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加最优秀的作品是他奉行真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产物。中篇《奈达》(1874)描写一个雇农妇女的苦难身世，是他的第一部真实主义小说。短篇小说集《田野生活》(1880)和《乡村故事》(1883)是十九世纪下半叶西西里乡村风貌的组画，作者怀着巨大的同情，以敏锐的观察力，描摹农民、渔民、矿工、小手工业者的劳动生活和遭受剥削、压迫、凌辱的不幸境遇，刻画出形形色色的地主、官吏、法官、律师和神甫的形象，揭发他们互相勾结，鱼肉人民的罪恶，同时对新兴资产阶级的贪婪冷酷也予以有力批判。作者强调，农民虽然贫贱，却具有丰富的情感和高尚的品格。但有时他只限于客观地描写现实环境给劳动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从而损害了人物形象。
维尔加计划以《被征服者》为总题创作一套长篇小说，但只完成了《马拉沃里亚一家》和《堂•杰苏阿多师傅》两部。《马拉沃里亚一家》(1881)的故事发生在西西里一个穷困偏僻的小渔村，“上帝和世人遗忘了的地方”。主人公安东尼•马拉沃里亚是个勤劳正直的老渔民，他想凭借儿孙的强壮劳力和一条渔船，挣脱世代贫穷的命运，但结果希望破灭，家破人亡：海上风暴吞噬了他唯一的儿子和赖以生存的渔船，瘟疫又夺去儿媳的生命；孙子们或在战争中丧命，或受到城市文明的诱惑，道德堕落，不可救药；老马拉沃里亚也在高利贷的剥削下破产，在医院里痛苦地死去。小说成功地描绘出西西里渔民的辛酸生活，反映了在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农村封建宗法制崩溃的过程，谴责资本主义城市文明是腐蚀农民的邪恶力量。
《堂•杰苏阿多师傅》(1889)的主人公杰苏阿多贫农出身，当过苦力，后来发迹，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翁，“人间的上帝”。他一心向上爬，挤入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但受到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联合一致的反对。他在同这些势力搏斗中不断遭到失败，成为“被征服者”，丧失了反抗的力量和他所聚敛的全部财富，最后众叛亲离，孤独地离开人世。小说以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描写出急遽发展的资本主义如何造成农村剧烈的阶级分化，破坏传统的社会关系；又如何给劳动人民带来新的灾难，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除掉金钱，没有别的上帝”。小说还斥责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在1848年革命高潮中同封建势力妥协并背叛革命的行为。
维尔加后来还出版过几部短篇小说集和根据短篇改编的剧本，但与旧作相比，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逊色。
维尔加的创作打破民族复兴运动后资产阶级为了粉饰现实而制造的太平假象，揭示了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暴露了十九世纪末叶意大利社会的痈疽，以感人的艺术力量反映出，在资产阶级新秩序和旧的封建关系的双重羁轭下，劳动人民愈加深深地陷入苦难的深渊。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浓郁，文风朴实，大量汲取西西里民间的词汇和谚语，人物性格鲜明，常常用细致的写景来烘托人物心理刻画，使作品具有抒情性。由于他对资产阶级革命感到失望而又远离新兴无产阶级运动，加之受了自然主义的影响，因而看不到解决社会矛盾的前景，常在作品中宣扬现实生活和人的命运不可改变的观点，对宗法制农村社会的瓦解表示惋惜，流露出比较浓厚的悲观哀伤的情调。以维尔加为代表的真实主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学和电影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十世纪初，意大利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真实主义发生危机。维尔加从此辍笔，在卡塔尼亚度过晚年。

