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果戈理的信》(1847)体现了别林斯基最主要的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在这封信里，他批驳了果戈理《与友人书信选集》中的错误。他认为，俄国社会的进步决不能依靠果戈理晚年所宣扬的神秘主义、禁欲主义和宗教虔诚，俄国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要促进文明和教化，在人民中间唤醒几世纪来湮没了的“人类尊严感”。别林斯基还批判了果戈理对俄国人民的看法，指出俄国人民并不虔信宗教，拥护专制政体。相反，“他们有着太多的常识、清醒与肯定的理智”，因此他们是有伟大的历史前途的。别林斯基强调，俄国社会的形势要求作家反映人民的情绪和愿望，表达进步的思想，只有这样的作家才能受到人民的尊重，读者“可以宽恕作家写一本拙劣的书，但决不能宽恕他写一本有毒素的书”。这封信概括了别林斯的革命民主主义信念，列宁称它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它表现了“农奴的情绪”。这封信在当时虽然未能发表，却在进步读者中流传很广。
别林斯基以文学评论为武器向专制农奴制度进行顽强的战斗，这个战斗传统对五十至六十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产生过很大影响，并为他们所继承和发扬。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出身贵族家庭，少年时代受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影响，立志为废除专制农奴制而斗争。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时，他同奥加辽夫一起组织小组，研究和宣传革命思想。因此，大学毕业后曾两次被流放。1842年，他结束了第二次流放，回到莫斯科，立即开始大量写作哲学论著和文学作品，对俄国社会、对“官方民族性”理论和斯拉夫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他主要的哲学著作有《科学上的一知半解》(1842-1843)和《自然研究通信》(1845-1846)。列宁指出：“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而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列宁又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此后，赫尔岑又写了《谁的罪过?》、《偷东西的喜鹊》等文艺作品。1847年，他为了更好地展开革命鼓动工作而前往西欧，从此再未回国。侨居国外期间，赫尔岑因为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除精神破产的状态。他开始转而批判资本主义，逐步形成他那独特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思想。五十年代时，他和奥加辽夫在伦敦创办《北极星》丛刊(1855-1869)和《钟声》报(1857-1867)，秘密运回俄国传播。这些报刊大力揭露俄国社会的黑暗腐朽，宣传解放农民的革命主张，打破了国内的沉闷窒息的空气。但是他还没有彻底摆脱贵族革命家的局限，活动圈子狭小，不完全相信人民的力量。他曾经在《钟声》上登载他写给沙皇的书信，幻想感动沙皇，使其自动把土地发给农民，因此遭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谴责。六十年代初，农奴制“改革”的骗局和农民运动的高涨使他丢掉了幻想，站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派一边。所以列宁指明：“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1869年即赫尔岑逝世前一年，他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决裂，把视线转向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承认了国际的革命领导作用。
赫尔岑创作过许多别具一格、带有浓厚的政论色彩的小说。中篇小说《偷东西的喜鹊》(1848)写一个农奴出身的女演员一生的悲惨遭遇，深刻揭露了贵族对农奴的压迫。长篇小说《谁的罪过?》(1845-1847)是他最著名的作品。贫寒的大学毕业生克鲁采费斯基到一个退伍将军的庄园里当家庭教师，和将军的私生女柳邦卡由恋爱而结婚。他们离开庄园，去过一种独立而平庸的小康生活。这时，贵族青年别里托夫闯进了他们的家庭生活。这是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他渴望有所作为，但脱离实际，以致一事无成。别里托夫对社会的不满赢得了柳邦卡的爱慕，而他也恋上了对农奴制充满怨恨的柳邦卡。但是为了避免破坏别人的家庭，他终于远走国外。小说以三个青年的消沉和苦闷告终。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作者通过三个青年的悲剧性遭遇，以及对他们周围人物的描写，实际上回答了问题，指出罪魁祸首是封建农奴制的俄国社会。
