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郭沫若在“夫子自道”时，他还是尽可能避免那种纯属向壁虚构，纯属以古人代自己的倾向，力求做到多少有点古书上的依据，多少能表现古人所有或余存的情怀。
   第二、以情绪发展为主的结构方式。
   郭沫若写诗剧象写诗一样，主要是驰骋自己的意念，抒发自己的感情。象《棠棣之花》，“全部只在诗意上盘旋”。因此，情绪就成了他诗剧结构的焦点或线索。由此，也使他的诗剧往往“浓化诗意”、“淡化情节”、“重内在旋律”（情绪的发展）、“轻外在旋律”（情节结构）。《棠棣之花》与《湘累》只有一个抒情场面，几乎没有什么情节，主要着力于人物情绪的宣泄。《女神之再生》只注重表现人物思想情绪的抑扬顿挫的“内在旋律”，而对女神们与其中另两个主要人物颛顼、共工的矛盾，诗人并没有展开具体的描写，颛顼、共工两人为“争帝”而进行的打斗场面，主要是为女神的思想情绪的发展作积蓄因素，以引出女神最后造出个新鲜太阳的思想情绪。
   第三、详写共性情感，略写个性特征。
   郭沫若在诗剧中，往往详写人物带共同性、普遍性的情感，而略写甚至不写人物的个性特征。郭沫若的诗剧里的众多人物，不论是历史人物还是神话人物，多数是类型化的，而非活生生的“这一个”，这些人物所抒发的感情也往往是某一类型人物的总括性的基本倾向性的情感，这些感情很浓烈，但并不独特。诗剧中也写人物的行动，但比较简单，而很少有能表现个性特征的具体细节的逼真描写。如屈原、聂嫈、伯夷、叔齐、娥皇、女英等，他们都是某种情绪的形象化，而不具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屈原的身在江湖而心恋故国的沉郁情感，聂嫈的“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的献身精神，伯夷、叔齐洁身自好独善其行的高洁情操等，都带有明显的类别性，而个性却不鲜明。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特色，主要与诗剧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的功能有密切关系。因为，诗剧的主要功能就是抒情写意，郭沫若正是看中了诗剧的这种功能，而他自己也以自己的慧心充分发挥了诗剧的这种功能。所以，形成这一特色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要说明的是，以上几方面是有着密切内在联系的。如果说“夫子自道”的写意特色是郭沫若诗剧的主要特色的话，那么，“以情绪发展为主的结构方式”和“详写共性情感，略写个性特征”的特色则正是由“夫子自道”的写意特色决定的。正因为郭沫若的诗剧是以写意抒情为主的，所以，郭沫若在诗剧中就有“浓化情绪”、“淡化情节”，以情绪发展为诗剧的主要结构方式。也正因为诗剧“淡化了情节”，也就决定了郭沫若不可能详写人物性格的发展以刻画人物的个性，又因为“浓化了情绪”，所以也就在突出抒情的时候，使人物所抒发的情感，有更多的共性特征，而缺少个性内涵。

111、《三个叛逆的女性》
答：《三个叛逆的女性》是郭沫若早期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和《聂嫈》的结集，1926年4月出版。这三个独幕剧通过对我国历史上三个著名女性卓文君、王昭君、聂嫈的艺术再创造，猛烈地冲击着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的古堡，洋溢着五四时代“动的与反抗的”叛逆精神，闪烁着人的发现与觉醒的人文精神的炽热光华，显现出剧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这三部剧的出现，标志着郭沫若从诗剧创作向历史剧创作的过渡。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

112、“失事求似”
答：这是郭沫若从中外戏剧理论中吸收营养后形成的历史剧创作原则。他在《历史•史剧•现实》一文中说“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意思也就是写历史剧不必拘泥于古代史实，“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可以有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的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这样，在创作上就有很大的主观性，通过历史剧阐发作者对当前现实的看法。这在郭沫若的历史剧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113、试析郭沫若早期历史剧中现实与历史相结合的艺术特征
