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作品。杜甫的创作也显示出千锤百炼的气象。他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在诗歌创上采取“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辞丽句必为邻。”的博采众长的态度。又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得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人，余波绮丽为。后贤览旧制，历代各清规。”他的淑世精神使他的诗不仅仅表现个人一己的情怀，而是关注社会与人民，将他的所遭遇抒发为人类的悲伤情怀。他恢复了风雅的传统，以诗写时事，在诗中输入议论。有诗史之称。拓展了唐诗的内容，对唐代的新乐府运动，对宋诗的影响至大。他的诗重炼字，这是写近体诗最要注重的功夫。因为古体诗重情致意趣，而不在炼字。故可有佳篇而无佳句。杜甫则有意于此。如“风急春灯乱，江鸣夜雨悬。”“爽携卑湿地，声拔洞庭湖。”他喜欢六朝炼字句有何逊与阴铿，称“颇学阴何苦用心。”在诗的声调上杜甫也极为讲究，他从不作乐府，他的声调上喜用拗句，对后世影响也大。
    3、  杜甫集大成说：宋人推宗杜甫，有杜甫集大成之说，杜甫亦有诗圣之誉。集大成出《孟子》：“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引苏轼语：“子美之诗，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秦观曰：“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与？”（《韩愈论》）王禹稱：“子美集开诗世界。”他对后人的影响很大。有千家注杜之称。杜甫的时代诗的形式成熟，艺术技巧与流派丰富。杜甫采众家之长。这在唐人已有公认。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
    4、  李杜比较。李杜优劣论自唐即有。有抑李伸杜者，元稹曰：“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摸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曰：、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  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有抑杜伸李者。《中山诗话》：“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世又有平论李杜者。韩愈：“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其实杜甫是李白的知音。《临汉隐居诗话》：“老杜最善评诗，观其爱李白深矣，至称白则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又曰：“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曰：“李守著诗的范围，杜则抉破藩篱。李用古人成意，杜用当时现事。李虽间用复笔，而好处则在单笔。杜的好处，全在排偶。李之体有选择，故古律少；杜诗无选择，只讲变化，故律体与排偶都多。李诗声调很谐美，杜则多用拗体。李诗重意，无奇字新句，杜诗则出语警人。李尚守文学范围，杜则受散文化与历史化。从《古诗十九首》至太白作个结束，可谓成家；从子美开者，其作风一直影响至宋、明以后，可云开派。杜甫所走之路，似较李白为新阐，故历代的徒弟更多。总而言之，李白是唐代诗人复古的健将，杜甫是革命的先锋。”

参考资料：

程千帆：《杜诗集大成说》，载《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胡小石：《李杜诗的比较》，载《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第四节    中唐文学

 

胡小石先生认为：“与盛唐相比，中唐诗的境界由阔大而变为纤小，由雄奇而变为秀美。”安史之乱改变了盛唐诗人的情感世界，使他走向对现实的幻灭和对自我的抚慰。情感的品质孤寂深幽，诗境亦细腻而耐人寻味。李杜的高峰，给他们的影响甚大，他们开始探索更为鲜明独特但却窄隘、极端的诗风，呈现出多样的色彩。

一、大历诗歌

    1、  韦应物与刘长卿。韦应物，长安人。官左司郎中，苏州刺史。与刘长卿、顾况、释皎然等为朋，自性高洁，喜焚香扫地。寿过九十。有《韦苏州集》。年轻时作品意气风发，任侠仗义。中年折节读书，后政治失意，出官南方，吏隐为生，甘于淡泊。遂效陶渊明为人为诗。自称“尝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寄全椒山中道士》：“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七绝《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但他的诗受谢眺的诗风影响也很大，注重描写物态。特别是谢诗写景好用秀色，如绿，“霜剪江南绿。”“春草秋更绿。”韦应物留诗近二百首，用绿字达五十多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诗曰：“韦之五言古体，源出于陶而溶化于三谢（谢灵运、谢惠连、谢眺），故真而不朴，华而不绮。但以为步趋柴桑未为得实。‘乔木生夏凉，流云吐华月’，陶诗安有是格耶？”

