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分析一下《凤凰涅槃》的风格特征
答：《凤凰涅槃》的主导风格是雄奇壮丽。这种风格不仅具有崇高的属性，而是具有浪漫主义的特色，加之融进了泛神论的强烈意识，从而形成了与“庄严伟大的思想”，“崇高的情感”相谐和、具有独特风采的美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奇特的想象。诗人借神话传说，别具一格地构想了一个悲壮、雄奇的场面，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而且给人雄奇、壮丽的审美观感。
（2）伟岸美丽的形象。诗中的凤、凰的形象无论是本质，还是外在形象，都无不显得伟岸、美好，加之它们所具有的深广的象征意味，给人一种神奇、崇高的观感。
（3）精巧、自由的结构。全诗连《序曲》共六部分，每一部分各司其职，表达一种主导思想，又与其余部分严谨衔接，从而完整、流畅地显现了凤凰由“集香木自焚”到“情感倾诉”到“遭遇嘲笑”，到“最终新生”的全过程。整个结构十分的精巧。同时，每一部分中的结构又十分自由，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自由设置，使诗歌显得顺畅而又有变化。
（4）雄浑奔放的节奏。节奏之于诗是诗的外形，也是诗存在的生命。在《凤凰涅槃》中，由内在情感的波动所形成的节奏不仅十分鲜明，而且雄浑、奔放，一气呵成。
（5）色彩绚丽的语言。

96、为什么有人说《凤凰涅槃》是民族觉醒的诗的宣言？
答：这是因为本诗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再从死灰中更生”的古老传说，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诗人通过凤凰这两个壮美而崇高的意象，大胆否定黑暗现实的一切，扬弃因袭的自我，严厉斥责浅薄猥琐的群丑，热烈向往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的新世界，体现了追求解放民族的精神和战斗的乐观主义的气概，充分表达了作者积极破坏旧事物创造现世光明的进步的社会理想。主体形象凤凰，不仅是年青诗人的化身，也是民族和祖国的象征。所以有人说，《凤凰涅槃》是民族觉醒的诗的宣言。

97、分析《凤凰涅槃》的情感特点
答：《凤凰涅槃》的主要情感风格是崇高。郎加纳斯认为，“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音’”。心灵的回音，当然包括情感的外射。具有伟大品格的情感，往往是代表着民族、时代、光明、进步的情感。以此来看《凤凰涅槃》中所抒发的情感，我们发现，诗人在诗中所抒发的情感，不是个人的悲欢、爱憎，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时代、光明、进步的情感。这些情感包括：深情的爱，纵情的热望，强烈的憎恶与悲哀。
（1）深情的爱。主要表现在对新的世界，新生的祖国的爱。诗人在《凤凰再生歌》中作了充分的表示。他一片深情地欢呼“我们新鲜，我们净朗、我们华美、我们芬芳”，“我们生动，我们自由，我们雄浑，我们悠久”。
（2）纵情的热望。主要表现在对没有牢狱与肮脏的新世界的向往。
（3）强烈而深广的憎恶与悲哀。这主要表现在《凤歌》与《凰歌》中。在《凤歌》中，诗人以宇宙空间为对象，诅咒了那“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旧世界，象征地表达了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憎恨的感情。在《凰歌》中，诗人以时间发展的历程为线索，用涓涓流水般的诗句，回顾过去灾难的历史：“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五百年的眼泪淋漓如烛。”倾诉了民族被欺凌的耻辱：“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净的污浊，浇不息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表达了一种深深的忧国、忧民的悲伤之情。

