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每集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其中宋元舊本約占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是明代話本和文人的擬作，都經過馮夢龍的整理和加工，還編入了馮氏自己的作品，但目前可以證實的，只有《老門生三世報恩》一篇，可以證實是他自己寫的，因為他曾說過：“余向作《老門生》小說。”其他哪些是他寫的，只是推測，像其中一些以當時轟動一時的政治事件和社會事件為題材的，很可能是馮氏根據當時人所寫的傳記改編的，如《沈小霞相會出師表》、《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等。
“二拍”各為四十卷，四十篇，其中兩篇前後重複，所以實收短篇小說七十八篇。每篇篇目採用章回小說的駢句形式，與三言的單句成篇、兩篇成偶的情況不同。二拍除了少數是根據舊本改寫或抄襲原文，大部分是直接描寫明代的某些社會現象的，都是淩蒙初自己的創作。
《今古奇觀》是明末抱甕老人從三言二拍中選出來的一部話本選集。共選了四十篇。這四十篇，大致上體現了三言二拍的主要精神。編選者除了精心選擇外，對於文字內容，也作了一些必要的增刪、潤飾，因此，可以說《今古奇觀》是三言、二拍的簡本，也可以說是一部較好的白話短篇小說選集。

第三節    明代擬話本中商業精神

李贄《又與焦弱侯》：商賈亦何鄙之有？攜數萬之資，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關吏，忍詬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攜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於士大夫然後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
古代四民說，出於管子，以士農工商爲序。至明代，商人地位大大提高，有“士商農工”之序。士商角色互換之例亦夥。有文士棄儒就商，如《姚滴珠避羞若羞》中的潘甲，《許察院感夢擒僧》中的王祿，《疊居奇程客得助》中的程宰兄弟，皆棄儒爲商。亦有商人以捐納入仕。明代可以捐納入仕。如《趙春兒重旺曹家莊》，富戶之子曹可成依賴妓女趙春兒之力，以千金賄選同安縣二尹。
有文士甘入流俗。傳統以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在小說中兩者顛倒之例頗多。如《滕大尹鬼斷家私》，能吏滕大尹，見錢眼開，撈取好處。又如《韓秀才乘亂聘嬌妻》中的韓師愈，雖然“才過子建，貌比潘安，胸中博覽五車，腹內廣羅千古”，然其處世方式與商人之隨機應變、精打細算並無二致。時風傳朝廷選女，商人金朝奉急於嫁女，韓知選女事虛妄，但不說破，而是讓金朝奉寫一紙婚約。金後悔婚，韓遂讓金家加倍賠償聘金。太守介入後，他又據理力爭，結果人財兼得。韓之行事，顯然具有商人階層之特點。也有商人附庸風雅，如《轉運漢巧遇洞庭紅》中的商人文若虛，發跡之前精通琴棋書畫，對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等名人詩畫爛熟於心，且能仿做字事以取利。
有文士垂青商女，如《錢秀才錯占鳳凰儔》中的錢秀才，所娶即大商人之女，前取韓秀才更是不失時機娶了一位商女。而商人未必願意與士人聯姻。《通閨闥堅心燈火》，商人羅氏不願與“衣冠宦族”張忠父聯姻。更有仕女下嫁商門。如《兩縣充競義婚孤女》中，王奉把原許配給女兒給官家之子的女兒與姪女掉包後嫁紅富商之子。如《樂小舍拼生覓偶》商人子弟樂和與仕家女子順娘自幼同窗，私定終身，後終成眷屬。《贈芝蔴識破假形》中蔣生治好馬小姐病，馬家欲招其爲婿，蔣生辭道：“小生原籍浙江，遠隔異地，又是經商之人，不習儒業，只恐有玷門風。”馬父答曰：“江浙名邦，原非異地，經商亦是善業，不是賤流。”其論真是明達。
清初學者沈子俊《落帆樓文集》謂：古者四民分，後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爲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爲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
由明代之擬話本亦可見士商地位之升降。

第四節擬話本中反映的義利觀
擬話本所寫非純寫帝王將相、英雄豪傑、神魔鬼怪、才子佳人，而是寫大時代中之小市民，世俗事中之真性情。
此與晚明思想相關：
何心隱:性而味，性而色，性而聲，性而安適，性也。
李贄：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
又謂：如好貨，如好色，如勤學，如進取，如多積金寶，如多買田宅爲子孫謀，博求風水爲兒孫福蔭。
顔山農：人之好貪財色，皆自性生，其一時之所為，天機之發不可壅閼之。
陳確：蓋天理皆從人欲中見，人欲正當處即是理，無欲又何理乎？
人心本無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