第六节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果戈理、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解放运动已由贵族时期逐步过渡到平民知识分子时期，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在三、四十年代，农奴制危机日益加深，反农奴制的社会活动家多半还是贵族中的先进人物。到五、六十年代，俄国进入“农奴制改革”阶段，出现了一批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1825年12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用残暴的手段统治俄国。宪警和密探遍布全国，以监视对政府和教会不满的人，搜索秘密团体；他颁发苛刻的书刊审查条例，宣布“决不赐给农奴以自由”。但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农奴制的危机日渐显著。农民自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如三十年代初的“霍乱暴动”和四十年代的“马铃薯暴动”。连沙皇警察头子卞肯陀尔夫也承认：“农奴制的现状是国家底下的一座火药库。”
为了抵制俄国贵族革命和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沙皇政府提出“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反动谬论，用以维护专制农奴制。他们说正教是“社会幸福和家庭幸福的保证”，专制制度是国家的“奠基石”，而俄罗斯民族则生性“虔诚”、“温顺”。反动文人布尔加林(1789-1859)和格列奇(1787-1867)积极鼓吹这套官方谬论。进步知识分子则加以嘲笑，并寻求改造社会的理论。三十年代初，莫斯科大学出现许多学生小组。赫尔岑小组继承十二月党人的传统，宣传反专制农奴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探讨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斯坦凯维奇(1813-1840)小组研究谢林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向往改造社会的事业，但脱离俄国实际，流于空谈。四十年代发生了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论战。斯拉夫派站在保守贵族的立场，反对俄国走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主张回到古代宗法社会去。西欧派是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的贵族。他们提倡走西方的道路，赞扬英国式的议会政治，抨击农奴制，嘲笑斯拉夫派的复古主义；但他们只要求改良，害怕革命。与斯拉夫派和西欧派都不同的是革命民主派，其代表人的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别林斯基。他既反对斯拉夫派对古代社会的美化，又批评西欧派对资本主义的膜拜。他站在农民方面，同专制农奴制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极力为农民争取政治权利。他认识到俄国的前途要靠农民起来解决。与别林斯基共同战斗的，还有贵族革命家赫尔岑，他在哲学上认识到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
沙皇对思想界反动统治的强化，使进步作家遭到残酷迫害。普希金、莱蒙托夫被谋杀，谢甫琴科被流放，别林斯基受到密探的监视。但是进步作家仍然冲破了反动政府的高压，在作品中表现出反专制农奴制度的批判精神。莱蒙托夫继承普希金的诗歌传统，用“注满了悲痛与憎恨的铁的诗句”，向尼古拉暴政挑战。平民诗人柯里佐夫(1809-1842)写了反映农民疾苦的纯朴诗篇。果戈理用讽刺的武器和卓越的艺术描写，揭发农奴制的腐朽和官僚统治的罪恶，确立了俄国文学的批判倾向。但一伙反动文人却大肆攻击进步文学，说果戈理的作品只写黑暗，不写光明，是对俄国的“诽谤”，并把他贬为低贱的“自然派”。别林斯基给反动文人以猛烈的回击，用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对“自然派”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自然派”的特色就是真实描写和严肃批判农奴制社会的黑暗面，以下层人民为作品的主人公，因而是当时俄国社会最迫切需要的文学流派。别林斯基的理论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确立与发展主生了很大影响。四十年代后半叶，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等开始创作，发表了许多揭发社会黑暗、描绘平民和农民生活的优秀作品。
米哈依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出身于贵族家族，先后在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禁卫军军官学校学习，一八三四年入骠骑兵团服役。他在中学时代开始写诗，受到普希金和拜伦的影响。1837年普希金遇害，莱蒙托夫写了《诗人之死》一诗，激怒了沙皇政府，被流放到高加索。1841年他在一次决斗中被杀害。