答：郭沫若的历史剧的构思立意虽是立足于现实的，但他也较好地协调了历史与现实，“古”与“今”的关系。他在构思立意时，注意了历史与现实，古与今的相似之处，特别注意了“古”与“今”的相通，古今人民情绪的相近，古今道德观念的相承。如《卓文君》一剧中，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私奔行为，当然不是受到“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思想的影响的结果。但这种“私奔”的目的，与五四时代的“人心”是相通的，那就是“追求幸福”。费尔巴哈说过，从古到今，人类的一切行为的目的都是一个“追求幸福”。五四提倡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正是为了“幸福”，卓文君的“私奔”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又如《聂嫈》中主人公“抗强除暴”的反抗情绪，无疑与五四时期人民的反抗情绪是相通的，而聂嫈、聂政的姐弟之情，正表现了人伦关系上的道德观念的相承。至于聂嫈义无反顾、死而后已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所表现出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五四时期也当然有着相承性。

114、分析郭沫若早期历史剧的抒情性
答：郭沫若的历史剧源于五四时期的诗剧，诗剧的浓烈的抒情性必然给他的历史剧创作烙下深刻的印迹，使其历史剧亦带有明显的抒情性。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人物语言的抒情性。郭沫若时常把他那火山喷发式的内在激情借主要人物之口排山倒海般倾泻而出，使他的历史剧鼓荡着浓郁的情感波涛。例如，卓文君回击父亲阻挠她再嫁时有大段台词，那是个性觉醒的呐喊，是血的蒸气，是反抗男权制度的嘹亮哨音；王昭君痛斥汉元帝的愤怒之声，就象无形的钢鞭，鞭打着统治者的“尊严”，象一枝犀利的投枪，刺穿统治者腐朽的灵魂，象一首慷慨激昂的生命的长诗，呼唤着抗争与自由的风雨。此外，还有伯夷、叔齐抒发自己苦闷时的独白等，都是感情激越的抒情诗。2、浓烈的诗情画意。郭沫若的历史剧如同他的诗剧一样具有浓烈的诗情画意。不过，诗剧的诗情画意更多的是凭借“直抒胸臆”构思的，其审美效果往往是激动人心的；历史剧则是在一定的情境中，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构造诗情画意，其效果往往令人心醉。如在《卓文君》中，作者为了表现女主人公卓文君思恋司马相如，急于听到司马相如弹奏的琴声时，设置了一段精彩的对白。这段对白，在那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通过特定的性格的人物吐露出来就特别富有诗意。卓文君对司马相如一往情深，可两人近在咫尺又不能相见，她只盼望能在晚上早早听到司马相如弹奏的琴声以慰藉自己寂寞而空虚的心田。诗人郭沫若通过卓文君与红萧的对话，用卓文君错把“风声”当“琴音”的幻觉，一方面让女主人公自然地流露了她内心的情感，另一方面又构造了一种诗情画意的意境，读罢令人心醉。象这样的诗情画意，在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中，比比皆是。这种诗情画意，极大地增强了其历史剧的抒情性。

115、《三个叛逆女性》在主题构思上有何特点？
答：郭沫若早期历史剧在主题构思上主要表现在构思立意的现实性与主观性上。
首先，“现实性”表现在郭沫若的历史剧虽然取材于历史的故事，写的是历史人物，但其构思立意的基点却是当时的社会现实，这又体现在两个方面：①以先进的时代意识为指导，确立作品的主题。他的《卓文君》与《王昭君》主题的确立，就直接来自五四时代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天赋人权等反封建的时代意识。 ②以现实的重大事件为契机，用历史故事隐喻现实，“借古鉴今”。郭沫若《聂嫈》一剧的创作，最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特点。《聂嫈》写于1925年6月，这一出戏剧的构思，来源于当时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郭沫若自己说过，“没有五卅惨剧，我的《聂嫈》的悲剧不会产生，但这是怎样的一个血淋淋的纪念品哟！”