義：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爲傳統友道之內容。而擬話本中構築了一個新的人情世界、友道關係。在善良誠樸的小人物中，多嚮往一種投桃報李、互利互惠、同舟共濟、相濡以沫的關係。並期盼當事人都能獲得善有善報、人財兩旺的結局。三言二拍中的名篇，正是這種民俗心理和道德理想的體現。
此類小說亦有共同的創作旨趣、道德法則、結構模式。以某一當事人好德始，以所有當事人好德終。好德之人，必行好運。急難之人，必有善報。其好運與好報即財源茂德，子孫繁庶。此類小說即有濃鬱的人情味，又有明確的勸誡意圖。如《呂大郎還金完骨肉》：呂拾得白銀二百金，想：“倘或失主追尋不見，好大一場氣悶。”“我今年過三旬，尚無子嗣，要這橫財何用！”把錢還給了失主陳朝奉，卻在陳家找到了六歲時走失、在陳家做書童的兒子，陳又將女兒許給了呂子。《施潤澤灘闕遇友》中，施拾得六兩多銀子，想：“有了這些銀子，再添上一張機，一月得出多少綢，有許多利息，……積上一年，共該若干，到來年再添上一張，一年又有多少利息。算到十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那時造什麼房子，買多少田產。”但後來又一想：“倘然是個小經紀，只有這些本錢，或是與我驛站苦掙日，或賣了綢，或脫了絲，這兩錠銀乃是養命之根，不爭失了，就如絕了咽喉之氣，一家良善，沒甚過活，互相埋怨，必致鬻妻賣子。倘是個執性的，氣惱不過，骯髒了性命，也未可知。”於是決定還給失主。後來，他得到失主朱恩資助的桑葉，不僅躲過了太湖買桑葉翻船的滅頂之災，而且得以發財致富。雖然還有因果報應的痕跡，但寫出了意念深處轉惡為善的道德的自我省察，不一定要讀書，只要“致良知”，就能“止於至善”。王艮說：“能愛人而人必愛我，人愛我則我身保矣。”（《明哲保身論》）故事正是這一思想的形象化。其他，尚有《劉小官雌雄兄弟》、《吳保安棄家贖友》等。
利：與義相輔，利，即物質，即財富。是擬話本中市井細民發現友情、發展友情、完成友情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當事人的品德首先在物質交往中顯示出來。（施澗澤拾金不昧、劉德濟困扶危、吳保安經商贖友等）；然後，又在物質的相互救援與精神的相互慰撫中得到延續和深化。（如朱恩對施潤澤的報答，劉方對劉德夫婦的奉養，郭仲翔對吳保安後人的關照等）；然後，借助物質的形式，滿足市井人物好貨的心理，給好德的當事人以報償和鼓勵。（如施潤澤的迅速致富，劉方劉奇的人財兩旺，吳保安後裔的官運亨通等。）
總是，在擬話本小說中，義與利是相輔相承的。對“好德”者予以“好貨”的滿足，“好貨”的願望在“好德”的模式中得到實現。二者合而爲一。

第五節擬話本中的婚戀愛情模式
馮夢龍《情史序》：天地若無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無情，不能環相生。生生而不滅。由情不滅故。
《情史•情靈類總評》：人，生死於情者也；情不生死於人者也，人生，而情能死之，人死，而情能生之。
《情史•卷一評》：世儒但知理爲情之范，孰知情爲理之維乎？
《情史•卷二評》：從道理上做者必勉強，從至情上出者必真切。
“三言二拍”中愛情婚姻題材在擬話本中不僅分量最重，而且也寫得最有特色，集中體現了市民階層的思想和道德。此中形形色色的婚戀，大體可歸結爲傳統模式和非傳統模式。
傳統模式，以禮法、命運、責任爲支柱：
一、“存天理、滅人欲”模式；如《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二、“情”與“理”調和妥協模式，如《金玉奴捧打薄情郎》。
三、患難夫妻白首偕老模式。如《陳多壽生死夫妻》、《崔俊臣巧會芙蓉屏》。
四、“姻緣分定”、“天公週全”，如《窮馬周遭際賣䭔媼》、《大樹坡義虎送親》；
五、種瓜得瓜，善有善報模式。如《陳禦史巧勘金釵鈿》、《錢秀才錯占鳳凰儔》；
非傳統模式，以情感、人道、尊嚴爲支柱：
一、風流太守袒護子民情事。如《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宿香亭張浩遇鶯鶯》；
二、明達父母寬諒子女情事模式。如《吳衙內鄰舟赴約》、《閒雲庵阮三償冤債》。
三、重情丈夫不計前嫌，失足女子悔過補過破鏡重圓式。如《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四、薄命女逢癡情郎模式。如《玉堂春落難逢夫》、《單符郎全州佳偶》；
五、癡心女懲負心漢模式。如《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王嬌鸞百年長恨》。
六、智慧女子興家育人模式。如《趙春兒重旺曹家莊》、《白玉娘忍苦成夫》。
七、才男才女相悅成婚模式。如《小道人一著饒天下》。
八、純粹情愛模式。如《賣油郎獨占花魁》。

