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德国文学
1871年普法战争后，德国容克地主和资本家“自上而下”统一了全国，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对法国的掠夺和各国最新技术成就等有利条件，使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这个以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王为首的帝国，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掠夺殖民地，列宁称它为“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与此同时，德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有了很大发展。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影响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869年正式成立，1875年2月和另一派合并，建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党(1890年改称社会民主党)。通过反对俾斯麦的“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1878-1890)的斗争，工人运动得到进一步开展。早在1870年，马克思就已指出：普法战争“开辟了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时代，……这场战争已经把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但是这个时期德国文学的成就，与它四周的邻国相比则颇有逊色。
当时德国文学中有所谓“模拟文学”的一派，代表作家为诗人盖贝尔(1815-1884)、小说家海泽(1830-1914)和戏剧家魏尔顿勃洛赫(1845-1909)。他们的作品模仿古典文学，缺乏创造性，虽然风行一时，但也引起青年人的不满。另一方面，左拉和易卜生在德国开始发生影响。有些德国作家把他们不加分辨地都看作自然主义者，认为运用他们的创作方法就可以为德国文学开辟新的道路，较好地反映社会生活。这就形成了德国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这一派的主要作家是约翰内斯•史拉夫(1862-1941)、阿尔诺•霍尔茨(1863-1929)和盖尔哈特•霍普特曼。前两人后来甚至提出“彻底的自然主义”，主张作家应该把现实中一切细微的事物，每个最轻微的声音、最小的阴影都毫不遗漏地、如实地表达出来。首先，作品应该和人的生活完全一样，如咳嗽、打嗝、喉音等都要充分描写；其次，小说和戏剧描写人生断片时不应有终结，因为人世间的事从来没有真的终结；第三，提倡“每秒体”，将每秒钟发生的事叙述无遗。这种极端的主张是企图纯粹用记灵来代替艺术。188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杂志《社会》，大力宣传自然主义创作方法，介绍左拉、易卜生等人的作品。1889年柏林的“自由舞台”首次上演易卜生的剧本《群鬼》，很受观众欢迎。同年十月霍普特曼的第一部自然主义剧本《日出之前》也在“自由舞台”上演。
德国的自然主义运动，从大胆暴露社会黑暗、打破沉闷空气、描述现实生活等方面来看，有其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它没有看到社会的本质，更没有看到将来；它否认艺术构思，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艺术。因此，这种自然主义是没有前途的。霍普特曼后来也逐渐离开自然主义，写出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意志帝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孕育世界战争的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变本加厉。同时，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影响严重，社会民主党的革命作用逐渐衰退，后来甚至堕落到赞成帝国议会去准备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时候，一部分作家对统治阶级表示不满，并感到文化的危机，但是他们看不到前途，陷入彷徨、痛苦的境地。他们在尼采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和法国象征派的影响下，企图用所谓新的创作方法来表现现代生活，于是形成不同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印象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又产生了表现主义。这是德国现代派文学的三个主要流派。前二者又都属于象征主义。
