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青年时期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1856年发表的《包法利夫人》是他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体现了巴尔扎克提出的小说家必须面向当代生活的创作原则。女主人公爱玛是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在专门训练青年女子进入贵族社会的修道院寄宿学校受到 教育，在那里受到脱离实际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头脑里充满了无名的感伤，幻想过浪漫主义小说中所描写的恋爱生活。结婚后，由于对丈夫包法制医生的平庸和整个外省的庸俗、狭隘、丑恶的市民生活不满，她向往浮华的上流社会，和当地一个小地主私通，既而又和一个律师的秘书发生关系，终至负债累累，服毒自尽。
通过女主人公的悲剧，福楼拜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法国外省贵族、地主、市侩、高利贷者的丑恶面貌，同时也尖刻地讽刺了包法利夫人的浪漫主义幻想。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包法利夫人的堕落应由社会负责。正是修道院寄宿学校中的贵族教育、当时风靡法国的消极浪漫主义小说、贵族地主社会的纨绔子弟以及庸俗卑劣的小市民，使包法利夫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药剂师郝麦，是法国外省市民阶层的代表。他自私自利，庸俗虚伪，但他却被称为社会先进分子，志满意得，荣获了十字勋章。这部小说发表后触怒了当时的统治阶级，他们曾经以有伤风化的罪名对福楼拜提出控告。
《萨朗波》(1862)是一部历史考古小说，描述公元前三世纪迦太基雇佣军起义所引起的战争。为了写这部作品，作者除了到小说情节发生的地点去游历以外，还阅读过数以千计的有关书籍。小说中的写景场面非常出色，而且是和情节相结合的。福楼拜在这里严格地采用他所一再强调的“冷静的、客观的”创作方法，力求避免作者的主观热情渗透到作品中去。
《情感教育》(1869)是福楼拜第二部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一个青年的感情生活，广泛地反映了1840到1851年的法国社会。主人公弗雷德利克•莫罗是一个意志薄弱、耽于梦想、对万事都缺乏进取心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在政治上同在爱情上一样，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在革命动荡的年代，灰溜溜地过了一生。莫罗是时代的产物，福楼拜通过他的命运，谴责了资产阶级社会对青年人的不良影响，它使他们意志瘫痪，成为废物。但这部小说在叙述1848年革命的那些章节里，也反映出作者对人民群众的鄙视，对革命运动的恐惧和对人类前途缺乏信心，这说明在福楼拜的思想中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
1874年，福楼拜发表《圣安东的诱惑》最后的定稿。在他这部从青年时期就动笔的以宗教传说为题材的小说里，也充满着对人类命运的怀疑和悲观情绪。福楼拜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布华尔和贝居舍》，在他死后发表于1881年，写两个小职员从事科学试验终于失败的故事。作者一方面讽刺资产阶级的病态文化，另一方面又坚持他那认为真理是不可能获得的宿命论观点。除了上述几部长篇小说以外，福楼拜还写过短篇小说《淳朴的心》、《希罗迪娅》和《圣朱利安传奇》，1877年用《三故事》的名称出版。
福楼拜非常重视艺术形式，在小说的结构、意境、词句和文章节奏等方面都反复推敲。他还特别重视写作前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了写一个普通村庄或峭壁下一条人行小道，他必定事先亲自去进行观察；为了写一个婴鹉标本，必须在他面前摆一个鹦鹉标本。作为小说家，福楼拜不但追求艺术的完美，也追求科学的精确。
但是也必须指出福楼拜在艺术理论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他把艺术看作认识世界的唯一可靠的手段，认为通过美感可以认识“绝对”。他说美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宗教和哲学都不能避免被毁灭、被否定的厄运。他这种艺术上的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是开始走向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反映。福楼拜是一个极端悲观主义者，由于对资产阶级现实感到强烈不满，而又对人类前途缺乏信心，在绝望之中他就逃避到艺术中去，宣扬艺术高于一切。福楼拜这种思想不可能不影响他的创作，正因为如此，他的文学成就未能达到巴尔扎克和雨果的高度。
