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兴起：东汉明帝时佛教传至中国，有白马寺。魏文帝时朱士行出家为僧。西晋法显西行。佛教始入中国以法术行世，后译经，以老庄格义释佛义，与中国文化人交流，衍为中国式佛教。汤用彤先生说汉代佛教为“方仙道式”佛教，六朝佛教为“玄学式”佛教。汉末至魏晋，佛教分禅学与般若两大系统。前者会中国阴阳五行道家养生之说，后者讲法身，参以中国老子的信仰。后者在晋代以后势力大。道教由太平清领书到黄巾、五斗米、天师道、上清派、寇之谦新天师道。佛、道二教对文学中的游仙题材、小说影响很大，佛教对声律说有启发作用。文人与佛教的关系。

    三、文学的分期：魏晋时期与南北朝。魏晋时期中，又可分为正始、太康、永嘉、义熙四期。

参考资料：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

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其中有关者：《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王弼与郭象》。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见《士与中国文化》。

        《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同上。

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王  瑶：《中古文学史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1982。

周勋初：《文史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孔  繁：《魏晋玄学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台静农：《龙坡论学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其中有关者：《魏晋文学思想述论》、《嵇阮论》。

 

            第二节        正始文学

 

魏文帝崩，明帝叡即位，立养子齐王芳为太子，明帝临终，“忍死待君”，托八岁的太子于司马懿和曹爽。爽为曹操养子曹真之子，僭越弄权，为司马懿所灭。其子司马师废齐王芳而立曹丕之孙高贵乡公曹髦。司马师死，其弟昭当权，高贵乡公起兵讨伐司马氏，为司马氏家臣成济所杀。更立曹奂。司马昭死，其子炎废元帝曹奂，为晋武帝。此际政治极其黑暗，统治阶层极其无耻，司马氏对曹党重臣杀戮惨重。后来羯人石勒（后赵）尚言：“曹孟德、司马仲达以狐媚取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大丈夫不为。”此际士阶层也面临决择，但欲避祸全生，无法有所建树，如诸葛亮所云：“苟全性命于乱世。”一些曹魏旧党为反对司马氏的虚伪权术，遂以荒诞放达以对。以自然反对名教，以违礼反对孝道，魏晋玄学在此际主要体现为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超越传统礼教的生活方式。此际的文学成就，也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身上。其中最负盛名者为阮藉和嵇康。

阮籍字嗣宗。《三国志  王粲传》：“阮瑀之子籍，才藻艳逸，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时又有谯郡嵇康，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是，从事诛。”

《晋书阮籍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常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

《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于竹林，号为七贤。”陈寅恪先生曰：“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所取为《论语》‘作者七人’的事数，意义与东汉末年‘三君’、‘八俊’等名称相同，即为标榜之义。西晋末年，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之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东晋中叶以后，江左名士孙盛、袁宏、戴逵等遂著之于书（《魏氏春秋》、《竹林名士传》、《竹林七贤论》）。（《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页49－50）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八十二首。《诗品》：“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狼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元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年注解，怯言其志。”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嗣宗咏怀诗如白首狂夫，歌哭道中，向黄河，乱流欲渡，彼自有所以伤心之故，不可为他人言。”（狂夫歌哭，为汉乐府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王夫之《姜斋诗话》：“步兵咏怀自是旷代绝作，远绍国风，近出入十九首而以高朗之怀，脱颖之气，取神似于离合之间。黄节《阮步兵咏怀诗集注自序》：“古之人有自绝于富贵者矣。若自绝于礼法，则以礼法已为奸人假窃，不如绝之。其视富贵，人同盗贼。志在济世，而迹落穷途；情伤一时，而心存百代；如嗣宗岂徒自绝于富贵而已邪？钟嵘有言：嗣宗之诗源于《小雅》。夫《雅》废国微，我人服雅而国将绝尔。国积人而成者。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既废，国焉得而不绝，非今之世邪？”黄氏之论，实得庄子“哀莫大于心死”之旨。吴汝纶以为八十二首决非一时之作。沈祖棻《阮籍宗咏怀诗初论》曰其特征有三：“一曰情之急迫而辞之隐约也；二曰思想感情之矛盾也；三曰题材之严肃也。”