《十日談》第六天的第七個故事，說有女人通姦被發現，按照法律一律活焚。有一個女人被指控，她在法庭上公然承認，但指出法律應該得到女人的同意。這條法律完全是針對女人的，女人沒有同意也沒有徵求過女人的意見，所以它一定是不公平的。從此，這一條法律作了修改。中國也有類似的觀點，如關於好妒問題，男人舉《詩•關雎》，說明女子的美德在於不嫉妒。女人問：“詩是誰寫的？”答：“周公。”女人說：“如果是周姥，就一定不會這麼寫。”
《十日談》比三言、二拍早了兩個世紀，但卻都處於啟蒙期，有許多思想是相近的。
《十日談》第四天的第一個故事，郡主綺思夢達愛上了年輕的侍從紀斯卡多，不能實現這種愛情，就把他殺死，心臟盛在金杯裏，毒液注入心臟裏，一邊流淚，一邊飲下這杯酒。親王責備她不該愛上一個奴僕，她回答說：“人類是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區分人的標準。大才大德才當得上貴，否則就是賤。聽你的口氣，好像我有私情，倒是可恕，只是不該與地位低下者發生關係，好像找一個王孫公子做情夫，你就不會責備我了。”這是向門第觀念挑戰。
《十日談》中的人性和人欲的不可抗拒性，很多和三言、二拍相似。《十日談》第三天的第一個故事說，修道院的院長和修女九個人霸佔一個啞巴園丁。《醒世恒言》第十五卷《赫大卿遺恨鴛鴦絛》，寫非空庵的四個尼姑，私藏男子，供其淫樂，將那男子削髮作尼姑打扮，後來他一命嗚呼。《二刻》卷三十四《任君用恣樂深閨》，任君用與楊太尉姬妾私通，後被太尉發覺，去勢。抑鬱而足。《十日談》喜劇，《二刻》中是悲劇，有勸誡之用。而《十日談》的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個故事，說一個侯爵娶了窮人家的姑娘，條件是，她應該總是說“是”。《二刻》第三十一卷《行孝子到底不簡屍，殉節婦留待雙出柩》，三十二卷《張福娘一心貞守，朱天錫萬曆符名》。記載的女子，都是“三從”的典范。
《十日談》第八天的第八個故事，說有兩個青年，互相鄰居，門第高貴，互相勾引對方的妻子。《初刻》第三十二卷《喬兌換鬍子宣淫，顯報施臥師入定》，說兩個大家子弟，即鐵生和胡生，他們互相勾引對方的妻子。

