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可放在对“新感觉派”的评析上。应注意其产生的文化根源及外来影响，把握其写作姿态上的现代性与先锋性，并大略了解其对后来以张爱玲为代表为沪港市民传奇的影响。此派作家主有刘呐鸥、穆时英和施蛰存，虽各自有不同的特色，但应从他们作品中更多地看到新感觉派的共性。施蛰存的《梅雨之夕》或《春阳》可作为细评的文本，注意其心理分析的手法以及由男女情爱透视人性的母题。
    第十三章 新诗（二）
    一、中国诗歌会诗人群的创作
  （1）中国诗歌会是左联所属的诗歌团体，其特点：一是及时反映时代重大事件，表现工农生活及革命斗争，注重宣传鼓动作用，追求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和刚健壮阔的力之美；二是强调诗的意识形态化，表现集体的“大我”；三是摹仿现实，追求“歌谣化”，试图使诗成为“群体听觉艺术”。这一诗派的创作适应那个慷慨悲歌时代的要求，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扩展了新诗的美学风格，缺失是容易忽视诗歌本身的艺术特质和创作个性，成为宣传的传声筒。可以联系殷夫和蒲风的诗作来理解这一诗派的得失。此外，应关注同样关心现实和底层人民苦难，却在艺术上与新月派血脉相通的诗人臧克家，着重体味其诗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苦吟”的特色。
    二、后期新月派的创作
   （2）应大致了解新月派前后的划分及联系。后期新月派的“旗帜”仍是徐志摩。关于徐志摩，也可以主要放到前一个十年去讲，这里再稍加提及。还应了解后期新月派如何针对左翼文坛（主要是中国诗歌会）而表现出脱离现实的、贵族化的“纯诗”立场。从陈梦家等诗人作品中看到这一派诗人那种“诚实表现自己渺小的一掬情感”的精神危机，也看到他们在诗艺上力图超越前期新月派，而重新转向探索“本质纯正”自由诗的努力。十四行诗的输入与试写，也是这一诗派值得注意的成绩。
    三、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创作
   （3）首先作为知识应该了解的有：《现代》杂志的创刊与“现代派”诗的关联、《汉园集》诗人和何其芳诗作、林庚对新的诗歌格律的探求，等等。其次，应着重评析这一诗派在诗歌艺术上对现代性追求。可参照施蛰存的分析，注意这一派对“现代生活”的“现代（感受）情绪”，以及“现代辞藻（语言）”所决定的“现代诗形”这两个方面。应当从“新诗谱系”中找到这一派与早期象征诗派的渊源关系。他们在30年代重倡“诗的散文化”，不过不是追求“非诗化”与“平民化”，而是坚持“纯诗”观念。他们显然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中国传统的诗歌主流。这是本章的难点。废名曾评介这一诗派，说它们的内容是诗的，形式则是散文的。不妨用此作为一个对现代派诗的观测点。
   （4）理解现代派诗应当与分析其代表性诗人诗作紧密结合起来。评析戴望舒和卞之琳，也是重点。戴望舒的《雨巷》无疑是应该细读细品的名作，建议熟习吟诵。对该诗意蕴的阐释应顾及多义性，要注意诗中象征、意象及节奏处理等方面的特色，找到其象征派形式与古典派内容的结合。
    不过，后来戴望舒的诗风与诗歌主张都往现代派大变。应了解这种变的痕迹，并结合分析三四十年代的诗作（可举《寻梦者》、《我的记忆》、《印象》等为析例），考察其现代派手法与诗形等特征。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不借重音乐”而借重“诗情”生发的“韵律”，注重意象叠加、具象的直观与抽象的暗示（联想）的融合，以及其对传统诗歌某些手法情调的“现代式”回归。
   （5）卞之琳也可以作为重点评析的对象。结合对其诗作的细读，了解这一派“朦胧诗”的惯常手法。所谓“理趣”与“诗的非个人化”，是理解卞诗的主要切入口。此外，对刻意传承“诗禅”与六朝文风致的晦涩诗人废名，也应有所了解，读他的诗要注意瞬间顿悟。何其芳的诗的特色可用“冷艳的色彩”、“青春的感伤”和“独语”来概括，因多是为青年人而写，也易于为青年人所接受，也不妨稍加品鉴。总之，对戴望舒、卞之琳等诗人的评析，都应当归依到对现代派诗的历史性理解之中。
    第十四章 散文（二）
    一、林语堂与幽默闲适小品