98、分析《凤凰涅槃》与外国诗歌、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
答：《凤凰涅槃》所受中外诗歌影响比较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1、外国方面。在构思中受到歌德诗歌中“精神再生”主题的影响，如歌德在《幸福的渴望》中赞美飞蛾在“火焰里殉身”，向往人生象凤凰那样死了一个过去，换来一个将来。他要求人们不倦地追求光明和精神的再生。但在《凤凰涅槃》中，“涅槃”不同于歌德那种抽象的“再生”，是经受了剧痛和死亡的新生，表现了革命的主题和爱国主义精神。另外，诗歌受到美国诗人惠特曼的那种豪放、粗犷、明快诗风的影响。2、同时，该诗还受到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如表现形式上自由与严谨的统一，具有我国诗歌语言的美和节奏的美。如“序诗”中的第二节五句诗，整齐严谨，与古代五言、七言诗的章节相等，而偶句韵脚相同也与我国古诗和民歌相协。在艺术构思上，诗人对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也有所继承。如诗人借凤凰之歌来渲泄自己的爱国情怀同屈原在《离骚》中写他幻想驾鸾凰、凤鸟，乘风飞向天空来倾诉自己的悲愤极为相似；而《离骚》中“鸷鸟之不群兮，自前而固然”的诗句更直接可从凡鸟欣幸凤凰自焚中看到它的影子。在《天问》中，屈原向宇宙提出诸多疑问，这在《凤凰涅槃》中也有类似的表现手法。

99、分析《凤凰涅槃》中凤凰这两个意象的个性与共性特征
答：个性特征：凤，旧时代的诅咒者，充满了男性的阳刚之气和理性色彩；凰，民族命运的哭诉者，闪烁着女性的阴柔之美和生命的光彩。
共性特征：他们都是黑暗社会的叛逆者，新时代的民族勇士。他们负载了中华民族各种美德和深沉、悲凉的情感；体现了中华民族坚韧、顽强的精神品质和崇高、灵慧的风范。他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与诅咒，表现了五四时期崭新的时代意识：忧国、忧民；他们对群丑的抨击及“集香木自焚”的行为，显示了中国人民对旧世界无所顾忌的反抗精神和勇于追求新生活的豪情。他们象征地表现了中华民族蜕旧变新的决心，体现了中国人民与旧世界告别，豪迈走向灿烂明天的勇气和信心。

100、从《凤凰涅槃》看《女神》的美学特征
答：《凤凰涅槃》的美学特征概括起来为：以崇高为内涵，以浪漫主义为创作方法。
第一、崇高的内涵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1、庄严伟大的思想。古罗马美学家朗吉弩斯认为崇高的第一个条件是“庄严伟大的思想”，且是“最重要的”条件。《凤凰涅槃》所表达的思想正是如此。一方面，它积极地否定了一切黑暗的历史存在物与现实存在物，猛烈地批判了那“脓血污秽的屠场”、“悲哀充塞着的囚牢”、“群鬼叫号着的坟墓”、“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凤歌》）,和那些嘲笑伟大生命的群丑，如岩鹰、孔雀、鸱枭、鹦鹉、白鸽等，表现了五四时代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另一方面，它以生动的形象和动人的艺术描绘，通过对凤凰集香木自焚而得到新生的全过程的展示，表达了渴望祖国蜕旧变新的伟大理想，同时，庄严宣布了，一个华美、芬芳的新世界，将在中国人民破坏旧世界的伟大斗争中诞生。在诗篇所构造的神圣意境中，显露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两方面庄严而伟大的思想，我们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还是站在现实的高度来看，都可直观地发现其“崇高”的属性。
2、崇高的情感。具有伟大品格的情感，往往是代表着民族、时代、光明、进步的情感。以此来看《凤凰涅槃》中所抒发的情感，我们发现，诗人在诗中所抒发的情感，不是个人的悲欢、爱憎，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时代、光明、进步的情感。这些情感包括：（1）深情的爱。主要表现在对新的世界，新生的祖国的爱。诗人在《凤凰再生歌》中作了充分的表示。他一片深情地欢呼“我们新鲜，我们净朗、我们华美、我们芬芳”，“我们生动，我们自由，我们雄浑，我们悠久”。（2）纵情的热望。主要表现在对没有牢狱与肮脏的新世界的向往。（3）强烈而深广的憎恶与悲哀。这主要表现在《凤歌》与《凰歌》中。在《凤歌》中，诗人以宇宙空间为对象，诅咒了那“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旧世界，象征地表达了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憎恨的感情。
3、雄奇壮丽的风格。这种风格不仅具有崇高的属性，而是具有浪漫主义的特色，加之融进了泛神论的强烈意识，从而形成了与“庄严伟大的思想”，“崇高的情感”相谐和的，具有独特风采的美学价值。
第二、浪漫主义的特色在《凤凰涅槃》中主要表现在：
1、奇特的想象。诗人借神话传说，别具一格地构想了一个悲壮、雄奇的场面，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而且给人雄奇、壮丽的审美观感。2、伟岸美丽的形象。诗中的凤、凰的形象无论是本质，还是外在形象，都无不显得伟岸、美好，加之它们所具有的深广的象征意味，给人一种神奇、崇高的观感。3、精巧、自由的结构。全诗连《序曲》共六部分，每一部分各司其职，表达一种主导定向，又与其余部分严谨衔接，从而完整、流畅地显现了凤凰由“集香木自焚”到“情感倾诉”到遭遇嘲笑，到最终新生的全过程。整个结构十分的精巧。同时，每一部分中的结构又十分自由，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自由设置，使诗歌显得顺畅而又有变化。4、雄浑奔放的节奏。节奏之于诗是诗的外形，也是诗存在的生命。在《凤凰涅槃》中，由内在情感的波动所形成的节奏不仅十分鲜明，而且雄浑、奔放，一气呵成。5、色彩绚丽的语言。
  
