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沙皇政府捏造罪名，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他在狱中写了充满革命信心的长篇小说《怎么办?》。1864年，他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七年期满后，又放逐到雅库梯、维留依斯在等荒僻地方度过十二年。1883年，他被转移到阿斯特拉罕。他在监牢、苦役和流放中过了整整二十七年，直至1889年才获准回故乡萨拉托夫，同年逝世。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他一贯反对不可知论；他看出黑格尔的两重性，说：“黑格尔的原则是极有力和广泛的，但他的结论却是狭隘和微不足道的。”他具有某些辩证法观点，坚信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反动时期只能暂时阻碍必不可免的进步。”
由于俄国社会生活的落后，车尔尼雪夫斯基未能把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是他在捍卫唯物主义的斗争中起过巨大的作用。列宁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从五十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能够摈弃新康德主义者、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其他糊涂虫的无聊的胡言乱语。”
《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代表作。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针对当时流行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美学，提出了“尊重现实生活”、“美就是生活”等唯物主义观点，把艺术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从这一点出发，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求文学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判断生活，成为“生活的教科书”，即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中有辩证法因素。例如，他指出，不同社会集团对美的标准也不同。农民因为需要劳动，认为健康的、体格结实的人很美；贵族由于过着寄生腐化的生活，认为“苍白的颜色，忧郁的症状，却更为可爱”。此外，作者还注意到，美是随着生活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但在强调美是生活的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艺术活动的创造性估计不足，他认为艺术中的美不过是自然的一种苍白的复制而已：“就题材来说，就对人物描写的典型性和完整性来说，诗歌作品远远不如现实。”他没有看到艺术和生活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艺术的源泉固然是生活，而艺术又“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和流放地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如长篇小说《怎么办?》(1863)、《序幕》(1865-1868)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怎么办?》。小说的女主人公薇拉出身于小市民家庭，她为了反对买卖婚姻，在她弟弟的家庭教师罗普霍夫帮助下从家里出走，并和罗普霍夫结婚，后来她按劳动组合原则办了一个缝纫工场。两年后薇拉和她丈夫的朋友吉尔沙诺夫发生了感情，罗普霍夫经过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假装自杀，前往美国参加废奴运动。过了几年，他作为一家英国公司的代理人回到俄国，并建立新的家庭。最后，吉尔沙诺夫和罗普霍夫两家住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
这部小说企图解答要反对专制制度应当怎么办的问题。作者的答案是：必须产生一批“新人”(小说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由他们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因而全书的中心内容是“新人”的生活道路和精神面貌。作者描写了“普通的”和“特别的”两类“新人”。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薇拉体现了普通的“新人”的特点。他们出身于小市民、小公务员家庭，都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与剥削寄生的贵族地主不同，他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宣传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宗教迷信和封建制度。他们对社会起了启蒙学家的作用。他们的行动准则和处世哲学是“合理的利己主义”。他们受到费尔巴哈“幸福论”的影响，认为追求个人幸福是“人的本性”，但应在他人的幸福中来满足“我”这个“本性”的要求。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种道德观反映了进步分子为农民谋利益的愿望。