第六節擬話本小說的結構特點
三言二拍是短篇白話小說，短篇更講究結構。“三言”、“二拍”善於將日常生活瑣事作巧妙的生,通過有機的粘連,構成出人意表、環環相扣的故事情節;並運用巧合、偶然、意外等藝術手法。除此之外，小說廣泛運用“結構核”。所謂其結構核，如同戲劇裏的某件重要的道具。如《牡丹亭》裏的畫像。可以是一個細物,如一件襯衫、一軸畫、一枚戒指、一隻畫眉、一文錢、一頂破氈笠等;也可以是一個字謎、一段隱語、一個夢兆等。盡管瑣細,但卻構成了小說情節結構的核心和敍事的焦點，以此綰合情節，展開敘事。
如《喻世明言》卷26《沈小官一鳥害七命》就是圍繞著一隻畫眉鳥來故事情節的。沈小官嗜玩畫眉,一天早晨到郊外柳林遛鳥,因疝氣發作,倒地昏暈。箍桶匠張公經過,見財起意,想拿走畫眉,正好沈醒了過來,與之爭奪,被他一刀殺死,頭顱扔在樹洞裏。這便在一隻鳥雀上生出了一樁殺人案件。接著,畫眉鳥被一個客商李吉買去,伏下了禍因。沈小官父親見兒子被殺,到官府告狀,並懸賞尋找頭顱和兇手。這又引動了貧民黃老狗的貪心,他想讓兒子大保小保獲得這份厚賞,就叫他們割下自己的頭,埋在陰溝裏,再去報官,果然領得了賞金。但頭顱雖得,而兇手未獲,所以接下來寫沈小官的父親外出一邊尋找兇手,一邊經商,無意中東京禦鳥房發現了兒子的畫眉,查知乃是李吉所貢,於是就去告發李吉。問官逮捕李吉,嚴刑屈打成招,被處死刑。這激起了李吉兩個同伴的義憤,兩人便到杭州去尋訪箍桶匠,終於找到了真凶,並於柳樹洞中起出沈小官的頭顱。可先前的那個頭顱是誰的呢?知府想起了大保小保,便把他們抓起來,以貪財殺父罪處死。張公則以謀鳥殺人罪問斬,行刑之日,張婆受驚跌死。這樣,為了一隻畫眉鳥,先後共死了七個人,生髮出一連串觸目驚心的殺人事件,故事時空則由城市到鄉間,從杭州到東京,再由東京返回杭州,不僅揭示了人們為了錢物虧行止、滅人倫的濁惡世情,而且暴露了封建官府司法部門的昏味不明、草菅人命,具有強烈的現實批判意義。
《警世通言》卷19《崔衙內白鷂招妖》以白話志怪。寫崔衙內獲得新羅國進貢的一隻白鷂,十分高興,就帶著白鷂入山行獵。白鷂於是成了故事的“觸媒”,由此催生、誘發了一個又一個新奇可怖的場景:起先是路過一個酒家,酒保面目凶惡，酒色殷紅。後發現酒缸裏竟都是人血,此為一驚。接著入深山放白鷂追趕紅兔,反失去了白鷂,此又一驚。旋即發現白鷂在懸崖頂上,一個骷髏正撥弄著鷂鈴玩耍,此為三驚。衙內引彈弓射之,忽又都不見,此為四驚。他晚間迷路,至一莊舍,又遇先前酒保,此為五驚。宅內一女穿著紅衫,表示要嫁崔衙內,此為六驚;正在這裏,她的父親趕回,竟是那具骷髏,口中發誓要把白天射他一箭的崔衙內捉來吃他的心肝,此為七驚。足爲可怖。足見作者是頗巧于用“白鷂”來牽引情節,別開生面,構成峰迴路轉、驚險新奇的藝術效果的。
其他如《十五貫戲言成巧禍》中的十五貫錢，《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的“珍珠衫”等，餘例尚多，不一一舉。








