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海涅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前夕，起义事件不断发生，海涅很受鼓舞。1843年，他在巴黎结识了马克思，四十六岁的海涅对年轻的马克思非常尊敬。和马克思的交往使海涅加深了对社会矛盾的认识。这个时期他所写的许多诗歌突破了个人抒情的范围，密切结合当时德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其中一部分标题为《时代的诗》，对一切反动势力予以尖锐的嘲笑和抨击，发出了推翻旧制度的响亮号召，如著名的《等着吧》、《西里西亚纺织工人》、《掉换来的怪孩子》、《一六四九——一七九三——????》等。
在短诗《等着吧》(1844)中，诗人说，他不仅能发出美丽的闪电，还有打雷的才能。一旦适当的日子来到，他将发出雷鸣的言词，霹雳的响声：
暴风雨将要在那一天，
甚至把一些槲树吹倒，
一些教堂的高塔要倒塌，
一些宫殿也将要动摇!
在这里，诗人毫不忌讳地直接向封建贵族和教会发出的战斗的宣言。
《西里西亚纺织工人》(1844)这首最富有战斗性的诗反映了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的起义，歌颂他们是自觉的战士和旧制度的掘墓人，他们一面织布，一面发出对上帝、国王和专制国家的三重诅咒：
梭子在飞，织机在响，
我们织布，日夜匆忙——
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恩格斯推崇说：“这首歌暗中针对着1813年普鲁士人的战斗叫嚣：‘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这种叫嚣从那时起就是保皇党人心爱的口号……”恩格斯认为，这首歌的原文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掉换来的怪孩子》(1844)充分表达了海涅对军国主义普鲁士的莫大憎恨，诗人用讽刺夸张的手法来刻画它的丑恶、愚蠢、侵略、贪婪的特性：
一个孩子有个大葫芦头，
浅黄的髭须，苍老的发辫，
蜘蛛般的长臂可是很强健，
有巨大的胃，肠子却又小又短——
海涅在他晚年所写的《一六四九——一七九三——????》(1855)一诗中，叙述了1649年英国专制国王被判处死刑，1793年法国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他预言，德国封建王朝覆灭的年份必将到来。所不同的是，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在1649和1793年曾经是革命的，而德国资产阶级则要跟在德国王朝的灵柩后面哭哭啼啼。海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海涅的政治诗含有辛辣的讽刺，节奏有力，文字朴素，譬喻生动，形象通俗鲜明。
海涅最突出、最重要的作品是政治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全诗共二十七章，以冬天象征死气沉沉的德国，通过童话般的幻想，逐章对德国的检查制度、关税同盟、骑士制度、政治上的分裂等现状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反动的普鲁士统治者、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奴颜婢膝的市侩、虚伪的宗教、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都遭到海涅的辛辣讽刺和嘲笑。诗一开始就斥责德国消极浪漫主义所唱的“绝望的曲调”，反对那种麻痹人民思想的“催眠曲”。作者针锋相对地提出他自己要制作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要在地上，建立平等自由的“天国”。紧接着，他又猛烈攻击普鲁士专制政体，把它比作一只丑恶的鸟。在第七章里，他嘲笑当时的德国说：
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有了陆地，
海洋是英国人的，
我们的支配权却不用说
只是在梦中，在天空的王国里。
第26章把腐朽、分裂的德意志36个封建小邦比作“三十六个粪坑”，认为清除这些粪坑决“不能用玫瑰油和麝香”，必须用暴力。海涅显示了他同反动统治作斗争的坚定性。在第十二章里同资产阶级激进派论争时，他指责他们反封建不彻底，他自己决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逃避斗争，他“不是羊”也“不是狗”，而是一只富有战斗性的凶狠的“狼”。长诗集中地体现了海涅艺术风格的特点：夸张的讽刺、离奇的譬喻、民间的传说、个人的幻想和风趣的对话都交织在一起。