印象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是李林克隆(1844-1909)和戴默尔(1863-1920)。他们凭着自己的主观认识去观察世界，在创作中力图表达瞬息间获得的印象和偶然产生的感觉。他们的诗歌追求音调和谐、节奏强烈，有的内容空虚，玩弄词句，有的则提倡强权，宣传军国主义思想。
新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是霍夫曼斯泰尔(1874-1929)、盖奥尔格(1868-1933)和早年的里尔克。他们脱离现实，逃避到所谓“美国”的世界里，使生活神秘化。他们一心一意地追求语言美，竭力把词从它的普通的、日常的范围内摄取出来，升华到一种“光彩的境界”中去，并且专找奇异的、神秘的、“有魔力的”事物作为创作对象。
表现主义文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出现，大战中成为德国文学的主要潮流，遍及各个文学领域。它把文学创作的形式结构完全推翻，提倡无政府主义的创作自由。这一派认为艺术的任务就是把作者个人的品质和特征在最大限度内主观地表现出来。因而他们的作品不是根据客观世界的实际来进行描述，而是凭自己的“灵魂”来表现，并且特别强调运用“激情”。他们认为：艺术的美不是和外界的一致，而是和艺术家的内心的一致；“艺术是表现，不是再现。”这种作品，内容抽象空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第一次大战后，极端的表现主义竟发展成为达达主义，表现主义作家本身也有很大分化。
这一时期，在德国资产阶级文学中，自然主义派和现代派虽然盛极一时，但主流还是批判现实主义，其代表作家有冯塔纳、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和赫尔曼•黑塞。他们的作品揭露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反对容克贵族和军国主义，同时也接触到知识分子的出路这一主题，在欧洲文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人运动蓬勃开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工人诗歌，其中也包括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的诗。这些诗反映了德国人民对德意志帝国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和仇恨，以及对斗争前途的信念。杰出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梅林、蔡特金(1857-1933)和卢森堡(1870-1919)的文学论著，是德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和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对于当时进步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弗朗茨•梅林(1846-1919)是杰出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他同恩格斯相识交往，并和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等一起投身于革命活动，是德国共产党的前身“斯巴达克派”领导人之一。
梅林在文学评论方面的主要著作是《莱辛传奇》(1893)，其中心内容是对十八世纪普鲁士国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以及对莱辛的评价。当时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文学史家和历史学家把弗里德里希二世吹捧为开明君主，认为他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德国启蒙文学的促进者，称他为“复兴国家的英雄”，并把普鲁士的兴起看作德国获得拯救的希望。梅林根据确凿的材料驳斥他们，他揭发普鲁士国家出卖民族利益、推行军国主义的反动实质，并用莱辛的生平和作品证明普鲁士侵略好战的本性和对启蒙运动所起的阻碍作用。恩格斯在1893年给梅林的信上评论了他这部著作，指出梅林的方法论上有某些缺点，即对于思想观念的形成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的辩证关系还考虑得不够。但是恩格斯认为，这本书“是现有的对普鲁士国家形成过程的最好的论述，我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好的论述，在大多数场合，甚至在细节方面，都很正确地揭示出相互联系”。
梅林还写过许多评论德国和外国文艺思潮或作家的文章。他尖锐地批评自然主义派，认为他们虽然有勇气暴露没落垂死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们“奴性地模仿自然”，对任何社会问题都束手无策。他同时也批评了颓废派，强调指出“作家和艺术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浮游在云端里的，而是生活在他们的人民和时代的阶级斗争中”。他要求作家不仅要把握住旧世界，而且还要把握住新世界，不仅能够从鄙陋的统治世界里挖掘出今天的祸患，还要能够挖掘出明天的希望”。
梅林为了满足党的干部的需要，以简明的语言写了《中古以后的德国历史》(1910)，其中结合历史的叙述，兼论了德国的主要文学流派和作家。