嵇康字叔夜。本姓奚，会稽人。先自会稽迁于谯之铚县，改为嵇氏，取稽字之上，加山以为姓，以志其本。其兄喜为康作《传》曰：“家世儒学，少有隽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尝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诗以四言诗为杰作。《诗品》：“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托谕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王夫之：“中散五言，颓唐不减玄理，而四言居胜。”王闿运曰：“中国的四言诗，做到嵇康为止。”（《湘绮楼诗论》）其《赠秀才入军》极有风神。

《文心雕龙体性》：“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隽侠，故兴高而采烈。”一为清丽，一为壮丽。《才略》：“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合响，异翮而同飞。”《明诗》：“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

 

                   第三节    两晋文学

    一、              太康文学：建安风骨，情辞俱胜。正始尚质。至西晋太康年间，文人无节气理想，奔走权场，呈辞露才。以形式上的追求为创作趋向。《诗品》：“太康中，三张（载、协、华）、二陆（机、云，张华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两潘（岳、尼）、一左（思），毂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其他尚有傅玄、孙楚、石崇、成公绥、何劭等人。此时文学重形式，胡小石先生总结为：排偶、巧拟、拟诗。与此际文学趋向不同者，一为傅玄，其诗出于民歌乐府，清新生动，富有比兴，特别是一些写男女之情的小诗。其为人刚正，“天性峻急，正色自简，台阁生风。独为诗篇，辛温婉丽，善言儿女。”（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傅中丞集》）范希文《对床夜语》：“傅玄词云：美女一何丽，颜若芙蓉花。一顾乱人国，再顾乱人家。未乱犹可奈何。全是李延年歌。”另一为左思，《咏史》抒情，寒族诗人。《诗品》：“太冲咏史，……斯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其源出于公干。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谢康乐尝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沧浪诗话》：“晋人舍陶渊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沈德潜《古诗源》：“胸次高旷，笔力雄迈，陶冶汉魏，自制伟词。”“太冲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咏古人而巳之情俱见，此千秋绝唱也。”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而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三都赋》洛阳纸贵。

二、永嘉文学：晋室大乱将亡。《诗品》：“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词，淡乎寡味。肢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绚、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元帝司马睿东渡经营已开始。又有晋室大臣谋利用少数民族势力恢复晋室者，刘琨即是。其为赵王伦记室。赵王之乱平后，为朝廷所赦，永嘉时经略晋阳，为并州刺史，为刘渊所败，父母俱亡。后拜大将军，都督并幽蓟三州军事，复败于石勒。与幽州刺史鲜卑人段匹磾盟，后为所杀。其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生活豪奢，纵声色。好老庄，后知其虚妄。闻鸡起舞，诗作慷慨，有英雄末路之气。晋阳城清啸，感泣群胡。《扶风歌》、《重赠卢谌》。《诗品》：“善叙离乱，多感恨之词。”“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熙载《艺概》：“刘公干、左太冲，诗壮而不悲；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壮。兼悲壮者，其惟刘越石乎？”郭璞，好经学，精五行方术卜筮。代表作为《游仙诗》十四首，文才奇肆，语言精粹，虽有玄言，诗意尚高。其意与阮籍咏怀相似，非仅咏飞仙远举。黄节：“聊以摅其忧生愤世之情，其于仙道，特以寄言，游仙实隐遁之别目耳。

 

参考资料：

沈祖棻：《阮籍宗咏怀诗初论》，载程千帆《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萧荣华：《魏晋南北朝诗话》，齐鲁书社，1986。

程千帆：《左太冲咏史诗三论》、《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见《古诗考索》。

 