第八講、晚明詩文
第一節公安派
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皆湖廣公安人，故名。另有陶望齡、江盈科等。
公安派初染前後七子餘風，中道序宏道《解脫集》曰:“上自漢、魏,下及三唐,隨體模擬,無不立肖。”《石浦先生傳》中又謂宗道：“不第歸,益喜讀先秦兩漢之書。是時,濟南琅琊之集盛行,先生一閱悉能熟誦,甫一操觚,即肖其語。”
後受李贄影響，由其童心之說而窺性靈之旨，始變師古爲師心。立公安派之幟志。萬曆二十年，袁宏道作《狂歌》詩雲:“六籍信芻狗,三皇爭紙上。猶龍以後人,漸漸陳伎倆。噓氣若雲煙,紅紫殊萬狀。醯雞未發覆,饔裏天浩蕩。宿昔假孔勢,自雲鐵步障。一聞至人言,垂頭色沮喪。”所謂至人，即李贄。
《中郎先生行狀》曰：“先生(宏道)既見龍湖,始知一向株守俗見,死于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能為心師,不師於心;能轉古人,不為古轉。發為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蓋天蓋地。如象截急流，雷開蟄戶，浸浸乎未有涯也。”龍湖問學後，三袁始起而反對擬古，“獨抒性靈”。袁宏道《敘小修詩》：
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魄。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
所謂性靈，表現爲“趣”或“韻”，所謂“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因之，童子爛漫之天趣爲最高，“愚不肖”率心而行，無所忌憚，亦爲一趣。乃講學高官“毛孔骨節爲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稚子“叫跳反擲”、醉人“嬉笑怒罵”，“皆理無所托”，故“自然之韻出”。皆以真性情爲高，僞道學爲卑。（此論當分別觀之。）
公安派反對一昧擬古。雖於前後七子中李何王皆有推尊，然於摹古之習深惡之。中郎常斥之爲“鈍賊”，詆爲“糞裏嚼查，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中郎之論出，王、李之雲霧一掃，天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澤之病，其功偉矣。”復曰：“機鋒側出，矯枉過正，於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滅裂，風華掃地。”所謂極是。
公安派詩宗白蘇之平易。“信心而出，信口而談。”
袁宏道《靈隱路上》：
細鳥傷心叫，閑花作意飛。芳蹊紅茜雨，古澗綠沈衣。豔女逢僧拜，遊人緩騎歸。幸隨真實友，無復可忘機。
忘機是古典詩人追求的終極目標之一，李白：“我醉君複樂，陶然共忘機。”（《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韋應物：“守此幽棲地，自是忘機人。”（《園亭覽物》）姚合《山中述懷》：“為客久未歸，寒山獨掩扉。曉來山鳥散，雨過杏花稀。天遠雲空積，溪深水自微。此情對春色，盡醉欲忘機。”中郎偏喜入世。某種程度反映了晚明爲世俗精神。
《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爲韻》之二：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聽新朝事。邸報束作一筐灰，朝衣典與栽花市。新詩日日千餘言，詩中無一憂民字。旁人道我真聵聵，口不能答指山翠。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言既無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沈醉。眼底濃濃一杯春，慟於洛陽年少淚。
宏道詩中時涉俳諧調笑，如《西湖》：“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中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臥。”《偶見白髪》：“無端見白髪，欲哭反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跳。”寒山拾得之體，自非詩中高境。中道曰：“吾兄《錦帆》、《解脫》等集，意在破執縛，間有率意遊戲之語。或快爽之極，浮而不沈，情景太真，近而不遠。要出自性靈，足以蕩滌塵坌。”效顰者益爲俚俗，爲纖巧，爲莽蕩，斯其流蔽已。
章培恒先生《中國文學史》：中國詩歌已取得很高成就，同時也在格式、意境、意象、語彙諸方面形成一定的套路，很難再有大的突破，而且與明中後期社會中形成的活躍、顯露、市俗化的生活情感難以相容。換言之，古典詩歌傳統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爲生活的抒情需要的束縛。此觀點值得深思。

第二節    竟陵派
當七子風行之餘，鍾譚選唐詩爲《唐詩歸》，隋以前詩爲《古詩歸》，風行一時，幾於家弦戶誦。因有竟陵派之名。一反七子麗藻高華之面目，專取清瘦淡遠之詩。若太白《古風》、少陵《秋興》、《諸將》等皆不入遠。公安派以輕俊矯王李之縟重，竟陵輒以幽冷洗王李之絢爛。以食爲喻，則厭其肥膿醇厚，而思螺蛤野䔩菜。當王李風衰，故亦足導引風氣。
公安信心，竟陵則揉師古與信心爲一體。鍾惺謂：“凡以詩文者，內自信於心，而上求信於古人，在我而已。”譚亦謂“不發信心者非人。”復曰“彼任其胸中流出而不知檢者，識不足也。”故欲“第求古人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爲也。”“以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於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遊於寥廓之外。”“我輩文字到極無煙火便是機鋒”。可見其宗尚。
鑒於七子食古不化，滯厚不靈，公安純任性靈，流於淺薄。竟陵追求文學創作中“靈”與“厚”的結合。鍾惺曰：
詩至於厚而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爲詩者。厚出於靈，而靈者不即能厚。……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夫若以頑冥不靈爲厚，又豈吾孩之所謂厚哉。（《與高孩之觀察》）
“靈慧而氣不厚則膚且佻矣。”（《唐詩歸》）
然亦有影響模糊之談，其評古詩往往有“說不得”、“不可解”之語，似若超超玄箸，然實無有。蓋鍾譚爲文學批評家，非學問家，其評點詩文以慧性見長，不以學識功力見長，宜其評詩有隨意妄言處，爲後人所詬病。如《古詩歸》卷一《幾銘》：“皇皇惟敬□□生詬□戕□”，內有四闕字，鍾譚臆作“口”字，並加贊評。鍾曰：“讀‘口戕口’三字，竦然骨驚，覺《金人銘》反饒舌。”譚曰：“四口字疊出，妙語，不以爲纖。”斯爲好奇過也。（周亮工《與林鐵崖》）

