沒剛柔。有時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著臥著，見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

傅家婆子是外家僕人的見解，興兒則是自家僕人的看法，都出自僕人之口，側重面卻有所不同，兩種敍述可以互相補充。寶玉愛在丫頭群裏鬧，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王夫人認為是丫頭們勾引壞了寶玉，於是促成了抄檢大觀園的舉動，賈母卻有一些保留：

也從未見過這樣的孩子，別的淘氣都是應該，只他這種和丫頭們好，更叫人難懂。我為此也耽心，每每的冷眼查看。他和丫頭們玩鬧，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愛親近他們，及至細細查試，究竟不是為此，豈不奇怪？想必原是個丫頭，錯投了胎不成？（引文據“庚辰本”，這段話被“程高本”刪去。）

賈母的這段話很重要，寶玉被人看作是好色之徒，冷子興以及家中僕人都這樣看，王夫人大概也這樣看，賈母的看法卻是一個反論，足以引起讀者進一步深思。賈寶玉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作者沒有作概括性的評述，只是借用不同角色的眼光來品評，讀者也只能是依據情節作出自己的判斷。
作者將概述的任務交給作品中的角色，而承擔概述的角色又不止一個，這些角色分別都不代表作者，但總體又都代表作者。作者的觀點是隱蔽得很好的。
作者有限制的進入人物內心世界，這是限知的表現之一，表現之二是對場面中的景物、人物以及人物活動的描寫，不是從無所不在的作者角度，而是從場面中一個角色的觀察角度來進行。《水滸傳》在一個場面中用“只見”來頻繁變換觀察主體，“只見”本來是角色之所見，是限知，但在一個場面中頻繁的無限制的變換，結果成了全方位的觀察，總體上卻是全知的。《紅樓夢》“只見”的主體有相對穩定性，在一個場面中擔任觀察角色的人物也有變動，但變動不多。例如第三回寫黛玉初進榮國府，觀察角色就是由黛玉看到的聽到的，凡黛玉看不到聽不到的東西，書中一概不寫，這是典型的限知。又例如第六回寫劉姥姥一進榮國府，觀察的主體是劉姥姥，劉姥姥的眼睛就像電影的鏡頭，場景隨著劉姥姥的運動而轉移，以一個鄉下老婦的眼光來形容王熙鳳住處的豪華氣派，有一種特別新鮮的調子。劉姥姥用眼睛看，用耳朵聽，還用鼻子嗅，絢麗奪目的色彩，鴉雀不聞的聲音，馨香溫軟的氣息，全方位的描繪了這個小環境。平兒、王熙鳳以及王熙鳳與賈蓉的談話，都是劉姥姥眼中所見、耳中所聞。這一回的限知視角也是比較典型的。
使用限知的好處不止是作者把自己隱蔽起來，使小說產生一種客觀呈現的效果。由一觀察主體是情節中行動的角色，這角色不但有性格，而且在此時此地的具體環境中，他參與情節，有臨場情緒，因此這描敘是有感情的，也是性格化的。初進榮國府的林黛玉，她會想到這是去寄人籬下，舅舅家的情形她也聽她母親說過，到底百聞不如一見，她一路都小心翼翼地觀察，她要知道府中的人，府中的規矩等等，所以以黛玉眼睛所描敘的一切都帶有黛玉的主觀情感色彩，反過來也表現著黛玉的主觀性格。一進榮國府的劉姥姥是去打抽風的，鄉下人進貴族的大院，那心情是戰戰兢兢的，而劉姥姥畢竟老于世故，又有鄉下人本色，她對榮府的描繪與黛玉所見顯然存在情感色調的反差。因為劉姥姥擔任著觀察角色，作者可以用她的眼睛寫平兒，寫鳳姐，寫賈蓉等，卻不可以寫她自己，文中沒有變換角度來反觀描寫劉姥姥，但我們卻很親切地感覺到她的情感她的性格。用人物角度敍述，既產生客觀敍述的效果，又同時表現擔負觀察任務的角色的性格，這是一支筆當了兩支筆用。