小说中的拉赫美托夫是作者塑造的一个“特别的人”的形象。他在吉尔沙诺夫等的影响下，背叛了贵族家庭，走上革命道路。为了应付未来艰苦的革命斗争和专制制度的残酷迫害，他顽强地锻炼自己，特意睡钉子床，在物质生活上也有所克制；他到处浪游，同劳动人民一起做工，体验他们的生活。作者热烈地颂扬他为“茶中的茶素”、“原动力的原动力”。由于图书审查的关系，作者对这个职业革命家形象只作了简略的刻画。
薇拉所创办的缝纫工场，体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未来社会的生产组织的理想。他认为，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物质要求，而关键就是在生产中“所有主和工作者完全统一”。作者这样描叙薇拉的工场里的女工们：“本钱是他们的，他们本身便是老板，因此老板应得的那份利润归他们所有了，”在那里，每个工人所得的钱比别的企业的工人更多，生活更富足。作者以为，在未来社会中，通过这种劳动组合，可以消除剥削，使人人都富足。然而，离开无产阶级政权，这样的生产方式仍不能避免自由竞争和两极分化。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想社会也只能是一种空想。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五、六十年代农奴制改革和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时期最卓越的思想代表。他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他是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领袖，又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美学、文学评论、小说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此恩格斯对他的不幸遭遇感到十分感慨。恩格斯说：“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贡献，把他长年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而对他施行慢性暗杀，将永远成为‘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可耻的污点。”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生于牧师家庭。1853年，他不顾父亲要他上神学院的意愿，进入彼得堡的中央师范学院历史哲学系学习，受到赫尔岑、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影响，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1856年，他结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1857年大学毕业后便参加《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工作，开始文学评论活动。由于工作紧张和肺病严重，他在二十五岁时就去世了。他把短促的一生献给俄国解放运动，在几年之中写出几十篇美学和哲学论文，深刻地揭露了俄国这个“黑暗王国”。正如列宁指出的，即使是在沙皇血腥统治下的农奴制俄国，“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善于说出真相，他们的办法就是一方面闭口不谈1861年2月29日的诏书，另一方面嘲笑和责骂当时的自由派。”
杜勃罗留波夫的第一篇文学论文《俄罗斯语文爱好者谈话良伴》(1856)，是研究十九世纪俄国期刊文学的。他批判了当时学院派和“纯艺术”派的文艺评论标准，主张文学应当反映和批评现实社会。《论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1858)一文，从文学是“按照生活而形成”的观点出发，分析了西欧文学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指出在西欧文学中存在着许多代表不同观点和利益的派别，但是“几乎没有人民的一派在内”。作者着重研究了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认为人民性在俄国文学中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他要求作家和人民逐步接近起来，从人民利益的观点出发去评价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现实；而只有这样的作家才配称为具有“人民性”。杜勃罗留波夫在这里所说的人民，主要是指俄国的广大农民。
杜勃罗留波夫最著名的文学论文，是评论冈察洛夫、奥斯特罗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三篇文章。《什么是奥洛摩夫性格?》(1859)阐释了冈察洛夫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性格的社会意义，指出奥勃洛摩夫的“惰性”正是他的农奴主地位和寄生生活造成的。文章认为，这一典型的出现是“时代的征兆”，它是奥涅金、毕巧林、罗亭等一系列“多余的人”形象发展到五十年代的结果，奥勃洛摩夫这种人并不像冈察洛夫所理解的那样已被埋葬了。相反，当时贵族社会中到处都有奥勃洛摩夫性格，因此必须继续与之作斗争。但杜勃罗留波夫对冈察洛夫的贵族自由主义观点没有充分展开批驳，有些地方甚至把奥勃洛摩夫这个典型的客观意义和作家创造这一典型的主观意图混淆了起来。