   （1）30年代前期，以林语堂的《论语》等刊物为核心，文坛上曾风行过幽默小品与闲适小品。因为比较超离现实与主流，以往文学史多持否定性评价。近年林语堂及其所代表的闲适小品重又得到欢迎。对这一文学史现象要有比较宽容而又客观的评析，既指出其“不合时宜（主潮）”的一面，又承认其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并拓宽了散文文体探索的路子。首先应了解30年代前期林语堂主办《论语》、《人间世》与《宇宙风》几种刊物的情况，以及幽默闲适文风成因。对林语堂提倡幽默和闲适的格调文法的典型论点，以及在当时和后来历史条件下所遭受的批评，要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可引举林语堂一些小品文为例子，评析其思想艺术特点，关键是理解其“中西比较”的眼光、知识趣味性，以及“闲话风”这几点。评价林语堂，应注意做到既尊重历史，又吸纳当代的视点。
    二、左翼作家的“鲁迅风”杂文和风格多样的散文
   （2）30年代鲁迅对左翼作家的散文特别是杂文创作有极大的影响，形成了“鲁迅风”创作倾向。如唐弢、徐懋庸、瞿秋白，等等，都是这一路有成就的作家。对此应有知识性的了解，并尽可能将鲁迅对三四十年代杂文的影响贯穿起来考察。
   （3）此外，30年代擅写散文的作家中还应了解茅盾、萧红、郁达夫、巴金、吴组缃，等等。其中萧红的《商市街》中那些极有才气的作品，和郁达夫一些游记，可做重点鉴赏的美文。
    三、“京派”与开明同人的散文
   （4）主要了解何其芳《画梦录》的艺术独创性，应抓住“独语”这一关键词，理解其如何作为一种调式和感觉结构，来装潢与安排其唯美的境界。应了解这种形式追求对于现代散文史的意义，同时也要大致分析何其芳散文创作风格的变迁与得失。此外，对李广田、缪崇群、丽尼、陆蠡以“开明”派的丰子恺、夏丐尊，等等，也要了解其代表作以及不同的风格。
    四、报告文学与游记
   （5）要求能大致掌握我国报告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以及瞿秋白、夏衍、邹韬奋、萧乾、范长江等的报告文学代表作。此外，对30年代国际题材的游记，也应有知识性的了解。
    第十五章 曹禺
    一、从《雷雨》到《原野》
   （1）重点是分析《雷雨》。应注意对该剧作可以做两种角度或两个层的意蕴阐释。应抓住剧中“过去的戏剧”与“现在的戏剧”交织而形成的各色人物不同的命运悲剧，来分析血缘关系与阶级矛盾的相互纠缠冲突，如何揭露带封建劣根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雷雨》的现实批判性。不过，也还可以透过现实描写的层面，从另一角度去解读《雷雨》中所蕴涵的对人性的人的生存状态的憧憬、困扰与恐惧。这可以透过“意象”分析，体会充斥全剧“郁热”氛围之中的所有人物的“情热”（欲望与追求），以及这些“情势”被压抑而引发的无用的“挣扎”。应注意理解剧本意在表现命运的残酷，以及对宇宙“不可知力量”的无名的恐惧。这种意蕴是深层的，复杂的，不容易说清，需结合阅读和鉴赏作整体的体验，进而作“还原性”阐释。
   （2）不管从哪个层面去探讨《雷雨》的主题意蕴，都要注意抓住剧中人物的“贯串动作”和矛盾冲突，剖析其性格。对蘩漪的剖析是本章的重点。对其不应只是停留于阶级和社会的评析，还应考察其“雷雨式性格”的复杂心理内涵及其所以能产生震撼力和同情的原因。
   （3）比较《雷雨》和《日出》的情节结构，可发现曹禺戏剧审美目标的转移：由传奇和变态转向平凡与常态，由“太像戏”转向简洁的世相勾勒，由回顾式的过去与现在“两种戏剧”的交织，转为由几个场面穿插展示的“横断面”的结构方式，主题也转为关注社会，表现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现实的抗争。应集中剖析主人公陈白露的性格矛盾及其悲剧的实质。
   （4）分析《原野》时也要注意曹禺戏剧审美目标的再一次转移，即又从《日出》那样偏重社会悲剧的揭示，回转到写人性的悲剧，和《雷雨》那样是当作抒发强烈爱情的“一首诗”。不过应注意这部在复仇的主题之下写人的欲望感情困扰与无奈的剧，更深入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冲突，乃至灵魂的分裂。这部剧也可以作不同层次的解读。
    二、《北京人》与《家》