海涅晚年由于长期患病卧床，脱离现实斗争，曾一度产生苦闷的情绪。这种心情在他的诗集《罗曼采罗》(1851)里得到反映，但其中也有一些优秀的政治讽刺诗，表明作者并没有完全失去斗志。在他去世前一年写的《路苔齐亚》法文本序言中，海涅表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他认识到“未来时代是属于共产主义者的”。但因为海涅生活在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过时，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还未成熟的过渡时期，他不能正确认识未来的共产主义。他一方面愤怒地抨击封建贵族的反动势力，对资产阶级社会作了揭露和讽刺，甚至看到劳动人民起来革命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他却始终没有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认识不到劳动人民的巨大的历史作用，因而把共产主义看作一般的平均主义，担心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胜利的无产阶级只重视创造物质财富，会用“粗糙”的双手毁坏人类的文化艺术；这种观念使海涅对共产主义怀有疑惧心理。
和海涅同时代的、但是逝世较早的另一个革命民主主义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1813-1837)出生于医生家庭，自己也学过医。他很早就接受法国革命思想的影响，为了解放农民，使他们摆脱封建枷锁，他团结了一些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于1834年组织“人权协会”，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他主办《黑森快报》(1834)，写了许多政论文章，号召农民起义。在每份快报的首页都写着法国革命时期流行的两句口号：“对茅屋——和平，对王宫——战争!”作者运用通俗的语言和精确的统计数字，使文章富有说服力和鼓动性，他在激励农民起来推翻封建诸侯的时候说：“擦亮你们的眼睛，数数你们的压迫者的数目吧，他们所以有力量，全在于他们吸取了你们的鲜血，在于他们有一支从你们那儿征集来的军队。”“你们长年累月在土地上耕掘，那么也给你们的暴君挖一个坟墓吧!”
毕希纳的创作期只有三年，共写过三个剧本，其中较重要的是《丹东之死》(1835)，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和丹东两派之间的冲突为背景。作者肯定罗伯斯庇尔的革命坚定性，虽然对丹东之死抱有一定同情，但还是谴责了丹东放弃革命，沉湎于个人的生活享受。在丹东要求罗伯斯庇尔放弃革命政策的一段对白中，罗伯斯庇尔回答丹东说：“社会革命没有结束；谁要是半途停止革命，那就是给自己掘坟墓。”但作者又认为罗伯斯庇尔的革命政策并不能解决广大劳苦人民的生活问题，正如丹东在煽动群众时所说的：“你们要面包，他们把头颅扔给你们!你们渴，他们叫你们喝断头台上的血!”剧本表达了作者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德国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但是他仅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反对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对于怎样才能解决人民的“胃”的问题，消除贫富不均，毕希纳自己也是模糊不清的。《沃伊采克》是一部未完成的社会悲剧，取材于当时在来比锡发生的一起大案件。戏剧的矛盾建筑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主人公来自穷苦的下层人民，他为生计所迫，给一个医生充当试验品，过着动物般的生活。因为他所爱的女子被有权势的人利诱、勾引，他就杀死了她。这部作品反映了作者对劳苦人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受苦难和剥削的同情。
格奥尔格•维尔特(1822-1856)生于牧师家庭，少年时期当过学徒，后来在莱茵河流域和国外经商。1843到1845年他旅居英国，结识了一些宪章派人士，常常参加工人集会。1843年起，维尔特先后同恩格斯和马克思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他们那里接受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创办《新莱茵报》，维尔特担任副刊编辑，写过许多优秀的政治诗和散文。恩格斯对他的工作评价很高，说：“我不相信在别的报纸上什么时候有过这样有趣而锋利的小品栏。”1856年，维尔特在古巴的哈瓦那去世。
维尔特的诗歌在形式上受到海涅的影响，讽刺性很强，手法丰富多彩，在内容上则十分新颖独特。工人和贫苦手工业者受到诗人的热烈歌颂，他们第一次以自觉的战斗姿态出现在德国的文学作品里。例如在1843到1846年间创作的《饥饿之歌》中，作者写道：
尊敬的国王陛下，
你可知道这惨事一桩?
星期一我们只吃了一点，
星期二我们就断了粮。

星期三我们只好挨饿，
星期四我们受尽了苦，
啊，差一点，差一点，
我们就饿死在星期五!