莱蒙托夫的青年时期。正是十二月党人失败后俄国反动势力猖獗、一部分群众情绪低落的时期，这对他有极大的影响。他的诗歌浸透着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同时又流露出一种孤独、伤感和绝望的情绪，《孤帆》(1832)便是一例。这反映出，在贵族革命阶段，进步贵族一方面憎恶现实，另一方面又远离人民，看不到变革社会的力量，因而陷入悲观的境地。《诗人之死》直接抨击沙皇及其宠臣们，诗人直呼他们为“扼杀‘自由’、‘天才’和‘光荣’的刽子手”。《鲍罗金诺》(1837)通过一个老炮兵的回忆，歌颂1812年反拿破仑侵略的战争中人民的英雄气概。1838年所写的《咏怀》，对贵族青年的冷漠怯懦的生活态度进行谴责。莱蒙托夫在他的后期抒情诗中，已开始认识到两个对立着的俄国。从1841年的《别了，满目疮痍的俄国》中，可以看到诗人对于“老爷的”俄国的无比憎恨，《祖国》(1841)则表达了他对农村的淳朴生活的喜爱。
叙事诗《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1838)，写伊凡雷帝时代一个沙皇近卫士侮辱了商人卡拉希尼科夫的妻子，被商人在拳斗中打死，商人被沙皇判处死刑。这篇作品具有明显的反专制倾向。
基本上是1838年完成的叙事诗《恶魔》，通过恶魔对一个格鲁吉亚女朗的爱情，歌颂他的叛逆精神，同时也指出他是孤独的。叙事诗《童憎》(1840)的主题仍然是赞扬叛逆者，诗里描写一个从小就被俄国将军俘虏的高加索山村少年——童僧，他逃脱牢狱般的寺院，企图回到故乡去寻找自由的生活。他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中走了三天，途中和豹子搏斗，虽然获得胜利，但自己也受了重伤，被人找回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作者歌颂了童僧的反抗和勇敢。但这个单枪匹马地反抗的“英雄”，仍以悲剧结束了他的斗争。长诗描绘了瑰奇壮丽的高加索风光，情景交融地表达出主人公强烈的斗争精神，是俄国文学中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
小说《当代英雄》(1840)是莱蒙托夫最著名的作品，包括五篇独立的故事，由主人公毕巧林把它们贯串起来。毕巧林是彼得堡一个富有的贵族青年军官，他对贵族社会的空虚庸俗感到厌倦，但又无力摆脱这种寄生生活。因此他苦闷彷徨，只能把精力耗费在许多卑鄙无聊的事情上，求得个人的一时快慰。他又常常作自我分析，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毫无意义，于是痛苦绝望，否定一切，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成为悲观厌世的个人主义者。这说明贵族革命失败后，部分进步贵族的社会改革理想已开始幻灭。毕巧林也是俄国文学史上“多余的人”中的一员。但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相比，毕巧林的形象反映出在俄国解放运动日益深入的情况下，贵族青年的弱点和阶级局限性暴露得更为明显，他们已很难有所作为。
小说抨击了造成毕巧林这种性格的贵族社会，同时也谴责了毕巧林的缺点。但作者又对他充满惋惜和同情，为他的缺点开脱。
小说的主要艺术特点是心理分析。作者使用各种艺术手法，多方面地展示了毕巧林的内心矛盾，从而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出了贡献。
总的说来，莱蒙托夫的作品渗透着对封建农奴制俄国的不满与抗议，从艺术方面看，他是继普希金之后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在他的创作中，积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兼而有之。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生于乌克兰一个地主家庭。他在涅仁高级中学读书时，曾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1828年中学毕业后，他抱着当一名法官为国家服务的愿望去到彼得堡。彼得堡的官僚社会使他失望，他当了一名小职员，生活贫困。1831年，他结识了普希金。1834到1835年在彼得堡大学教世界史。1836年，他的《钦差大臣》上演，他遭到反动贵族的诽谤，被迫出国，长期居住罗马。果戈理晚年由于长久脱离俄国现实，又受了斯拉夫派和宗教的影响，思想转向反动。
果戈理第一部成名作《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是一本乌克兰民间故事集，其中神话、传说、童话成分同现实生活的描写交织在一起。作者谴责乡村封建势力和金钱势力对人民的压迫，嘲弄魔鬼、妖精和巫师，歌颂人民的勇敢、机智和爱国精神，作品充满乐观和幽默的气氛。但有的故事具有神秘色彩。