全方位的網狀結構和靈活自如的視角調度，構成了一個和真實生活似乎一樣的藝術空間，塑造了許許多多生活在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中的個性人物，那進展的情節就像生活一樣行雲流水。簡直是天然渾成。讀《紅樓夢》會有一個錯覺，你會以為它是一個大家庭生活的逼真的實錄，仿佛是從實際生活中挖移過來的，像移值一棵大樹，枝葉根須連同土壤原封不動移過來，沒有經過任何的修飾和加工。實際當然不是如此，《紅樓夢》是曹雪芹根據自己生活經驗想像意構出來的，現實中沒有那個榮國府，沒有那個大觀園，也沒有那個賈寶玉、林黛玉和薛寶釵，一切都是曹雪芹主觀創造的。主觀創造達到使你感覺不到作者主觀的存在，這的確是小說的很高的境界。《紅樓夢》以前的小說，《金瓶梅》接近這種境界，其他幾部名著，《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都是講述式，作品提供的人物情節，都流露出比較明顯的作者的褒貶，好人一眼可看出是好人，壞人一眼可看出是壞人。實際生活中的好人和壞人並不是這樣分明。《紅樓夢》既是呈現，作者就隱蔽得比較好，他對人物的褒貶，輕易察覺不出來，須得讀者自己去判斷，去下結論。比如林黛玉和薛寶釵這兩位主角，究竟哪一位好？歷來有兩種意見，一派尊林抑薛，一派尊薛抑林，爭論起來簡直難分難解。晚清鄒弢《三借廬筆談》記載自己與友人許伯謙爭論的情形，鄒弢尊林抑薛，許伯謙尊薛抑林，“一言不合，遂相齟齬，幾揮老拳”，結果“兩人誓不共談《紅樓》”（一粟編《紅樓夢卷》卷四，中華書局，1963年。）。有的人物像薛蟠，為強奪人家的侍婢而打死人命，是一個仗勢欺人、目無法紀的惡霸，在一般小說中這樣的人物通常被描寫成頭上長瘡、腳下流膿，無處不壞。《紅樓夢》從家庭角度寫，他在家與姐姐寶釵的爭吵，以及後來被老婆彈壓，都很有些呆氣拙氣，並不那麼討厭。寶玉也沒有和他劃清界限，一起飲酒玩樂，融洽歡快得很。這才是生活中有血有肉的壞人。
《紅樓夢》是中國古代小說藝術的頂峰。也是中國古代小說藝術的終結。在它之前的小說和在它之後的古代小說，都沒有達到和超過它的水準。困擾古代小說創作的有兩大矛盾，一是實與虛的矛盾，二是俗與雅的矛盾，這兩大矛盾在《紅樓夢》中都得到臻于完美的解決。
《紅樓夢》宣佈它不是寫事實。它的書名原來叫《石頭記》，故事是記在一個石頭上的，這石頭很有來歷，卻又不知從何而來，只說是在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也就是告訴喜歡考證和索隱的中國讀者，這故事來自虛幻，茫茫渺渺，無從稽考。曹雪芹仍耽心固執傳統的讀者去考察本事，乾脆明白地說，“無朝代年紀可考”，地點也模糊不清，第二回賈雨村說甯國府榮國府在金陵地界之石頭城，而小說實際描寫又像是北京城，忽南忽北，不南不北，曹雪芹斷不到糊塗到連地點也弄不清的地步，這是有意加模糊，使你無跡可尋。“真事隱去”，“假語村言”，在《紅樓夢》之前，沒有任何一部小說敢這樣明目張膽的與事實決裂。
不寫事實不等於不寫真實。曹雪芹在強調他把“真事隱去”的同時，又十分鄭重地聲明他是寫真實的，“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尋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這裏的“真”，是指曹雪芹自己認識的事體情理常態。第一回中他指出才子佳人小說，千部共出一套，才子佳人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環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都是不近情理，也就是都不真實。事實只是個別的和片面的真實，只是未經小說家主觀精神熔煉的自在的客觀存在，曹雪芹所說的真實，是經過小說家主觀精神熔煉過的事實，表現的是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人生真相，這種真實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具有與事實的真實完全不同的品格。《紅樓夢》的大觀園是根據生活經驗創造的，第十七回賈政帶著寶玉和一幫人從大門一路觀賞過去，遊了大半個園子，角路遊廊，亭台池榭，院落屋宇，一一寫得方位明確，形態具體，後來的章回對大觀園各處又多次補充描寫，多次皴染，紅學家們據之可以畫出一幅實實在在的大觀園的平面圖來。不過依據這個圖修建起來的大觀園，北京的在觀園和上海的大觀園，你進去體驗一下，總是很難找到《紅樓夢》的感覺。並非批評這兩個大觀園造得不好，或者根本不應該去造，而是說《紅樓夢》所寫的“真”其實是假的，是曹雪芹主觀創造的，你把它當作是真，那就假了。