《往事与随想》(1852-1868)是赫尔岑的一部回忆录，长达七卷，内容极为丰富，包括作者在俄国和国外经历的许多历史事件。书中记录了他一生的思想探索过程，描写了形表色色的人物，文笔活泼生动，对了解当时俄国和西欧的历史、社会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很有价值。

俄国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充分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腐朽。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农民暴动席卷了大半个俄国。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批平民知识分子活动家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主张通过农民革命去推翻农奴制度。他们的圈子比贵族革命家扩大了，和人民的联系密切了。俄国解放运动从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平民知识分子阶段。1861年实行的农奴制“改革”，仅仅把农民从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却保留了许多农奴制残余。因此，改革以后，被“解放”的农民遭受了封建地主和新兴资产者的双重剥削，农民暴动更加频繁，声势更加浩大。革命民主派进行了广泛的活动，揭露改革的骗局。贵族资产阶级自由派则赞美改革，掩饰改革后更见尖锐的社会矛盾。
这一时期，社会矛盾在文学中有着鲜明的反映。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涅克拉索夫所代表的革命民主派主张文学应该成为“生活的教科书”，要求文学为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服务，从而促进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他们的杂志《现代人》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中间起过重大影响。相反地，德鲁日宁(1824-1864)等自由主义作家和费特(1820-1892)、迈科夫(1821-1897)等“纯艺术派”诗人，却贬低“自然派”文学的意义，宣称文学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美”，鼓吹“为艺术而艺术”，力图引人脱离现实斗争，起着维护沙皇反动统治的作用。
在农奴制改革前夕，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许多作家如屠格涅夫、奥斯特罗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继承“自然派”的传统，从各自的思想立场出发，在作品中对现实生活作了比较深刻的艺术概括，提出许多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五十年代登上文坛的托尔斯泰也开始揭露贵族社会的腐朽与堕落。
农奴制改革后，在沙皇政府的高压下，革命民主派受到残酷的迫害。1862年，《现代人》杂志被查封，车尔尼雪夫斯基被逮捕。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人的自由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他们创作中的批判精神也逐渐衰落。但涅克拉索夫、谢德林等仍然坚持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利用锐利的讽刺武器，继续揭发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1863年，涅克拉索夫恢复了《现代人》，并登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此外，评论家皮萨列夫(1840-1868)主编的《俄国言论》杂志也属于进步阵营。他的观点接近于革命民主主义，但过分强调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启蒙作用，带有改良主义色彩。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出生于贵族家庭，彼得堡大学毕业后到德国留学，研究黑格尔哲学。早年醉心于浪漫主义诗歌。随着俄国农奴制危机的加深，他在别林斯基的思想影响下，发表了反农奴制的《猎人笔记》，走上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他曾担任《现代人》的撰稿人，但始终是一个温和的贵族自由主义者，拥护沙皇政府的农奴制改革。正如列宁在1918年所指出的，“六十年前屠格涅夫羡慕温和的君主制的和贵族的宪制，而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主张的农夫民主制，五、六十年代之交，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发生分歧，终于在1860年脱离《现代人》。屠格涅夫长期侨居西欧，自七十年代起定居巴黎，和流寓西欧的民粹主义者往来，并时常资助他们，把他们看作一种能迫使政府实现渐进性政治改革的力量。1883年，屠格涅夫在巴黎病逝。