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得》(1835)包括四篇作品。其中的《旧式地主》描叙一对所谓善良的地主老夫妻，他们除了吃，就是睡，此外对什么也没有兴趣。古老的宗法制庄园日益荒芜，主人公们也无声无臭地死去。《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写两个“体面”的绅士因细故结仇，成年累月地争吵和打官司。在这两篇小说中，果戈理以幽默讽刺笔调描写了宗法制度下的地主的猥琐、庸俗而腐朽的生活，但也带有温情和留恋。别林斯基曾指出，“含泪的笑”是这些作品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果戈理嘲笑地主生活，他的笑的目的是企图引导读者深思社会问题，但“含泪的笑”本身也包含着作者对他本阶级的同情。《塔拉斯•布尔巴》描绘了十七世纪初期哥萨克反对波兰贵族侵略的英勇斗争。主人公是歌萨克老队长塔拉斯•布尔巴。他勇猛豪放，热爱哥萨克集体，亲手打死了叛变投敌的小儿子。作者热情颂扬老队长、他的长子和全体英勇的哥萨克时，实际上也是在狠狠地鞭挞当代地主的庸碌无为。这正是英雄赞歌《塔拉斯•布尔巴》和同一文集里的《旧式地主》等篇的内在联系。
《彼得堡故事》(1835-1842)是一组描写彼得堡生活的中篇小说。这些小说揭露官僚社会的冷酷、虚荣，反映了“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在《涅瓦大街》(1835)中，作者描绘了这条五光十色的大街，它是彼得堡的缩影。在那里，鄙俗的贵族官僚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所谓有理想的画家，却因看到现实的丑恶而发狂自杀。《狂人日记》(1835)写一个小官吏一生为长官服务，削了无数支鹅毛笔。他原以为长官具有崇高廉洁的品德，后来却发现“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被这些“大人”霸占去了。他痛苦地质问“为什么要分成许多等级”，终至发狂，宣布自己是西班牙皇帝，要向大人物报仇。结果他被禁闭起来，受到残酷迫害。最后他呼吁：“妈妈，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这世界上没有他安身的地方!大家都迫害他。”这部作品有力地揭露了官僚等级制度，作者对“小人物”是深切同情的。《外套》(1842)描写小官吏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悲惨屈辱的一生。他成年累月地抄写文书，还经常受人愚弄。他节衣缩食，好不容易才做了一件新外套，这成了他生平唯一的欢乐。但不久他的外套被人抢去，他央求警察局长帮助，却挨了一顿臭骂，从此一病不起，终于死去。《外套》深刻地暴露了剥削阶级对小职员的欺压和凌辱，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描写“小人物”命运的一篇杰作。果戈理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们大家都是从《外套》里钻出来的。”
在写小说的同时，果戈理还写过一些喜剧，其中最著名的是《钦差大臣》(1836)。故事发生在俄国一个偏僻的小城里，官僚们得悉钦差大臣要来私行察访的消息后，惊惶失措，把一个偶然路过的彼得堡小官员赫列斯达可夫误认为钦差，争先恐后地巴结他，向他行贿，市长甚至把女儿许配给他。赫列斯达可夫起初莫名其妙，后来就乐得以假作真，捞了一大笔钱财，扬长而去。官吏们知道真相后，懊悔不及，哭笑不得。接着传来了真钦差到达的消息，喜剧以哑场告终。《钦差大臣》的剧情表面看来是偶然发生的，实际上却反映了当时俄国官场的典型现象。市长老奸巨滑，自夸骗过三个省长；他贪污成性，从不放过他所能捞到的一切。他认为官吏贪污是理所当然，但贪污的多寡应以官阶的高低为标准。他对他治下的市民横加凌辱，并巧立名目，勒索他们的钱财。他对上级阿谀奉承，一心想到彼得堡去当将军。此外，作者还塑造了一系列小城官场的丑类，如阴险残忍的慈善医院院长、受贿的法官、胆小的督学、偷看别人信件的邮政局长等，都是鲜明生动的典型。赫列斯达可夫是作者着重刻画的对象。他是彼得堡一个花花公子，轻浮浅薄，喜欢自我吹嘘，随意撒谎。他被当作钦差，一方面是由于小城官吏的惊惶失措，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的气质具有彼得堡官僚的特征。这部喜剧深刻地反映了俄国专制制度的腐朽，但果戈理是为了改善社会道德，幻想借助讽刺的力量使贵族观众改恶从善。剧本结尾安排了真钦到来的场面，使喜剧达到最后的高潮。但也说明作者对沙皇专制政体抱有幻想，并没有否定整个官僚制度。
这部作品没有正面人物，作者认为正面人物就是“笑”。喜剧的全部情节是由钦差大臣将要到来这一消息带动起来的，它从第一句台词起立即展开，步步深入，直达高潮。
果戈理对沙皇政府垄断的剧院专门上演法国等外国通俗笑剧和传奇剧的情况感到不满，希望继承俄国民族戏剧的传统。他在《钦差大臣》中进一步确立了讽刺批判的倾向，对后来俄国戏剧的发展影响很大。