大觀園是曹雪芹的主觀世界，是浸潤著曹雪芹感情的園林，它是一種虛幻的實在，合目思之，它簡直是一個生氣勃勃、氣象萬千的世界，如果按圖索驥，把它變成實在的非情感物的客體，即使是再精確，也不是《紅樓夢》的大觀園了。再如賈寶玉這個人物，脂硯齋這樣評論過：“按此書中寫一寶玉，其寶玉之為人，是我輩於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未目曾親睹者。又寫寶玉之發言，每每令人不解，寶玉這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獨於世上親見這樣的人不曾，即閱今古所有之小說奇傳中，亦未見這樣的文字。于顰兒處更為甚，其囫圇不解之中實可解，可解之中又說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卻如真見一寶玉，真聞此言者，移之第二人萬不可，亦不成文字矣。”（“庚辰本”第十九回）的確如此，不但賈寶玉如此，林黛玉和許多丫頭的形象也如此，他們都是曹雪芹虛構的，但在小說中和小說讀者的想像中卻非常真實，他們的音容笑貌，你似乎都可以觸摸得到，但是萬萬不可使他們真身出現，只可保持作者製造的間離距離遠遠觀之。
俗人喜歡看故事，《紅樓夢》內容的最表層就是一個哀怨動人的故事。賈寶玉和林黛玉相愛，但家長卻把薛寶釵許配給賈寶玉，孤苦的林黛玉鬱鬱死去，賈寶玉也終於看破紅塵出家做了和尚，這是一個愛情婚姻的悲劇。若只停留在這故事的層面，《紅樓夢》就很有點像才子佳人小說。然而這只是表層，深入下去就會發現，它和一般才子佳人的故事很不相同，寶釵並不是挑撥離間的小人，她實在有許多可愛的地方，寶玉也為她心動過，但終於還是選中了黛玉。寶玉和黛玉的愛情是以共同的志趣和價值觀念為基礎的，寶玉崇尚自然，主張個性，不願意走學而優則仕的傳統道路，黛玉與他處處默契，而寶釵與他卻處處彆扭。作者除了主張婚姻自主之外，進一步提出了愛情要有思想原則。再深入下去，會發現這個愛情婚姻的失敗決不是某一個家長的好惡造成的，賈氏家庭正在衰敗上去，子孫又一代不如一代，唯寶玉可承擔中興家庭的重任，家族希望寶玉讀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黛玉與他結合勢必助長他的判逆，寶釵則可能使他“浪子回頭”入于正路，寶黛愛情的悲劇是封建家庭造成的，因而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如果換一個角度思考，寶玉和黛玉結合了，他們就不悲劇了嗎？寶玉反對封建的東西，但他本人過的卻是靠封建維繫的優裕生活，他喜歡一大群丫頭環繞著他，這是封建等級制度給他提供的特權，黛玉也決非能夠自食其力的女子，單是她的病就需要財力和人力來調理，寶玉和黛玉所反對的正是他們生活賴以維持的東西，這就是一個深刻的悲劇。這樣追索下去，其思想意蘊簡直沒有止境。但是愛情的故事只是《紅樓夢》一個重大的頭緒，它的情節是多頭緒的，王熙鳳、尤二姐尤三姐、晴雯、鴛鴦、司棋等等人物，她們都有各自的命運，她們的悲劇故事中同樣是富於蘊含的。與寶黛愛情悲劇線索並行交織的是家庭的興衰，這家庭興衰決不僅僅是愛情故事的背景，它本身就有許多故事，包含著複雜而緊張的權力鬥爭，主子與主子，主子與奴才，奴才與奴才，這家族中的人們之間充滿了權勢和利益的爭鬥。所以說，《紅樓夢》的主題是多元性的，其意蘊是多層性的。
通俗小說重故事，也就是追求情節縱向的線的曲折，忽略或者是避免情節橫向的面的複雜，它的思想是淺露的，也是有限的。《紅樓夢》也有動人的故事，但它的情節有豐富複雜的橫向的展面，它的思想是含蓄的，無限的。或者可以說，它不輕視故事，但它更重情韻。《紅樓夢》語言通俗，沒有一點書本氣，但它卻不是一遍就讀得懂的小說；它是小說，但更吸引人的不是情節懸念，而是情韻和意蘊。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它是一部詩的小說，一部敍事的詩。

第十节    紅學及其在現代的發展

