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在倾向“体验与追忆”的一类小说中，还应当注意到冯至、师陀、萧红和骆宾基诸家。冯至的《伍子胥》近年来重新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应关注其如何用类似散文诗的片段来结构小说，并把人生的体验与感觉，用纯净的美的境界来表现。师陀在这一时期贡献的《果园城记》（短篇集）和《结婚》等作，或以怀旧情绪叙写昔日的温暖与凄凉，或给世态讽刺加入寓意与传奇，都比前一时期创作更有新意。萧红的《呼兰河传》等出色的小说是本时期产品，也是其代表作，适合做细致的文本分析和艺术鉴赏，可以和萧红上一个十年的创作合起来做整体评析。
    三、通俗与先锋
   （5）属于这一类追求的小说主要出产于上海“孤岛”和沦陷区，所以应考虑到“通俗”与商业文化联姻，以及“通俗”与“先锋”汇合的社会审美需求，主要是市民的需求。张爱玲是本章讨论的重点。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可以概括为：多写都市男女婚恋中千疮百孔的经历，由女性角度来观察浮世悲欢，解剖人性的脆弱与黯淡。小说结构语言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底，感觉化意想的运用与深度心理的剖析，等等，又借鉴了现代派的手法。其小说既先锋又通俗，所以读者面大。90年代以来又再度走红，其中也有文学的社会审美心理变迁的原因。评析时可以以《金锁记》或《封锁》为中心文本。“评论节录”中所引的鉴赏文字可供参考。另一专以女性大胆笔触写男女情事的苏青，也可以和张爱玲做一比较。此外，对其他通俗又先锋的小说家，如徐讠于 表现爱与人性的多重性的“大众传奇”（《鬼恋》、《风萧萧》等）、无名氏的浪漫言情小说（《北极风情画》等），也要有知识性的了解，并和下一章的“通俗小说”结合起来评析。
    四、现实与民间
   （6）这一节专论解放区新型小说。孙犁是解放区仅次于赵树理的重要小说家。了解这位“白洋淀”派的鼻祖，应抓住两点特色：其一是重于发展和表达农民的精神和人情之美，尤其擅写纯真健美的北方农村青年妇女。这一特点，也可以联系现代文学史上历来对农民和妇女的描写类型，来进行比较；其二是单纯明净的叙事结构与语言风格。应注意从审美的层面体悟孙犁小说对“单纯情调”的追求。
    （7）这一节还有一个论述和思考的重点是比较分析两部“土改小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要点是：前者较真实地表现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和生活的复杂性，后者的表现则比较简单化、规范化；前者擅作有历史真实感的细致的心理刻画，后者则擅于场面和生活气息的描写；前者结构较平板，语言细腻但可能失之沉闷，后者的情节处理有波澜，语言也较生动简净。比较两者各自得失，可以引发对解放区乃至后来许多创作的成就与不足的思考。
    第二十章 艾青
    一、艾青的历史地位
   （1）先要求大致认识艾青早在1934年就以《大堰河——我的保姆》而闻名诗坛。进入抗战时期，艾青的诗风有所转变，可概括为从“吹芦笛”（较多受西方现代诗风影响）转为“吹号”（探索新诗传达民族心声的道路）。艾青的贡献和地位在于完成了新诗不同倾向（忠于现实的战斗的传统与现代诗艺的探索）的“综合”，艾青诗歌的成功表现在既能走向现代大众，又能走向世界。
    二、独特意象与主题
   （2）意象分析是把握诗歌艺术的重要方法与角度。艾青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是：土地与太阳。可以抓住两种意象去探析与体味艾青诗中所凝聚的诗人的发现、思想与情感。在“土地”的意象中可以感受到诗人对祖国的深爱，对人民的深受。可重点分析《我爱这土地》与《大堰河——我的保姆》，把握其中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对普通人民命运的深情关注。“太阳”的意象则蕴涵着诗人对光明、理想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可引举《向太阳》、《黎明的通知》等篇章，从中体验诗人如何真诚地歌颂民族的新生。意象与主题分析的关键是体会诗中的历史内容如何与个人的情感融合。
    三、忧郁的诗绪
   （3）诗绪即反复回旋在诗中的情感，是构成诗歌格调的基本要素之一。应从艾青不同的诗篇中去体味和把握其主导性的情绪，那就是艾青式的忧郁诗绪。这种诗绪形成的原因是多主面的，既来源于诗人的个性阅历，也来源于对苦难中国以及农民命运的深沉思索，感时愤世，形成“农民的忧郁”。应看到艾青的忧郁中浸透对祖国、民族和人民的爱，以及对美好生活执著的追求。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艾青忧郁的诗不会使人绝望，而总是能给人深沉的力量。
    四、诗的艺术与形式