屠格涅夫的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猎人笔记》(1847-1852)包括二十五个短篇。作者采用一个猎人到乡村行猎时所写笔记的形式，描叙了农奴制度下的外省城镇和乡村各个阶层的生活，如不同类型的地主、农奴、磨坊主妇、县城医生、在草原上看守马群的农家孩子，直至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贵族知识分子等。其中也有纯粹描绘大自然景色的抒情散文，如《树林和草原》。这部作品的题材多种多样，但大都贯穿着一定的反农奴制思想。作者着力突出了农民的天赋智慧和坚韧性格，他们的多才多艺和丰富的内心世界(《霍尔与卡里内奇》、《歌手》、《孤狼》等)。他怀着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揭示了他们在农奴制度下所受的摧残和贫困屈辱的生活，虽然没有充分写出农民对地主的愤怒和反抗，但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本身，也就是对农奴制的抗议。
屠格涅夫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罗亭》(1856)和《贵族之家》(1859)反映了三、四十年代俄国社会特别是贵族知识分子的生活。罗亭是“多余的人”行列中的新典型。屠格涅夫力求在五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多余的人”性格的社会根源，评价三、四十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他肯定罗亭在三、四十年代的黑暗时期热忱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起了进步作用。但他又从五十年代要求采取积极行动这一高度，指出罗亭脱离实际，徒尚空淡，已担负不起改革现实的任务。他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然而作者又对罗亭们的悲剧命运十分惋惜，再三为他们辩解。《贵族之家》进一步写到贵族庄园的衰亡和贵族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消失，充满了挽歌的情调，并宣扬了恋爱至上的人生观。
在写作《罗亭》和《贵族之家》的间隙，屠格涅夫还创作过一组脱离社会现实、以爱情为主题的中篇小说，如《浮士德》(1856)、《阿霞》(1858)等，这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虚幻、个人幸福渺茫的宿命论思想。他这种消极观点同他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有着密切联系，因而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批评。
俄国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平民知识分子取代贵族革命家的领导地位以后，屠格涅夫也从表现“多余的人”转向描写“新人”。长篇小说《前夜》(1860)写贵族少女叶琳娜不满于平庸的贵族生活，渴望行动，但她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找不到她的理想人物。后来她遇到保加利亚爱国志士英沙罗夫。这是一个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民族解放事业的青年。叶琳娜和他相恋，抛弃了贵族家庭，与他同赴保加利亚参加反土耳其压迫的起义，途中英沙罗夫病故，叶琳娜决心在起义军中作一名志愿护士，以继承丈夫的遗志。屠格涅夫在创作这部小说时，认为俄国即将将废除农奴制，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他在叶琳娜和英沙罗夫这两个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新人”理想，这种“新人”能为全民族利益而牺牲自我。但当时俄国所面临的是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革命斗争。屠格涅夫强调全民族的利益和各个阶级的联合，便掩盖了当时俄国阶级斗争的实质。
《父与子》(1862)是屠格涅夫最著名的长篇小说。贵族子弟阿尔卡狄•基尔沙诺夫1859年大学毕业后，带着他的朋友、平民出身的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到父亲的田庄作客。巴扎罗夫的民主主义观点，同基尔沙诺夫一家、特别是同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的贵族自由主义观点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巴扎罗夫占了上风。有一次，巴扎罗夫和阿尔卡狄到省城去参加舞会，遇见贵族寡妇奥津左娃，巴扎罗夫对她产生了爱情，但是遭到拒绝。最后巴扎罗夫回到父母家中，在一次解剖尸体的时候感染病菌而死。