革命作家罗伯特•施韦策(1821-1907)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朋友，曾为德国无产阶级文学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他早年参加工人协会，因宣传进步思想被驱逐出境。后来他流亡到瑞士，1861年回柏林，担任报刊编辑，继续从事工人运动，以后成为专业作家。他写过许多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中篇小说如《没有祖国》(1868)、《庸医》(1870)等，梅林称之为当代中篇小说的典范。在长篇小说《为了自由——德国农民战争的历史小说》(1898)里，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描绘了德国的农民战争。故事发生在施瓦本—法兰克一带，那里爆发了农民和公爵之间的斗争，施韦策在这支十六世纪初的农民队伍的兴起和失败过程中，以古喻今，总结了1848年革命的经验，展示了人民革命胜利的远景。他用鲜明的图像，把贵族、骑士、市民阶级同农民的矛盾表达出来，并指明这次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农民力量的不统一和骑士、市民阶级同贵族的妥协。这在当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
台奥多尔•冯塔纳(1819-1898)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出生于一个药商家庭，早年在柏林、来比锡等地药店里工作，从1850年起以写作为职业。1861-1882年发表的《勃兰登堡漫游记》，主要是描写勃兰登堡的贵族生活和风土人情。他的作品很多，其中有长短篇小说和自传。1878年发表的长篇历史小说《暴风雨前》是他的批判现实主义道路的开端，后来的《沙赫•封•乌特诺夫》(1883)和《艾菲•布里斯特》(1895)批判封建贵族；《燕妮•特赖贝尔夫人》(1892)批判资产阶级。他特别憎恶贵族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暴发户，同情不合理制度下的牺牲者，歌颂来自平民阶层的人物的善良行为。
《艾菲•布里斯特》是冯塔纳的代表作，写贵族小姐艾菲•布里斯特的婚姻悲剧。她母亲婚前曾和男爵殷士台顿相爱，艾菲长大后，母亲作主把她嫁给了他。殷士台顿在海滨小城凯辛当县长，只顾往上爬，不关心妻子。艾菲在年龄和感情上同丈夫有很大距离，感到生活空虚。不久，她认识了丈夫的朋友克拉姆巴斯少校，克拉姆巴斯是个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他引诱了艾菲。后来殷士台顿调职柏林，艾菲就此摆脱了克拉姆巴斯。六年后，殷士台顿偶然发现克拉姆巴斯和艾菲过去的通信，知道了他们间的关系。他为了贵族的名誉，就和克拉姆巴斯决斗，把对方打死，又和艾菲离婚。最后艾菲病死在娘家。
作者通过艾菲在婚姻和爱情上的不幸遭遇，揭露批判了普鲁士贵族阶层道德习俗的虚伪和残酷。艾菲从小接受贵族教育，崇拜金钱名位，爱慕虚荣，对生活充满幻想。她顺从母亲的安排，同意嫁给年龄比她大一倍以上的殷士台顿，就因为他有名誉和地位。正是这种传统的道德观毁灭了她。同样，殷士台顿也是贵族道德观的俘虏，他发现妻子对他不忠以后，出于贵族名誉观念，和克拉姆巴斯决斗。正如他的朋友维勒斯多夫所说：“我们的名誉崇拜是一种偶像崇拜，只要这个偶像存在一天，我们就必须服从它。”作者虽然批判了贵族的虚假的荣誉心，但是仍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对艾菲和殷士台顿寄予同情。小说紧紧抓住艾菲的婚姻这一主要情节逐步向前发展，结构紧凑，描写细致。全书采用大量对话，使人物形象更鲜明生动。
盖尔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早期是德国自然主义运动的代表作家。他生于西里西亚，祖父当过织工。1884年他在柏林大学学习，接触到左拉和易卜生的作品，并结识了一些劳动者。同时他也和德国的自然主义作家来往。他写过四十多部剧本和一些小说、诗歌。他的剧作以自然主义开始，从自然主义走到现实主义，后来还写过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作品。
《日出之前》(1889)是霍普特曼第一部成功的剧本。青年洛特是个空想家，抱着改良社会的意图，到一个矿区去了解生活。他和矿主克劳塞的女儿海伦娜相爱。当他知道海伦娜的家庭几代都是酒徒以后，便离开了她。剧本以海伦娜自杀告终。这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作者认为是酒精中毒的遗传导致了洛特和海伦娜的爱情悲剧。当时德国舞台上演出的多半是外国戏或历史剧，《出出之前》反映了德国的现实生活，在初次上演后，引起观众的热烈反应，震撼了沉闷的社会空气，轰动一时。特别是在第二幕中，作者通过洛特和海伦娜的谈话，对社会作了大胆的批评：“比如这样的事就是荒谬绝伦的，汗流满面的劳动者在挨饿，而懒汉倒可以生活得很富足。在和平时期，杀人要受惩罚，而在战争的时候，杀人却受到赞扬。刽子手遭人轻视，而那些士兵身边挂着佩刀和宝剑这种杀人的工具，却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这里，作者不仅批评了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还对德意志帝国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进行了谴责。