自從清朝乾隆年間，《紅樓夢》這部偉大的作品一出世，就引起了人們對它評論和研究的興趣。人們爭相傳抄，重金購求。嘉慶刊本《京都竹枝詞》云：“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是枉然”。談論之激烈，竟達到了“遂相齟齬，幾揮老拳”的地步。光緒年間，研究評論此書的專書，文章越來越多，人們越來越發現，研究《紅樓夢》確實是一門專門的學問。“紅學”一詞起先還是戲稱，以後則堂而皇之地把它與經學相提並論了。七十年代紅學成了“顯學”，而且達到了“紅水氾濫”的地步。研究的題目不僅有關於作者的身世、思想主旨、人物形象、藝術表現，而且旁涉曹雪芹的朋友敦誠、敦敏、張宜泉的身世、忠王府的沿革、隨園的變遷、女兒癆是一種什麼病、揚州馬吊是一種什麼牌，等等，所謂“紅外線”、“脂外線”的問題。《紅樓夢》似乎成了多種元素叢生的富礦，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民俗學家、醫學家都可以從中發掘出有價值的東西。如此歷時兩百年，掀起過幾次高潮，發表的文章成千累萬，直到今天，人們對它研究的評論的興趣依舊沒有減退。——這在中國小說史、文學史，乃至於文化史上實屬罕見。
兩百多年來，《紅樓夢》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
一、    評點派時期。上面介紹過，《紅樓夢》尚未完成時就以抄本的形式在讀者中傳抄。
脂硯齋、畸笏叟等人最早就在抄本上評點了。道光、光緒年間，又出現了護花主人（王希廉）、太平閒人（張新之）、大某山民（姚燮）、耽墨子（哈斯寶）等人的評點本。他們評點的方法是先有總評，以後逐回評點，內容既有思想評論，又有藝術分析，還有不少遊戲文字。王希廉的《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是其中流傳廣、影響大的一種。作者評道：第五回“是一部《紅樓夢》之綱領”。“《紅樓夢》一書全部最要關鍵，是真假二字。讀者須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假，假不是真；明此數意，則甄寶玉、賈寶玉，是二是一，便心目了然，不為作者齒冷，亦知作者匠心。”這些評論頗為精闢，耐人尋味。王希廉的評語中也有不少平庸低劣的，如對賈母的評價：“福壽才德四字，人生最難完全。甯、榮二府，只有賈母一人。其福其壽，固為稀有；其少年理家事蹟，雖不能知，然聽其臨終遺言，說‘心實吃虧’四字，仁厚誠實，德可概見；觀其嚴查賭博，洞悉弊端，分散餘貲，井井有條，才亦可見一斑：可稱四字兼全。”
總起來看，評點派的評點，特別是脂硯齋等人的評點，符合作品實際，提供了很多可貴的資料，給人以啟迪。但其中也有不少封建說教和唯心主義的解釋。
二、索隱派時期。清末民初，《紅樓夢》索隱之風大盛，專書不斷湧現。它們通過廣征博引，試圖探索出《紅樓夢》“假語村言”的背後的所隱之事的和所隱之人。索隱派的代表作有：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等。關於索隱，真可說源遠流長，當《紅樓夢》流傳不久，就有各種各樣的猜測，說書中實寫明珠家事、傅恒家事、和坤家事、張侯家事，等等。清末民初興盛，則與當時反對封建王朝，反清排滿的政治形勢有關。
王夢阮等《紅樓夢索隱》認為：《紅樓夢》寫的是順治皇帝與秦淮名妓董小宛的愛情故事。傳說董小宛美慧多才，詩詞刺繡無一不工，為順治寵妃，董死後，順治極慟，去五臺山出家。這是傳聞，當不足信。實際上，董小宛後來作了江南名士冒辟疆的愛妾，二十七歲死，此時順治才十三歲。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認為：《紅樓夢》是政治小說：“《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他考索出，賈府即影射清朝，寶玉影射康熙太子胤礽、黛玉影射朱彝尊、薛寶釵影射高士奇、妙玉影射姜西溟，等等。他還說：“書中紅字，多景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漢人唾余也！”他挖空心思地用牽強附會、測字猜謎的方法，證實他的觀點，是不科學的。至於他對《紅樓夢》中有反對父母強制婚姻、反對男尊女卑的思想，以及一些藝術手法的分析，則是正確的。
