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彻底摆脱了篆书的影响，构形单一。隶书以点画结构取代篆书的线条结构，从篆书的严密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又出现了构形自由、同字异形的倾向。不少字既有因承篆书、略带篆意的构形，又有解散篆体、重新结构的构形，例如曹字，在汉隶中就有“”、“”、“”三种写法，之字有“”和“”两种写法。隶书中繁简字也有很多，如善字，既作“”，又省作“”；泽字既作“”，又省作“”等。这种异构字很多，且又同时流行，无疑是对汉字规范化、标准化的反动。
楷书流行之后，在摈弃带有篆书意味而不便书写的隶书构形时，也尽力排斥这种构形“自由化”的倾向，每个字的构形尽可能单一化。唐人作《干禄字书》，做的正是楷书标准化的工作。
第二，点画形态比隶书丰富。楷书不仅比隶书增加了斜勾“”（隶书用波磔）、挑“”（隶书是横画斜写）、折“”（隶书是横画与竖画的自然结合）等基本点画，而且每种基本点画的“个性特征”都比隶书鲜明。隶书除了波磔、捺、点具有较为突出的持点之外，其他笔画（如横、竖）都依然不同程度地沿用篆书的线条，只是同时充分利用毛笔富于弹性、能粗能细、能方能圆的特点，写出品式众多、情状各异的点画形态来。
所以从字体的演变过程来看，虽然隶书的形成是汉字由条线结构变为点画结构的标志，但是汉字点画结构的典型字体不是隶书，而是楷书。
二、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汉字形体演变过程，是一个对字形不断进行调整、改造的过程。在这个调整、实行过程中，不仅笔道形态有变化，更重要的是字的构形也随之改变。字的构形改变，有的步步相因、一脉相承，有的则具有较大的跳跃性，有的甚至是断裂性的突变，情况非常复杂。这里只择其要，谈谈与学习古代汉语至为相关的三个问题。
（一）隶变
所谓隶变，是汉字由篆书到隶书的演变，是汉字由古体（古文字）演变为今体（今文字）的一次质的飞跃。这个演变从战国后期开始，到汉代中叶汉隶形成结束，经过了二三百年的时间。其间以秦汉之际的变革最为激烈，所以我们用秦篆（小篆）与汉隶作比较来说明隶变中的问题。
汉字在隶变之前，从商代的甲骨文到秦代的小篆，形体外观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若从内在的构形来考察，仍然没有超出以基本构件的象形为特征的线条表意结构范畴，在构形过程中能反映造字意图的“笔意”依旧存在，只不过是不断有所淡化罢了。
经过隶变则不然，它仅用不同形态的不同点画取代了篆书单一的线条，变化了行笔的方向，彻底摈弃了原有的象形特征，而且对整个汉字的构形作了一番全面的大调整，使篆书的笔意几乎被完全隐没，代之而起的是点画组合而便于书写的“笔势”。
纵观隶变前的篆书形体和隶变后的隶书形体，对比并作全面的考察，我们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可以看到种种不同的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可以归纳出隶变对汉字构形过程中采用的方式和方法。这些方式方法最主要的有如下几种：
（1）用一个新的构件取代篆书中的不同构件（如包括某一构件的局部和相关构件组合后的合部或局部）。例如秦、春、舂、奉、奏等五个字，在篆书中它们的上部都由不相同的两个构件组合，隶变后都被同一个新的构件所取代：
、、、、；
从篆书的角度看，就是这些字中原本构形不同的那个部分被完全“同化”了。又如：青、责、素、表、毒等五个字，在篆书中其上部也是各不相同的，隶变后都被同一的构件所取代。
、、、、；
其中青、责、素三字取代的是不同的单一构件，表、毒二字被取代的是相关构件组合的局部。这种用同一构件取代不同构件的现象可以简单地称为“混合”，是隶变过程中使用得最多的一种作法。
（2）将篆书中的同一构件形态分异成不同的构件形态。在篆书中，同一构件的形态与写法在不同的字中基本不变；隶变却往往因字而异，变化这一要件的形态与写法，使之变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形态的构件。简单地说，就是把一个构件的一种写法变成了几种不同的写法。例如令、危、辟、御、色五个字，它们在篆书中所共同具有的构件，尽管所处方位有异，但其形态与写法完全相同。