   另外，构思立意的“主观性”，主要表现在郭沫若根据现实的要求和戏剧艺术的特点对历史事件，人物故事进行有意识地改动和取舍。比如郭沫若的第一部历史剧《卓文君》，它取材于汉代做了寡妇的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私奔的故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有记载。郭沫若对故事作了两方面的改动：①一反传统文人认为卓文君私奔是伤风败俗的陈见，赞扬了卓文君私奔的勇敢行为，而且赋予她以鲜明的现代色彩。②根据戏剧艺术以冲突为主的特点，对卓文君与她父亲的关系进行了改动。在《史记》中，卓文君与父亲的矛盾冲突被调解，郭沫若则舍弃了这一些情节，着力地描写了卓文君与其父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这不仅更突出了反封建的主题，也使戏剧情节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从这些方面看，郭沫若历史剧构思立意的主观性，对于其历史剧的价值有着显然的正向作用，值得肯定。

116、郭沫若早期历史剧中人物形象的设置有何特点
答：郭沫若早期历史剧在人物形象设置上的特点主要是人物形象的类型化与美丑两极化。
《三个叛逆的女性》中的人物形象质的规定性十分清楚，他们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正面人物“好人”，一类是反面人物“坏人”。他们的尖锐对立，自身的属性很分明。“好人”，特别是女性，个个光彩照人；“坏人”，特别是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维护者、附庸者，则面目可憎、卑琐不堪。他们都是某种思想和倾向的代表。如“正面人物”卓文君、王昭君、聂嫈、司马相如、卓文君的婢女红萧等，他们不仅具有中华民族某种传统美德而且个个光彩照人。他们是正义、美好的化身，是民族和时代精神的显现。与她们相比，那些“反面人物”，如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公公程郑，汉元帝，画师毛延寿等，则不仅面目可憎，且心灵虚伪肮脏，是黑暗世界卑琐的魂灵。如卓文君的公公程郑，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腹男盗女娼，他一面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面却“娶了无数妻妾；”他一面骂卓文君“有伤风化”，一面却疯狂卑鄙地迷恋着他的儿媳妇卓文君。……诗人将这两类形象对立起来写，一方面有意地揭示了新旧对立、反封建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也直观地显示了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凸显出历史剧强烈的思想战斗性。

117 、谈谈郭沫若早期历史剧的创新性
答：戏剧创作，在我国和西方，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也都产生过彪炳史册的巨著。郭沫若在他早期从事历史剧创作的时候，从戏剧的内容到艺术手法，都直接地借鉴了中西戏剧的艺术经验。但是，郭沫若又根据时代的新需要给予了改造，具有了“创新性”。这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①他的历史剧再没有中国旧戏中那种主人公登场后自报“家门”的繁琐细节，而代之以现代方式的舞台提示。
②他的历史剧再没有中国旧戏中生、旦、净、末、丑等角色的固定脸谱，也没有各种身份角色的固定、刻板的情态表现。
③对中国旧戏的歌舞形式，郭沫若进行了改造和继承，而变成了现代大众感受深切的一种更为简洁的动作，歌谱也运用了现代音乐中的曲谱。
④吸收了外国诗剧的长篇抒情独白，增强浪漫气息，以达到诗人“由内而外”的感情抒发的目的。
郭沫若早期历史剧的这种既借鉴中外艺术经验，又融会贯通，立意创新的特点，使他的历史剧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五四时期历史剧的“东风第一枝”和最高成就的代表。