随着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剧烈的阶级斗争现实面前，出现了颓废文学流派，它的代表人物是戈蒂耶和波德莱尔。
戴奥菲勒•戈蒂耶(1811-1870)青年时期学过绘画，1830年以后，他放弃绘画职业，专门从事文艺创作，逐渐走上唯美主义道路。诗集《珐琅与宝石》(1852)是他的代表作。他还写过小说、游记和大量的文艺评论。
戈蒂耶追求造型美。他说只有有形的世界对他才是存在的。他认为艺术的全部价值只在于具有完美的形式，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表现形式的美，而无须为作品的道德意义操心。
根据上述理论，戈蒂耶在诗歌创作中提出“艺术移植”的口号。他力图用语言再现造型艺术给人的感觉，因而他的诗偏重文字雕琢，缺乏思想内容，仅仅给人以感官上特别是视觉上的空洞感觉而已。即使是他的抒情诗，感情的因素也被压缩到最低限度。
戈蒂耶的诗歌理论和实践，反映了四、五十年代法国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动荡的形势下的消极悲观思想。他们在反对功利主义的虚伪口号下，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采取冷漠态度，又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风暴。
查理•波德莱尔(1821-1867)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年轻时因与继父感情不和，被遣送至海外，回国后在巴黎过着放荡荒唐的生活。1848年2月，他参加街垒战斗，并创办宣传革命的刊物。但是他并不了解这次革命的真正意义，他加入战斗只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1857年出版的诗集《恶之花》，是他的代表作
《恶之花》包括《忧郁和理想》、《巴黎画景》、《酒》、《恶之花》、《叛逆》和《死亡》六个诗组，通过作者本人的生活经验，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颓废文人和艺术家的精神危机。波德莱尔在这里，把他的痛苦、绝望、迷惑、悔恨以及摆脱邪恶、向往天国的情绪，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他曾说：“在这本残酷的书里，我写下了我的全部思想、全部心灵、全部信仰和憎恨。”作者对自己认为是邪恶败坏的东西却采取迷恋和欣赏和态度。这种态度从诗集的标题《恶之花》已可见出。波德莱尔是一个极端悲观主义者，他揭露人生恶习和社会病态，不是从要求变革的愿望出发，而是把恶习和病态看成一种不可改变的永恒现象；这实际上是拜倒在丑恶面前，因而对丑恶的揭露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转化为对丑恶的迷恋和欣赏。
在艺术理论方面，波德莱尔强调感官的作用，特别是各种感官的相互作用。依他看来，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呼应、互为象征的；宇宙是一座神秘的象征的森林，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以显示其自身的存在。他的感官呼应论正是他的神秘主义宇宙观在艺术理论上的反映，后来成为象征主义诗歌艺术的思想基础，同时也受到巴拿斯派的推崇。
这一时期法国资产阶级文学评论界的主要代表是查理—奥古斯丁•圣勃夫(1804-1869)。他生于中产阶级家庭，一度学医，后来受到浪漫派作家的影响，从事创作，写过诗和小说，但他主要的活动是在评论方面。当浪漫主义进入高潮时，他写了《法国十六世纪诗歌史纲》(1828)，指出浪漫主义文学是十六世纪七星诗社传统的复兴。后来他在国外讲授法国文学，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波尔•罗亚勒修道院史》(1840-1860)和《星期一杂谈》(1851-1862)是他两部主要的论文集。前者叙述冉森教会文化中心的发展史，但其中有不少关于十七世纪作家和作品的重要评论。后者是一部在报刊文艺专栏发表过的零散文论的汇编。
圣勃夫是一个运用“历史比较法”的有代表性的文学评论家。他说，“我可以欣赏一部作品，但不了解作家而要对作品作出判断是很困难的。”因此，他认为评论家的任务就在于研究作家的气质、道德、理智和物质生活等，尽可能搜集作家本人、他的家庭、朋友、门徒乃至敌人的材料，从各方面去挖掘他的精神秘密，描绘出一幅个性鲜明的肖像。
圣勃夫的文学评论事实上也就是作家的“心灵评传”。他不像古典主义评论家那样，用固定的、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各个时代的作品。但是他只对生活中各种具有突出特征的个别现象感到兴趣，把文学看作是作家个人气质的表现，而不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他强调生活环境对作家气质的影响，但他所谓的生活环境是没有阶级内容的。在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他曾设想要像博物学家对动植物进行分类一样，把人的气质分为若干类，撰写“人的精神自然史”。