《钦差大臣》的演出引起贵族官僚社会的震动，反动文人竭力攻击它，说它是对俄国的诽谤。果戈理于1836年被迫离国，侨居巴黎、罗马等地。1842年，果戈理在国外完成了他的著名小说《死魂灵》第一部，其中心人物是八等文官乞乞科夫。当时俄国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登记，根据登记征收人头税。在两次登记之间，有些农奴死后，地主没有报请注销，这些死了的农奴在法律上仍被认为是活人。乞乞科夫企图利用这一情况，收买一批死农奴，作为抵押品，骗取钱财。他来到某省省会，结交了许多官僚地主，接着遍访各地庄园，向形形色色的地主收购死农奴(死魂灵)。结果乞乞科夫一下子变成了名义上拥有四百农奴的大地主。最后因一个卖主揭露内幕，乞乞科夫才狼狈地离去。
果戈理在《死魂灵》中通过对各个庄园的外貌、内部陈设和地主本人的仪表以及生活嗜好的细致描写，特别是通过有关买卖死魂灵的对话和过程，刻画了若干具有鲜明个性的地主典型。玛尼洛夫懒懒散散，从不过问家务，整天沉醉在不着边际的空想里。他对他的庄园、家庭和周围官吏都感到满意，爱用甜言蜜语讨人欢心，笑眯眯地捧着抄写得很工整的死农奴名单送给乞乞科夫。这是一个披着高雅绅士外衣的寄生虫。女地主柯罗博奇卡是个寡妇，善于经营，贪婪而吝啬，她像一个小钱柜，悄悄地把钱一个一个积攒起来。她愚昧闭塞，生性多疑，在出卖死魂灵时生怕在价格上吃亏。诺兹德寥夫是流氓恶棍式的地主，他蛮横无礼，嗅觉灵敏，哪里有赌博、斗殴或热闹场合，他必定赶去。他爱吹牛撒谎，造谣诽谤。索巴凯维奇粗壮笨重，喜欢大吃大喝，他善于经营庄园，把自己的住宅和家具造得很牢固，在钱财问题上极为精明，是贪婪顽固的地主富农典型。大地主普柳什金是个猥琐而贪得无厌、吝啬到近乎病态的守财奴、吸血鬼，他衣著褴褛，家里像一个堆满破烂的旧货店，仓库里的面粉因收藏过久，硬得像石头一样，要用斧头来砍才行，呢绒衣料腐烂到一碰就成灰。他的庞大的庄园一片荒芜，农奴大批地死去或逃亡，但他却不惜耗费全部精力，到路上去拾鞋底、铁钉、破瓦等废物。
以上这些形象揭示了地主阶级的寄生性、卑劣、鄙俗和腐朽，他们实际上已变成了真正的“死魂灵”。从这些形象中，可以看出俄国农奴制社会日益瓦解的趋势。但是作者惋惜地主个性的毁灭，因而没有充分写出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的本质特点。
乞乞科夫出身小地主，自幼受父亲的影响，认为金钱是生活的主宰，“朋友可以抛弃你，钱是永远不会抛弃你的。”从做小学生起一直到当官吏，他一贯善于投机赚钱，巴结师长和上司。在官场中，他虽屡遭失败，但执拗顽强，每次都从头做起，以达到发财的目的。后来他发现，死魂灵的交易可以使他捞到大批钱财。乞乞科夫是从地主贵族过渡到资产者的新的社会典型。他既精通地主官僚社会的“人情世故”，又擅长投机钻营的发财之道，用体面的外表和甜言蜜语来掩盖卑鄙的灵魂。大批农奴的死亡引起他的欢乐，这就暴露了新兴资产者的贪婪本性。
在《死魂灵》的一些插曲中，作者对农奴表示同情，个别地方还写到他们的反抗。但总的说来，他笔下的农奴是愚昧无知的。作者在抒情插叙中把俄国比作一辆奔驶的三套马车，朦胧地相信俄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但这未来是个什么样子，果戈理本人也不清楚。
《死魂灵》第一部发表后，果戈理的思想矛盾加剧。他一方面深刻体会到农奴制瓦解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不赞成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在斯拉夫派的影响下把目光转向古代宗法制社会。1847年，他发表《与友人书信选集》，宣扬从道德、宗教入手来改善社会，维护沙皇制度，因而受到进步知识界尤其是别林斯基的严厉批评。果戈理在《死魂灵》第二部中企图描写改恶从善的乞乞科夫和一些正面的地主官僚，但他自己也感到形象苍白无力，便在死前不久把原稿焚毁了。
果戈理的主要作品深刻地揭露并批判了专制农奴制社会，对俄国批评现实主义的确立起了巨大的作用。
维萨利昂•格利戈利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是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评论家，是俄国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他出身于一个平民医生家庭，182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习，组织过平民学生的文学团体。1832年他因写作一部反农奴制的剧本，被学校开除，次年开始从事文学评论。1839年起，他主持《祖国纪事》杂志评论栏，1847年转到涅拉索夫主办的《现代人》杂志。由于别林斯基的出色的评论活动，这两种杂志成为四十年代俄国最先进的杂志。1848年，政府准备拘捕他，但他不久即病逝。
