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一鸣惊人。1943年（37岁），在协助调查岳冬至、智英祥一案后，写成《小二黑结婚》，经杨献珍、浦安修推荐，彭德怀给予了高度赞扬，第一版两万册仍供不应求，后又被上百家地方剧团改编成各种地方戏。同年又完成《李有才板话》，得到更高评价，被指定为整风学习、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的干部必读材料。调入华北新华书店任编辑。完成多幕话剧《两个世界》、报告文学《孟祥英翻身》、鼓词《劳动英雄庞如林》。1945年，担任《新大众》半月刊编辑。抗战胜利后，写有快板《汉奸阎锡山》。回家探亲后，写成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其初版范围和速度以及评价都超过了《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确立了赵树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5）独步文坛。1946年4月，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成立，赵树理当选为常务理事。在这前后，赵树理连续发表了小说《地板》、《催粮差》、《福贵》、《刘二与王继圣》等，其中，《地板》作为了土改运动的干部必读书，《催粮差》获得该年度太行区文化奖会甲等奖。1947年，赵树理生平第一次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因为外国记者发现，在解放区除了毛泽东和朱德，赵树理就是最有名的人物。这年7月，边区文联根据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指示，举行了一次为期半个月的文艺座谈会，专门讨论赵树理的创作，会上提出了“赵树理的方向”。随后，在晋冀鲁豫中央局一次开了两个多月的土地会议上，赵树理第一次坐上了主席台。会后，中央局直接派出了三个大工作团，开展土地复查和整党运动，其中一个大团进驻了赵树理所在的赵庄。1948年4月，赵树理回到新华书店，担任晋冀鲁豫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新大众报》（周报）的编辑，并针对土改问题连续发表了十几篇短评和快板。这年10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小说《邪不压正》。

（6）荣辱不惊。1949年3月，还在太行山的赵树理入选第一次文代会的42人筹委会名单。随《新大众报》迁京（改名《大众日报》，后又改名《工人日报》），相继发表《传家宝》、《田寡妇看瓜》。7月，文代会召开，入主99人主席团，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委、全国文协（后改为“中国作协”）常委、中国曲艺改进会副主任、中国戏曲改进会委员等职，后又担任《文艺报》和《小说月报》编委、工人出版社社长、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曲艺处处长等职，并频繁出访苏联、朝鲜等国。这时期，他还担任了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会长、《说说唱唱》主编、北京市文联副主席。相继发表了鼓词《石不烂赶车》、小说《登记》。因发表孟淑池的《金锁》，《说说唱唱》受到指责，又因为之辩护而写检查。1951年初，解除一切工作，调任中宣部文艺干事，闭门读书。应林庚邀请去燕京大学开设“民间文艺”课。年底任改组后的《说说唱唱》副主编。1952年4月，回山西在平顺县川底村体验生活。此后每年都回山西。1953年1月，调全国文协驻会委员。1955年1月开始在《人民文学》上连载《三里湾》，在第二年召开的中国作协大会上得到很高评价，并与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起，被称为“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1958年，评书体小说《灵泉洞》，当选为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因发表《“锻炼锻炼”》再次遭到批判。年底去山西，请求省委任命为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却因在放“卫星”等问题上与县委大唱反调被看作是“神经病”。1959年8月，写《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投寄《红旗》杂志，经陈伯达转批给作协党组，正好成为“反右倾”运动的靶子，连批三个月。1960年发表小说《套不住的手》。1961年发表报告文学《实干家潘永福》。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上党绑子《三关排宴》。1962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中国作协党组为他在1959年受到的批判平反，并被誉为描写农村的“铁笔”、“圣手”。但是，会后一个多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阶级斗争成为了主旋律。

（7）在劫难逃。1963年发表的《“起码”与“高深”》一文，受到中央有关方面的追查，1964年发表小说《卖烟叶》也被当作“写中间人物”的标本遭到批判。1965年2月，告别北京，全家迁到山西太原，任晋城县委副书记。创作上党绑子《十里店》。1966年，赵树理正准备写作长篇小说《户》，这年8月8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将赵树理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权威”、“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展开了彻底批判，此后，被抓去山西全省各地到处批斗，打断肋骨。1970年，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成立“赵树理项目组”，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同年9月23日被批斗至死。