、、、、；
隶变之后，这个构件却因所处方位的不同而分别变化出了五种不同的形态和写法：
也就是说，篆书的构件，到了隶书以后被分异出五个形态不同的变体与之相对应，有了五种不同的写法。又如兵、奂、丞四字中下半部分的不同写法，也是隶变对篆书构件分异的结果。
、、、、；
这种分异现象，在我们平常所说的偏旁部首（成字构件）中也时常可见，比如“心”作偏旁部首字，在小篆中无论在什么位置上都写作“”，（情）、
（慕）；隶变后，在左旁写作（性、惟），在下边则作心（忠、志）或作（恭、慕）。再如首部字“手”、“火”、“大”、“水”等，都有这种情况。
小篆经过整理在建立其构形体系的时候，对汉字的基本构件（特别是成字构件）的形态与写法，已经作过高度的规范，尽量减少变化，这很有点像简化汉字的构形系统，显现字的构形理据、减少字的识别难度。照理说隶变不应该再出现构件的分异而使汉字形体变得更为复杂化。
推求这种分异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隶变并非从小篆开始，有的分化现象在小篆之前本已存在；
二是适应笔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便于字的书写；
三是为了隶书在形体结构上的均衡、协调而达到美观的目的。
（3）省变篆书繁复的结构和工时划。具体作法主要有：
①改变某个要件的写法，减少其中的笔划，例如：書；
②减少构件，例如—雷、—屈；
③舍去笔划多或是重复的构件后选用一个笔划少的构件来代替，例如—則；—善；
④合拼两个构件的同时加以改造，例如—曹、—晉；
⑤在一定的部位简化部首构件，例如“阜”在左简化作“阝”：—阿，“邑”在右简化作“阝”：
—邦。从总体上看，隶变后的汉字形确实要比篆书简练得多，同时也更便于书写。
（4）别构一体。有些字在隶变之后，无论是笔道方向、笔顺还是整个字的构形，都与小篆有明显差异，几乎是变得面目皆非，很难找到前后两者的对应关系了。例如“”隶变之后分别作泉、冬、西、票，与原来的小篆体格大为异样。这些经过改变其构形，书写起来既简便又顺当。
以上介绍的是隶变对汉字形体作全面调整时所采用的几种主要的方式与方法。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这些方式与方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往往不是单一使用的，时常是几种方式与方法的交错并用，比如在混同构件时往往带有省变，而在省变过程中又时常包含构件混同；我们之所以分项表述，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
隶变使汉字形体彻底摆脱了古汉字象形、象意的桎梏，冲破了篆书线条结构的严密裹刺的纠缠，由“描绘”符号一变而为“书写”符号，面目焕然一新、简洁明快，能更好地适应毛笔的性能，便于书写，大大提高了汉字作为汉语工具的功效。直到今天，两千我年过去了，实用中的汉字形体（指文字构形），从总体上看，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可见，隶变在汉字发展史上确实是一次质的飞跃，所以人们把它看作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
隶变在汉字发展史上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以象形、象意为主体的古汉字，虽然具有直观表意的功能，便于人们察形见义，但这只限于本义。而人世间的事物及其发展是无限的，绝非几千个本字本义所能概括得了。即便是在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中，应用本字本义也为数极少，在绝大多数的场合是用假借义和引申义，而假借义和较远的引申义是与字形没有直接关系的。可见作为语言载体即记录符号的字形，是不可能标示语言中的全部词义的。反过来说，字形不直接标明词义也同样可以充当记录语言的符号。既然如此，那么这种符号在不丧失构形理据的前提下，总是越简单、越便于书写越好。象形、象意的古汉字形体繁杂，极不便于书写，很不适应社会进步和语言、文化发展的需要。