   （4）读艾青的诗，会发现其中丰富的光和色，可以从中体验诗人的情绪与感觉，然后进一步体会和发现这由情感与光色复合而成的意象中所暗示与象征的社会、历史、心理内容。总之，应注重形式与内容、光色与意蕴之间的对应依存关系。这是阅读艾青的诗的门道。在获得了对诗作的感受与理解之后，又可以倒过来，分析琢磨艾青是如何感觉与表现世界的，这就是诗人的创作方式与民惯常的姿态。首先应抓住“感觉”，这是关键。艾青写诗就像印象派画家一样，特别重视捕促瞬间印象与感觉，然后融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并引发多层次的联想，从而创造出既明晰又有象征意蕴的形象。艾青的诗很自然地借鉴了西方象征主义与印象派的艺术手段，却又能与中国古典诗歌常用的“意象”方式沟通，这是他诗艺通达的重要方面。
   （5）对于艾青重新提倡“自由体诗”和诗的“散文美”，也应放到整个新诗发展的历史趋向中去考察与评价。应大致了解艾青是在什么前提下重新倡导自由体诗的，他如何追求更能表现动荡万变时代的诗的形式，以及新鲜、单纯和富于人间味的散文美。可以举《大堰河——我的保姆》等诗作为例，细致分析和感觉艾青诗歌的形式与节奏，包括诗行、句式、排比、复沓等等安排。
    第二十一章 新诗（三）
    一、从同声歌唱到七月派诗人群的出现
   （1）所谓“同声歌唱”是指抗战初期，诗人们无论原属哪一派，全都真诚地为抗战、为祖国的命运而歌唱，诗的民族化、大众化以及战斗性、宣传性受到空前重视。虽然艺术上可能比较简陋粗糙，但毫无疑问也是一部清新健朴的与民族命运血肉相连的诗史。对抗战时期诗坛状况，宜做知识性的把握。其中对被称为“时代鼓手”的诗人田间的诗，及其带鼓动性的特点，以及艺术上的“不完全”性，也要有所了解。
   （2） 这一节应较多关注七月诗派。这是艾青影响之下，以理论家兼诗人胡风为中心的青年诗人群。可联系第二十一章和第二十五章有关胡风与艾青的内容，加深对这一诗派创作理论背景的理解。应注意几点：一是七月诗派也属现实主义诗派，和此前中国诗歌会有承传又不尽相同。七月诗派强调“突入现实”的底蕴，包括对深广的历史内容的理解与个人体验的融入；二是追求作品的大气和“力”的风格，提倡散文美，将自由诗重新推向一个高峰。为加深对七月诗派的了解，可以评析阿垅的《纤夫》和绿原的《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等诗，注意体味他们诗中的思辨力量与比较成熟的情思。
    二、从冯至等校园诗人群以穆旦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
   （3）冯至是20年代成名的诗人，此前已多有评介，本节着重评析的是他的《十四行诗》。要注意了解冯至诗中的“生命体验”如何转为智性的思考，达到知性与感性的融合，并以“有法度的美”的诗歌体式得以表现。冯至的这些诗沉潜深奥，却也容易引起解读的兴味，还可借此了解十四行诗“中国化”的课题。
   （4）穆旦与“中国新诗派”是本章的重点。必须先对这一诗派形成的渊源及其自然组成的情况有知识性的了解。“综合”是这一诗派的核心观念，指的现实、象征与玄学的综合。其中“现实”既是时代社会的，也是个人的，包括人的内心世界；“玄学”是指追求思想的感情显现，象征则表现于暗示含蓄。此一诗派惯常将意象与思想凝合，传统的主观抒情让位于戏剧性的客观化处理。这种概括比较难于理解。因此必须重点评析代表诗人穆旦。关键要将穆旦与二三十年代的诗歌传统做比较，看其有何新创造：其一是穆旦诗中的“自我”不是传统的主客融和的圆满，不是浪漫的扩张，也不是知识者的感伤自恋，而现代式的困惑、分裂、破碎，是排拒了中和与平衡的处于矛盾张力上的“自我”。其二，诗人对现代生活的观照始终采用怀疑眼光，而且情思方式也摆脱二元对立，而取“思维的复杂化，情感的线团化”。其三，不用陈旧的形象意境，而用日常的“非诗意”的词句来表达深潜的诗意，达到抽象化的抒情。因此，读穆旦的诗要同时调动感觉和思考，去体悟那种冷峭沉雄之美。可以对《诗八首》和《春》等诗做深度分析，以体会穆旦对传统诗歌（包括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传统）的叛逆性、异质性及创新价值。因穆旦诗比较难懂，可以参照“评论节录”中郑敏的有关评析。
    第二十二章 散文（三）
    一、报告文学的勃兴
   （1）可回顾“五四”以来报告文学逐步发展的情况（见第十八章），以更清晰了解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勃兴的理路。当然，应看到时代的需求是决定性因素。抗战初期要求文学贴近现实，担负传递战斗信息、记录抗战业绩的任务，报告文学成为首选的文体。应了解的代表性作家包括丘东平、骆宾基、曹白、范长江、萧乾与沙汀，等等。其中沙汀的《随军散记》记述贺龙将军的战斗生活风貌，应注意其如何以纪实性散文笔法叙写真实人物，这对于传记文学如何刻画人物性格，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二、继承鲁迅传统的杂文
   （2）了解40年代杂文的创作潮流，一方面满足了揭露抵制社会弊端的时代需求，另一方面则受惠于鲁迅的传统。可重点了解聂绀弩的杂文创作成就，他也是在当代杂文文坛上标志性的作家。此外，还有唐弢和周木斋。解放区的时代环境并不适于杂文的生长，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招来杀身之祸，此现象已在第二十五章论析过。
     三、小品散文的多样风致