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則進一步把《紅樓夢》說成寫的是“明清興亡史”、“崇禎、順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
索隱派的影響很大，以後，從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都有以索隱為主題的著作問世。
另外，這一時期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是一篇比較有特色的研究專論。他把《紅樓夢》看作是悲觀厭世哲學的反映。但他說這部小說的精神是“存於解脫”，即從人生痛苦的“生活之欲”中解放出來，寶玉因此而出家。這顯然是錯誤的。
三、新紅學派時期。從五四運動到五十年代初，是胡適、俞平伯等新紅學派產生、成長的時期。所謂“新紅學”，這是胡適的提法，他把他以前的紅學稱之為舊紅學，自他開始，紅學進入了新的時期，稱之為新紅學。新紅學是在與索隱派的爭辯中成長的。1921年胡適出版了《紅樓夢考證》一書，他根據甲戌本和一些可靠的歷史資料，考定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從而斷定《紅樓夢》只是曹雪芹的“自敍傳”。他對索隱派諸說——予以駁斥否定，指出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只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所以《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他還編成“世系表”，把書中的故事看成是曹家按年按月的流水帳。
胡適的研究方法，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俞平伯就是受影響而作出成績的一個，他的《紅樓夢辨》一書是胡適《紅樓夢考證》的新紅學姊妹篇。在版本辨偽存真的考據工作中，俞平伯對紅學的貢獻是巨大的。
新紅學派的成就在於，他們一掃索隱派的影射學和猜謎學，把紅學引到了腳踏實地的研究上來。他們認真地考證了作者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交遊，對《紅樓夢》的版本也做了大量的辯偽存真的工作，提示了高鶚續書的真相，還原作與續作以本來的歷史面貌。新紅學派的不足之處是，因為強調《紅樓夢》是自然主義作品，對這部偉大著作的典型意義缺乏應有的認識。
四、爭鳴“評紅”時期。1954年由李希凡、藍翎發難，對胡適、俞平伯在研究《紅樓夢》中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批判，宣告了新紅學派的終結。標誌著解放後評紅新時期的開始。李希凡、藍翎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等文章對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觀點與方法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矛頭主要集中在三點：一、“自敍傳說”與“色空”觀念，抹煞了曹雪芹對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形態全面解剖的典型概括意義，二、“釵黛合一”觀念，抹煞了曹雪芹鮮明的反封建思想傾向，調和了釵黛兩種大是大非嚴重對立的意識形態；三、‘怨而不怒“的寫生風格，抹煞了現實主義優秀傳統和代表這個傳統的批判意識和否定精神。兩位“小人物”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他寫下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號召對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進行批判。於是一場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大批判運動風雲緊湊、聲勢浩大地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了。