快叫人在星期六给我们
烤些干净像样的面包，
不然，国王陛下，在星期天，
我们就要把你抓住吃掉。

这首诗有申诉，有抗议，虽然是描写工人的饥饿，但用的不是灰色的唉声叹气的调子，而是幽默、开朗的笔调，最后发出了使统治阶级发抖的警告。维尔特的著名组诗《兰卡郡之歌》(1845)反映英国工业区兰卡郡的工人生活和他们反抗资本家的斗争。《一百个哈斯韦尔男子》描写矿坑失事，死了一百个矿工，矿主只拿出每人一周的工资来抵偿他们的生命。《铸炮者》和《兰卡郡酒店老板》两诗倾诉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愤怒和反抗。前者叙述一个兵工厂工人为厂主劳苦了一辈子，却因年老被赶出门外，最后他觉悟到必须为工人阶级自己铸造一尊大炮。后者指出织羊毛的工人没有毛衣穿，种地的农民饿着肚子上床，运煤的工人把一车一车煤从矿坑运到地面上，而自己的妻儿却冻死在家里，最后他们一起发出了诅咒的吼声，作者预言睡在鸭绒被里的富翁当晚将做噩梦。在《他们坐在板凳上》一诗中，维尔特写英国工人听到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时是如何激动：
紧握拳头，挥动帽子，
他们全都义愤填膺，
森林和草原同时响起：
“西里西亚，祝你成功。”
这首诗表现了国际工人的团结一致和互相支持，维尔特的思想和感情已和这些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交融在一起。他的诗歌自然健康，语言简练，具有朴素的民歌风格。
维尔特的散文作品中最富有特色的是《不列颠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速写》(1843-1848)，包括十四篇文章，其中有英国风景描写，经济问题论述，无产阶级贫困情况报道，对英国宪章运动领袖的刻画和对宪章运动本身的描述。这些文章说明无产阶级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去解放自己的阶级，他们的战斗已经开始。在《英国工人花会》一篇中，作者看到未来社会的一切都是光辉灿烂的，预言无产阶级将在世界上创造出新的文学和艺术来。
他的两部小说《德国商业生活的幽默速写》(1845-1848)和《著名骑士史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1849)发表在《新莱茵报》副刊上，激烈地抨击了德国的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揭露和讽刺了他们的丑恶面貌。
维尔特的创作年限虽然很短，但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写了许多忠实反映无产阶级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因而恩格斯在纪念他的一篇文章里称颂他是“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
台奥多尔•施托姆(1817-1888)生于德国北部的胡苏姆，这个小城曾长期处在丹麦统治下。他的创作有诗歌和中短篇小说。他的诗反映的生活面相当狭窄，主要是写个人爱情和田园生活，但也有一些诗表露了他对家乡命运的关怀。他的诗歌具有民歌风格，语言简练，音韵和谐。
施托姆的主要成就是小说。他早期的代表作《茵梦湖》(1849)写出身小康之家的伊利莎白和青年莱茵哈特彼此相爱，但她的母亲不顾他们的爱情，把她嫁给一个富人。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关系是不合理的，但他笔下的两个青年都逆来顺受，缺乏反抗精神。全书带有浓厚的忧伤情调。在施托姆后来的作品里，对社会批判的因素有所加强，感伤的情调逐渐减弱。最后一部小说《骑白马的人》(1888)描绘北海附近的农民青年霍克•海因钻研科学技术，想要改建防御海洪的堤岸，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他孤军作战，得不到群众支持，最后终于失败，死在洪水中。霍克•海因是一个具有启蒙思想的人物，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但是他骄傲自大，高踞在群众之上，这导致了他的毁灭。施托姆的作品缺乏强烈的倾向性，没有反映出时代的重大问题，却体现了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对现状的不满和忧郁孤寂的心情。
郭特夫里特•凯勒(1819-1890)是瑞士的德语作家，生于瑞士一个镟工家庭。他早年在德国读书，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影响很大。1848年，瑞士由许多小邦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凯勒拥护这一变革。