小说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夕民主主义阵营和自由主义阵营之间的尖锐的思想斗争。巴扎罗夫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具有坚强的性格和埋头工作的习惯。在政治上，他反对农奴制度，批判贵族自由主义，否定贵族的生活准则；在哲学上，他是个唯物主义者，重视实践，提倡实用科学；但是他也表现出某些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例如否定艺术的作用，等等。这部小说还塑造了各种类型的贵族地主形象，同巴扎罗夫形成鲜明的对照。保守派贵族巴威尔认为，只有贵族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贵族制度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他特别崇拜英国式的贵族政治，颂扬贵族的“荣誉”，追求西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敌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进步青年。阿尔卡狄的父亲尼古拉则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贵族，他预感到本阶级将被淘汰，力图“适应”新生活的要求，带有浓厚的感伤情调。作者把这两个父辈人物写成落后于时代、再也不能推动俄国社会前进的人，但他又在某些地方情不自禁地对他们流露出同情。阿尔卡狄一开始也和巴扎罗夫一样，是作为儿子一辈的代表出现的。他追求时髦，附和巴扎罗夫的观点，但他不过是一个“软绵绵的、自由主义派的少爷”，后来便沉醉在贵族式的爱情中，追求地主的安逸生活了。巴扎罗夫在精神力量上压倒了周围一切贵族，用作者的话来说，这显示了“民主主义对贵族的胜利”。但作者从贵族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并不相信巴扎罗夫型的人物的理想和事业，认为巴扎罗夫注定要死亡。屠格涅夫虽然表现了巴扎罗夫容易同农民、平民接近这一特点，却又强调他同人民之间的隔膜和对农民的轻蔑。在他和奥津左娃的那段插曲里，作者描写了爱好清静、生活懒散的贵族妇女奥津左娃，着力渲染了巴扎罗夫的矛盾：他否定贵族的生活准则，却对这种生活不无欣赏；他否定感情，自己却又陷入爱情之中。这就歪曲了民主主义者的精神面貌。
《父与子》出版以后引起当时批评界的强烈反应。自由主义者不满意作者让巴扎罗夫在精神上战胜贵族；有些民主主义者则认为作者的同情仍在贵族一边，巴扎罗夫的形象是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歪曲。这只能说是屠格涅夫本身的世界观矛盾的结果。
此后，屠格涅夫的政治观点更加保守。他不仅同《现代人》杂志的领导者断绝了联系，而且也不再同先进人士赫尔岑和奥加辽夫来往。这不能不表现在他最后的两部长篇小说《烟》(1867)和《处女地》(1877)中。前者揭露上层贵族，却也歪曲和讽刺了流亡国外的俄国政治侨民。后者反映七十年代歪曲和讽刺了流亡国外的俄国政治侨民。后者反映七十年代的民粹派运动，但是对这场运动也有所曲解。这两部作品更鲜明地表现了屠格涅夫的贵族自由主义立场。
屠格涅夫晚年还写过一些以《散文诗》(1878-1882)为总标题的小型作品。这是他长期观察生活的成果。其中有的虽然带着悲观主义情绪，但大部分作品的基调是健康的。特别是《门槛》一篇，刻画了一个俄国女革命家的动人形象。《俄罗斯语言》则表明作者临终前不久对祖国和人民的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屠格涅夫小说最显著的艺术特点是浓厚的抒情风格。他以温情脉脉的笔调抒写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这种感伤情调是他的贵族自由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的表现。他善于体察大自然的细微变化，并使之和人物的情绪融为一体，往往带有怅惘柔弱的色调。
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1812-1891)生于贵族兼商人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曾任国民教育部的图书审查官。他在三十年代开始创作，写过三部长篇小说和其他一些作品，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奥勃洛摩夫》(1849-1859)。
这本小说分为四部，第一部用大量篇幅描写贵族地主奥勃洛摩夫躺在床上和沙发上，一无所为。第二部写奥勃洛摩夫在童年的朋友、企业主希托尔兹的强迫下，起了床；后来贵族少女奥尔迦爱上了奥勃洛摩夫。在第三部里，奥尔迦对奥勃洛摩夫完全失望，彼此分手。在第四部里，希托尔兹和奥尔迦结婚，奥勃洛摩夫则和他的房东寡妻同居，最后死去。