霍普特曼最重要的剧本《织工》(1892)描写织工和资本家的斗争，梅林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剧本以1844年西里西亚织布工人起义的著名事件为背景，作者在1891年亲赴该地收集材料，并参考马克思的战友沃尔夫的一个关于织工起义的报告，才写成这个五幕剧。剧本写工场主德赖西格企图用压低工资的办法来加强对织工的剥削。织工们无法生活，自动集合起来，高唱革命民歌向工场主示威，要求增加工资。当工场主指使警察蛮横地逮捕织工时，织工们愤怒地殴打警察，并捣毁工场主的住宅。在附近织工群众响应下，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涌向邻村，同政府调来的军队搏斗。剧本以一个不愿参加斗争的老织工希尔塞被流弹打死和织工们击退敌人后的欢呼告终。
《织工》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描写工人反抗资本家剥削的第一部德国文学作品。剧中没有突出的主人公，只有受苦的、战斗的织工群众场面反映了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织工的性格通过他们同工场主德赖西格及警察之间的斗争，得到充分的表现。作者在全剧中贯穿了织工起义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必然结果这一思想。1844年的起义最后是失败了，但是《织工》却以波澜壮阔的斗争作为收场，这说明作者对工人阶级的斗争前途具有必胜的信念。最后一幕中，霍普特曼对希尔塞的刻画和处理是引人深思的。希尔塞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老织工，他不愿参加斗争，并劝别人也放弃斗争，而敌人的枪弹却正好击中了他。工场主德赖西格这个人物刻画得也很成功。他残酷无情，掠夺成性，而且善于敷衍搪塞，狡猾多变，常常以各种各样的面貌来掩盖自己剥削阶级的本质，结果只能是欲盖弥彰。
但是，霍普特曼对织工生活和斗争的描写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点，他笔下的工人缺乏积极的理想，他过分突出他们的自发斗争中的消极破坏方面和复仇情绪。
喜剧《獭皮》(1893)通过警察局长封•魏尔罕这个人物，揭露和讽刺德意志帝国容克贵族和政府官吏的自满自负和愚昧刚愎。封•魏尔罕把盗窃獭皮的沃尔夫太太当作好人，拒绝考虑别人提供的破案线索，甚至当众为私买赃物的船夫乌尔柯夫辩护，因此案件始终未破。
梦幻剧《汉纳勒的升天》(1894)和童话剧《沉钟》(1896)显示了霍普特曼创作中的消极方面，即受到象征主义的影响而具有神秘主义色彩。《汉纳勒的升天》写救济院里的小女孩汉纳勒不堪继父虐待，自杀未死。她发着高烧 ，独自在黑暗中做梦，梦见她所想象的天国。本剧除首尾是实事外，其余都是汉纳勒临死时的幻觉，她平常所见的真人都出现在她的梦幻里。剧本对穷苦人民的生活有一些描写，但是作者脱离现实，着力于铺叙汉纳勒的天堂幻境。梅林曾对这种逃避现实、遁入梦幻的态度作过严肃的批评，认为这是一种“叛徒行为”。《沉钟》是一部象征主义的童话剧，它的主题是生活和艺术的矛盾。通过主人公亨利希不断铸钟的奋斗过程，可以看出尼采“超人”思想的影响。
霍普特曼后来又写过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剧，如《车夫汉塞尔》(1898)、《洛塞•柏恩特》(1903)、《大老鼠》(1911)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表现出狭隘的民族情绪。他晚年的作品不像早期那么出色，有剧本《日落之前》(1932)、自传《我青年时代的冒险》(1937)等。
九十年代后，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作家是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兄弟两人。
亨利希•曼(1871-1950)出身于大商人家庭，对资产阶级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在柏林和慕尼黑的大学读过书，后来旅行法国、意大利。
早期作品《在懒人乐园里》(1900)是一部长篇小说，辛辣地讽刺了柏林的新闻界和交易所。中心人物是大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他们借金钱的魔力操纵国内外的事务。作者着重指出支配“懒人乐园”的是投机买卖的风气，揭露了金融垄断的黑暗罪恶。
《垃圾教授，又名一个暴君的末日》(1905)是亨利希•曼的优秀作品之一，它猛烈抨击了德意志帝国的教育制度和虚伪堕落的资产阶级道德。小说主人公是中学教师拉特教授，绰号“垃圾教授”，他身上充分反映了德国帝国主义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他把绝对服从的思想灌输给学生，要他们无条件地服从官方权威，使他们成为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忠实工具。学生表现出一点独立思考，他就视为犯罪行为，说成是“叛变”。他非常害怕革命，认为必须用最残酷的方法加以镇压。拉特不学无术，却宣称要写一部著作：《荷马研究》。亨利希•曼不仅讽刺了拉特如何趋炎附势，向上爬没有成功，结果身败名裂，而且通过其他人物如牧师、作家、参议员等，辛辣地嘲笑了德意志帝国的奴隶主义。本书结构严谨精炼，语言犀利、简洁、生动，笔调丰富多样，有时讽刺辛辣，有时慷慨激昂，有时愤懑不平，有时又悲切痛苦。