他的绝大部分小说反映了十九世纪四十到七十年代的瑞士社会生活，其中最著名的是长篇小说《绿衣亨利》(1855)。主人公绿衣亨利经常穿绿外套，因而得名，他父亲早死，家境清寒，后来他去德国学画，一直找不到正确的艺术道路，生活又极端贫困，精神上非常苦闷。此后他在回家途中偶尔结识两个无神论者，初步接受了唯物主义，同时他又看到瑞士已变成统一的联邦国家，处处洋溢着民主进步的气氛，这一切使他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回家后，他重遇过去的女友，爱情又增加了他的力量，他终于摆脱了彷徨苦闷的精神状态。他认识到参加实际社会活动才是为祖国服务的正确道路。当时作者对瑞士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有幻想，认为在这种制度之下，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到解决。这部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自传形式，书中许多人物形象富有个性，生动鲜明。凯勒的短篇小说集有《塞尔德维拉的人们》(1856-1874)、《七个传说》(1872)和《苏黎世短篇小说集》(1877)。《塞尔德维拉的人们》描述十九世纪中叶瑞士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时的人民生活，揭露社会上落后保守的倾向，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特性。作者创造了各种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和农民。这部小说集中以《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最为著名，它描写一对青年男女彼此相爱，可是双方的家长受到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互相争夺田产，成了仇人，他们的子女无法结婚，终于一起自杀。这个爱情悲剧揭露了资本主义渗入瑞士农村后造成的恶果。
凯勒晚年对瑞士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感到失望。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马丁•萨兰德》(1886)说明瑞士社会和其他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也充满了贪污腐化、损人利己、虚伪欺骗等罪恶。
第五节　意大利文学 
1848年的意大利革命打击了外国统治者和本国封建势力。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愈益要求扫除外族奴役和封建割据造成的障碍。从五十年代末叶起，民族复兴运动进入更广泛、深入的时期。以马志尼、加里波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推翻国内外封建主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则主张在独立、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萨伏依王朝领导下的君主立宪政权。由于无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斗争关键时刻动摇妥协，大资产阶级窃取了民族复兴运动的胜利果实。1860年，由萨伏依王朝领导的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1870年，罗马解放，教皇被剥夺世俗权利，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最后完成。
然而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未同时完成。君主立宪政权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没有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资本主义只在北方取得迅速的发展，国内大部分地区仍然保留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劳动人民沦于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之下。广大中小资产阶级、农民同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并且日趋尖锐。这样，反映民族复兴运动理想的浪漫主义文学就逐渐失去现实意义，趋向衰落。广大中下阶层不满现状、迫切要求继续进行社会变革的思想，在文学里得到了反映。
拉法埃洛•乔万尼奥里(1838-1915)生于罗马，年轻时在撒丁王国的军队里任军官，参加过反对奥地利占领者的斗争。后来志愿加入加里波第率领的远征军，在攻克罗马的战役中立下功绩。退役后在师范学校教授文学、历史，同时从事新闻和文学活动。他写过现代题材的长篇小说、历史小说、历史剧、诗歌和研究1848年意大利革命的史学著作，其中以长篇历史小说《斯巴达克》(1874)最为出色。