101、郭沫若早期戏剧可分为哪几类，分别有何特点？
答：郭沫若早期的戏剧，主要是指郭沫若1927年以前所创作的戏剧作品。在这一时期，郭沫若所创作的戏剧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诗剧；一类是历史剧。这两类戏剧，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从相同之处来看，两类戏剧都比较侧重于从历史故事取材，其风格也都具有较为强烈的抒情性和主观性特征。从不同之处来看，历史剧，主要取材于历史故事，而诗剧则不仅有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创作，也有以神话传说为题材的创作。同时，在艺术形式上，诗剧，主要以诗的形式写人、记事、抒情，如《女神》中的《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历史剧，则更多地是在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中写人、写事、抒情。

102、郭沫若早期诗剧有哪些
答：诗剧是一种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戏剧形式。郭沫若是我国诗剧的首创者，他的诗剧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郭沫若这一时期的诗剧作品主要有五部，它们是收入《女神》诗集中的《女神三部曲》（即《女神之再生》、《棠棣之花》、《湘累》）和收入诗集《星空》中的《广寒宫》与《孤竹君之二子》。这些诗剧所表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思想、情绪与他这一时期诗歌所表现的思想情绪是一致的。

103、《女神之再生》赏析
答：诗剧《女神之再生》取材于古代女娲炼石补天和不周山的神话传说。诗人把这些神话题材加以改造，通过艺术的想象，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来反映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揭示出破坏和创造的主题。
在“序幕”中，通过天地晦冥，风声和涛声织成“罪恶底交鸣”等环境气氛的描绘，预示了一场罪恶的战争即将来临。接着，女神们各自离开神龛，齐声唱出“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的歌声，初展全诗的主题。继之，写颛顼与共工争夺帝位，互相残杀，共工惨遭失败后怒撞天柱，于是天倾地裂，共工与颛顼同归于尽，大地呈现一片浑沌。女神们决心不再补那破了的天体，而要去“创造些新的光明，新的温热”，去新造太阳。诗人曾明白指出“《女神之再生》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想在南北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作者为了要让旧社会彻底灭亡，写共工与颛顼同归于尽。再生的女神是诗人理想的化身，也是五四时代精神的象征。她们为了战取光明，跳出神龛，要创造新的太阳驱走黑暗，照亮宇宙，于是投入了改天换地的宏伟事业，充满着创造的精神。她们对于旧世界毫无留恋，她们有着崇高的理想，她们心地热烈、纯洁、美丽：“我们的心脏，好象些鲜红的金鱼，在水晶瓶里跳跃。”圣洁的女神是新中国的创造者，是中华民族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的深刻写照。作品中出现了农叟和牧童，是在战后惨遭蹂躏的劳动人民的形象，诗人深表同情。作品结尾，当朝霞已在东方升起，欢声已从海疆传来时，女神们奏出一曲曲优美的乐章，把全剧推向高潮。这三曲乐章是光明的歌、希望的歌，是新时代的迎春曲，集中表现了驱除黑暗、创造光明的主题思想。诗中的形象鲜明，节奏优美，境界开阔，那叮当叮当的悦耳之声，自远而近，好似催人前进的号角。