《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1860)是评论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作《大雷雨》的。文章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评述了这部描写俄国城镇生活的戏剧，肯定了卡杰林娜的反抗精神，并指出这个形象的出现标志着俄国封建社会已遇到阻力和抵抗，她是黑暗的专制农奴制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文章还进一步指出，卡杰林娜的形象表明，那种只能说、不能行的贵族知识分子已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当时需要的是能够行动的、有坚强性格的人。
《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评论了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杜勃罗留波夫赞扬英沙罗夫反抗土耳其压迫的爱国精神；同时点明，俄国社会所需要的不是英沙罗夫那种反对异族压迫的英雄，而是和本国的专制农奴制压迫作斗争的革命家，也就是“俄国的英沙罗夫”。他还通过对女主人公叶琳娜的分析，满怀信心地指出，俄国的英沙罗夫很快就要出现。也就是说，俄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前夜离随之而来的下一天并不远，总共只有一夜之隔!”他根据对作品的剖析而得出的革命性结论引起屠格涅夫的反感，但对革命民主派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论闪烁着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战斗精神。他总是对所评论的作家和作品的意义给予新的阐发。他不仅能客观地分析作品，解释作家的创作意图，而且能通过对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的分析，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见解和理想。继别林斯基之后，杜勃罗留波夫发挥了文学要服从社会斗争的思想。他的文章思路细密，热情洋溢。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被恩格斯誉为“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
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涅克拉索夫(1821-1878)是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他出生于伏尔加河畔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是个退役军官，为人残暴，不愿为儿子的学业花费金钱，于1838年把他送往彼得堡进武备学堂；但他违背父亲的意志，径自到彼得堡大学去旁听。于是他的父亲对他断绝了全部接济。从此，十七岁的涅克拉索夫便不得不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诗歌的探索和创作。1841年，他结识了别林斯基。正是在后者的帮助下，他才逐渐走上“真正的诗人”的道路。
1847年起，涅克拉索夫主办《现代人》，积极从事编辑和诗歌创作活动。农奴制改革后，他维护该刊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不顾条件艰难，继续担任主编。1866年《现代人》被查封后，他又于1868年和谢德林一起主办《祖国纪事》，使它成为七十年代进步阵营的喉舌。他的创作是在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直接影响下开展的，他的世界观也是在他们的熏陶下形成的。列宁虽然指出涅克拉索夫曾一度“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自由派之间摇摆不定”，却把他同讽刺作家谢德林相提并论：“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曾经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制地主所谓有教养的乔装打扮的外表，识别他的强取豪夺的利益，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列宁认为涅克拉索夫是农民的革命意志的忠实表达者。
涅克拉索夫在四、五十年代的创作主要是抒情诗，他讽刺官僚、贵族的腐败，描写城市贫民和农民的悲惨生活。在《当代颂歌》、《摇篮歌》(1845)等诗中，他用简洁凝练的诗句，辛辣地讥讽了“外表是官吏，灵魂是下流胚”的达官贵人。《犬猎》和《故乡》(1846)对荒淫愚昧的地主生活作了无情的揭露。《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1847)、《大街上》(1850)等诗描写彼得堡的贫困饥饿的角落，抒发为了给死去的孩子买棺材而沦落为娼的妇女的悲哀，描绘因饥饿偷窃一块面包而被逮住的可怜的病人等，暴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在《昨天五点多钟……》(1848)一诗中，涅克拉索夫表示自己要为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呼吁。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农村的苦难加深。在《一块未收割的田地》(1854)中，诗人展示了农村一片残破凄凉的景象。《大门前的沉思》(1858)描写一群从外省长途跋涉来到彼得堡请愿的农民，在一个显贵的府邸门前遭到呵斥，连门也不让进，骄奢淫逸的府邱主人，同衣服褴褛、背脊伛偻、脚上磨出血泡的农民构成鲜明的对比。诗人从这一场面联想到全俄国农民的苦难，说人民的悲哀比春天泛滥的伏尔加河水还要深广。这首诗由于揭露性强，当时未能公开发表，但以手抄本广泛流传过。