小说取材于公元前一世纪斯巴达克领导的古罗马奴隶起义的史实。斯巴达克原是受奴隶主压迫和凌辱的角斗士，在一次角斗表演中由于勇敢机智而被解放，成为自由人。公元前七三年，他率领七十八名角斗士揭竿而起，杀上维苏威火山，点燃了奴隶起义的革命列火。起义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在三年多里纵横转战，所向披靡，把罗马派来围剿的官军打得落花流水。革命风暴猛烈地冲击着奴隶主帝国。在胜利的形势下，领导集团发生分裂，起义部队滋长了骄傲情绪，在同大贵族克拉苏率领的优势敌人的激战中遭到失败，斯巴达克也壮烈牺牲。十九世纪曾有许多作家和歌剧作者以斯巴达克起义为题材进行创作，但都没有成功。乔万尼奥里以同情奴隶起义的态度和亲身参加民族复兴运动的体验，对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加以艺术上的再创造，写出了意大利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劳动人民武装斗争、塑造奴隶起义英雄光辉形象的作品。
小说深刻细腻地揭露出奴隶社会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尖锐，一开始就把抨击的抒头直指统治集团。竞技场惊心动魄的角斗表演，鲜明地展示了奴隶主骄奢佚乐、凶残跋扈的罪恶。“我们在流血流汗，痛苦地呻吟，暴君们却在宫殿里举杯痛饮!”小说中所引的“自由女神之歌”道出了当时阶级矛盾的实况。残酷的阶级压迫是造成奴隶起义的根源。奴隶们“把镣铐和铁链铸成锋利的短剑”，高举义旗，向奴隶主阶级展开你死我活的大搏斗，誓要“用压迫者的血来抵偿被压迫者的呻吟”。他们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成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富于生气和创造性、推动社会前进的主人公。作者热情歌颂奴隶起义的伟大业绩，写出了奴隶们的英雄气概和高尚道德。
作者把斯巴达克放在小说的中心地位，精心塑造了这个令人难忘的典型。他的英勇、机智、刚毅和忘我的精神，体现了奴隶阶级的崇高品质。他忠于革命事业，具有透彻剖析形势的政治头脑、卓越的指挥艺术和组织才能；他为部队制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严明的纪律；他坚持原则，在正确意见未被采纳时又善地照顾大局，在关键时刻勇于为革命力挽狂澜。这些都生动地显示出斯巴达克代表着千百万被压迫奴隶的利益和愿望，集中了他们的智慧和才能，是奴隶阶级的旗帜和“理想的化身”。
小说又比较成功地塑造了陪衬人物苏拉、克拉苏等奴隶主贵族的形象，对他们的暴虐、堕落、虚伪的本质予以无情揭发和鞭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贵族在野派代表凯撒和卡提林纳的贪婪、诡诈的阴谋家面貌，揭露他们企图借奴隶起义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野心。书中还申斥了教会充当奴隶主帮凶的可耻行径。
乔万尼奥里是立足于他当时的意大利的现实来写这部历史小说的。他怀着明确的政治倾向，借用斯巴达克起义的题材，抒发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政治理想。书中的斯巴达克不止一次地表示，他献身的事业不只是争取奴隶的自由，而是争取普遍的“自由、人权和平等”，实现“民族与民族之间互相亲善友爱”，建立一个“正义与智慧的世界”。这显然已经超越了奴隶起义的斗争目标。作者在书中明确地说，他写斯巴达克这样一位古代杰出人物，是要“让后世这些丧失了英武气概而且日趋退化的子孙回忆一下他们祖先的事迹”，从失败中振作起来，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而斗争。民族复兴运动的著名英雄加里波第以“狂喜”的心情阅读了《斯巴达克》，他在致作者的信中表示，希望他的同胞们重视这部小说的“伟大价值”，保持毫不动摇的坚毅精神”，捍卫神圣的自由事业。
《期巴达克》具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作者凭借他那渊博的历史知识，以广阔的画面和生动的细节，展示出罗马奴隶社会的阶级关系、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进而以雄浑有力的笔墨，描绘了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奴隶起义的兴衰过程和起义英雄的性格特征，又兼用夸张、想象、衬托等手法精心刻画人物的精神境界和心理，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较好地糅合在一起，既揭示了历史的真实，又体现了十九世纪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意愿。
但小说中也存在着缺陷，这表现在对暴君苏拉的妻子范莱丽雅和贵族妓女爱芙姬琵达的描写上面。作者把人性写成一种高于阶级矛盾、能够主宰人的一切行为的力量，渲染爱情对范莱丽雅和爱芙姬琵达的感化作用，同时夸大了个人感情对革命成败的影响，似乎只要罗马贵妇人都效法范莱丽雅，奴隶制就可以废除，而爱芙姬琵达对斯巴达克由爱到恨的感情变化，又仿佛是导致起义失败的转折点。小说还把资产阶级提出的人权、平等、博爱的原则，勾画成为一幅人类理想社会的蓝图，是“无可争辩和不可推翻的原则”。
民族复兴运动以后，有些曾是共和主义者的作家政治上逐渐保守，转到君主立宪派的立场上。卡尔杜齐就是一个代表。