先民在长期使用古汉字的过程中，也力图将它改造，使之简单化、符号化，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改造的进程总不快。直到战国时期，文化、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人们的思想有所解放，为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对古汉字形体的改造也有较大的突破，可惜由于国家分裂而走了歧异混乱的歧途。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固然是一种进步；但是他为着显示自己是商周的承统天子，鄙视诸候，用确立直接继承甲骨文、金文传统的小篆来统一六国异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无疑是把六国文字中一些对古汉字有所突破的合理成份排斥掉了，这实际上是人为地把古汉字的发展引进了一条复古的死胡同，因为形体繁复、结构法则森严的小篆，比起甲骨、金文来，除了更加规范化以外，在衫上并不方便多少。所以秦始皇在颁布小篆的同时，在“官狱职务繁”、诸事急的情况下，不得不大量使用当时的民间俗体古隶。这也就是说，秦始统一六国文字是对的，但在各诸侯国（包括秦国）对古文字已有不同程度的突破的时候，不采用已有的进步字形，因势利导，反而推行落后于时代的小篆，这就走了一段回头跃。而实践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隶变的意义就在于，在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能及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汉字进行了一场全面的改造，既从书写形式上实现了革新，大大提高了汉字的使用效率，又在本质上保持留着汉字的表义特性，从而使古老的汉字面貌焕然一新，大大增中了它的生命力。当短寿的秦王朝一覆灭，生机勃勃的隶书便随着汉王朝的兴起而取代了小篆的官方正式字体的地位，一任四百多年，后来又脱化出楷书，一直沿用至今。
（二）讹变
所谓讹变是指汉字形体在演变过程中，由于误解字形或为着书写的方便而破坏原本表义结构的变形。这种形变造成了字形与字义的乖戾，丧失了构形的理据。后世以讹传讹，因错就错，遂成定型。例如射字（它的古文字形体见汉字形体演变简表），甲骨文像弓上搭箭之形，金文增加一“又”（手），表示开弓放箭，其“射”义十分明了。到了战国时代的石鼓文，突然将弓分为两段，原本尖利的箭头变成了“平头戟”，人们从这个形体再也看不出“射”的意思了。小篆定型时又将石鼓文的断弓误认为是“身”字于是把射字写成“身寸”或“身矢”。
变与前面所说的隶变不同。隶变是整个汉字体系演化到一个阶段时所作的整体性的形体调整，基本上是有规律可寻的、普遍性的形变。讹变则是个别的、毫无规律的“写错字”，并且在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发生。虽说在隶变过程中也含有讹变的因素，但二者毕竟是性质不同的两种现象。
造成讹变的原因很多，主要有：
1、因形体相近而致误。例如：則字，本来是从鼎从刀会意作，由于金文中貝字常写作，与鼎字写法近似，因而一些书手便误将則字写成从貝从刀了。
2、因割裂象形性笔画而致误。象形字虽然具有一定的图画性，但是都经过高度的抽象和概括。对于一个象形字的局部所象之形，如果离开了这个字的整体，就很容易误解是像别的东西，故而导致书写的讹误。如“桑”，甲骨文作“”，本象桑树之形。后世桑写作了“”。许慎无福见到甲骨文，编著《说文》时，便把桑字一分为二，说是从叒从木，单立一个“叒“部，而所属者又只有一个“桑”字。在人们还没弄清汉字形体演变史的时代，做出这样的处理是可以理解的。
3、因增加装饰性的笔划而致误。先民在应用汉字的过程中，不仅讲求实用，而且还追求其形体的美观，因此往往在一些字形中加上一些装饰性的笔划，久而成习，就改变了原有的构形。如年字，甲骨文本作“”，象人负禾之形，周代金文多于“人”的身上加一个装饰性的笔划“”作，后来圆点又变成了一横（圆点不如一横易写），于是到小篆中，年便写作了“”，“从禾从千声”，由于会意字变成了形声字。