118、举例谈谈郭沫若早期历史剧的讽刺艺术
答：作为一个浪漫气质十分鲜明的诗人，郭沫若不仅能得心应手地在历史剧中构造诗情画意之境，也能恰到好处地运用出色的讽刺，揭示人物的灵魂，表达自己的爱憎感情。
郭沫若所使用的讽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善意的调侃；一种则是憎恨的讽刺。善意的调侃，往往用于对正面人物的某种心理的揭示，如红萧对卓文君的调侃，揭示了卓文君爱又不敢大胆追求的心理。憎恨的讽刺，则主要用于对反面人物的批判。如《王昭君》中对卑鄙小人画师毛延寿的讽刺，在讽刺毛延寿时，郭沫若采用了人物自我讽刺的手法，让毛延寿用自己的话来讽刺自己。如毛延寿说，他最恨屈原，为什么呢？他说：“我就恨他爱作假，作假是使人不得不厌恨的。就譬如他这《东君》一篇，我们试问世间上什么人看见过太阳神，并且还穿什么青衣白裳，还乘什么马车，还操什么弓矢呢？世间上什么人又曾经看见过天狼在哪里呢？本来就是没有的东西偏要虚构出来，这便是说梦话，这便是假。……凡作诗、作文、学画，都是不可走入邪道。象屈原那一派疯话便是诗文上的邪道，幸好我们现刻是把它摆脱干净了。我们画画，尤其是我们画人物画，第一总要画得象，要象就是真，真到毫发毕肖……无论如何总要象，要象，要象，……二十四个‘要象’，除此而外都是不真实，都是假。”这一段话起码有两层讽刺：一层，一个连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都不懂的，缺乏艺术常识的人在此口沫飞溅的指责屈原的诗篇《东君》的“假”，这正揭示了他自己的“假”内行嘴脸。另一层，它滔滔不绝强调画画要画得真、象，而且是“二十四个要象”，否则就是“假”，而恰恰是这个信誓旦旦地要把人物画得象的小丑，因向王昭君索贿未如愿，而故意将“淡淡妆，天然样”美若天仙的王昭君画成了一个丑婆。郭沫若就这样用丑角自己的话，狠狠地打了丑角自己两个嘴巴，揭示了人物肮脏的灵魂。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讽刺艺术的应用，不仅强化了人物的个性，而且增强了“戏剧性”。

119、论述一下《三个叛逆的女性》中的女性形象
答：郭沫若一生创作的十多部历史剧，其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就有二十多个，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成为郭沫若创作中不朽的灵魂。而且类型多样，有的表现出为正义和解放事业献身的高尚精神，如婵娟、如姬、魏太妃、怀贞夫人、阿盖公主等；有的是对中国妇女聪明才智的热情歌颂，如蔡文姬、武则天等。而《三个叛逆的女性》中的卓文君、王昭君、聂嫈则表现出鲜明的反封建专制的叛逆性格。
郭沫若在《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一文中曾说：中国女性在精神上的遭劫已经有了几千年了，现在是该觉醒了，“大逆不道就算大逆不道吧，凡在一种新旧交替时代，有多少后来的圣贤在当时被认为叛逆的。我怀着这种想念已经有多少年辰，我在历史上很想找几个有为的女性来作具体的表现。我在这个作意下，便作成了我的《卓文君》、《王昭君》”。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刻意塑造一批“叛逆”的女性形象来作为反抗封建礼教的代表的。
卓文君在丧夫之后“私奔了相如，这是完全背叛了旧式的道德，而且把她的父亲是十分触怒了的。……她在‘不从父’这一点上的的确确是很好的标木”。卓文君，为了追求婚姻自由，她背叛了封建道德、背叛了父亲，成为抗拒父权、族权的典范。卓文君争取自己婚姻主权的非凡勇气和胆略，在第二幕的深夜出走中，表现得尤为光彩四射。她下定决心私奔相如，当她的出逃计划被周大和秦二告发，私奔失败后，她毅然改为公开出走，与父亲和公公展开英勇无畏的斗争。面对着父亲骂她是“淫奔妇”，叫她用剑自裁，这位少妇发表了惊人动地的人权宣言，义正辞严地反抗着束缚在身上的枷锁，“我以前是以女儿和媳妇的资格来对待你们，我现在是以人的资格来对待你们了”，“我不相信男子可以重婚，女子便不能再嫁！我的行为我自己问心无愧！”卓文君彻底地觉醒了，她以实际的行动争取着自己做人的权利，昂首阔步走向都亭，与迎候在那里的司马相如会合后，携手并肩，谱成了一曲争取个人婚姻自主权的凯歌。郭沫若借卓文君之口，传达了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新女性觉醒的呼喊，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这是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是人权的胜利。