圣勃夫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的抽象的超阶级的文学观点正是他这种政治立场的反映。他是斯太尔夫人之后一个比较重要的法国评论家，他的著作为法国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少资料。
第三节　英国宪章运动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狄更斯
十九世纪三十到七十年代，英国工业资本主义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法案，取代了商业金融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地位，在经济上、政治上取得绝对优势。三十年代初，资本主义剥削更为残酷，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劳资矛盾已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工人运动发展为全国性的宪章运动。五、六十年代，英国资产阶级在国外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的血腥掠夺，国内经济呈现表面繁荣，统治阶级实施点滴的改良以缓和阶级矛盾；英国工人运动受到工联主义的严重影响，处于低潮。
这一时期，各种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的反动思潮十分猖獗。马尔萨斯(1766-1834)和《人口论》形成于工业革命初期，它把社会贫困的原因归于人口的增长，以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十九世纪中叶代表工业资本家利益的曼彻斯特政治经济学派就曾利用过它。他们自己又建立了一套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学说，旨在追求无限制的利润。哲学领域中盛行的是以边沁(1748-1832)和穆勒(1806-1873)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他们虽然宣称社会道德的依据应该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他们所谓的大多数人是指剥削阶级而言，他们断定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是利己主义，并且认为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道德是合理的。卡莱尔(1795-1881)批评马尔萨斯和曼彻斯特政治经济学派，揭发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崇拜”和伪善，但他要求像中古一样建立宗教信仰，由工业资产阶级那类“卓越的人物”来组织劳动，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混乱。改良主义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一直在英国流行，严重影响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开展。
在宪章运动中产生了宪章运动文学，这是无产阶级文学在英国文学史以至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
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和盖斯凯尔夫人等作家，马克思称他们为“出色的一派小说家”，并说他们揭示了许多“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后的英国社会生活。他们大都经历过宪章运动或受到这一运动的影响。个别作家触及当时社会中的劳资矛盾，以同情的态度描写劳动群众的贫困生活，但他们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提出改良的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他们对社会的批判主要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要求，主要题材是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历史，正面人物几乎都是“小人物”，如小市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破落贵族的子弟、贫苦的家庭教师等。在艺术手法上，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继承了十八世纪现实主义和感伤主义小说的传统，特别表现在情节结构和人物刻画方面，但也有很大的革新。在五、六十年代，英国多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后期作品显示出和资产阶级统治妥协的倾向，改良主义和悲观绝望的情绪都有所增强。