4、因增加声符而破坏了原来的象形、象意结构。例如饮字，本作，像人俯首伸舌就着酒坛饮之形，本是象形字，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声符“今”，遂形变作“”，“贪饮”之状便不复存在。还有其他原因导致变的，例不繁举。
5、为是汉字在尚未定型、尚未规范化的古文字时代甚为常见的一种特殊现象。由于它破坏了字形与字义的联系，我们在凭借字形推求字义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否则是很容易犯“为”是“母猴”、“射”为“短之误”一类臆测的错误的。
（三）字形的趋繁与趋简
字形的趋繁与趋简是指某个字在其形体演变过程中笔划的增多与减少。构形的繁复与简单，这是汉字在使用过程中的一对矛盾。文字本来只是一种符号，从书写的角度说，当然是笔划越少越简单为好；可是汉字特殊，它是表意文字，字数众多而字字独立（上古的合文除外），如果笔划过于简单，不仅会造成甲字与乙字的难于区别，更重要的还会影响构形的表意或标声的效果。比如避、譬、闢、嬖、僻等诸字，若省去部首（义符）部分，像先秦那样都只用“辟”来记录这些词，写起来是方便了，但意思却不能一目了然。再如“罔”字，若只写作“”又不明读音，于是增加声符“亡”；“飼“字则在食上增加声符“司”以别义，等等。所以从表意和标声的角度来说，又是繁比简优越。矛盾的双方交互作用的结果，就造成了汉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时而趋简，时而趋繁，趋简与趋繁交叉出现的复杂现象。
在结构尚未定型、异体众多的古文字时代，除小篆而外，无论是甲骨文、金文还是战国文字，在同字异构当中，往往繁简并存，同时流行。比如“车”、“宝”等就是这样。在形体演变的过程中，形体有趋简的，如甲骨文的“”，金文、小篆改为从土。大凡在甲骨文中带有浓厚图画描绘性笔意的过繁的异构（如虎、马等字以双线绘其身的构形），后世即被扬弃，只继承其单线条的简单结构。战国时代的六国文字对传统的字形曾作过大规模的省变，小篆对繁缛的前代文字也颇加省改，隶变过程中大量采用混同和省简的手段来调整字形等等，都是趋简的一面。但是也有相反的趋繁一面，主要表现有：（1）在形体演变过程中为了使字形表意明显或便于识读，大量在原字形的基础上增加义符或声符。例如祖、酒、從、蓺、復、御、侯等字，在商代和周初大多写作且、酉、从、复，后来分别增加义符而繁华；寳、聽等字，原本只作、，是后来增加声符而繁化的。（2）某些小篆在定型的时弃简而取繁。例如州、鄙、時、齊、寮、壽、廟、綰、等字，在小篆之前的异体字中都有比小篆省简的形体，小篆都采用了繁体而摈弃简体。（3）汉魏六朝的碑刻中本已有大量的“简笔字”，如（曹）、（善）、（澤）、万（萬）、寿（壽）等，唐人在对楷书正字时也大都取繁而弃简。（4）大凡后世新出的累增字以及分化字中的大部分字，形体都有所增繁，其例不胜枚举。
纵观汉字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字形的趋简与趋繁是相互交错、间而有之的。有的学者认为，汉字发展演变的过程就是汉字形体逐步简化的过程，似乎今文字就一定比古文字简，后一个时期的字就一定比前一个时期的字简。这是忽略了趋繁的一面而夸大了趋简的一面所得出的结论，而事实并非如此，也不可能如此。因为字形的过繁和过简都于实用不利。当一些字繁得不便书于写的时候就需要简，而当一些字简到不便辨形别义的时候又要适当地增繁。在历史上，繁与简多是通过社会用字的自然选择来进行的调剂和寻找平衡的。从汉字发展演变的阶段上来考察，趋简趋繁的情形大致是：从商代甲骨文到西周金文，繁简相当，变化不大；从周代金文到战国文字，简略多于繁；从战国文字（这里主要指除秦以外的六国文字）到秦篆，繁略多于简；从秦篆到汉隶，简明显多于繁；由于汉隶到唐楷，繁又略多于简。在没有现代科学手段做分析、调剂，又没有严格的正字法的古代，这是社会用字自然选择的结果。
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趋简与趋繁，从表面上看只是个笔划的多与寡、书写的难与易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往往涉及到字形的表意或标声，弄清字形的繁简变化，对认识汉字的性质，对了解汉字的历史，对古汉字的识别与考释，对古代文献的研读等，都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讲  汉字的形体构造