這次學術批判，採用搞政治運動的方式，把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問題完全提到了政治的高度，只有批評沒有反批評，助長了極左思潮的氾濫。但是，通過這次群眾性的批判，廣泛地引起了專業工作者與群眾研究《紅樓夢》的興趣，提高了認識，並試圖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探討《紅樓夢》的思想藝術價值。
從1956年到1963年的八年中紅學出現了健康的繁榮的局面。文章、專著、類書、資料彙編、影印脂評本紛紛問世、俞平伯也出版了他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等書。1956年何其芳寫出的力作《論〈紅樓夢〉》是這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他團結了一批青年學者駁斥了市民說、農民說，把紅學的研究方向，扭回到了寶黛愛情的題旨上，把注意力從“紅外線”引導到了《紅樓夢》核心的內容情節和藝術特點上來。這個相對繁榮的局面到1963年8月“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紀念”活動達到了高潮。
從1963年以後到1973年是文革時期，紅學可以說是十年沉寂。
五、政治評紅時期。1973年文革後期，紅學又突出性地畸形地繁榮起來。由於毛澤東在1973年的一次會議上再次談到了《紅樓夢》，明確指出《紅樓夢》是寫政治鬥爭的，談情是為了掩護。同時也指出建國以來用馬克思主義研究《紅樓夢》的還不多。這作為“一家言”來探索是很好的。但是。在當時極左思潮氾濫的情況下，“四人幫”利用這些話發動了一場新的評紅運動。他們想盡辦法把評紅納入他們篡黨奪權的軌道，利用評紅來搞影射，借批賈政，含沙射影地把矛頭指向周總理。他們還說什麼《紅樓夢》寫的是“徹頭徹尾的階級鬥爭和儒法鬥爭”，其中人物“有父党母党”之別，父党母党之爭，“襲人是特務”，“平兒是王熙鳳死黨、黑參謀”，“探春三駕馬車搞改革是倒退”，等等。“四人幫”把《紅樓夢》研究變成了陰謀紅學，這是紅學史上的一次大倒退。
六、新時期的評紅。文革後，紅學復蘇了新鮮的生命。“禁區”被衝破，研究者的思想得到解放，學術空氣活躍，研究的問題得到深入，錯誤得到糾正。紅學著作一本本地做出來，大部頭的紅學辭典也編出來了，紅學學術討論會一屆屆地開，紅學《集刊》、《學刊》、選集、資料彙編一本又一本地出，各種紅學學會、研究會紛紛組建，紅學正面臨著生機蓬勃的春天。新的偏頗與困境有沒有？肯定是有的，那就要靠紅學家們自己去探索、創造，克服偏頗，走出困境。
關於《紅樓夢》的爭論

    紅學史上有幾次大的觀念轉變時期，新紅學的濫觴，以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俞平伯的《紅樓夢辨》為奠基。胡適本來只有假設，1927年得到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證明了他的自傳說。次年寫出了《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說：“十六回鳳姐談南巡接駕一大段，我認為即是康熙南巡，曹寅四次接駕的故事。我說：‘曹家四次接駕乃是很不常見的盛事，故曹雪芹不知不覺的－－或是有意的－－把他家這樁最闊的大典說了出來。’脂本第十六回前有總評，其一條雲：‘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這一條便證實了我的假說。”新紅學從此建立起來了。從此以後，紅學的基本框架都是在此之中運行的，所謂的“自傳說”、“曹寅家世說”、“曹作高續說”、“脂本原本說”、“脂硯齋為曹雪芹親人說”等，都和此有關。有的紅學家只承認16回的甲戌（歐陽健說：怎能證明甲戌就是乾隆十九年即1754年而不是其他年份？）本是真的，120回的程甲本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