小说《小城》(1909)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的生活，写一个剧团来到一座小城，为了演出问题，引起两个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在揭露资产阶级分子彼此恶毒倾轧的同时，作者颂扬了普通人民之间的友情。《小城》发表后不久亨利希•曼写了两篇论著：《精神与行动》(1910)和《伏尔泰——歌德》()，明确地阐述他的进步思想、政治观点和他对文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与责任的看法。他激烈地攻击德意志帝国的国家制度，高度评价法国文学的进步传统和法国人民的斗争。政论《左拉论》(1915)实际上是一篇斗争号召书，它愤怒地谴责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并且要求用革命来结束战争。
《臣仆》是亨利希•曼最优秀的讽刺小说，写于1912-1914年，1918年11月革命后才出版。主人公狄德利希•赫斯林是一个小造纸厂老板的儿子，从小喜欢梦想，欺软怕硬，胆怯残忍。进大学后参加了反动学生组织“新条顿团”，沙文主义思想在他身上大大滋长。大学毕业后，父亲已去世，他当了厂主，进一步和社会上各方面接触，干出一系列蛮横无耻的反动行径。他一面附和自由党人，一面又恭维保皇党人，目的只有一个：扩充自己的势力，追求金钱利益。在两党斗争中，他最后倒向保皇党，投靠贵族市长武尔科，当上市议员，并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勾结起来，互相利用，狼狈为奸。以后他更加飞黄腾达，成为帝国的一个忠诚臣仆。
赫斯林是德国帝国主义臣仆的典型形象。他恬不知耻地谄媚君主和容克贵族，而帝国主义环境又给他的掠夺本能开辟了极其广阔的活动场所。他的极端利己主义从童年和青年时代起就发展和巩固起来。他的性格一贯胆小而残忍，既害怕权势，又崇拜权势，在强者面前是奴才，在弱者面前是暴君，完全体现了当时德国帝国主义一切臣仆的特点。赫斯林有自己的箴言：“凡是要践踏别人的人就得忍受别人的践踏，这是权力的铁的规律。”他在威廉一世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的演讲，赤裸裸地表现了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大量散播法西斯思想。通过赫斯林的发展过程，作者描绘了德国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狰狞面貌，同时也揭示了自由主义者的无能和社会民主党中工人贵族的蜕化。亨利希•曼在本书中对工人的艰苦生活和1892年柏林失业工人的游行示威作过一定程度的反映，但是由于他对正在斗争的无产阶级还缺乏认识，因此在这方面写得不够成功。
《臣仆》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运用讽刺的笔调刻画人物形象，然后用这些形象进行深刻的揭露。作者广泛使用夸张和对比的手法，把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外形特征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面前。
完成《臣仆》以后，亨利希•曼写了两个续篇：《穷人》(1917)和《首脑》(1925)。这三部小说合称为《帝国》。
从二十世纪初到1923年，亨利希•曼还写过三部独幕剧、六部多幕剧。1917年10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看到人类发展的方向，加强了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深度。1933年希特勒篡夺政权后，他和高尔基、罗曼•罗兰等一起反对法西斯暴政和侵略战争。他被迫离开祖国，流亡法国，并发表《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1935)和《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1938)。这是一部取材于十六世纪法国胡格诺战争的历史小说，其实是针对当时德国法西斯专政的现实而写的。作者塑造了一个代表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领袖形象，这和法西斯分子把希特勒吹捧为德国人民的“领袖”成了鲜明的对照，对反希特勒斗争具有一定的意义。1940年他流亡到美国，写了自传《对一个时代的观察》(1944)和长篇小说《呼吸》(1949)。1950年他准备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因病在加利福尼亚逝世。