   （5）《北京人》是曹禺的又一杰作。应把握该剧的主题，即对那种以没落士大夫生活追求为特征的传统“北京文化”所进行的批判。同时，应重点分析曾文清与愫芳这两个人物。可以抓住曾文清如何变成“生命的空壳”，探讨剧本对传统文化荒谬性的深刻反思。愫芳是与曾文清对照的角色，其博大的爱与坚毅的精神，显然融进了剧作家的理想，而愫芳的悲剧，也体现了曹禺对生命存在价值的思考。还应当注意《北京人》的“生活化（散文化）”的戏剧追求，即格外注意对日常生活内在诗意的开掘，以及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展示。
   （6）注意比较分析巴金的小说《家》与曹禺改编的《家》，主要是情节重心的转移，由旧家庭罪恶的揭露，转向对爱情（友情）生活的描写，转向纯情美好的性格的展示，转向探索“诗剧”。
    三、曹禺剧作的命运
   （7）大致了解曹禺剧作的演出史。并理解内涵丰厚的作品在社会“接受”过程中可能被误读或排拒的复杂原因。
    第十六章 戏剧（二）
    一、走向广场：无产阶级戏剧、红色戏剧、国防戏剧与农民戏剧的倡导
   （1）应对本时期的戏剧运动概况有大致的了解。三种戏剧运动都带有主潮的特色，即适应30年代革命与救亡的时代需求，其中“无产阶级戏剧”的中心在上海，1930年成立的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后改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提倡“演剧大众化，以话剧直接反映现实革命斗争，并将演出面向工厂农村。在红军队伍中则活跃着为红色政权服务的“红色戏剧”。“九•一八”事变以后，为配合抗战，又兴起了“国防戏剧”。此外，还应对30年代前期熊佛西主持下的河北定县“农民戏剧实验”有所了解。以上几种戏剧运动都有共同的大众化的趋向，即让话剧“走向广场”。
   （2）应注意前一期已成名的田汉在30年代创作出现的转向。包括题材转向现实，基调由感伤转为明朗，唯美的倾向让位于比较客观的写实。这种转向有得有失。其剧作《回春之曲》的成功，在于既表现现实的抗日救亡的题材，又保持了田汉原有的抒情浪漫的艺术个性。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则是较早用阶级观点反映农村现实斗争的剧作。通过对两位剧作家创作得失大致的评析，可了解30年代主潮剧的一般面貌。
    二、职业化、营业性“剧场戏剧”的确立与夏衍、李健吾的创作
   （3）30年代中期上海等地“大剧场”演出，使职业化、营业性的“剧场戏剧”得以确立，不但培养了包括曹禺、夏衍等一批剧作家，也培养了观众。对这种现象应有知识性的了解，并与早期“文明新戏”联系起来，探讨隔代呼应的现象。
   （4）30年代由“大剧场”培育的作家，曹禺之外，夏衍最重要，是评述的重点。应集中分析其代表作《上海屋檐下》。这部剧作将上海小市民的生活搬上舞台，从平凡琐悄的感情纠纷与人事摩擦中反映出时代的特征。和曹禺相比，夏衍不擅于从剧烈的传奇的冲突中展现人性悲剧，而是将焦点放到凡人小事，从朴素的取材中发掘悲剧性与喜剧性。也不同于曹禺的《雷雨》、《原野》等剧那样注重情节的精心组织，大起大落，而是追求情节结构的简约、含蓄。可以着重分析该剧如何在同一舞台空间展现五家人的悲喜剧，领略剧作者关注大时代中普通人命运时所流露的浓郁人情味，以及类似契诃夫含泪的微笑的艺术风格。此外，对李健吾、袁牧之等作家不同于主潮的艺术追求及其对戏剧艺术探索的贡献也要有所关注。
    第十七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三）
    一、战争制约下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学分割并存
   （1）“分割并存”是对本时期文学潮流的总体概括。既要注意战争和政治制约下的三个区域，即国统区、沦陷区与解放区文学发展的不同状况，又要注意不同区域文学的“共性”，尽可能依照不同阶级的先后来概览文坛的主潮与创作风貌，特别是那些唯战时所特有的文坛现象。抗战初期国统区文学的基调是昂扬的英雄主义，“救亡”压倒一切，重视时代性、战斗性；进入战争相持阶段后，创作则转为正视战争的残酷与艰难，面对现实中的黑暗，题材更深入到民族生活的底蕴，揭露与批判现实，追求史诗格调，风格趋向凝重博大。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文学再一次与民主运动结合，讽刺成了主调，许多创作都带上喜剧性的批判色彩。