这一时期，涅克拉索夫明确表示了他对诗人使命的看法。在《诗人与公民》(1856)一诗，他反对“纯艺术派”诗人“在苦难的岁月里，歌唱山谷、天空和大海的美丽，歌唱亲爱的恋人的抚爱”，认为这是可耻的。他提出要做一个诗人，首先必须是一个热爱祖国的公民和反对社会罪恶的战士，不怕狂风暴雨，不顾流血牺牲：
你可以不成为诗人，
但必须做一个公民。
六、七十年代，涅克拉索夫除了继续写作农村题材的抒情诗(如《农忙时节》，1862)外，还写过一些抨击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抒情诗篇。著名的《铁路》(1864)一诗，叙述修建铁路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车厢里一个孩子问他的将军父亲，这条铁路是谁修建的?将军回答说，是彼得•安德莱维奇伯爵。诗人便说：不要用谎话欺骗孩子，铁路是被饥饿驱使到这里来的人民，在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压榨下修建成的。为修建铁路，无数工人和农民牺牲了生命，“铁路两旁俄罗斯人的白骨如山”。这首诗强调劳动人民是物质文明的真正创造者，表示相信俄国人民必将“为自己铺出一条光明宽阔的大道”。
这一时期，涅克拉索夫的主要作品是叙事诗，例如《严寒，通红的鼻子》(1863)描述一个农民在暴风雪中，在沉重的劳动下累倒病死，他的妻子负起赡养一家大小的重担，她在另一个严寒的冬天，在密林中打柴时也冻死了。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后的农民依旧遭受奴役的情景。《俄罗斯妇女》(1872)写两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抛弃贵族家庭的优裕生活，历尽艰辛到西伯利亚去寻找被流放的丈夫，表现了她们刚毅顽强的意志和对正义事业的信念。
涅克拉索夫的主要长诗是《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1876)。七个贫苦的农民争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有的说是地主，有的说是官僚、神甫、大腹贾、大臣、沙皇等。由于争执不下，便决定去漫游俄罗斯，亲眼看看谁是幸福的人。作者借用这个情节，广泛地描述了改革前后的社会生活。
长诗用许多篇幅来描写地主官僚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迫害。在改革前，地主可以对农奴为所欲为，他们说：“法律就是我的意愿，拳头就是我的警察。”废除农奴制的法令颁布后，地主仍不肯放弃自己的特权，他们连这一温和的改革也不能接受，仍然千方百计骗取农民的土地。作者还揭露了新兴资产者对农民的压榨，他们低价收买农产品，进行掠夺。改革以后，在地主和资本家双重压迫下，农民的苦难更加深重了。他们只有进小酒馆、矿区和监狱这三条出路。但农民中间已经有许多人觉醒过来。老农萨威里的阶级仇恨已发展到公开反抗的程度，他带头活埋了凶恶的管理人。四十年的监禁流放并没有摧毁他的坚强意志。流放回来后，他依然昂着头说：“是刺字的，但不是奴隶!”农妇玛特辽娜饱尝了被奴役的痛苦，却仍旧保持着一定的反抗精神。作者也写到农民的软弱一面。有一个家奴，实在不能忍受地主的残酷压迫，便把他带到密林中，要以自杀来“感化”这个地主。诗人说：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
俄罗斯母亲啊!
诗人用这样一首船夫曲来概括这一历史时期俄国农民的力量和弱点。他迫切地希望农民能早日摆脱愚昧，走向光明幸福。最后，他又在长诗中塑造了同情农民苦难的平民知识分子格利沙的形象。“哪儿呼吸困难，哪儿有痛苦的声音”，他就首先到那儿。但诗中对于改革后贵族地主的新的掠夺以及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渗透，展示得还不够充分。正面人物的描写也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局限，例如玛特辽娜对所谓好心的上层人物还抱有一定的幻想，萨威里还带着一些悲观情绪。长诗具有许多民间口头创作的特色，不论是情节构思、形象塑造、诗歌语言，显然都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
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和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表达了诗人对俄国人民前途的关怀，开辟了俄国诗歌发展的新阶段。他的诗歌对俄国进步的绘画和音乐也产生过影响。