2．关于赵树理的作品

（1）小说。

A．1943年以前的小说：主要有《铁牛的复职》、《金字》、《蟠龙峪》（又作《盘龙峪》）、《打倒汉奸》等。《铁牛的复职》作品已佚，主要讲一放牛娃因遍身生疮被地主辞退后，重新开始了讨饭的生活。《金字》是他第一篇反映农民生活的小说，反映了倒蒋战争后阎锡山给山西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人民的愤怒情绪。《蟠龙峪》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主要表现农民与封建势力的斗争。《打倒汉奸》是一篇对话体小说，可作“相声”或“独幕剧”演出，描写一个村子里出去的两个大学生，黑蛋在省城里一心忙于救亡运动，保官则唯利是图，把乡亲骗到天津，卖给日本人修机场，大家还在羡慕他发了大财，后被黑蛋揭露，遭到了处决。

B．1943-1948年的小说：主要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地板》、《催粮差》、《福贵》、《刘二与王继圣》、《邪不压正》等。《小二黑结婚》描写农村青年小二黑与小芹自由恋爱，却遭到双方父母“二诸葛”、“三仙姑”和掌握村政权的地头蛇的刁难和迫害，最后在民主政府支持下才终成眷属。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描写阎家山农民与地主阎恒元及其爪牙之间围绕着村政权的改造和减租减息开展的斗争。《李家庄的变迁》是赵树理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通过一个村庄从辛亥革命到抗战胜利20多年的变迁，表现农民命运的变化。《地板》是赵树理第一次在太行文联的刊物《文艺杂志》上发表的小说，被看作是当时文艺圈里人对他的认可。“地板”，即“土地的面积”。故事借一个因灾荒饿死了佃户而破了产的地主王老四之口，来说明财富是人创造的而土地不能生产东西的道理。《催粮差》写一个名叫崔九孩的司法警察，下张催粮时上拍下压的两副面孔和两种手段。《刘二与王继圣》是赵树理惟一的一篇富有自传性而与当前的工作无关的小说。《邪不压正》是赵树理第一次遇到猛烈批评的小说，后未收入自己的文集，渐渐被人们遗忘，80年代后人们才真正认识到了它的价值。作品描写下河村中农王聚财的女儿软英的婚姻事故。软英先被地主刘锡元的儿子看中，狗腿子小旦为虎作伥，强下聘礼。下河村解放后，农会主席小昌又唆使成为积极分子的小旦逼迫软英嫁给自己的儿子。最后在整党运动中，小昌挨批，软英与情郎小宝终成眷属。

C．1949-1965年的小说：主要有《传家宝》、《田寡妇看瓜》、《登记》、《三里湾》、《灵泉洞》、《“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卖烟叶》等。《传家宝》写婆媳之争，《田寡妇看瓜》写中农田寡妇以前看瓜是怕贫农秋生偷瓜，解放后秋生的南瓜大丰收，田寡妇再不用看瓜了。这是两篇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与赵树理以前的小说风格迥然不同。《登记》是为配合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的颁布赶写的一篇评书体短篇小说，历来被看作是《小二黑结婚》的姊妹篇，后被改名为《罗汉钱》搬上银幕和各种戏剧戏曲舞台。《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以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村支书王金生、三心二意想发展资本主义的村长范登高和一心一意做发家美梦的中农马多寿这三家人为主线，表现农村合作化时期的社会的面貌，后被改编成电影《花好月圆》和各种舞台剧。评书体小说《灵泉洞》是话剧《两个世界》的续篇，主人公仍为金虎和银虎，想通过这两兄弟的生产道路，来表现太行农民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经历的思想变化。《“锻炼锻炼”》是一篇描写农业社如何解决生产与整风矛盾，批判中农和事佬思想，歌颂农村新生力量的小说。《套不住的手》通过年逾古稀的老农民陈秉正和他的手套失而复得的两个小故事，与报告文学《实干家潘永福》一样，是以对实干精神的歌颂抵抗当时的“浮夸风”，风格含蓄沈郁，文字简朴严整，反映出作者当时的心情，与他以前的作品截然不同。《卖烟叶》是赵树理的最后一篇小说，写农村知识青年贾鸿年不安心农村生产，倒卖烟叶终于触犯法律的故事。

（2）剧本。

A．1943年以前的剧本：主要有《万象楼》、《清债》、《神仙世界》、《韩玉娘》等。《万象楼》，这是赵树理运用他心爱的上党绑子形式创作现代戏的第一次尝试。作品以反迷信为主题，描写太行山某县统税局长何有德在抗战爆发后丢官回乡，对共产党切齿痛恨，组织古佛道愚弄乡民，又勾结汉奸吴二，趁中秋节  “古佛临坛”之际，煸动无知的道徒攻打抗日县政府。由于吴二在万象楼上强奸李月桂，促使道会小头目、老实农民李积善的反戈一击。《清债》表现曾受地主剥削的农民在减租减息的斗争中与地主算剥削帐的故事。《神仙世界》也是一个反迷信的故事，里边出现了“三仙姑”和“二诸葛”两个人物。《韩玉娘》是赵树理根据话本《白玉娘忍苦成夫》改编的历史剧。