   （2）与国统区创作不同的是，解放区创作基调是明朗朴素的，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显出其特色。应大致了解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情况，并注意其在题材、主题与人物描写几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以往新文学的特点。还应格外关注文学大众化、民族化特色的形成，包括如何转向真诚地描写农民，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创造新文体，等等方面。可以从解放区作家与农民“对话”与“寻根”的角度，去理解解放区文学如何成为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又如何成为政治推动下单向突进式发展的运动；既要肯定解放区文学的特色，以及其对新文学某些缺失的纠偏与补充，又要看到后来引发的一些负面影响。此外，对沦陷区文学也应有常识性的了解。
    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3）此为本章重点。应对《讲话》的文学史地位有明确的认识，即肯定其为“二战”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最有体系色彩且影响最大的论作之一，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讲话》的政治策略性很强，所讨论的问题大都是一些有关党如何领导文艺的问题，即所谓“外部关系”问题，这又必须顾及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要求，才能理解《讲话》的意义与影响。把握《讲话》的内容，应抓住“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个核心命题，具体落实在“工农兵方向”上。毛泽东的命题比“五四”以来新文学所一再提倡的平民化、大众化要具体得多，政治内涵非常突出，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可以从历史纵向发展的环节上去理解这个中心命题或口号。然后，可着重从三方面去理解“如何为群众”的措施与要求：一是作家与艺术家的立场问题，要求“思想改造”并与工农结合，既解决了思想统一问题，又解决了创作源泉和服务对象问题。其二，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阐释。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同时，要求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应首先肯定这仍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艺问题思考的结果，有其必要与理由，但“提法”上（尤其是关于批评标准）由于较多强调了服务政治，结果导致简单化、概念化。其三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继承文学遗产等问题，都有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总之，学习与理解《讲话》，一要看到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正确性、权威性以及统一思想的重要作用；二要看到其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对一些文艺理论基本命题的建立曾有过继续起重大的作用；三是注意其有些属于政治策略性的提法不宜在其他历史条件下任意引申。
    三、文学思潮、论争与胡风等的理论批评