另一个争取人权胜利的是王昭君。这个人物的塑造是女性从反抗“夫权”到反抗“王权”的一个有力的递进，是郭沫若对女性彻底叛逆的更高延申。所以王昭君是“彻底反抗王权，而且成了一个‘出嫁不必从夫’的标本了”。剧中的王昭君是一个充满了自主精神的形象，作者着力刻画了王昭君的“倔强”，其目的是为了肯定和赞美这种性格，因为在剧作者看来，这种性格是美、是善、是崇高。王昭君断然拒绝了画师的“索贿”，自甘落选。后来汉元帝发现了昭君的美貌，收回令其下嫁匈奴的成命，册封她为皇后，昭君不但不肯从命，还当面火山爆发式地揭露了汉元帝的荒淫无道，控诉戳穿了封建王权的多重反动本质：骄奢淫逸，极端自私，把自己的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凌驾在万众之上，践踏人权。昭君是以其倔强的个性反抗了汉元帝的王权。这也是她之所以主动出塞远嫁的原因。郭沫若在昭君远嫁中赋予了女性人物在情感独立上新的方向和落脚点，也体现了作者对女性解放的期盼和要求，为女性的完美独立树立了新的价值理念：要主宰自己的命运，首先要遵循自己的心灵感受。
聂嫈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是郭沫若塑造人物形象由“精神性格独立”到“拥有实践价值”的转型，聂嫈要求社会对其进行新的价值分配。当她和弟弟在母亲墓前用慷慨悲歌的方式，直抒自己铲除暴吏、拯救苍生的宏壮志愿和坚定决心时，她所具的这种深明大义使她主张弟弟去为正义而斗争。当聂政刺死了韩哀侯和丞相侠累之后，毁容自刎，聂嫈被弟弟的行为所感动。她意识到如果不去认尸，不用两姐弟的共赴牺牲，就达不到使暴君污吏知道儆戒、使革命者觉醒奋斗的目的时，她慷慨地自杀了。聂嫈支持弟弟的侠义行为，反对三家分晋，坚持统一。如果说卓文君面对父权、族权，义正辞严地发表妇女解放的“宣言”，王昭君成为敢于“不从夫”“反抗王权”的叛逆者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尊严、争取个人的自由，那么，聂嫈的斗争则是“为大众请命”、“争回大众的个性与自由”。这个人物形象是郭沫若笔下取得道义平衡的支点，聂嫈的所作所为表现了现实与理想的统一，表现了女性和男性在追求民族大义和选择崇高的生活目标上的主动和统一，也表现了情感取向和民族责任的密不可分。
    就这样，郭沫若通过这“三个叛逆的女性”形象喊出了当时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礼教、反抗专制强权、争取自由人权的伟大心声。

120、论述郭沫若早期历史剧的主要特征及其局限性
答：郭沫若早期历史剧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构思立意的现实性与主观性。
“现实性”是指郭沫若的历史剧虽然取材于历史的故事，写的是历史人物，但其构思立意的基点却是当时的社会现实，这又可以从两方面来看：①以先进的时代意识为指导，确立作品的主题。他的《卓文君》与《王昭君》主题的确立，就直接来自五四时代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天赋人权等反封建的时代意识。《卓文君》一剧中，对封建礼教的抨击与《王昭君》中对封建皇权的批判主题都显然地表现了反封建的时代意识。②以现实的重大事件为契机，用历史故事隐喻现实，“借古鉴今”。例如，郭沫若《聂嫈》一剧来源于当时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把现实的事件（“五卅运动”）及其中的故事，镶入古人古事中。这虽然是一个历史剧，却与“五卅惨案”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这出两幕历史剧，通过表彰战国时代志士仁人抗强除暴的英雄行为和视死如归的精神，表达了作者当时强烈的反帝、爱国的精神。