    （3）就文学成就而言，这一时期的小品散文更值得分析鉴赏。应关注那些名家的散文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境界。其中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可读性甚高的传记散文，可注重欣赏其敏锐的感觉与才情，以及那不拘格套的笔法。冯至的《山水》多用诗的笔调来写散文，特色是好哲思，也可以选其中几篇来品评。重点可评析梁实秋与张爱玲。梁的《雅舍小品》是余闲的调剂品，不大适应时代潮流，但行文优雅怡裕，给人真切与愉悦。张爱玲《流言》中的散文与小说不分轩轾，都是将庸常生活陌生化，重在体味人生，描绘多用意象，议论显示机智。梁实秋和张爱玲的散文在90年代重又走红，不妨思考一下其中的原委，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也与社会风尚有关。
    第二十三章 戏剧（三）
     一、“广场戏剧”的三次高潮
    （1）了解抗战初期“广场戏剧”是适应战时政治宣传、鼓动的需求的戏剧，不仅舞台直接面对大众，其戏剧观念、写作与演出方式都朝“抗战总动员”这一目标发生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敌后根据地的“广场戏剧”，包括新秧歌剧与新歌剧，这是第二次“广场戏剧”高潮。应肯定“广场戏剧”的社会功能，并大致了解戏剧在特定的政治化年代中宣传与宣泄民情的作用。
    （2）在“广场戏剧”现象中，应重点研究新歌剧及《白毛女》的出现。首先了解《白毛女》的创作经过与艺术形式，主要是如何自觉地借鉴、利用与改造民间（农民）的艺术资源。还应大致掌握《白毛女》的情节内容，及其在“集体创作”中如何出于政治与政策的考虑而不断修改的过程。其次，应分析《白毛女》如何将西洋歌剧形式，包括抒情唱段设计，与传统戏曲的“道白”等手法结合，并创造性地吸收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的同时，在歌剧音乐戏剧化与性格化方面所做的尝试。应看到《白毛女》的成功除了上述艺术因素，更在于其既有鲜明的革命性主题，又充分注意满足农民观众的趣味与审美习惯，两者有较完美的统一。《白毛女》的成功也是解放区文学的典型现象，其现实影响以及对后来民族歌剧艺术发展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不可取替的。
    二、大后方、上海孤岛：“剧场戏剧”再度兴起
   （3）作为知识性了解的，是抗战时期大后方与上海孤岛“剧场戏剧”的三股潮流。一是历史剧创作的繁荣，包括阳翰笙、欧阳予倩、阿英等的代表性历史剧作；二是知识分子题材的剧作，包括夏衍、宋之的、于伶、吴祖光等的剧作；三是讽刺喜剧的发展，包括陈白尘、袁俊等的作品。应对这些潮流兴起的社会和心理的原因有简要的分析。
   （4）其中对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与《芳草天涯》应有较多的关注。前者的特色在于表现知识分子面对时代的严峻挑战所经历的心理困扰与自我否定的痛苦过程。后者则更深入探索知识分子敏感的精神世界，都是现实主义的成熟作品。在分析两剧所保持与发展的剧作者艺术个性的同时，也应注意其所代表的本时期知识分子题材剧作的共通模式，即：正面描写普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性格矛盾，展示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道路，注重时代现实的表现，以及内心世界的发掘，等等。《芳草天涯》因对“一切从政治出发”的创作模式构成挑战，曾引起有关政治与艺术关系问题的热烈论争，对此也应有知识性的了解。
    三、沦陷区：职业化、商业化的“剧场戏剧”的繁荣
   （5）大致了解1944年前后沦陷区北平和上海出现过话剧创作与演出的高潮，是现代戏剧史上罕见的现象。职业化和商业化的演出更注重“市民性”，通俗话剧得以风行。由于较少政治色彩，有追求艺术创新的空间，也促成了一些较有艺术质量的剧作的产生。其中扬绛的两部喜剧可作为考察的重点。


第三部分  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指的是1949年之后的文学。（该概念并不科学，可是已经约定俗成了）
导言
一、“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用？
文学不是件值得被加以神圣化的事物，艺术亦是如此。在这个文学已经失去其客观标准的年代，没有人不能被称为“作家”，而文学作品的好坏功过，也是褒贬不一，唏嘘四起的。可是文学是有价值的，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其价值何在？当代文学中，可以了解五十年代的当代中国历史，并且是不同于“中国当代史”的真实的，逼真的历史。通过当代作品了解社会和人生即使中国当代文学非常糟糕，也无法否认优秀作品的存在，从中映射出的作家的人格与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中国当代文学”好学习（研究）吗？
面临多重困难：
1 想要全面的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仅中国大陆文学，每年长篇产量至少是300部，量大。所以只能有选择的读。