   （4）40年代文学论争多，固然与时代与政治的左右相关，但从另一层面看，则又是新文学理论建设更深入的探讨与建树。应对几次比较重要的论争如何发生、议论的焦点是什么、有哪些代表性的观点与理论探讨，等等，有知识性的了解。这几次论争，一是1940年以后国统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二是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讨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王实味文艺观点的批判；三是1945年国统区围绕茅盾的话剧《清明前后》与夏衍的话剧《芳草天涯》的评论而引发的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等问题的论争；四是《讲话》传到国统区之后，引起有关现实主义与“主观”问题的论争。这次论争延续时间长，“理论含量”高，涉及一些基本的文艺理论命题，并在事实上突出了胡风理论，应作为重点考察。在了解上述诸次论争所涉及的重大命题时，都应当有史的眼光，结合对新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去加以思考。
   （5）胡风是三四十代乃至当代最有影响又最有争议的文学理论批评家，近年来学术界对胡风的研究空前地重视，并有新的成果。学习中应对胡风理论的形成、其基本框架与核心观点，其引起争论的焦点与原因，以及应给胡风理论的历史定位，等等，都有较全面的了解。可以把胡风的理论概括为“重体验的现实主义”，或能动的“反映论”。应把握其核心命题“主观战斗精神”的内涵。了解胡风的关注点始终是从生活到作品的“中介”特别是作者的主体因素在创作中的决定作用。还可以深入一步了解构筑胡风理论的三大支柱，或三个主要观点：一是“到处都有生活”说，即主张题材自由；二是“精神奴役创伤”说，反对以“民粹主义”立场将人民理想化，也不赞同贬低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三是“世界进步文艺支流”说，强调“五四”新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应当将胡风理论放到大的时代背景与论争的语境中全面评价，了解其理论的独创性和不成熟的地方，还可以思考胡风理论在四十年代的“命运”这一深层次的问题。
    第十八章 赵树理
    一、赵树理出现的文学史意义
    （1）“赵树理方向”首先是一种文艺政策性的引导，是对当时（乃至五六十年代）文学“主流”的一种阐释与倡导，关键是顺应大众化、农民化的审美追求，正好适应了当时解放区的社会变革需求，因而赵树理式的主题与文学语言形式被推崇到主流的位置。周扬当年关于赵树理是“新”的解释，实际上是要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面向大众的革命文学树一个榜样，一种努力的前景。首先应从特定时代的要求来看这个问题，肯定其历史的合理性与特色，同时也应看到有得有失，不应轻易否定。
   （2）赵树理的创作的确呈现出不同于以往新文学作家的新的历史特点。赵所代表的解放区新一代作家其创作现象的出现，是以解放区的特定历史环境为前提的，因此应注意其新的时代特点。这突出表现为大众化与农民化。赵树理追求的大众化是可以与农民对话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赐给，能忠实反映农民的思想情感与审美要求，并真正为农民所接受。其次，是自觉地将写作与农村变革实践统一起来，常写“问题小说”，写农村变革以及农民的命运，心理、情绪,追求创作与现实生活的配合。注意赵树理创作的历史特点，其长处与局限性。应看到赵树理的出现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欧化”现象，以及不能赢得最广大的农民读者，是一种反省与纠偏。但由于隔绝了外国文学的影响，视野也难免比较窄小。
    二、塑造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
   （3）通过作品人物现象的分析，考察赵树理小说中所具有的新的素质，可以从一个侧面加深理解“赵树理方向”的文学史价值。先要大致阅读了解赵树理的几部代表性作品。然后可以和二三十年代描写乡土题材的作家相比较，去发现赵树理的“新素质”。主要从三方面评析：一是赵树理的小说所描写的特定历史时期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紧密配合了社会变革，有“实效性”，能直接融入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中，这是以往任何一位新文学作家都没有做到的；二是以往描写农民的新文学作品，都是以人道主义观点发现和同情农民，赵树理则进了一步，直接与农民对话，展示农民新的道德精神风貌及其所面对的矛盾。三是以往作家包括鲁迅多写农民的痛苦与创伤，赵树理则写农民摆脱旧的文化习俗的艰难，但更注重表现精神上的“翻身”：通过农民精神、心理和人与人关系的变化，来显示农民“改造”的艰巨性。四是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创造方面，真正实现了民族化与大众化的统一。以上几点，都应结合具体作品的分析来理解，是本章的重点。