    二、              陶渊明与谢灵运

1．陶渊明，出身寒族。沈约《宋书》有传，萧统有《陶渊明传》、《文选》选其诗八首，颜延之有《陶徵士诔》。其曾祖侃，寻阳溪族人。早孤贫，为县吏（鱼梁吏）。曾被举为孝廉，至洛阳诣张华，不接。少时渔于泽，得一织梭，挂于壁，雷雨时化龙而去。士族温峤命庾亮见侃云：“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东晋立国之时以武功致贵。渊明之祖父亦任过太守。至其父时门第落，陶渊明曾入荆州刺史桓玄幕，后归母丧。后又入镇军将军刘裕幕，改任建威将军刘敬宣幕，又改任澎泽令。此际刘裕的王业已成，东晋将亡。从他出仕之日，他一直以诗表达其归隐之情，任澎泽令八十多日终辞官归隐。他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庆幸自已如此选择：“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终于过上了“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生活，因此他的归隐是求仁得仁，自我实现。他的生活是田园生活，既有田园诗的恬美，又有贫穷的艰辛（归隐：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是真实的家村日常生活，这在他的诗中都有体现。他的归隐并非逃避，其猛志固存，从未消失。《杂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拟古》：“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陶渊明的思想：有道教的成分，他家世信天师道，重视生命的自然意义，与慧远有交往，但未应其白莲社之召，有玄学的成份，也有儒家乐夫知命故不忧的境界。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探讨最深，认为陶渊明思想实为一种新自然说。其曰：“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张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推其造诣所极，殆与千年后之道教采取禅宗学说以改进其教义者，颇有近似之处。然则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他的诗也表现了找到归宿后的境界。《饮酒》：“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他的诗也改造了东晋玄言诗中“平典似道德论”，“诗必柱下之旨”的抽象的玄理，一变而为主体与自然融合后的浑然生动的诗歌意象。其诗承阮籍而来，以单笔写作。由于非士族，又不重技巧，故不入当时文学主流，特别是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对他发现不了。《文心雕龙》未提及他。《诗品》列为中品，云其：“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哉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又曰：“陶公《咏贫》之制，……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宋《太平御》586卷引《诗品，列上品者十二人中有陶渊明。南朝另一位寒士诗人鲍照喜拟陶。而他也是“才秀人微，故取堙当代。”（《诗品中品》）唐以后，他的价值得到发现。

陶渊明的诗以真情与自然取胜，其背后是其人格的伟大。苏轼说他“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隐之为高。”《彦周诗话》：“陶彭泽诗，颜、谢、潘、陆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赋之于诗，无一点愧词，所以能尔。”《归去来兮辞序》：“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诗中的形象多松、菊、鸟，反曜了他对高节和自由的向往。他的诗超越技巧，在平常通白的语言中流露出博大浑厚的情怀，至粹至醇转为至淡，表现出不可分析只可感受的摄取力量。苏轼《追和陶渊明诗引》：“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陶渊明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2．谢灵运：生于晋死于宋，一生在晋代为多。在诗史上前与陶渊明称陶谢，后与颜延年称颜谢（鲍照云：谢诗如初发芙容，自然可爱；颜诗如铺锦列绣，雕缋满眼。颜延年闻之，忧郁终生）。其祖谢玄，父瑍早亡。年十八封康乐公。叔父谢混爱之。弟惠连。其性豪奢，刘裕受晋禅，为散骑常侍。性偏激，多愆礼度。少帝即位后出为永嘉太守。后为临川太守，任上放诞，有人告状，有司纠之。遂起而反抗，被扣解广州，四十九岁被杀。喜游山水、履险、筑园林。六朝人中以其学问为最大。编四部目录，通经学、玄学、佛学（《诗式》论及其诗与佛典关系）。作《辨宗论》分华夷惭顿之学。好楚辞（《对床夜语》论其诗与楚辞关系），能书画（东晋南北朝中国山水画及理论兴起，嫩宗炳《画山水序》、顾岂之《云台山记》等，这对谢灵运慕写山水之貌有影响）。