刘长卿，字文房，洛阳人。天宝年间进士，为人怪僻，仕途多舛，惆怅寡欢。诗工五言，有五言长城之称。有《刘随州集》。其诗深味深长，意韵高秀。有禅机，如“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如《经漂母墓》：“昔贤怀一饭，兹事已千秋。古墓樵人识，前朝楚水流。渚蘋行客荐，山木杜鹃愁。春草茫茫绿，王孙旧此游。”五绝亦佳，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七律也好，如《别严士元》：“春风倚棹阖闾城，水国春寒阴复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日斜江水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晴。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今已误儒生。”

    2、  大历十才子。中唐诗人姚合编《极玄集》，以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翝、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为十才子，因他们多在长安唱和酬集而出名。《新唐书卢纶传》同此说，此后《沧浪诗话》等文献的说法与此又有出入，认为还有郎士元、李益、李嘉祐、皇甫冉、皇甫曾等，许多人诗已不存。。他们有着相似的生活态度，大多散官，寄心于个人情怀与山水之间，多写愁旅、孤寂、朋友离别之情。诗风细致雅淡，清高远逸，绮靡而伤感。他们的诗中多流云、寒江、落叶、鸣蝉等意象，又多用白描的手法写景物，不假典故，诗境新颖。如钱起《送夏侯审校书东归》：“楚乡飞鸟外，独与片帆还。破锦催归客，残阳见旧山。诗成流水上，梦尽落花间。倘寄相思字，愁人定解颜。”皇甫冉《乌程水楼留别》：“悠悠千里去，惜此一尊月。客散高楼上，帆飞细雨中。”韩翝《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寄》：“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其他的大历诗人大多笼于这种诗风之中，如戴叔伦《客中咏怀》：“夜雨孤灯梦，春风几度花。故园归有日，诗酒了生涯。”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卢纶的诗风有雄健的一面，《和张仆射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又有李益，以边塞诗标高于一时。益字君虞，陇西人。大历年间进士。历任边府幕僚，军旅多年，故情怀慷慨，苍凉感伤。他的诗在当时多为画师取材入画或为乐人合乐演唱。最工七绝。《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春夜闻笛》：“寒山吹笛唤春归，迁客相看泪满衣。洞庭一夜无穷雁，不待天明尽北飞。”又有《江南曲》最为传世：“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二、元和诗坛。元和时期文学的总体风貌是尚新变。诗有韩孟，文有韩柳。

    1、韩孟诗派。孟郊比韩愈大二十岁，四十二岁时，孟郊赴长安应举，与韩愈成为忘年交。后以韩愈为中心，由孟郊、张籍、李翱、卢仝、刘叉、贾岛、李贺等形成一个相互酬唱的诗派。韩孟诗派走的是险怪、瘦硬、苦涩、新奇的诗风发展道路。他们承继了杜甫锤炼字句，苦吟深求，出语惊人的创作努力，追求硬语、新语、险语、狂词、怪辞。韩愈的诗喜用险韵、僻字，又多写丑恶，打鼾、疟疾、行刑皆写入诗。他好呈才，以字书入诗，如“虎熊糜猪逮猿猨，水龙鼍龟鱼与鼋。”，以赋入诗，好铺排历数事物，见《南山诗》。以散文句式入诗，打破诗的节奏。“其年始改称元和。”“有穷者孟郊。”“淮之水悠悠。”以议论入诗，“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伦。寒衣及饥食，在纺织耕耘。下以保子孙，上以奉君亲。苟异于此道，皆为弃其身。”其《山石》最能代表其风格。元好问《论诗绝句》：“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赵翼《瓯北诗话》：“诗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广，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险处亦自有得失。盖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则专以此求胜，故时见斧凿痕迹，有心与无心异也。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恐昌黎亦不自知，后人平心读之自见。苦徒以奇险求昌黎，则失之矣。”孟郊字东野，湖州人。五十多始中进士，诗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但为官卑下，生活凄苦。作诗以苦吟为趋向。自云：“夜学晓未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夜感自谴》）其诗意境冷峭，构思出奇，语言深刻。《游终南山》：“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夜留景，深谷昼未明。”“日短觉易老，夜长知至寒。”（《商州客舍》）“天色寒青苍，北风叫枯桑。”（《苦寒吟》）贾岛与孟郊齐名，苏轼曰：郊寒岛瘦。元好问曰：郊岛两诗囚。岛字浪仙，初为僧人，法名无本。从韩愈后，还俗。累试不第，贫病交加。自称病鹤。作《病蝉》、《病鹘吟》。是一个病态苦吟的诗人。自称：“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怪石、萤火虫、蚁穴、蛇、怪禽等皆入诗。又有刘叉，自称“酒肠宽似海，诗胆大如天。”，他有《冰柱》、《雪车》二诗最出名，生涩到破口难读。他虽为韩门弟子，但一日与宾客们争论使气，持韩愈数金而去，称：“此谀墓中人得耳”。卢仝，范阳人，号玉川子，好饮茶，有《玉川子茶歌》。韩愈称他“怪辞惊众谤不已。”有《月蚀》长一千八百多字，多怪僻词语。