宪章运动文学是在三、四十年代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英国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政治权利，于1838年以“人民宪章”的形式向议会提出有关普选的要求，遭到议会拒绝，于是在全国各地发起广泛的群众运动。宪章运动经历了两个阶段。四十年代以前，工人运动和资产阶级激进派联合行动，宪章是他们的共同要求。从四十年代起，工人阶级除了坚持宪章的内容外，并单独提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分手。1847和1848年，宪章运动达到新的高潮。但由于运动内部分裂、资产阶级的收买和镇压、改良主义思想的滋长，宪章运动走向衰落。列宁认为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宪章运动文学的形成也有它的文化基础。四十年代中叶，英国工人阶级开始举办自己的文化教育事业。早在1837年，宪章派就创办了通俗报刊《北极星》，经常刊载工人诗歌。诗人大都是来自各工业区的工人和活动家，许多诗人的姓名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但是也出现过一批有名的作家如琼斯、林顿、惠勒(1811-1867)和麦西(1828-1907)等。宪章运动诗歌一般都写得短小精悍，有鼓动力，适合于集体歌唱。从这些短歌的形式上可以看出工人阶级的歌手很熟悉拜伦和雪莱的政治诗，但它们和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不同，是从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出发，号召工人兄弟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起来斗争，具有明确具体的政治目标。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引用宪章运动诗人爱德华•米德写的《蒸汽王》(1843)一诗，并说“它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绪”，揭露了“比旧的农奴制更坏的”、“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批判这种奴隶制口头上承认自由权，而实际上把工人当作“白奴”。恩格斯亲自把这首诗译成了德文。又如在《给歇劳浦郡的宪章派》(1843)一诗中，宪章运动诗人明确指出，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掠夺工人的专制暴君和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这首诗气势雄壮，一开始这样写道：
举起宪章的旗帜登上高岗，
把它插上里金山的峰顶，
让它的口号骄傲地飘荡，
和专制暴君说一个分明。
也有一些诗歌欢呼人民宪章，欢呼人民政治运动的光明前途，如《向人民宪章九呼万岁》(1842)、《一首颂歌》(1843)、《自由的呼声》(1842)等。
宪章运动诗歌是为教育和组织群众而写的，往往出现炽热的群众场面，如描写去伦敦请愿的歌曲。有的诗歌向群众揭露阶级敌人，如指责辉格党虚伪的改革措施的《一首新的宪章派之歌》(1841)；有的揭发“反谷物法联盟”妄图用自己的口号来偷换“人民宪章”的阴谋，如《联盟》(1841)、《即兴》(1843)；有的则是揭发异己分子，警告同志们谨防资产阶级奸细的破坏活动，如《百万人之歌》(1842)。有些诗歌还表现了群众对领袖和同志的爱戴和关怀，支援被囚禁的同志或纪念被害者，激励士气，号召再接再厉地斗争，如《福洛斯特》(1840)、《献给宪章主义的十四行诗》(1840)、《献给死难的谢尔》(1840)等。
宪章运动诗歌对统治阶级剥削的揭发比资产阶级民主派诗歌更能触及本质，更深刻有力，表现了对剥削者的轻蔑和仇恨，如《怎样作一个大老爷》(1840)、《贵族是什么东西》(1842)、《托利老爷》(1842)等。《贵族是什么东西》一诗用一连串生动、素朴的比喻，揭露了剥削者不劳而获的寄生性和他们对人民的祸害。诗中把贵族称为“一件在宝座旁陈列的古董，一块有生命的污泥”，“一只雄蜂”，“民族的灾害，靠公款吃饭的乞丐”，表面上像“一只华丽的蝴蝶”，其实是“国家的毛虫”。
宪章运动诗歌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如歌颂爱尔兰革命英雄的《爱国者之墓》(1843)，鼓励美国民主派反奴隶制斗争的《给美国诗人》(1844)，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给各国工人阶级》(1840)等。
宪章运动作家也写文学评论。四十年代初，苏格兰宪章派主办的《宪章通报》和其他刊物，已经评论过弥尔顿、彭斯、拜伦、雪莱、狄更斯等人作品的进步思想和社会意义。这些论文首先鉴别作品的思想性，但也不忽视艺术性。英国消极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逝世时，宪章派评论家写出短文，称他为“贵族统治下领薪俸的奴隶，君主政体供养下的寄生物”，并说绝大多数同胞不曾为他的死洒下眼泪。在题名《诗人的政治观点》(1840)的一系列文章中，评论者认为“最真诚的诗人都是最热烈的政治家”，驳斥了政治对艺术有害的论点。但是他们对资产阶级进步作家的缺点谈得很少。