塔拉斯•格里戈利耶维奇•谢甫琴科(1814-1861)是乌克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他出身农奴，给地主当过僮仆，后来被送到彼得堡去当画师的学徒。1838年，诗人茹科夫斯基等把他从地主手中赎出来，送他进美术学院学习。1844年美术学院毕业后，他回到乌克兰，参加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写了许多诗篇，并且给农民朗诵。1847年，谢甫琴科被捕，流放到中央亚细亚边远地区的军队中服役。1857年他恢复自由后，在彼得堡结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这使诗人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更为成熟。由于多年的流放、监禁生活损害了健康，谢甫琴科四十七岁就病逝了。
谢甫琴科是乌克兰第一个杰出的民间诗人，被称为“科布查(乌克兰一种弦乐器)歌手”。他的诗篇采用朴素的民间形式，主要内容是反映乌克兰人民的苦难生活，发抒对故乡的挚爱。第一部诗集《科布查歌手》(1840)描写乌克兰农民特别是妇女的贫困、悲惨的生活境遇，表达了蕴藏在她们内心的愤怒和反抗情绪。叙述诗《海达马克》(1841)刻画了十八世纪反抗波兰贵族侵略者的哥萨克起义者，歌颂了人民的斗争精神。
《在囚室内》包括谢甫琴科在流放期间所写的许多洋溢着政治热情的战斗诗篇。在名诗《遗嘱》(1845)中，诗人嘱咐要把他葬在故乡乌克兰，他相信人民很快就要起来推翻农奴主的压迫，打碎身上的枷锁。他说，待到古老的第聂伯河将敌人的污血荡涤掉的时候，他就要从墓穴里出来，为人民而欢唱。他在诗中召唤人民奋起斗争：
……起来吧，
砸碎身上的锁链，
用敌人的鲜血，
浇开自由之花。
谢甫琴科的作品由于和劳动人民有血肉联系，一直受到人民的珍爱。
第七节　中欧、东南欧文学和裴多菲 
十九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于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末英国宪章运动、1848-1849年西欧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影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是波兰，在1830年11月出现了由小贵族和资产阶级发动的反对沙皇俄国统治的武装起义。随着波兰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化，1846年2月在克拉科夫发生了由爱德华•邓波夫斯基领导的、有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的暴动，加里西亚的农民也相继起事，但都被奥地利当局所镇压。这次起义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曾指出：“克拉科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1848年法国2月革命以后，波兰各地纷纷发难。1863年在俄国统治的地区，以雅罗斯瓦夫•东布罗夫斯基为代表的“红色分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迫使沙皇当局在1864年也实行了“土地改革”。从这时起，波兰就迅速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捷克在西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1848年6月在布拉格，接着在各地先后开展了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1867年奥匈帝国成立，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人民从此长期遭受奥匈帝国的统治。
在匈牙利，这个时期发生了科苏特•拉约什领导的反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1848年3月，首都佩斯的工人、大学生和小资产阶级首先起事。同年9月，奥地利军队入侵，引起匈牙利人民的独立战争。这场战争虽被奥地利和沙皇俄国所挫败，却在匈牙利历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密切注意匈牙利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且给予它以很高的评价。恩格斯这样写道：“在1793年以后，在1848年的革命运动中，一个被占优势的反革命包围的民族敢于用革命的激情来对抗怯懦的反革命的狂暴，用terreue rouge［红色恐怖］来对抗terreue blanche［白色恐怖］，这还是第一次。”
在1848年的罗马尼亚，瓦拉几亚、摩尔我瓦和特兰西瓦尼亚三个公国都出现了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最后因为国内反动封建势力的阴谋破坏和土耳其的武装干涉则失败。特兰西瓦尼亚一带的革命还遭到了哈布斯堡王朝和沙皇俄国军队的镇压。
在土耳其奴役下的巴尔干半岛的许多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也蓬勃开展。特别是在保加利亚，大批爱国志士如瓦西尔•列夫斯基、赫里斯托•波特夫率领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并在战斗中英勇牺牲。1876年的四月起义，虽然遭到土耳其人的扼杀，但它在保加利亚的民族解放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也组织过多次暴劫，但都被土耳其人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这一时期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这些国家的文学中都有所表现。