一、“六书”的来源
“六书”是古文字学家通过对汉字形体的分析，发现汉字的结构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寻，把这些规律加以总结归纳提出来的。“六书”并不是人们造字时所遵循的原则。文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民群众集体创造的，决不是一个人事先订好了条例再着手造字的。
“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保氏》篇中，因此有人认为“六书”源于战国。然而在《保氏》篇篇中，只提到“六书”这两个字，没有具体的内容，它是否就指文字上的“六书”还不能确定。从文史记载上看，战国、秦、西汉时都没有人对“六书”加以解释，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才提出了六书的具体名称。
郑众：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
班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许慎：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虽然三家的名称有所差异，次序不尽相同，但可以看出相互间的继承关系。
汉代很注重师承关系，从下面这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六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父子
郑众郑玄
父子师徒
刘歆贾徽贾逵许慎
班固
郑众、班固的学说直接源于刘歆，许慎的学说又辗转来源于刘歆。
西汉时出现了许多文字学家，也出土了一些古文字，通过文字学家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六书”的理论。由此看来，“六书”源于西汉末。此后，历代学者，一般都采用许慎的名称，班固的次序，即（一）象形；（二）指事；（三）会意；（四）形声；（五）转注；（六）假借。这是因为班固的秩序比较符合文字发展过程，许慎的名称解释比较具体。
许慎提出的“六书说”是最早的汉字结构学说。
二、“六书”的定义与解释
（一）象形许慎的定义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诘诎即折屈。意思是描摹实物的形体，根据物体的形状运笔。
象形字通常只用于表示有一定形体可像的名词。如日、月、止等，大多是独体字，也有象形字除了描绘所画物体外，还附加了背景，用相邻、相联的事物加以烘托、陪衬，如：果、叶、眉。如果不加附加成分、特征就不明显，容易造成对象间的混淆，如叶和眉，添加了树木和眼睛，是为了让人看得出是树叶和眉毛。有人认为是合体象形，有人认为是会意。
我们要判断一个汉字是不是象形字，必须看它是否同时具备这样两个条件：第一、字形具有鲜明的物体象形性，在它的早期古文字写法中，其一笔一画都与某一客观物体的形状特征密切相关；第二、它所代表的意义内容是指向具体的，有形可象的客观之物。
象形是一种最简单的造字法，很难用于表示意义抽象的或没有具体形象的概念，显示出很大的局限性，但她却为指事、会意、形声字的构成创造了基础。
（二）指事“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意思是一看就能识别是个什么事物，仔细考察会发现这个字的含义。
1、纯粹符号的指事字：上下一二三
指事字分为两类
2、在象形的基础上增加指事符号：本末朱
按指事法造出来的字，要么是代表一种事情或一种抽象的概念。
用象形和指事造出来的字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是独体字。
指事字和象形字的区别：象形字具有鲜明的物体象形性，字的每一部分笔画都与物体形状直接相关；而指事字或者不具备物体象形性，或者虽具备一定的物体象形性，但字所代表的内容并不直接指向哪一具体之物，而是有所转指，而且还存在有某种指示性的标志符号。其次，象形字所代表的内容基本是具体实在的客观物体，大都是名词；而指事字所代表的内容大多是一些抽象的概念。“日”是象形字；“旦“是”指事字。