104、如何评价郭沫若早期诗剧中详写人物的共性情感，略写人物的个性特征？
答：郭沫若在诗剧中，往往详写人物带共同性、普遍性的情感，而略写甚至不写人物的个性特征。郭沫若的诗剧里的众多人物，不论是历史人物还是神话人物，多数是类型化的，而非活生生的“这一个”，这些人物所抒发的感情也往往是某一类型人的总括性的基本倾向性的情感，这些感情很浓烈，但并不独特。诗剧中也写人物的行动，但比较简单，而很少有能表现个性特征的具体细节的逼真描写。如屈原、聂政、伯夷、叔齐、《女神之再生》中的娥皇、女英等，他们都是某种情绪的形象化，而不具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屈原的身在江湖而心恋故国的沉郁情感，聂嫈的“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的献身精神，伯夷、叔齐洁身自好独善其行的高洁情操等，都带有明显的类别性，而个性却不鲜明。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特色，主要与诗剧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的功能有密切关系。因为，诗剧的主要功能就是抒情写意，郭沫若正是看中了诗剧的这种功能，而他自己也以自己的慧心充分发挥了诗剧的这种功能。所以，形成这一特色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105、谈谈何为“夫子自道”的写法
答：这种手法，是郭沫若诗剧的主要艺术手法，是指郭沫若往往根据抒情写意的要求采用神话传说故事和历史人物事件的方法。他并不博考史事，言必有据地去构思立意，而是任意改削，大胆虚构，铺叙展衍，挥洒成文，用以表达一种意念，抒发一种情感，寄托一种愿望，暗示一种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借古人的骨骸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所以，他的诗剧，往往重主观，轻客观；重情境，轻物境；重神似，轻形似；重象征、暗示，轻白描、实写。而且，他的诗剧借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所抒发的感情，所表达的意念，往往是他自己的“实感”，是“夫子自道”。他在《创造十年》中谈自己诗剧《湘累》时说：“<湘累>，实际上是‘夫子自道’，那里面屈原所说的话，完全是自己的实感。”
   尽管郭沫若在诗剧中常用写意的手法，借古人的口说自己的话，但在“夫子自道”时，他还是尽可能避免那种纯属向壁虚构，纯属以古人代自己的倾向，力求做到多少有点古书上的依据，多少能表现古人所有或余存的情怀。例如诗剧《孤竹君之二子》。此剧也属于“夫子自道”性质的创作，但剧中主人公伯夷和叔齐“返归自然”独善其身的行为，就是以伯夷、叔齐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饿死的史实为依据的。

106、谈谈郭沫若诗剧的结构特点
答：郭沫若诗剧在结构上的最大特点是以情绪的流动为主线的结构方式。郭沫若写诗剧象写诗一样，主要是驰骋自己的意念，抒发自己的感情。象《棠棣之花》，“全部只在诗意上盘旋”。因此，情绪就成了他诗剧结构的焦点或线索。由此，也使他的诗剧往往“浓化诗意”、“淡化情节”、“重内在旋律”（情绪的发展）、“轻外在旋律”（情节结构）。《棠棣之花》与《湘累》只有一个抒情场面，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只着力于人物情绪的宣泄。《女神之再生》只注重表现人物思想情绪的抑扬顿挫的“内在旋律”，而对女神们与其中另两个主要人物颛顼、共工的矛盾，诗人并没有展开具体的描写，颛顼、共工两人为“争帝”而进行的打斗场面，主要是为女神的思想情绪的发展作积蓄因素，以引出女神最后造出个新鲜太阳的思想情绪。
郭沫若诗剧有着鲜明独特的抒情方式，他的抒情角度和所抒发的情感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郭沫若从“自我”出发，经由对“自我”的极度扩张，使其扩张到与宇宙同体甚至比宇宙具有更大的吞吐能量，这正是其诗剧典型的情绪结构模式。