2 离我们的生活太近（无需考证可以是这一特点的益处）。在的当代文学作家很多，所以对于当代文学的评论并不客观，说“好”的评论文章往往是文坛“哥们儿”的“杰作”，势力强盛的作家使人们抱着“惹不起就躲”的心态……
3 离政治太近。私下里还有真话存在，越是在乎的场合越是谎言当道。“求真”的九原则难以在当代文学中贯彻。
三、当代大学教育的缺陷
基础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的残缺，每茬人的努力都只能是从零开始，因为前辈的足迹已被掩埋于历史的风沙中。“穿越遮蔽，逼近现场”的精神及能力是我们需要的。
四、怀疑和批判的精神（能力）的必要性
充满虚假的现实中需要使用理性（现实角度），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历来培养顺民，顺从（盲从）。
第一章：新规范的确立与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政治工具：“新”规范指导了所有作家，影响了所有的文学创作。
一、新规范的源流
1942年延安，当时只能延安边区的新规范，在1949年，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在文化上也很快占领了全国。
三十年代：
（1）左翼文艺运动（上海大都市形成，严格说来其作家不是知识分子时征，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是不尽相同的，“左翼十大西北地方合流”形成延安文艺）。
（2）革命文学运动：创作社，太阳社
（3）五四新文学运动，其与1942年之后的“新规范”究竟是否存在关系？继承关系？
“五四”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是“人的文学”，新文学运动是一次人的解放运动。（南京大学徐稚英先生最早明确提出）因此，也可以说是“启蒙文学”“救亡文学”（八十年代李泽厚提出）
“启蒙和救亡是双重的变奏”。李老师认为：五四改变中国的精神，更新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启蒙，是比救亡更重要的，而不是该为救亡所压倒。
启蒙的基本点是人的个性和自由。战争中步调统一的需要，困难当头国人的爱国情绪，使“启蒙”不得不被打断。一直到八十年代，李泽厚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启蒙救亡变奏”的文学论点。然而这一论点是不全面的。
启蒙+救亡+翻身，中国传统固有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手段，在五四时期，“十月 命一声炮响”的推动，人民族阶级和影响下有了发展。新规范的源头是翻身而非救亡。
30年代左翼的本质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目标下的团体。“工人无祖国”的思想使他们看重的不是“启蒙”，也不“救亡”。只当“救亡”成为挡在“翻身”前的必经之道时，他们才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
韦君宜晚年的《思痛路》回忆延安窑洞时期知识分子的希望破灭和遭受的压制力量。萧军、王夕照等人因无法忍受政治对文艺的绝对领导而愤然，结果遭到不平待遇。
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对比苏联，同样在压力之下却有文学作品大胆地真实地坚持文学道路。为什么在1949以后的中国，20年中却顺从地服务于政治？
（一）50年代一系列文学批判运动（持续不断的文艺批判）
1.对萧也牧的批判
《我的夫妇之间》（短篇）“知识分子眼光看工农干部”。
2.对《关连长》的批判
赞扬中中人民解放军下级军官的人道主义精神，却以“歪曲我军战斗精神”的名号被判。
3.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批判 （五四时期北大学生，胡适的大弟子）
同俞引起对胡适的批判 （胡适在文学界影响太大，毛泽东想要做有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新红学的运动的是“君”和“师”，实现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统治）。
4.对胡风的批判（鲁迅的追随者）
“固执”地坚持着鲁迅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以“胡风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名号受批判。
（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习马、列，检查过去的资产阶级思想，以毛思想代替。
（三）作家的体制化——根本原因
50年代的有作家都被编入各自“单位”，本身的“自由职业”性质已被打破，“吃饭是重要的”，体制的力量使文学的大一统成为可能。
三、大一统格局下的实践后果
中国文学终于史无前例地变成了政治的工具(比任何一个朝代、时期更甚，更广泛和更彻底地)。50年代几乎所有的诗歌都歌颂党、领袖、解放军、新中国的欣欣向荣、抗美援朝、包括实际上有着强烈抵触的胡风公开发表的诗歌。