（三）会意
“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比”意为“并”，“类”指字类，“谊”同“义”；“指撝”即指挥。会意字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的象形字合并在一起，意义上加以联系，以显示新的意义。会意字一般表示动词、形容词或没有具体形象的名词。
同体会意：从众北林森炎淼
异体会意：获射莫朝寒
形象会意：及休逐牧采焦
（形象会意在前，文字会意在后）
文字会意：劣歪岳甭孬
（四）形声“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事为名，谓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
形声字由义符+声符构成，义符也称为形符，表示意义或字义的属类，声符大致表示该字的读音。如“梅、酶、霉、莓”。
形声字和会意字都是合体字，它们的区别在于：会意字的形体中没有表音的结构成分，而形声字的形体中却包含有表音的结构成分。《说文•刀部下》：
刻从刀亥声初从刀从衣
有标音成分判从刀半声无标音成分劓从刀从鼻
刖从刀月声利从刀从禾
形声兼会意字：声符一方面表音，一方面兼表意义。如：
贫从贝从分，分亦声。财分少也。
胖从肉从半，半亦声。半体肉也。
刵从刀从耳，耳也声。断耳也。
（五）转注“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这是“六书”中争论最多的一书：
一派主张形转。以南唐徐锴和清代江声为代表。这一派认为“类”就是部类，就是《说文》的540部；“首”指某一类字所从的部首。徐锴认为同部而义近的字都是转注，江声认为同部首的字都是转注字。
一派主张义转。以清代的戴震、段玉裁为代表。他们认为凡可以互训的字都是转注字。如：桥《说文》“水梁也”。梁《说文》“水桥也”。
而朱骏声则认为转注就是词义的引申。
一派主张声转。以章太炎为代表。章氏强调声音认为考、老、寿都属于幽部，同一声类；最初产生的字是老，是它们的语根，凡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同一语根的字就是转注字。
（六）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假借是由于语言中有了某个词的语音，但没有这个词的字形，于是借用一个与之同音的字来代替，用以寄托所要表达的事物。换句话说，就是用一个同音字当作记音符号来记录那个词。如：“难”。
许慎对假借字的定义，得到古今学者的肯定。可“令、长”两个例字，都有人提出异议。
“令”的本义是发号施令，引申为县令；“长”的本义为生长，引申为上长，又引申为官长。假借的原则是，假借字和被借字之间没有意义上的联系。如果有联系只能是词义的引申。朱骏声就认为许的定义是对的，但举的例字不对。
纯粹借音的假借字：“我”，本义兵器，借为人称代词，本义废而不用；“汝”，水名，借为第二人称代词；“焉”，鸟名，借为疑问代词，本义废。
“四体而用”说，清代以前，人们迷信“六书”，认为是六种造字法，直到清人戴震才提出异议，他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这是说，“六书”的前四书是造字法，与汉字的结构有关，后二书是用字法，与汉字结构无关。
三、形声字的结构形式与汉字的部首
就造字时间先后来看，形声字不是最早的造字法，可一旦形声造字法出现后，它就成为最能产的造字法，形声字的字数也不断增加，甲骨文时期只有20%的形声字，到了汉代，《说文》收集的形声字占总数9353的80%以上，此后又逐渐增加到90%左右。可见，只要掌握了形声字的特点，就可以对绝大多数汉字加以分析。再说，分析象形、指事、会意字都离不开古文字，然而，分析形声字却基本上可以撇开古文字，只要根据没有简化的楷书就可以了。例如“塊”字一眼就可以看出它的结构是从土鬼声，从土就意味着它的本义与泥土有关，参考它的义项，不难判断“塊”的本义是指土块。《左传》“野人与之塊”，句中的“塊”即指土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