作者通过这一简单情节，成功地塑造了俄国地主阶级的一个典型形象。奥勃洛摩夫从小有家奴服侍，后来拥有三百多个农奴，从田庄可以得到大笔收入。和所有的农奴主一样，他以不为衣食奔走而自傲，以从不亲手穿袜子为光荣。他怠惰麻木，整日昏昏欲睡，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躺卧中度过。他甚至在梦中也梦见睡觉。作者把他写成一个极端无能的人，他没法把思想集中起来考虑任何实际问题，更不能克服微不足道的障碍，去处理一件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情。希托尔兹和奥尔迦用尽种种办法想使他振作一些，他却还是回复到终日躺卧的常态，蜷缩在房东寡妇为他安排的贵族式的平静和享乐中。作者借用希托尔兹的话说，奥勃洛摩夫毁于“奥勃洛摩夫性格”，即农奴制生活方式所养成的惰性。照作者看来，农奴主奥勃洛摩夫是这种生活方式的牺牲品，因而在讽刺奥勃洛摩夫的同时，又把他美化为正直、善良和“具有黄金般心灵”的人，对他寄以同情，为他的毁灭表示深深的惋惜。这表明了冈察洛夫贵族自由主义立场的局限。奥勃洛摩夫是属于“多余的人”一类的人物。但随着俄国解放运动进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这些受过西欧“文明”熏陶的先进贵族终于失去作用，变成了躺卧不起的废物奥勃洛摩夫。这一典型客观上反映了俄国贵族革命阶段的结束。
冈察洛夫在小说中也试图塑造新的“英雄”来代替奥勃洛摩夫。希托尔兹基本上是作者的理想。他赋予希托尔兹以资产阶级的“进取心”和贵族的文化教养，但是这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从俄国资产阶级中不可能找出真正的英雄，希托尔兹只能是一个苍白的形象。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写了《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1859)一文，指出主人公的“惰性”植根于他的农奴主地位。这种“奥勃洛摩夫性格”乃是社会进步的阻力，它并没有像冈察洛夫所理解的那样被埋葬了，而是必须继续与之斗争。这篇文章反映出，在俄国社会中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已经取代了贵族革命家。
列宁多次引用奥勃洛摩夫形象来批评苏维埃社会中某些停滞现象和某些人萎靡不振、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1823-1886)出生于官吏家庭。他曾就学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从1843年起在法院当小职员，通过所审理的案件，他广泛了解了商人和市民的生活，为创作积累了素材。1850年，他发表喜剧《自己人，好算帐》来揭露商人家庭内部尔虞我诈的关系，被公认为一个有才能的剧作家。翌年，他辞去公职，专门从事写作。为了改变俄国剧院只演外国戏和古典戏的风气，为了争取平民剧作者和演员的福利，他团结戏剧界一些进步人士，做了许多工作。1886年，他被政府任命为莫斯科各剧院的剧目部主任兼戏剧学校校长，但不久即逝世。
他个人单独创作的悲剧、喜剧、历史剧和童话剧共四十七部，与别人合作的剧本七部，此外他还翻译过二十多部外国剧本。他的创作表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启蒙思想。《自己人，好算帐》写一个富商鲍尔肖夫为了骗取钱财，赖债不还，伪称破产，把全部财产转移到他的管事波德哈留辛名下；又用女儿为钓饵，诱骗波德哈留辛为他效劳。但波德哈留辛比鲍尔肖夫更奸诈，他利用法律的规定，把全部财产据为己有，并和鲍尔肖夫的女儿结了婚。他们夫妻两人又串通一气，不去保释因债务下狱的鲍尔肖夫。作者用这个骗上加骗的故事，揭露了商业界的金钱利害关系，通篇的喜剧性很强。这是他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的开端。但在1852-1855年间，他受到斯拉夫派的影响，在《贫非罪》(1854)等剧作中美化宗法制度下的商人生活，宣扬了道德感化和良心觉醒的思想。不久，在专制农奴制爆发总危机的形势下，他接受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批评帮助，又回到民主主义的立场。1856年，他去伏尔加河上游一带旅行，加深了对俄国黑暗现实的了解，从此创作了许多名剧如《肥缺》(1856)、《大雷雨》(1860)、《智者千虑，必有一失》(1868)、《来得容易去得快》(1869)、《狼和羊》(1875)、《没有陪嫁的女人》(1879)和《名伶与捧角》(1882)等。
他的剧作大都通过家庭关系或产权关系，去表现农奴制改革前后的俄国城镇生活，抨击带有宗法制特点的旧式商人和“有教养”的新式资产者，谴责破落无耻的贵族地主和贪污受贿的官僚。作者继果戈理之后，创造了众多的反面形象，描绘了金钱的罪恶。他把小商人、下级官吏、演员、教师、店员、侍役、食客、媒婆、巫师、香客等城镇的中下层人物形象搬上舞台，扩大了俄国戏剧的表现范围。他有时讽刺一些中下层人物贪财、庸俗和媚上欺下的行为，有时也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他们受人欺凌的屈辱生活。他笔下的平民知识分子大都具有自食其力、自尊心强和正直不阿等特点，他们是社会的启蒙者，但不是革命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农民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地位，他也没有直接写农奴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同时，他往往把复杂的社会矛盾抽象地归结为善与恶、青年人与老年人之间的冲突。