107、分析一下《堂棣之花》中的聂嫈形象
答：《棠棣之花》中的聂嫈，原型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历史人物，但在她身上散发着“五四”时期革命女性的时代气息，她实际上就是用历史和现实联合而成的一个统一而完整的象征性形象。
首先，通过聂嫈形象回答了这样的重大问题： 中国人民怎样才能彻底摆脱苦难的命运？战争的根源是什么？创造必须从破坏做起，可人们应该破坏什么？对于这些问题，诗剧《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的回答是相当浮泛和模糊的。《棠棣之花》中的聂嫈比较明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她说：“自从夏禹传子，天下为家；井田制度，土地私有，已经种下了永恒争战底根本。根本坏了，只在枝叶上稍事剪除，怎么能够济事呢?”她在这里深刻地揭示了造成人民“屠戮苦”、“饥饿患”的两大根源一一帝位的世袭制与土地的私有制。并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人民只有起来革命，推翻帝制，彻底消灭私有制，才能获得“人生的真正幸福”，象辛亥革命那样“稍事剪除”是无济于事的，从而再次清醒地认识到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聂嫈无疑就是“五四”时代关心时事，忧国忧民的新型女性形象。
聂嫈同时具有“五四”时代女性那种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她以“很带些男性音调”唱道：“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歌颂正义，歌颂流血，这种生死观完全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崇高品质。她说：“母亲在时，每每望我们享得人生底真正的幸福。我想此刻天下底姐妹兄弟们一个个都陷在水深火热之中，假使我们能救得他们，便牺牲一己底微躯，也正是人生底无上幸福。”
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与二弟今宵别离，不为别离而伤感，而为自己“身非男子”而悲抑不已。但她仍表示：“姐愿化月魂，幽光永照弟”，要用“生命和泪水”告慰灾民流黎，要洒雪寄情“骼骼骸骨”。无奈自己是女身，只有把“满腔勖望”托附于二弟，“去吧，二弟呀!我望你鲜红的血液，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当然，从这里，也流露出她性格上的软弱，还缺乏彻底摆脱封建束缚的勇气和力量。同时她心目中所期待的“自由之花，开遍中华”的理想，应该说还是相当朦胧浮泛的。所谓建设一个“美的中国”，也“仅仅是一副空架子。”

108、分析一下《湘累》中形象塑造的特点
答：《湘累》的形象塑造的主要特点是：突破时空的界限，将不同时问，不同地点，彼此不相干的人事凑在一起，抓住它们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之间的某种类似和联系，用诗人的主观想象和幻想把它们调和统一起来，使不同的事物融合为完整的象征性形象，构成一种意蕴丰厚、寓意深远的意境，从而将诗人在特定环境中的内心感受和复杂的情绪，从总体上更深地暗示出来。
作者将人们熟悉的女英、娥皇的传说和屈原被放逐的故事这样本来发生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并且互不相关的两件事揉合在一起，同时，与湘灵那哀婉缠绵的水上歌声相响应，将屈原那种切望归去又不得归去的矛盾情感贯穿全剧。表面上看来，湘灵的歌声似乎是对爱情的歌唱，但她们所怀念、歌唱的对象，没有具体的外在形象，它只有一种名称（“爱人”），一个代名词（“他”），甚至只是一种精神，一种情绪，因此，实际上是通过湘灵对恋人的怀念和盼望，向一切思乡怀土、眷恋祖国的人们所奏出的一曲“招魂曲”。剧中特别写到屈原对湘灵歌声的反应：湘灵呼唤恋人归去的歌唱内容，女须和船夫听不明白，唯有放逐中的百感交集的屈原，听清和感受了其中盼归的内蕴，于是，这歌声更加激起了他的情感的波涛，加深了思乡怀土、痛恨现实黑暗、渴望报效祖国的情思和意愿。这样，就通过他们之间感情上的交流而把他们融合起来了。
    由此看来，屈原已失去历史人物的本意，正是作者的“夫子自道”。因此，历史人物屈原实际上已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形象。作者之所以借助屈原被放逐的故事，除了由于故事本身为人们所熟悉，因而易于人们接受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屈原当时的处境和心境同当时旅居日本的青年爱国诗人郭沫若有很多的相通之处。
    由于作者将湘灵哀婉的歌声与屈原痛楚的心境融成一体，从而使屈原这个象征性形象给人一种如梦似幻，若隐若现的朦胧感。这种因朦胧感而造成的含蓄委婉的美和诗人借屈原之口抒发坦荡奔泻的感情所造成的雄浑豪放的美交融在一起，造成一种扑朔迷离含蓄不尽的象征意蕴。人们可以从屈原能听出女须、船夫听不到的呼唤他归去的内容中，看出郭沫若这位海外赤子眷恋祖国的炽热情怀；也会想到，剧中关于屈原愤世嫉俗、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创造的内容，正是郭沫若渴望张扬个性、报效祖国而又不能如愿的矛盾心理所激起的感情回流。