托马斯•曼(1875-1955)是亨利希•曼的弟弟，早年在慕尼黑一家保险公司当见习生，后来在慕尼黑大学旁听文学艺术课程，1895-1897年和亨利希•曼一起住在意大利。他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写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一个资产阶级家族的没落。中篇小说《特利斯坦》(1902)、《托尼阿•克略格尔》(1903)和以后几年陆续发表的一些中、长篇小说，主要涉及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的“发展”和艺术家没有出路的问题。他笔下的艺术家大都自命清高，和普通人格格不入，甚至和社会隔绝，产生彷徨苦闷的情绪。作者把这一切完全归罪于庸俗的资产阶级社会，而艺术家本人不负任何责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托马斯•曼认不清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他认为从德国方面看这不是一次“民族”战争。他把亨利希•曼的《左拉论》看作对祖国的背叛。他从狭隘的民族观点出发，和哥哥争论，发表了《一个不问政治的人的观察》(1918)。战后他写了长篇小说《魔山》(1924)，揭露资产阶级寄生生活的空虚和腐烂；书中主人公借参加战争来摆脱无聊的病态生活这一情节，说明作者已看到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生活和战争之间的内在联系。
1933年希特勒篡夺政权后，托马斯•曼的政治认识有所提高，并积极参加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他先流亡到瑞士，1938年到美国。1933-1943年间，他完成了《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这一组长篇小说取材于《旧约》中关于约瑟夫的传说，讲的是犹太人遭受苦难的故事。作者描写了犹太人善良的性格和高尚的品德，借此驳斥希特勒种族主义者的排犹谬论。在他们迫害犹太人的高潮中写这样一部作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托马斯•曼迁居瑞士。1946年，他发表论文《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大蠢事》，他预感到共产主义潮流势不可当，对未来有了比较清醒的看法。1947年，他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问世，写一个不乏才华的资产阶级音乐家接受了颓废艺术，内心空虚，最后发疯的故事。作者不仅抨击把艺术作为买卖交易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也批判资产阶级颓废艺术家，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艺术的穷途末路。《骗子费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第一部(1954)是托马斯•曼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写一个侍者冒充别人名字游历世界和招摇撞骗的故事。书中以轻松的笔调描写这个冒险家，尖锐地讽刺了资产阶级尔虞我诈、自私自利的丑恶现象。1955年作者逝世，同书的后面几部只留下一些片段。
托马斯•曼的早期代表作是《布登勃洛克一家》，副标题叫《一个家庭的没落》。它描写大资本家布登勃洛克祖孙四代的发展过程。故事发生在1835-1876年的商业城市吕贝克。小说开始时，正是大粮商布登勃洛克家的鼎盛时期。老约翰•布登勃洛克刚买进一座大房子，亲友前来庆贺。这个家族经济上有实力，社会上有地位。但到小约翰继承家业后，他有了一个竞争者：暴发户哈根斯特罗姆。由于斗争激烈，生意清淡，加之时局动荡不定，女儿婚事上又失算，他感到经营非常困难。然而他并没有想到如何去适应新的环境，继续守着布登勃洛克家的传家箴言：“白日精心于事务，然勿作有愧于良心之事，俾夜间能坦然就寝。”到第三代托马斯经营时，他家和哈根斯特罗姆家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势力方面的竞争达到了最激烈的阶段。由于战争、投机失利等原因，托马斯连遭打击。最后，布登勃洛克家败落下来，老约翰购置的那座大房子也落到哈根斯特罗姆手里。托马斯死后，他的儿子汉诺体弱多病，胆小怕事，耽于幻想，没有实际能力，更无法适应那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小说以汉诺的死亡告终。
全书通过布登勃洛克家四代的兴衰，反映了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第一和第二两代在“忠厚诚实”的幌子下进行大量剥削，发财致富。第三代托马斯既按旧的剥削方式经营，也想作一些投机买卖，但垄断资本家哈根斯特罗姆使用掠夺并吞的手段，最后击败了布登勃洛克家。同时，作者又揭发了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的感情都是由金钱决定的。小约翰的女儿安冬妮的几次结婚离婚以及布登勃洛克家子弟争夺遗产的纠纷，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作者虽然没有完全意识到布登勃洛克家的没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他能在家庭生活的描写中，揭露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衰落和腐朽，这正是作品的巨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