他是山水诗的创始者。他才情过人，遣词华美。《诗品》称其：“其源出陈思……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

3．陶渊明与谢灵运：谢灵运的山水诗陶渊明不一样，胡小石先生说：“陶公胸怀恬淡，对自然每与之溶化或携手，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很现出一种不疾不徐的舒适神气。至于大谢对于自然，却取一种凌跨的态度，竟不甘心为自然所包举。如他的《泛海诗》中的‘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气象壮阔，可以吞沧海。”这是因为陶以田园、自然为归宿。谢以山水为高蹈抗世之排遣。陶的田园诗中无我，谢的山水诗中有我。陶诗中不刻画自然，写胸中意象，语言富有启示性，多情理之趣。而谢注重摹写自然景象，勾画眼前实景（春晚绿秀野，岩高白云屯）。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陶在自然中体道悟理，谢以道理观照自然，故其诗后往往有一句玄言的尾巴，以为道理的印证。在形式上，谢诗对南北朝以后的诗影响很大，开崇尚排偶，富丽精工的风气。沈德潜《说诗粹语》：“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

陶谢的贡献：在太康之后诗歌笼罩的玄学的风气之中的时，陶将诗中的玄学说理改造为自然生动的诗歌意象；谢将玄学枯燥的语言改造为华美的词章。

参考资料：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第四节       南北朝文学

 