    2、李贺。字长吉，洛阳人，唐宗室后代，七岁能为文，韩愈曾试其文章，令作《高轩过》诗。性孝，因父名晋肃，遂不举进士。韩愈作《原讳》劝之，仍不应试。官太常奉礼，二十七岁病故。他也是苦吟成性的诗人，史载其出骑弱马，得句即投锦囊中，其母怒曰：是儿要哎出心血乃已耳。“但他的诗意象虽险怪，但不瘦硬粗陋，而是于幽细中显出纤秾冷艳。李贺虽有壮志，声称“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但他的乐府诗与歌行体诗想像厅特，多为乐人歌女取之入乐。家境没落与疾病缠身，形成了诗人未老先衰的心态。“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秋来》“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李贺诗歌的一些意象出自楚辞，又吸收了齐梁宫体诗的艳情色彩，对李商隐、温庭筠和影响较大。据说他死后，许多诗作被表兄投入溷中。

    3、柳宗元与刘禹锡。柳宗元、刘禹锡因参与王叔文革新运动而被贬为永州司马与朗州司马。柳宗元四十七岁卒，刘禹锡后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这两个人在中唐诗的新上应该说没有建树，但他们各自自成一家。柳宗元文与韩愈合称韩柳，诗与韦庄合称韦柳。柳诗既有淡泊的一面，与陶渊明接近，又有峭厉的一面。亿的诗作以写自己孤愤慨郁结的情怀和被贬之地的山水风光为著。他的山水也是遣怀泄怨的对象，这一点与谢灵运又有些相似。刘禹锡，字梦得。其诗精锐，以气骨胜，诗风高昂劲健，有豪气。晚年与大居易唱和，称刘白。他的怀古题材的诗作沉雄沧凉，寓人生的感怀在内。如《金陵怀古》、《金陵五题》。他作《金陵五题》中的《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自序曰：“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良久，且曰：石头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世诗人不复置辞矣。”

 

参考资料：

蒋  寅：《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

 

三、新乐府运动。杜甫诗中关注社会民生的淑世精神，以现实事件作为诗的题材，用语通俗，夹杂议论等创作趋向在中唐也被继承发展。由张籍、王建到元稹、白居易，形成了元白诗派，这个诗派的创作走向平实一路，写实、通俗，并发动了新乐府运动。