在波兰，1830至1831年的起义在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1809-1849)的创作里得到了反映。他出身于一个文学教师的家庭，他早期发表的《自由颂》、《颂歌》、《库里克》(谢肉祭节)等革命诗歌赞颂了1830年11月华沙起义，发生过很大影响。起义失败后他流亡国外，最后侨居巴黎，写了不少剧本和诗篇。1834年发表剧本《科尔迪安》，描写波兰人民如何反抗沙皇俄国的侵略，同时也揭示了贵族在斗争中的软弱性。1841年写成的长诗《别尼奥夫斯基》和剧本《方泰齐》，更进一步体现出他的革命观点和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倾向。这一时期波兰现实主义文学继续发展，散文作品逐渐代替了诗歌。如小说家约瑟夫•科热尼奥夫斯基(1797-1863)、约瑟夫•克拉舍夫斯基(1812-1887)、特奥多尔•叶什(1824-1916)等人，都是在这时候从事写作的。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个时期涌现许多作家，积极参加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运动。约瑟夫•卡耶坦•狄尔(1808-1856)是民族戏剧的奠基人。他在1834年写成的剧本《菲德洛瓦奇卡》(鞋匠节)中的民间歌手马雷什所唱的《我的故乡在哪儿》，1918年被采用为捷克国歌，一直流传到现在。他还写过以十五世纪末捷克矿工起义为题材的历史剧《库特诺山的矿工》(1847)，和表现捷克宗教改革家杨•胡斯战斗的一生的历史剧《杨•胡斯》(1848)。讽刺诗人卡列尔•哈弗里切克—鲍罗夫斯基(1821-1856)在他的诗歌中，尖锐地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民间文学研究家和诗人卡列尔•雅罗米尔•爱尔本(1811-1870)专门研究和搜集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各斯拉夫民族的民间故事，他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诗集《花束集》(1853)，在捷克诗歌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女作家鲍日娜•聂姆佐娃(1820-1862)是这一时期捷克重要作家之一。她出身于一个贵族庄园的马夫的家庭，从小就热爱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间文学，并且熟悉农村生活。她1843年开始写作，这正是捷克文学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发展的时期。她的许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如《长夜》、《卡尔拉》、《野姑娘芭拉》、《穷人》、《好人》)，描写了捷克的农村生活和风土人情。她最著名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外祖母》(1855)。作者在书中塑造出一个普通的捷克农村妇女的形象，并通过她再现了农村的古老风习，介绍了各种民间传说。这部小说为捷克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已经成为捷克家喻户晓的一本名著。
在斯洛伐克，民族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路多维特•什图尔(1815-1856)于1845年创办《斯洛伐克民族报》，宣传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思想，为创建斯洛伐克的文学语言作出了贡献。1862年在斯洛伐克成立民族文化团体“斯洛伐克学会”，出版斯洛伐克文书籍。这个时期从事创作的有诗人安德烈•斯拉德科维奇(1820-1872)和杨•鲍托(1829-1881)等。杨科•马图什卡(1821-1877)的《雷电在塔特拉山上空轰响》(1844)一诗，被认为是对奥地利帝国统治的抗议的歌声。这首诗和狄尔的《我的故乡在哪儿》，后来成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国歌的前后两个组成部分，沿用至今。
在匈牙利，民族解放斗争在1848年发展到最高峰，这一斗争在革命诗人裴多菲•山陀尔的诗歌中得到最好的体现。和裴多菲同时的另一位杰出诗人是奥洛尼•亚诺什(1817-1882)，他根据十四世纪匈牙利人民英雄多尔第•米克洛什的传说写成的长篇叙事诗《多尔第》(1847)，和裴多菲的长诗《亚诺什勇士》具有同等地位。在散文方面，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约卡伊•莫尔(1825-1904)。他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律师家庭，参加过1848年3月起义，但事败之后就离开革命队伍，专门从事写作。他是个多产作家，先后写过110卷小说，其中最重要的有《一个匈牙利富豪》(1853-1854)、《卡尔帕蒂•若尔坦》(1854)、《铁石心肠的儿女》(1869)、《黑钻石》(1870)、《金人》(1873)等描述匈牙利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生活的长篇小说，晚年又写成中篇小说《黄蔷薇》(1893)。约卡伊是匈牙利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之一，但他的作品也带有现实主义的成分，为匈牙利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