别林斯基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三十年代，他从启蒙主义的立场猛烈抨击农奴制度。三十年代末，曾一度接受黑格尔“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的命题，错误地认为专制农奴制是现实的，也就是合理的，从而产生了与现实妥协的思想。四十年代初，他在俄国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影响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颂扬法国革命。他在文学评论中通过分析作品来揭露专制农奴制俄国的愚昧、野蛮与落后。他在一生的最后几年预见到，俄国人民将起来粉碎身上的枷锁。同时，他在哲学思想上也转向了唯物主义。
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活动也可分为两个阶段。三十年代是他探索俄国文学发展道路的时期。在《文学的遐想》(1834)中，他考察了俄国文学的历程，指出十八世纪文学尚未摆脱对西欧文学的模仿，大多数作家的作品还缺少民族特点。他要求文学具有民族独创性，并忠实地描绘俄国的生活画面。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中，别林斯基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理论。他把诗分为“理想的诗”和“现实的诗”两类，认为“现实的诗”在全部赤裸裸的真实中再现生活”，“更符合我们时代的精神和需要。”他热情地赞扬果戈理中篇小说的现实主义和暴露倾向，但又认为作家可以“不自觉地”、“无目的地”、但却是忠实地描写生活。
四十年代，随着别林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和唯物主义观点的逐渐形成，他的文学评论进入成熟时期。1842年《死魂灵》第一部出版后，别林斯基写了《乞乞科夫的游历或死魂灵》(1842)等文，指出《死魂灵》这类长篇小说并不像斯拉夫派所说的是古代叙事诗的再现，而是复杂的当代社会生活的产物，是生活的一面镜子；《死魂灵》也不像御用文人所说的是对俄国生活的诽谤，而是对它的黑暗面的有力批判。别林斯基在这些论文中开始强调作家的思想对创作的意义，指出思想内容是衡量一个作家的尺度。
《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是一部包括十一篇论文的专著，它阐述了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形成的过程，发挥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社会意识的表现等观点。他认为《叶甫盖尼•奥涅金》忠实地反映了俄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矛盾，同时，从普希金的作品中处处可以看出，他还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这是使《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今天有许多陈旧的东西的原因。”
《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1847)和《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论述了“自然派”的形成过程和它的特色，并提出对俄国文学的系统的看法。别林斯基认为“自然派”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的康捷米尔。十八世纪以来俄国文学的发展是从模仿走向“靠近现实、靠近自然”，走向“独创性和民族性”的过程。普希金汇集前人的文学成就，奠定了“现实的诗”的基础，但未完全摆脱西欧文学的影响。果戈理对俄国现实的真实描写，开辟了俄国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道路。四十年代后半期，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形成，影响日益扩大，决定了俄国文学的方向。别林斯基指出，“自然派”首先要求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他反对反动文人把艺术当作撒谎和粉饰现实的工具，揭露他们害怕表现现实的真相。接着又说，“自然派”要求作家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贵族文人所不屑描写的大众和普通人。他强调农民也是人，他们甚至“在智力、情操和性格方面”比贵族更高。他竭力为农民在文学中争取一席地位。别林斯基又指明，“自然派”还要求“表现社会问题”，批判和否定专制农奴制的黑暗现实。他揭露了“为艺术而艺术”论的虚伪，说道：“剥夺艺术为社会服务的权利，不是抬高艺术，而是贬低艺术，因为这意味着夺去了它的生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