埃内斯特•琼斯(1819-1869)出身贵族家庭，曾学习法律，1845年以后参加工人运动，成为宪章运动领导人之一，和马克思有过交往。1848年，他被捕入狱。晚年，英国工人运动低落，他在政治上转而倾向资产阶级激进派。他写过许多政论、诗歌、小说和文论。他的政论、公开信(《致宪章派》，1848)和演说(《组织、组织、再组织》，1850)是出色的号召斗争的文章。公开信是琼斯被捕入狱后由《北极星》发表的，信中指出宪章派必须用自己的斗争行动迫使其他社会阶层承认工人阶级的正当权利，号召工人阶级不但要加强组织，而且要扩大组织，派代表到还未发动起来的农民中间去宣传，因为农民将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支持者。他主张向农民宣传时应避免空谈抽象的原则，必须说明宪章的具体目标和要求。最后他说，“如果我被判罪，我将以骄傲的心情走向监狱，而且深信不会在那里待得很久。”
琼斯的诗歌也是和他的社会活动紧密联系的。他写过不少诗歌号召工人争取自己的权利，如《我们的号召》(1846)、《我们的前途》(1846)、《五月之歌》(1847)、《前进》(1847)、《人民之歌》(1848)等。对于反动派欺压劳动人民的手段，他也不断加以揭发，如《皇家的恩赐》(1847)、《堵口者之歌》(1848)。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高涨年代，他写了《自由进行曲》(1848)、《渔人》(1851)等诗。在《自由进行曲》中，他指出“封建宝座已经摇摇欲坠”，号召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他还指出各国人民的力量已在增强；最后，他呼吁爱尔兰人民和英国人民共同为宪章奋斗。《渔人》讽刺拉马丁、尼古拉一世、梅特涅等妄想以和平、自由、法治等香饵欺骗人民，要他们放弃斗争，但是诗人说，人民已经觉醒，不会再上渔翁之钩，相反，鱼儿将要使渔翁不得安宁。琼斯的长诗《印度人的叛变》(1848)鼓励印度人民推翻英国统治者。这首诗在风格上受到雪莱的影响。琼斯的诗歌表现了乐观精神，对宪章运动的前途很有信心，如《未来之歌》(1852)等。
琼斯也写过一些小说。《人民的传奇》(1847-1848)描叙波兰人民解放华沙，把沙皇军队赶出国境的英勇事迹。《妇女的苦难》(1850-1851)是未完成的四部曲，其中一部写一个工人家庭的贫困生活。琼斯还写了一些文学评论，他提出文学必须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号召作家“到人民中间来，为人民写作”。他甚至鼓励保守派的勃朗宁“避开国王和王后——离开宫廷的豪华，进而升入穷苦人的茅舍”。他认为宪章运动的诗歌是“时代最清新、最激动人心的诗歌”，要求戏剧、小说等也表现宪章运动。
另一个宪章运动诗人、作家，是威廉•詹姆斯•林顿(1812-1897)。他又是个版画家。1839年，他发表一组名为《献给尚未解放的人们的赞歌》，四十年代，他编辑过多种刊物，写了不少歌颂英国和欧洲革命事件的诗篇，主要有组歌《各民族的挽歌》(1849)。五十年代初，他写了组诗《反对地主制的诗歌和申诉》(1851-1853)。此后他移居美国，1871年曾发表文章为巴黎公社辩护。
林顿的《劳工与利润》(1847)一诗，写于宪章运动第二、三次高潮之间，揭发工业资本家盗窃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用来养肥自己，而劳动人民却在饥饿中死去；同时，他配合当时形势，揭露统治阶级取消谷物法是为了有利于自由贸易这一罪恶目的。在《各民族的挽歌》中，林顿以挽歌的形式，激励各国人民打破沉寂，推翻暴政，争取自由和解放。诗人把自己的诗篇比作“带火焰的宝剑”，要在地平线上点燃革命的烈火。在《为了罗马》(1849)一诗中，诗人热情歌颂马志尼所领导的抗奥斗争，并说“为了罗马，就是为了全世界，我们进行是同一场斗争”。在《人民的集会》(1851)一诗中，他号召人民应当像雪片一样，团结起来，“焊接在一起”，直到形成一次雪崩，雷鸣般地翻滚，把反动派统统埋葬掉。
宪章运动文学一开始就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鼓动力。和宪章运动诗人同时活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诗人从人道主义出发，虽然也描写工人的悲惨生活，但是他们排斥群众性斗争，幻想感动统治阶级，以便能实施一些改革，来改善人民的处境，如托玛斯•胡德(1799-1845)的《衬衫之歌》(1843)等。
宪章运动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还未能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它的活动主要局限于争取实现宪章，始终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这些缺点也反映在宪章运动文学中。