乔祖埃•卡尔杜齐(1835-1907)出身于一个医生和烧炭党秘密成员的家庭，六十年代民族复兴运动高涨时期成为共和主义者。他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初叶创作的诗歌中赞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意大利人民反对外族侵略和封建专制的斗争，称颂马志尼、加里波第是“前无古人的崇高英雄”，称颂他们为祖国解放事业建树的伟大功绩。他的名诗《撒旦颂》(1863)讴歌撒旦的反叛精神，谴责教会扼杀自由和理智，阻碍人类和文明的进步。他对欧洲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寄予同情，用热情的诗句呼吁他们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哈布斯堡王朝：“奋起战斗吧，各个被压迫的民族!我们将在战斗中携手前进!”(《西西里和革命》，1860)诗人还写了一些优秀的讽刺诗，揭露上层阶级攫取胜利果实、背弃人民的卑劣行为。但是有的诗歌流露出对君主政权的幻想，把皮埃蒙特国王和自由战士同样当作革命者来歌颂。
意大利王国成立以后，卡尔杜齐的诗歌逐渐丧失了原先的战斗性。在诗集《新诗》(1861-1887)、《野蛮颂歌》(1877-1889)、《诗歌和韵律》(1898)里，诗人沿用古典主义诗歌的题材，返回封建的中古和文艺复兴时代，吟咏自然景色，缅怀往昔，抒发个人的情感，艺术上追求形式的美和韵律，流露出颓废主义的情调。这些诗歌试图引导读者脱离现实斗争，起着维护资产阶级君主政权的作用。也有些诗篇表现了作者的模糊的乌托邦幻想。1890年，他当选为意大利王国议会的参议员。卡尔杜齐的创作反映了民族复兴运动以后同君主政权妥协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情绪。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出现一个新的文学潮流——真实主义。真实主义受到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但实际上更接近于批判现实主义，是意大利具体的民族历史条件的产物。真实主义反映了封建秩序崩溃、资本主义关系胜利和巩固时期的意大利社会问题。它把注意力集中于当时阶级矛盾最尖锐、生活最贫困的地区，要求作家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在作品中毫不粉饰地予以再现，主张揭示人物与环境的联系；它以中下层人民为主人公，抨击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和残余的封建势力的罪恶，表达了破产的中小资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情绪。
路易吉•卡普安纳(1839-1915)是真实主义理论家、作家，和维尔加共同奠定了真实主义的理论基础。他把目光投向西西里农村和社会下层，在短篇小说和长篇《洛卡维迪纳侯爵》(1901)里展示出半封建的西西里农村的惊人贫困，农民对土地和劳动的热爱，外省生活的平庸空虚。他的作品有时流露出自然主义的倾向，企图通过人物的病态现象来研究社会环境，因而掩盖了阶级矛盾。
玛蒂尔德•塞拉奥(1856-1927)是一位多产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大都描写那不勒斯中下层市民的生活，抨击资本主义金钱势力造成社会邪恶，导致人们经济破产和道德堕落。萨尔瓦多•迪•贾柯莫(1860-1934)用那不勒斯方言写了许我诗歌、短篇小说和剧本，反映社会底层的水手、工人、艺人和儿童的苦难生活。上述两个作家都揭露了被资产阶级称为“安乐乡”的游览胜地那不勒斯的阴暗面。
格拉齐娅•黛莱达(1875-1936)以细腻的笔触描写撒丁岛农民和牧人的生活，表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同撒丁岛古老文明的冲突以及后者的解体。
乔万尼•维尔加(1840-1922)在真实主义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出生于西西里岛文化中心卡塔尼亚市一个贵族家庭，祖父是烧炭党成员。他二十岁时进大学攻读法律，开始文学活动。在政治上，他是热烈的民主主义者。他最早的两部历史小说《山地的烧炭党人》(1861-1862)和《滨海湖》(1863)取材于意大利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争取独立和自由的史实，贯穿着当时处于高潮的民族复兴运动的精神。随后发表的几部爱情小说如《一个女罪人》(1866)、《夏娃》(1873)等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缺乏思想深度，但受到城市资产阶级的欢迎。
1865年，维尔加离开西西里，先后在佛罗伦萨和米兰居住，同政治界和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广泛接触，同文艺理论家、作家卡普安纳结下深厚的友谊，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