《六月初五夜月》：
長夏不肯晚，既晚亦蒼涼。涼色已堪悅，況此纖月光。初生如新水，清淺半東牆。尋常如乍見，悲喜觸中腸。對月本佳況，鄉思亦無方，且複共明月，無為念故鄉。

上巳雨登雨花臺：
去年當上巳，小集寇家亭。今昔分陰霽，悲歡異醉醒。可憐三月草，未了六朝青。花作殘春雨，春歸不肯停。

巴東道中示弟牷
山中未必雨，雲起已生愁。峽窄天多暮，江高地易秋。連朝皆陟巘，茲路獨臨流。欲畫瞿塘勝，歸途定覓舟。

宿烏龍潭：
淵靜息群有，孤月無聲入。冥漠抱天光，吾見晦明一。寒影何默然，守此如恐失。空翠潤飛潛，中宵萬象濕。損益難致思，徒然勤風日。籲嗟靈昧前，欽哉久行立。
幽深孤峭，別出手眼。然有句無篇，緣才力不足故也。

譚元春：
夜次陽邏同夏平尋山
靜人真可偕，高趣脫無逆。人家殘漲後，初乾沙紋跡。軟步過秋草，寂寂林下宅。宅邊如有徑，諒爲茲山闢。微落犬吠巔，向下人聲積。高處天地靈。長江動空碧。一燈磬杳然，嶺爲溪所隔。不必詣其所，惆悵亦有獲。

遊九峰山
衆山作寺圍，群松作山護。纏綿青翠光，山欲化爲樹。根斜即倚磴，枝隙已通路。陰雲貫其下，常令白日暮。藤刺裹山巔，飛鳥慎勿度。

竟陵風行三十年，乃遭反對。錢謙益斥之最烈：
“其所謂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獨君之冥語，如夢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國，浸淫三十年，風移俗易，滔滔不返。”（列朝詩集小傳評鍾惺）
“以俚率為清真，以僻澀為幽峭，作似了不了之語，以為意表之言，不知求深而彌淺；寫可解不解之景，以為物外之象，不知求新而轉陳。無字不啞，無句不謎，無一篇章不破碎斷落。一言之內，意義違反，如隔燕吳；數行之中，詞旨蒙晦，莫辨阡陌。”（《列朝詩集小傳》評譚元春）

錢鍾書《談藝錄》
竟陵派鍾譚輩自作詩，多不能成語，才情詞氣，蓋遠在公安三袁之下。友夏《岳歸堂稿》以前詩，與伯敬同格，佳者庶幾清秀簡雋，劣者不過酸寒貧薄。《嶽歸堂稿》乃欲自出手眼，別開門戶，由險澀以求深厚，遂至於悠晦不通矣。牧齋《歷朝詩》丁集卷十二力斥友夏“無字不啞，無句不謎，無篇不破碎斷落”，惜未分別《嶽歸》前後言之。友夏以“簡遠”名堂，伯敬以“隱秀”名軒，宜易地以處，換名相呼。伯敬欲為簡遠，每成促窘；友夏頗希隱秀，只得扞格。伯敬而有才，五律可為浪仙之寒：友夏而有才，五古或近東野之瘦。如《糴米》詩之“獨飽看人饑，腹充神不完”，絕似東野。《拜伯敬墓過其五弟家》之“磬聲知世短，墨蹟引心遐”，《齋堂秋宿》之“蟲響如成世”，又酷肖陳散原。然唐人律詩中最似竟陵者，非浪仙、武功，而為劉得仁、喻鳧。

第三節陳子龍與夏完淳
七子而後，公安派與竟陵相繼而興，王李之道盡矣。公安與竟陵亦各有其弊。至陳子龍復振七子之墜緒，返俚淺幽峭之習，復臻雄渾高華之格調。譽之者謂其廓清榛蕪，力追先正，詆之者則曰七子窠臼，徒爲虛囂。然陳子龍天生英傑，足爲有明政治與文學作一結穴。
陳子龍，字人中、臥子，號軼符、大樽。松江華亭人。崇禎十年進士，選紹興推官。南明弘光帝時任兵科給事中。清軍陷南都，於松江起事抗清。事敗後避匿山中。不久聚義太湖抗清，事泄被逮，解送途中乘間投水死。曾與夏允彜組織"幾社"。注重經世致用之學，曾編《皇朝經世文編》五百餘卷，多"議兵食，論形勢"。終忠裕一生，初爲復古尚雅的名士，繼爲濟世安邦之志士，終爲抗清復明之戰士，志節皎然，與日月爭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