查理•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这一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贫苦的小职员家庭，十二岁时，父亲负债入狱，他自己到一家皮鞋油作坊当学徒。由于从小贫困，以后又在律师事务所和新闻报社工作，他对英国下层人民有所了解，熟悉城乡生活和议会政治。1835年他开始写小说，先后写了十几部长篇。狄更斯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1836-1837)一鸣惊人，它叙述商人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到英国各地游历的故事，以幽默和讽刺的手法勾画了讼师、法官、法庭、议会选举、穷学生、女学校、债务人监狱、酗酒的牧师等。作者美化主人公匹克威克先生，把他写成一个天真善良的资产者形象，他的仆人韦勒满口伦敦土话，机智而又淳厚，主仆关系和谐无间。书中的田园生活带有浪漫色彩，和充满欺诈的城镇生活形成对照。《奥立弗•退斯特》(1837-1838)写孤儿奥立弗•退斯特的痛苦经历。他出生在济贫院，后来在棺材店当学徒，逃到伦敦后，落入了以弗根为首的贼窟中。他历尽艰险，才得到好心肠的资产者布朗劳和姨母梅里一家的保护，最后发现自己原来是个有钱人的儿子，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这部小说的题材和结构比第一部紧凑而集中，描叙了济贫院、贫民区、贼窟生活，对教区小吏、法官等反面人物作了漫画式的讽刺。写济贫院时，作者揭发了伪善的新济贫法剥削贫民的情况。狄更斯又在初期创作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教育机构和唯利是图的金钱原则，如《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8-1839)、《老古玩店》(1840)。初期作品的讽刺比较温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还抱有幻想和乐观情绪。他创造了一系列“善良的”资产者的形象，弱小者差不多都得到慈祥的资产者的庇护，结局圆满。
四十年代时，狄更斯的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842年，他访问美国，发表《美国札记》，揭露美国奴隶制、国会和资产阶级舆论的假民主。小说《马丁•瞿述伟》(1843)描写主人公小马丁在美国的经历，抨击了美国新闻界、地产公司的欺骗投机，和市民崇尚虚荣浮华的恶习。但作品主要还是写英国的社会生活。作者塑造了一个英国资产者的典型——伪君子裴斯匿夫。他外貌庄严，满口仁义道德，但一心只想图谋老马丁的产业。约那斯•瞿述伟是小说中另一个资产者形象，他的处世箴言是：“要干掉别人，不然别人就会干掉你。”他为了早日继承产业，竟蓄意谋害他的父亲。这一时期狄更斯的杰作是《董贝父子》(1848)。小说的主人公是经营海外贸易的董贝父子公司的经理董贝先生。这家公司的利润原则统治着英国上层社会，也统治着董贝。他的生活中心是公司的盈利和前途。他有一个女儿，但女儿不能继承父业，因而受到冷遇和歧视。他对儿子则悉心培养，使之成为自己事业的继承人。董贝傲慢、冷酷无情，深信金钱有无上的权威。后来他借助金钱势力，续娶了美貌的贵族少妇伊迪丝•葛兰吉，使金钱和门阀结成联盟，以巩固他那权威人物的地位，但是董贝终于失败了。儿子因病死去，后妻因不能忍受他的冷酷，和他的助手卡格尔私奔，公司也宣告破产。最后他女儿的“柔情”教育了他，他在女儿身边才享受到“幸福”。作者也描写了小市民、贫民和工人，来和董贝相对照。书中的某些细节反映出工业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后英国社会生活的变化，如城镇面貌的改变等。长篇小说《大卫•考坡菲》(1850)具有自传性质，通过一个孤儿的遭遇，对儿童教育、腐败的司法界和好利者的丑恶面貌作了广泛的描述。小说塑造了几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如终日愁穷、幻想立即发迹的米考伯等。四十年代的狄更斯作品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一部《圣诞故事集》(1843-1848)，其中的代表作是《圣诞欢歌》(1843)、《钟声》(1844)和《炉边蟋蟀》(1845)。这些作品是阐发作者正面理想的寓言式的故事，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幻想和感伤情调。《圣诞欢歌》和《炉边蟋蟀》宣传冷酷的有产者必须改变心肠，同社会下层的人和睦相处，学习他们友爱互助的精神。《钟声》着重抨击马尔萨斯的学说、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竞争原则和边沁的功利主义。这一时期的作品塑造了一些资产者的典型，揭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关系。但是狄更斯认为，为富不仁的资产者可以从孤独和失败中吸取教训，接受小资产阶级的“情感教育”，最后得到道德的改善。作者着力描写小人物的温情和道德感化力量，并把原来寄托在资产者身上的希望转移到小人物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