   （4）关于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形象分析，还应当有更深入的理解。可以结合前述的“新素质”和“总主题”，去阐释赵树理小说中最常出现的两类人物：一是“老一代农民”形象，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李家庄的变迁》中的老秦，等等，都是背着沉重的封建主义思想包袱的旧式农民，他们面对巨大的社会变革，也有“翻身”后的新的困扰与痛苦。赵树理往往写他们的落后，也写他们的质朴、善良，并常安排或暗示了他们的转变与新生。二是年轻一代农民，即“新人”形象。如小二黑与小芹，还有李有才，他们都是试图开始掌握自己命运，并敢于挣脱旧的精神枷锁的解放了的一代，他们的行为性格被赋予社会变革的政治内涵，又自然植根于解放区的典型环境，有深厚的生活根据。通过对两类人物的形象分析，应看到赵树理对于农村题材的新的开掘和独特的发现。
   （5）还应注意了解赵树理小说中浓厚的地域民俗色彩，那山西味道晋阳气息中所渗透的文化内涵。民风民习被他作为一种“社会景物”，即社会精神的附着物。后来在赵树理的影响下形成的“山药蛋”派，也具有此特色。
二、评书体现代小说形式
   （6）应承认赵树理小说在现实主义艺术创造上的重要突破。赵的读者群包括广大识字的农民，他的现代评书体小说形式完全适应了这种读者的需要。应从两方面了解赵树理的小说形式如何改造和运用以说唱文学为基础的传统小说形式：一是扬弃了传统小说章回体的程式化框架，而汲取了讲究情节连贯性与完整性的特点；二是小说当通俗故事写，将情节描写及人物塑造融化在故事叙述中，保留口头性文体的特点，而又比一般传统小说明快、简约；三是口语化，在艺术与通俗性结合上达到很高的境界。
    第十九章 小说（三）
    一、暴露与讽喻
   （1）有关抗战几个阶段国统区小说创作的变迁，只要求做知识性的了解。如初期偏重纪实性的小说“报告文学化”现象，稍后作家对战争中民族精神新变的表现，一直到小说创作中的暴露讽刺之风大盛，都可以联系时势的影响做概略的考察。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和沙汀的《淘金记》与《在其香居茶馆里》等暴露讽刺作品，应有比较细致的分析。也可以与他们上一时期的创作联成一气来评说。
   （2）但这一节重点落在钱钟书的《围城》上。应着重了解这部讽喻小说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讽刺类作品有何不同。评析《围城》应注意到一些确具特色的方面：主题意蕴的多义性，对西式知识分子的嘲讽，对“中国化”了的西方文化的再审视，对现代人生命处境的哲理思考，以及小说中机智的反讽、讽刺、比喻，等等。该小说近年来声誉日盛，好评如潮，但也有不同的批评意见。所附“评论节录”的观点也许会引发更深入的探讨。
    二、体验与追忆
   （3）所谓“体验与记忆”是从题材和写作姿态上的概括，其实作家的情况各不相同。“七月派”的路翎是本节评讲的重点。可以参照第二十一章有关“七月派”与胡风理论的细致评述，这样会加深对路翎创作倾向与风格的理解。《财主底儿女们》从现代历史大变动的背景中写一个大家庭的分崩离析，试图以青年知识分子不同的思想历程为辐射中心，展现现代史的动态。其最引人注目的却是“思想历程”的复杂性和作者强烈的生命体验。这部小说篇幅很长，可读性不高，若限于时间，也可以另外选读中篇《饥饿底郭素娥》。该小说描写并不真切，却主旨突出，就是写一个底层女子肉体与精神上的“饥饿”与“强悍”。路翎惯常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寻求“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但也不忘其“精神奴役的创伤”。可以通过作品人物的评析，领略路翎小说实践胡风派理论的特征，以及类似陀思妥也夫斯基冷峻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