109、论述郭沫若诗剧的创作特征
答：综观郭沫若的诗剧，其创作上的总体特征是：题材上以青春童话、历史传说和神鬼故事为主，多采用象征的表现手法，有着浓烈的主观抒情色彩，着力表现反抗专制、张扬个性、渴望创造、追求光明的“五四”时代主旋律。郭沫若的诗剧较好地融合了诗歌和戏剧的特点，达到了诗情和剧情、意象和形象、诗语和剧语的统一。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郭沫若诗剧属于理想型诗剧，理想型诗剧侧重于表现作家的主观感情和理想信念。此类诗剧多以历史和神魔题材为主，凭借作者丰富奇特的想象力，虚拟出一个颇具浪漫色彩的理想境界，来传达作家超越现实的主观愿望。如《女神之再生》中，当女神们从大海中归来，面对遍地创伤和破碎的天体，再炼五色彩石来补天已经“莫中用了”，她们决心再造个“新鲜的太阳”，这“新鲜的太阳”就是作者心中的理想社会：“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其次，郭沫若诗剧有着鲜明独特的抒情方式，他的抒情角度和所抒发的情感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郭沫若从“自我”出发，经由对“自我”的极度扩张，使其扩张到与宇宙同体甚至比宇宙具有更大的吞吐能量，诗人正是借这一“自我”无与伦比的创生能力去“新造葡萄酒浆”，“新热新光”和“一个新鲜的太阳”，显示出“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毫不妥协的反叛个性和独立不羁的创造精神。
再次，诗剧的形象塑造也有其特点，诗剧的形象以其象征性、写意性达到了与意象的融合，创造了形神兼备的艺术圣境，使现实和观念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最后，郭沫若诗剧语言充满抒情性，且能达到诗语和剧语的融合。诗剧中不仅对白、独白已达到诗语与剧语的平衡，就是舞台说明也充满诗性，达到了二者的统一。郭沫若曾说：
“《棠棣之花》里面桃花正在开花，这儿我刻意孕育了一片和煦的春光，好些友人都说它是诗说它是画，大概就是这样的原故”。

110、论述郭沫若诗剧在艺术形式上有何特色
答：诗剧是一种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戏剧形式。郭沫若是我国诗剧的首创者。郭沫若这一时期的诗剧作品主要有五部，它们是收入《女神》诗集中的《女神三部曲》（即《女神之再生》、《棠棣之花》、《湘累》）和收入诗集《星空》中的《广寒宫》与《孤竹君之二子》。作为一种特殊艺术形式的郭沫若诗剧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夫子自道”的写意手法。
    这种手法，是郭沫若诗剧的主要艺术手法。郭沫若往往根据抒情写意的要求采用神话传说故事和历史人物事件，并不博考史事，言必有据地去构思立意，而是任意改削，大胆虚构，铺叙展衍，挥洒成文，用以表达一种意念，抒发一种情感，寄托一种愿望，暗示一种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借古人的骨骸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所以，他的诗剧，往往重主观，轻客观；重情境，轻物境；重神似，轻形似；重象征、暗示，轻白描、实写。而且，他的诗剧借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所抒发的感情，所表达的意念，往往是他自己的“实感”，是“夫子自道”。比如，他自己明确说是“夫子自道”的《湘累》重展示的情感与思想，与五四时期郭沫若的“实感”是十分契合的，其中屈原激情满怀吟唱的话：“我效法造化的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于宇宙。”这种化自我与自然于一体，融主观与客观为一炉的思想，正是“本体即神，神即自然”，“我即神”的泛神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