B．1943-1948年的剧本：主要有《两个世界》等。《两个世界》是他惟一的多幕话剧，描写太行山区某村由敌占区变为解放区的变化，是一部为配合拥军活动服务的宣传作品。

C．1949年后的剧本：《十里店》。这是赵树理自编自导，并亲自谱曲、亲自担任舞台设计的剧本，倾注了他全部心血，自我感觉非常好。通过从先进队嫁到后进队的马红英结婚前后的故事，无情地揭露了农村干部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现象。虽根据上组领导的意图一再修改，但仍难逃厄运，在太原仅上演一场即遇停演。

（3）其它

A．诗歌：主要有《打卦歌》、《歌生》等。这是赵树理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为一首用“七言古诗”形式写成的长达84行的长篇叙事诗。作品通过一个形容憔悴的游人的问卜，表现了在倒蒋失败后的太原城里社会现实。《歌生》发表于1932年，是一首富有说唱文学特点的通俗长篇叙事诗，通过一个乞丐再生的故事，对当时的反动军阀统治和混乱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寄托了作者除暴安良的浪漫主义理想。

B．鼓词《石不烂赶车》，根据田间的民歌体叙事长诗《赶车传》改写，赶车知识丰富，对鼓词形式运用自如，且比田间的原作生动而简练，是赵树理自鸣得意的一篇作品。

二、学习重点难点提示

1．小重点

（1）赵树理小说的创作在解放区文艺界受重视的情况，以及赵树理获得“赵树理方向”的背景和原因。

赵树理小说在解放区文艺界受到重视，最初是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这篇小说完稿于1943年5月，赵树理先把它交给当时最器重自己的北方局党校校长杨献珍，后经过北方局妇救会负责人浦安修之手推荐给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彭总认真读阅了作品，还了解了小说的创作过程，然后题词：“象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当时新华书店出版的文艺书籍一般以两千册为限，由于有彭总的师专，《小二辚结婚》初版就印了两万册，但马上脱销，第二年3月又重新排版，加印了两万册，仍供不应求。特别是在被改编为各种秧歌剧和上党绑子戏之后，在解放区农村引起了一场真正的轰动。但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最初，与领导的重视和农民的欢迎不同的是，当时文艺界并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响，而是保持着一种“古怪的沉默”。但是，赵树理没有受此影响，在他看来，群众欢迎就是他最大的满足。紧接着，在同年10月，他又完成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赵树理在解放区文艺界的影响和地位。

在最初的评论文章中，影响较大的是当时华北地区宣传工作负责人李大章的《介绍〈李有才板话〉》，他认为，这个中篇较之《小二黑结婚》“更有收获”，“更有向读者介绍的价值”。因为在他看来，《结婚》主要围绕农村青年争取婚姻自由来展开情节  ，而《板话》则正面地直接地描写了当时正在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在题材上更富有政治色彩。1946年，《板话》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转载后，文艺批评家冯牧在他的评论文章《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中，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这部作品“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解放区农村中的农民生活和农村关系的急剧变化的图画”。因此，赵树理研究专家黄修己认为，赵树理研究是从“政治评价”开始的。

1945年底，赵树理又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并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元旦由华北新华书店立即付印，随后北方的各大新华书店以及上海知识出版社、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等都竞相翻印，其出版速度和发行范围都超过了《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而文艺界的反映也截然不同。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1946年4月，在新成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的常务理事名单中，出现了赵树理的名字；二是在这年8月和9月，相继出现了当时文坛上最重要的三巨头：郭沫若、周扬、茅盾的赞扬文字。1946年8月16日郭沫若在上海《文汇报》是发表了《〈板话〉及其它》，8月25日又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向北方的朋友们致意》，为此，8月29日的《解放日报》专门给予报道：《解放区文艺作品在上海受到读者热烈欢迎——郭沫若氏赞〈李有才板话〉等作品》。随后，郭沫若还发表了《读了〈李家城变迁〉》，茅盾也发表了《关于〈李有才板话〉》。而这时期最重要的评论是周扬于1946年8月26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和茅盾于1946年12月出版的《文萃》上发表的《论赵树理的小说》。因此，也有说，凡夫俗子都是迷信权威的。在大人物们都表了态之后，赵树理的文艺的地位也就自然确立了。