悲剧《大雷雨》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影响最大的作品。故事发生在伏尔加河畔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商人的儿媳卡杰林娜备受婆婆卡巴诺娃的折磨，而从软弱的丈夫奇虹那里也得不到精神上的安慰。她爱上另一个商人提郭意的侄儿鲍里斯。在一次大雷雨中，她感受到极大的宗教恐怖，向婆婆和丈夫坦白了自己和鲍里斯约会的事。后来，鲍里斯被提郭意遣送到偏僻的远方，卡杰林娜也被婆婆关了起来。她再也不能忍受，终于投河自尽。
作者借着卡杰林娜追求个性解放而被毁灭的情节，描写了商人和市民的生活环境。那是一个停滞闭塞的地方，是一个罪恶深重的“黑暗王国”。那里的人们不知道外界的变化，相信种种愚昧、荒诞的谣言，相信地狱天堂之说。有钱人把穷人当作奴隶，利用穷人的廉价劳力攫取暴利。他们把大门关得紧紧的，生怕别人看见他们在虐待自己的家人。美丽的风景无人欣赏，一切生机遭到窒息。而统治这个天地的则是提郭意和卡巴诺娃。
“提郭意”一词在俄文中是“野蛮”的意思。他在家里和小镇上飞扬跋扈，逢人便骂。当他应该付钱或人家对他提到钱的问题时，他浑身冒火，如同要他的老命。农民上市政府控告他克扣工资，他对市长说：“我少给每人一个戈比，那就可以积攒好几千卢布了。”这是宗法制度下的典型的俄国商人，他兼有贪婪无度的资产者本性和蛮横粗野的农奴主特点。“卡巴诺娃”是从俄文“野猪”一词演化而来的。她是一个冷酷而又伪善的寡妇，以折磨和侮辱别人为乐，不容许儿女有一点独立见解，她离间儿子和儿媳之间的感情，唆使儿子虐待妻子，竭力维护宗法社会的家庭关系。她极端愚昧，仇视社会进步，反对资产阶级带来的“物质文明”，惧怕生活中的任何微小的变化。在他们的压制下，奇虹、鲍里斯等人养成了萎靡不振、软弱怕事的性格。
作者写了来自家庭内部的反抗，塑造了卡杰林娜这样一个追求个人幸福和不甘屈辱的形象。她不堪非人的待遇，不愿过自欺欺人的生活，为了追求爱情自由，她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旧道德的羁绊，冲破了宗教的藩篱，终于以一死向卡巴诺娃和提郭意的统治提出控诉，反映了俄国市民阶层的反封建情绪。但她又未能完全摆脱宗教和封建伦理的束缚，所以在她的反抗过程中，又表现出担惊受怕、顾虑重重的心理。
《大雷雨》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戏剧风格特点。剧中一些场面似乎和主要冲突无关，但却构成了这种冲突的社会背景，烘托出气氛，说明了人物行动的原因。全剧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较为广阔的社会画面、散文诗式的语言风格和严密的结构等特色。
奥斯特罗夫斯基继承俄国戏剧传统，也接受了西欧十八世纪启蒙时期戏剧的思想影响，他把十九世纪初即已开始的建立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工作，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俄国解放运动第二个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杰出作家和活动家。他出生于牧师家庭，1846-1850年在彼得堡大学学习时，阅读了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痛恨农奴制度。五十年代俄国农奴与农奴主之间的尖锐矛盾，促使他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他说：“如果革命爆发，我不会坐视，我一定要参加进去。”1854-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主持《现代人》杂志。他发表一系列美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如《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果戈理时期的俄国文学概观》(1855-1856)、《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1860)、《资本和劳动》(1860)等，宣传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并投身于实际斗争。他团结一批政论家、进步青年和军官，用革命思想影响他们。1861年，他写出著名的革命宣言《农民的同情者向贵族统治下的农民致敬书》。
车尔尼雪夫斯基始终站在农民一边，他希望推翻专制农奴制，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通过农民公社实现社会主义。他不了解，解放农奴实际上只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正如列宁所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幻想通过旧的、半封建的农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没有看见而且也不能在上一世纪的六十年代看见：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同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