    一、鲍照，字明远。东海人，为临川王参军。为乱兵所杀。寒士出身，见临川王时未见知，欲赋诗言志，人止之曰：郎位轻，不可。照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波而不见闻者，安可数哉。”与谢灵运、颜延之同为元嘉三大家。由于他喜用单笔写诗，与当时风气不谐  《诗品》列其为中品。评其诗曰：“其源出于二张，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之淑诡，含茂先之靡嫚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总四家之美，跨两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沈约《南齐书文学传论》言其：“发唱惊挺，操调险危，雕藻淫艳，倾炫心魂。”《后山诗话》曰：“鲍照之诗，华而不弱。”沈德潜《古诗源》：评其为“五丁开凿山，开人世所未有。”其代表作为歌行杂体《拟行路》十九首。以人生感慨、边塞征旅、思妇寡居等为题材。形式上变化参差，议论玄思，奔放其中。《彦周诗话》：“明远《行路难》，壮丽豪放，若决江河；诗中不可比拟者，大似贾谊《过秦论》。”《诗式》：列其诗为跌宕越俗之品，以为“黄鹤临风，貌逸神王，杳不可羁。”之诗为鲍照的《拟行路难》：“举头四顾望，但见松柏园，荆棘郁蹲蹲。中有一鸟名杜鹃，言是古时蜀帝魂。声音哀苦鸣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飞走树间啄虫蚁，岂忆往时天子尊。念兹死生变化右常理，中心恻怆不能言。”他的诗对唐代诗人如李颀、李白、杜甫等影响很大，朱熹曰：“鲍明远才健，其诗乃变体，李太白专学之。”《对床夜雨》：“鲍明远诗：“朱唇动，素腕举，洛阳少童邯郸女。古称《渌水》今《白紵》，催弦急管为君舞。穷秋九月荷叶黄，北风驱雁天雨霜，夜长酒多乐未央。”全类张籍、王建。”胡小石先生以为初唐至盛唐的歌行能手分两派，最先有四杰、刘希夷等，写闺情，措词侧艳，选字严密，多沈约《八咏》。至盛唐，李颀、李白、杜甫等变化百出， 夹杂议论，源于鲍照。
    二、梁声律说及永明体：齐梁间声律说兴起，以此为创作实践，写出的新体诗，后人称为永明体（齐永明年号）。实是诗歌格律化的开创形态，是律诗的先导。声律说索诗歌的形式美，讲求技巧。因为佛教律说的发明影了诗人，还有玄学的影响。讲形式美援引《易经》为形而上学的根据：《彖传》：“观乎人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系辞》：“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翠，以丽天象；山川焕绮，以铺地理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耀，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萧统《文选序》：“伏羲氏之王天下，始画八卦，造书契，文籍生焉。”建安时曹丕的文学批评主个性，讲文以气为主，此是汉代哲学的情形。而主张诗赋欲丽，则须另找根据。后来清代阮元等提倡骈文，作《文言说》，亦以易经为根据。律说的核心就是发明汉语读音中的平仄两大类，以此为诗歌格律的基础，使诗歌的韵律独立于音乐之外。陆机《文赋》：“暨音声之迭代，五色之相宣。”陆厥《与沈约书》：“范詹事（晔）自序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南齐时南方士人能说洛阳语、吴语，故能辨清浊。齐武帝时竟陵王萧子良会善声沙门于鸡笼山。造经吹新声。（印度僧人歌咏佛经称呗，至中国后称转读，不备管弦而有律。《南史》载周颙作《四声切韵》，其子善诵诗书，音韵清辨。梁沈约作《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其《谢灵运传论》曰：“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有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北魏李登作《声类》，“始判清浊，分宫商。”（《隋书文学传》）在创作上，永明时流行“四声八病”说：《南史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玡王融，以声气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音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即大韵、小韵、正纽、旁纽之义。有关四声八病，唐释皎然《诗式》、宋梅圣俞《续金针诗话》、《蔡宽夫诗话》、魏庆之《诗人玉屑》、冯惟抐《诗纪》、清仇兆鰲《杜诗详注》、纪昀《沈氏四声考》等有论述。《新唐书》卷202《杜甫传》：“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扬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
    三、宫体诗：宫体指太子东宫之体，见《梁书》的《简文帝纪》、《徐摛传》、《庾肩吾传》等。简文帝萧纲与其弟绎（湘东王，后来的元帝）及其文学侍臣徐摛、庾肩吾等形成诗歌创作团体。徐、庾为简文帝做太子时的老师，徐之子为徐陵，庾之子为庾信。分们提倡趋新，变革。简文帝《答湘东王书》，萧绎作《金楼子》，言经学为儒，屈原、宋玉、司马相如为文。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穀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徐陵编《玉台新咏》以为范式，其创作集团，追求纤巧秾丽的抒情风格，题材多为艳情、咏物、宴会。喜用当时南朝民歌上的艳歌为题，同时也重视声律。后来影响所及，以此风格作诗者即称宫体。有些民歌乐府之名也成为宫体的常用诗题，如《春江花月夜》、《碧玉歌》、《江南春》、《子夜曲》等。宫体开拓了诗的描写范围，其中的艳情与诗经、汉魏南北朝乐府中的爱情也有一定的区别。宫体侧重将女性的美当作欣赏对象，刻画体态、服饰等。当时以梁武帝萧衍为守旧派，裴子野作《雕虫论》，以趋新派为闾里少年，摈落六艺，吟咏情性，淫文破典。另有一派为折中派，以昭明太子萧统为代表，主张文质彬彬，编《文选》以为范式。理论上的建树有刘勰的《文心雕龙》。
    四、文笔之辨与骈文散文：南北朝时文与笔对举。有时又别为诗笔。《宋书沈约传》：“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任昉传》：“时人云，任笔沈诗，昉闻以为病。”《南齐书晋安王子懋传》：“文章诗笔，乃是佳事。”《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金楼子》：“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故有情辞声韵者为文，直言无文者为笔。诗与骈文实为一类。南北朝时骈文的创作达到了高峰，即是笔也追求骈偶，公文也以骈文写作。，在文中设置声韵（有时押韵，但不一韵到底），讲求平仄、多用典故、比喻、排比、夸饰等技巧。杰作如鲍照《芜城赋》、孔稚圭《北山移文》、江淹《别赋》、《恨赋》、庾信《哀江南赋》。骈文亦称“四六”，《文心雕龙》：“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