在这个背景下，1947年7月25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根据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指示，举行了一次文艺座谈会，专门讨论赵树理的创作。据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在讨论的过程中，大家实事求是的研究作品，并参考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对赵树理创作的评论及赵树理创作过程、创作方法的自述，反复热烈讨论。”8月10日，主持文联日常工作的副理事长陈荒煤集中大家的意见，作了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总结发言，他说：“我们觉得，应该把赵树理同志的方向提出来，作为我们的旗帜，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看齐！为了更好的反映现实斗争，我们就必须更好的学习赵树理同志！大家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吧！”

而这一方向的提出，正如教材所说，“1.反映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村的巨大变化；2.民间语言和民族形式；3.农民的立场和革命的功利主义。”

（2）赵树理在1949年前后创作的不同情况。

在1949年前，除了《邪不压正》，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受到人们的推崇；而在1949年后，除了《登记》，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批评。时代在变，而赵树理的创作思想几乎没有变化，仍然是站在农民有立场上，为农民说话。特别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使得他总是“右倾”，一再受到批判。

2．大重点

（1）赵树理在40年代后期获得的广泛赞誉和当时人们认识上的局限。

赵树理在40年代后期获得的广泛赞誉，主要在于他的小说紧密配合了当时的实际工作，如教材在第210-211页上说，写《李有才板话》是“配合减租斗争”，是针对“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这一现象的；写《李家庄的变迁》中“为了动员人民参加上党战役”；写《地板》是为了配合减租减息，反驳收租不纯是剥削的观点。所以这三篇小说都曾作为整风学习、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的干部必读材料。而当时人们认识上的局限，则主要表现在并没有人指出，赵树理的小说与实际工作贴得太近，特别是小说注重的是“问题的形成、展开和解决”，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物的塑造。

（2）赵树理在五六十年代所作出的努力和他受到的褒贬毁誉，以及人们对赵树理的评价与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

在1948年底和1949年初，《邪不压正》受到的批评，以及在1950年主编《说说唱唱》时因发表《金锁》不得不一再检讨，都曾使赵树理意识到了自己与时代的差距，但这些事件都没有使他对自己的创作思想作出真正的改变。其原因不是因为他曾被树为“方向”，而是他虽然也在努力地改变，但他努力的方向与时代的要求是不同的。时代要求他写出农村中“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和两个阶级的斗争，但他在实际生活中认识到“两条道路”和“两个阶级”的斗争并不是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如《三里湾》。另一方面，赵树理也努力地想加入“时代的大合唱”，也想写歌颂农村新生事物的作品，但他又不肯违背生活的真实，实际上将歌颂也写了揭露的批判，特别是对农村中的坏干部的批判，如《“锻炼锻炼”》。

在“文革”开始以前，赵树理几乎所有受到批判的作品，也都曾受到一些人的赞同和支持，也就是说，他始终处于“在褒贬毁誉之间”。特别是在1959年以《文艺报》组织的“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中对《“锻炼锻炼”》的讨论，最终导致了对赵树理的否定性认识，但在1962年的“大连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邵荃麟代表中国作协党组正式宣布，1959年对赵树理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予以彻底平反。但8月16日大连会议结束后不到两个月，9月24日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又完全否定了大连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此后，赵树理在创作了两篇失败之作《互作鉴定》和《卖烟叶》，便无可奈何地结束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人们当时对赵树理越来越厉害的指责和批判，实际上正是当时文艺界越来越高涨的激进主义文艺思潮和越来越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反映。虽然，老舍、茅盾、王西彦等作家一再为赵树理的作品辩护，但并不能改变赵树理作品“不合时宜”而最终在劫难逃的悲剧命运。

（3）《三里湾》在50年代受到批评的原因。

教材在第214-216页中，有详尽的说明，从六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并与柳青的《创业史》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作了简单的比较。

（4）“文革”后赵树理研究的特点和研究者们的主要观点。

“文革”后的赵树理研究是从批判“文革”的角度出发，对赵树理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反封建的主题给予高度赞扬开始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80年代前期，以周扬、黄修己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二是80年代后期，以戴光中的批评性意见最有代表性；三是90年代，以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以及陈思和的观点最有代表性。