    1、  张籍，字文昌，苏州人。历官太祝，国子司业。有《张司业集》。其创作多涉日常生活与平民生活。尤其以乐府诗反映社会生活为著，其中有古题，有新题，如《野老歌》、《筑城曲》、《牧童曲》、《征妇怨》等。他与韩愈、王建、孟郊、白居易等皆有交往，白居易称赞他“风雅比兴外，未尝空著文。”（《读张籍古乐府》）韩愈称赞他“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醉赠张秘书》）当时还有姚合，称赞他：“古风无敌手，新语是人知。飞动终由格，功夫过却奇。”（《赠张籍太祝》）
    2、  王建，字仲初，颖川人，官陕州司马。有《王司马集》。长于乐府，有《田家行》）、《水夫谣》、《辽东行》、《饮马长城窟行》。他也推崇韩愈，《寄上韩愈侍郎》：“咏伤松桂青山瘦，取尽珠玑碧海愁。叙述异篇总经核，鞭驱险句最先投。碑文合遗贞魂谢，史笔应令谄骨羞。”
    3、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北魏皇室后裔。八岁丧父，从母识字，七九岁能文，二十八岁举明经科。三十八岁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四十一岁又与白居易同举进士科。授左拾遗，监察御史。为人过激，锋芒毕露，事无不谏，忤怒执政，贬通州刺史，此时白居易被为江州司马。后屡贬地方官吏。元和末回朝，长庆二年为宰相（中书门下平章事），后为裴度所抑，贬同州刺史。此时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大居易诗曰：“为向两州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讲话简。”二人交谊深厚。年五十三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有《元氏长庆集》。他分自作诗为古讽、乐讽、古体诗、新题乐府、律讽、律诗、悼亡、艳诗八种。古讽、乐讽与律讽等于白居易所言“讽谕诗”， 新题乐府始于他的十二首和李绅《新题乐府》（计二十首，现只存《悯农》二首）。古题乐府十九首与刘猛等人和作，“寓意古题，刺美见事”，如《织妇词》、《田家词》。《叙诗寄白乐天书》：“每公私感愤，道义激扬，朋友切磋，古今成败，日月迁逝，泡景惨舒，山川胜势，风云景色，当花对酒，乐罢哀余，通滞屈伸，悲欢合散，至于疾恙穷身，悼怀惜逝，凡所对遇异于常者，则欲赋诗。”他的成名作是《连昌宫词，作于元和十三年史才诗笔议论融为一体。此诗受白居易《长恨歌》影响，以宫边老人叙李、杨旧事，以连昌宫兴衰，喻唐朝的历史。诗成后由宫官崔潭浚进呈天子而受到超擢，宫中呼为“元才子”。后世也有人认为《连昌宫词》浅白，不如《故宫行》：“寥落故宫行，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诗蕴籍深。地稹的艳情诗（如《离思五首》）与悼亡诗（如《遣悲怀三首》）写得也很出色。传奇《莺莺传》和《会真诗》记其年少时的风流往事。
    4、  白居易，字乐天，号醉吟先生，原籍太原，生于新郑。生七月即识“之”、“无”二字。贞元中及进士第，应考期间与元稹作《策林》。后任左拾遗，直言敢谏，后贬江州司马。元和年间回朝，长庆二年出刺杭州。开成中超用为太子少傅，会昌初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与香山僧人如满结缘，白衣鸠杖，往来香山，自称香山居士，会昌六年卒，年七十五。无子，有《白氏长庆集》。其《与元九书》与元稹《叙诗寄白乐天书》一样，皆为叙述生平与创作的长篇书信。。他认为《诗》为六经之首，因为诗抒情，能感人心，是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作品。诗经时代过后，诗义渐微，至晋宋梁陈，溺于山水，嘲风雪、弄花草，诗之六义（风赋比兴雅颂）尽失。唐兴以后，唯陈子昂、杜甫之诗可陈，但如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诗作亦不过三四十首。故恢复诗道，非他莫属。而他“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他还认为当世之人，只爱他的杂律诗与感伤诗（如《长恨歌》、《琵琶行》）等，这些诗为时之所重，而为他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他认为最知其诗的是元稹，曰：“微之微之，知我心哉！”他的讽谕诗约一百七十多首，写于他任谏官时期，通过描写现实生活中民生的艰难，揭示社会矛盾的尖锐。如《观刈表》、《村居苦寒》等，多涉及减租税，抑宦官，去奢侈等内容。《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也是以讽谕为主，按讽谕的内容系统建构的组诗，涉及官场黑暗、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等方面，对时政、边塞、风气、治乱、宫廷等作出了批评。如《卖炭翁》、《杜陵叟》、《上阳白发人》、《红线毯》等。但他的讽谕诗太拘泥于“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因而反而过于安排，理太周繁而言太激切，失去了诗歌简练、含蓄的品质，有以诗塞教的斧凿之痕。他晚年喜欢禅宗、道教，以写闲适诗自愉。这些闲适诗虽与讽谕诗异趣，但平淡、俚浅的风格不变。他的感伤诗成就很高，可以说《琵琶行》和《长恨歌》是白居易成就最高的诗作。这些诗叙事与抒情，意境与情节都融为一体，在当时，白居易的这些诗与元稹《连昌宫词》、《琵琶歌》、李绅《悲善才》、刘禹锡《泰娘歌》皆与当时传奇文学，说书艺术密切关联。元稹作有传奇《莺莺传》，杨巨源则有《崔娘诗》、李绅则有《莺莺曲》；白居易有《长恨歌》，陈鸿则作传奇《长恨歌传》。晚唐司空图《冯燕歌》、韦庄《秦妇吟》皆是其余响。长篇叙事抒情诗还影响到明末、清末的诗作，如吴伟业的《圆圆曲》、王闿运《圆明园词》、王国维《颐和园词》等。这些长篇而通俗的诗，还影响到宋以后的弹词。诗的赋比兴手法中，赋的手法在这些诗中得到发展。白居易与元稹之间唱和很多，他们的唱和被称为“元和体”。白居易的诗语言浅易，意到笔随，自然流畅。“看似平易，其实精纯。快如并剪，锐如昆刀。”（《瓯此诗话》）苏轼《祭柳子玉文》评道：“元轻白俗”。他们的诗为市井传唱，《与元九书》曰：“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夸大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学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中说他们两人的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摹勒，炫卖于市井，或持经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他们作诗反对斟酌格律，锤炼字句。《赠唐生诗》中自称：“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又有《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曰：“近来韩阁老，疏我我心知。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所以，他对道义的承担与当时韩愈是一样的，但对作诗的理想却与韩愈不同。