小说、散文……没有人写困难，没有人写存在的问题。“要据政治需要去创作”。“用阶级分析演绎文学作品”“爱、恨的复杂心理感情被简化”-----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由此不可避免。甚至连毛泽东，周杨等领导人也意识到并要求克服文学的“公式---概念”化，可是在今天看来，只要文学仍然充当着政治的工具为其服务，就注定无法走出这种模式作家们“深入生活”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个人生活，而是工农大众的生活。可是什么才是深入了的生活，即生活的真实呢？时代要求作家反映若干亿工农兵的生活真实，可是当他们真的深入到生活中，他们看到的并不尽然是阳光明媚，当他们把这些生活的真实反映到作品中，就遭到批判，被诘问以“你看到了多少中国工农”，贯以“歪曲社会现实”的各号，受到批判 和压制。于是，50年代的文艺界，出现了诡辩的方流论、本质论。作家们只有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红头文件中，毛泽东的语录中去把握生活的本质和主流----统一的虚假。于是被称作了“主流和本质上的真实”。柳青《创作史》无疑是文革前十七年当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长篇作者本人也是有良心的作家。
“梁生宝和改霞的恋受”在后者进城当工人的结局中结束，忙于合作社的工作使二人终不成眷属。可是真实的生活是“改霞”的原形“林改改”“提高自己觉悟，为革命贡献青春”------嫁给了前线的伤残兵。柳青的作品中没有这样的内容，并且显然回避着这些。
第二章 双百方针的提出与文学的突围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
郭沫若、艾青已经 从女神的光芒突进和大堰河的深情饱满转变为工农生活的歌颂者。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与其先前提出 的“二为”（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为工农兵服务）实质上是矛盾的。
原因何在？经济要发展，光靠工人加班、农民合作是不够的，科学技术是必需的。因此，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必须为其创造一定的宽松环境。这一时间，毛泽东在大知识分子面前的自卑感已经被克服得不错，全国上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现象给了他良好的自我感觉，马寅初还率北大教授邀请毛、周、刘、董等做他们的老师……天下太平了，可以让思想文化界开口讲话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需要，是毛泽东心理上的一个要求。1956年，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低谷，毛泽东开始意识到总结斯大林教训的必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于是有了“双百方针”的实践。上述背景之下，我们要关心的是----文学发生的变化。
二、昙花一现的繁荣景观
1956—1957：百花待放。小说：结束了所有作家都为新生活唱赞歌的局面。阴暗面、社会生活的问题及矛盾为一些作家所关注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林震”vs“刘世吾”。李国文《改选》政治生活的不合理，一心一意为工人的干部永远上不去。耿龙祥《入党》，白危《被围困的农庄主席》（也有人认为是报告文学）进入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深处，表现人情、人性、人道精神。农村干部为琐事所扰，无暇考虑建设的事实。宗璞《红豆》50年代短篇最优秀之一，简单而动人，“江玫”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豆回忆，探索人的复杂情感与政治立场之间的关系，邓友梅《在悬崖上》革命者的外遇。50年代文学作品中还不是完全没有“love”，可是却呈现以下趋向：高度纯洁化（“性爱”与“肌肤之亲”不可能出现在共产党人正面人物身上）高度简单化（爱他/她什么？能劳动）。
诗歌：公木《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干部的工作状况，揭示官僚主义作风。
公刘 “红小鬼“-----“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56，公刘的创作发生巨大变化。1.他看到了社会生活的不合理现象《禽兽篇》。2.近30岁的公刘首次陷入情网，自比“迟开的蔷薇”。
邵燕祥：叙事诗《贾桂香》，封建意识对新时代表年的迫害。流沙河：《草木篇》。白杨“纵然是死了吧，也不肯向谁弯一弯”人格独立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