（5）赵树理创作的主要特点和他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以及作家自身的局限。

赵树理创作的主要特点，大家可以在阅读《小二黑结婚》、《杨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的过程中自己总结，也可以参考从40年代后期以来赵树理研究的成果中总结。在总结中可以主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赵树理的创作理想：即为农民创作，做一个“文摊文学家”；二是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为了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三是对农民和干部的态度，特别是对落后农民和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坏分子的态度；四是农民群众中的民间语言和评书体小说的民族形式；五是人物塑造。

赵树理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不同于所有的中国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反映了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的面貌，而在于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以农民为物件，为农民说话。所以，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赵树理的作品不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割裂，而是一种补充。此外，还有一种独特价值，那就是现实主义的精神，宁可不写也不盲从。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可宝贵而又日益稀少的精神财富。

作家自身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艺术视野上的局限造成的思想认识上的狭隘，二是在创作方法上对事件的重视造成的对人物的忽视。

现代文学-作品专题

第一编小说部分

1，鲁迅：《在酒楼上》

（１），学术界对《在酒楼上》的潜在作者、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主要有两种分析：

①"认为吕纬甫是鲁迅投射了反思和批判目光的人物，而小说叙述者'我'则更多地代表了鲁迅的立场，'我'对吕纬甫在五四落潮期的'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颓废状态采取的是审视和批判的态度。而吕纬甫也在见证着自己当年的革命热情的同路人--叙述者'我'的面前表现出一种自省的心态。从这个意义上看，鲁迅在小说中坚持的是五四式的启蒙主义话语，吕纬甫的声音是作者力图压抑甚至摆脱的声音"。

②"关注吕纬甫讲的故事本身，就会感到这其实是两个十分感人的故事，有一种深情，有一种人情味，笼罩着感伤的怀旧情绪"，"吕纬甫身上是有鲁迅的影子的，吕纬甫的声音可能比小说叙述者'我'更代表鲁迅心灵深处的声音"，"小说中的'我'不仅是吕纬甫故事的倾听者，同时也更是一个审视者，，吕纬甫一遍又一遍的自我嘲讽、自我申辩、自我否定，正因为他一直感受着'我'的潜在的审视的目光。从而'我'与吕纬甫之间呈现为一种内在的对话关系，这可以看作是作者两种声音的外化。'我'与吕纬甫的辩难，正是作者内在的两种声音在冲突，在对话，在争辩，最终很难说哪一种是主导性的声音。这种辩难性正是鲁迅小说思维的体现，是鲁迅认知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思维在小说文本层面的印证。"

细读小说文本，作出你自己的分析。

（２），这篇小说关于"废园"里的"老梅"的描写是历来最为人们所称道的；细读这段文字，体会它的写法的精妙处，并结合上下文的描写，体会它在小说中的作用。

（３），有进一步研究兴趣的同学还可以思考一个问题：1956年，曹聚仁北上访问已72岁的周作人，谈到鲁迅的作品。曹聚仁表示自己最喜欢的是《在酒楼上》，周作人同意曹聚仁的看法，”这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参看曹聚仁：《与周启明先生》）。--你同意周作人的评价吗？能否结合文本的描写，谈谈你对"鲁迅气氛"的理解，并以这样的眼光去重读鲁迅的其他小说，看看会不会有新的发现。

【扩展性阅读书目】

《孤独者》、《伤逝》。均收《彷徨》，是《在酒楼上》同时期的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

【参考书目】

吴晓东等：《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1期。

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3期。

卢今：《〈在酒楼上〉讲解》，收《走进鲁迅世界》（小说卷），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5。

2，鲁迅：《铸剑》

（1），重点阅读（最好能朗读）小说中关于"铸剑开炉"、"以头相搏"的场面描写，细心体味鲁迅丰富的想象力，诡奇而绚丽的文字。对比你原来读过的鲁迅作品，你对鲁迅的语言风格有什么新的体认？

（２），"三头相搏"的场面无疑是小说情节  发展的顶点，在大多数作家的笔下，小说都到此嘎然而止；但鲁迅却偏要精心安排"复仇完成以后"情节  的新的发展，于是出现了"辨头"的闹剧，"三头并葬"的滑稽戏，到最后的"大出丧"变成全民"瞻仰"“狂欢节  "，小说又出现了一个高潮。请想想，小说的前后两个高潮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关系？

请细心比较前后的文字，作者的叙述语调（以及内在的情感）发生了什么变化？你或许会意识到鲁迅的这篇小说原来存在着两个调子，再去重读全篇小说，体会这"两种调子"在小说中的相互纠缠，渗透，对峙，消解，起伏，激荡，并由此体味作者深广的忧愤和内心的矛盾与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