四、古文运动。古文运动首先是一场思想运动，确切地说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唐代的思想成就以禅宗为最高，而儒学已成了士族门第之学与国家经院学说，走向僵化，不能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及佛道二教影响人心。安史之乱后，平民知识分子觉醒，开始反对经学为代表的儒学，提倡儒学道统与师承，强调恢复人伦，晓知君臣大义，分辩夷夏。韩愈《原道》：“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其为教易行。”自德宗贞元至宪宗无和年间的二三十年间，韩愈及其弟子李翱、皇甫湜等加上柳宗元，开一代文章风气。史称韩柳。他们皆主张文以明道。而文之形式以两汉以前的经传、诸子、史传为准。韩愈《师说》曰：“李氏子蟠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余嘉其能行古道。”《答李翊书》：“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好。”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亦云：“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章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好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其所举之文除五经之外，尚有孟荀老庄国语离骚史记。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自骈文大行于世，就有宗五经，革浮华，复古文之呼声。如裴子野《雕虫论》、《文心雕龙》主张宗经，徵圣、苏绰仿《尚书》作《大诰》、隋文帝时李谔上书主张革浮华、唐天宝以降，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柳冕等皆提倡以六经为本，恢复古文。但皆不能兴古文，一则他们自身在古文创作上没有创新与成就,二则他们对儒学没有复兴的途径。韩愈强调孔孟道统，《新唐书韩愈传》：“自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然韩愈自视司马迁、扬雄至班固以下不论。其道自比孟轲，以荀况、扬雄为未醇。”他直指人性，守持的道统为儒家的精神统绪，又主张通过教育变革伦理，故好为人师，广收弟子，形成门派，又反对柳宗元变法。他主张用古文将儒学的表达方式摆脱词藻的束缚，以便宣教。这其实也是对禅宗的吸收。韩愈幼时丧父，随兄居岭南南禅宗流行之地，受其影响。陈寅恪《论韩愈》中多有考证。可参看。柳宗元的道比韩愈的广，他出入诸子佛道，广泛吸收其精华，故他的思想比韩愈深刻辩证。他的性格急切，主张变革政治，人定胜天，故为荀子一派。与他同时的杨倞作了《荀子注》，为现今通行之本。

韩文雄奇，感情色彩浓厚，语言生动创新，如长江大河。多取法经史，有阳动之美。柳文富有理趣，逻辑清晰，会意深远，语言隽永。其读列子、辨鹖冠子诸文皆为学术精论。寓言、山水游记能融情理、情景为一。有阴静之美。

 

参考资料“

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章士钊：《柳文指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