构思立意的“主观性”，主要指郭沫若根据现实的要求和戏剧艺术的特点对历史事件，人物故事进行有意识地改动和取舍。如郭沫若的第一部历史剧《卓文君》，它取材于汉代做了寡妇的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私奔的故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有记载。郭沫若对故事作了一些改动，郭沫若有意识地“完全去做翻案文本”，不仅着意刻画了卓文君“不从父”的反叛性，赞扬了卓文君私奔的勇敢行为，而且赋予她以鲜明的现代色彩，还着力地描写了卓文君与其父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这不仅更突出了反封建的主题，也是戏剧情节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这种“主观性”在《王昭君》、《聂嫈》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第二，人物形象的类型化与美丑两极化。
郭沫若这三部历史剧中的人物形象质的规定性十分清楚。他们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正面人物“好人”，一类是反面人物“坏人”。他们的尖锐对立，自身的属性很分明，“好人”，特别是女性，都光彩照人，“美不胜收”；“坏人”，特别是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维护者、附庸，则面目可憎、卑琐不堪。他们都是某种思想和倾向的代表。如“正面人物”卓文君、王昭君、聂嫈、司马相如、卓文君的婢女红萧等，他们不仅具有中华民族某种传统美德而且个个光彩照人。他们是正义、美好的化身，是民族和时代精神的显现。与他们相比，那些“反面人物”，如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公公程郑，汉元帝，画师毛延寿等，则不仅面目可憎，且心灵虚伪肮脏，是黑暗世界卑琐的魂灵。
第三、对中外戏剧艺术的借鉴与开创。
郭沫若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才子，在他早期从事历史剧创作的时候，从戏剧的内容到艺术手法，都直接地借鉴了中西戏剧的艺术经验，他自己说他初学戏剧，模仿过中国古代诸如《西厢记》之类的杂剧，而且也受到歌德的《浮士德》悲剧的影响，而郭沫若受到易卜生戏剧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其《三个叛逆的女性》中的卓文君、王昭君从争取个性自由角度上说可以称是“中国的娜拉”。另外，一些场景设置甚至直接受到中外戏剧的影响，如《王昭君》中写汉元帝杀了画师毛延寿以后又捧着毛延寿的头狂吻脸颊的变态行为，就脱胎于英国唯美主义戏剧家王尔德的戏剧《莎乐美》。《卓文君》剧中，卓文君“月楼听琴”（听司马相如弹琴）时的场面意境、人物心态的描写，与《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夜听琴”就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郭沫若，既借鉴了中外戏剧艺术的经验，又根据时代的新需要给予了改造，从而形成了自己早期历史剧的特点。这种“新特点”主要有这么四个方面：①他的历史剧再没有中国旧戏中那种主人公登场后自报“家门”的繁琐细节，而代之以现代方式的舞台提示。②他的历史剧再没有中国旧戏中生、旦、净、末、丑等角色的固定脸谱，也没有各种身份角色的固定、刻板的情态表现。③对中国旧戏的歌舞形式，郭沫若进行了改造和继承，而变成了现代大众感受深切的一种更为简洁的动作，歌谱也运用了现代音乐中的曲谱。④吸收了外国诗剧的长篇抒情独白，增强浪漫气息，以达到诗人“由内而外”的感情抒发的目的。
第四，浓郁的抒情性。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人物语言的抒情性。郭沫若时常把他那火山喷发式的内在激情借主要人物之口排山倒海般倾泻而出，使他历史剧鼓荡着浓郁的情感波涛。例如，卓文君回击父亲阻挠她再嫁时有大段台词，那是个性觉醒的呐喊，是血的蒸气，是反抗男权制度的嘹亮哨音；王昭君痛斥汉元帝的愤怒之声，就象无形的钢鞭，鞭打着统治者的“尊严”，象一枝犀利的投枪，刺穿统治者腐朽的灵魂，象一首慷慨激昂的生命的长诗，呼唤着抗争与自由的风雨。此外，还有伯夷、叔齐抒发自己苦闷时的独白等，都是感情激越的抒情诗。2、浓烈的诗情画意。郭沫若的历史剧如同他的诗剧一样具有浓烈的诗情画意。不过，诗剧的诗情画意更多的是凭借“直抒胸臆”构思的，其审美效果往往是激动人心的；历史剧则是在一定的情境中，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构造诗情画意，其效果往往令人心醉。如在《卓文君》中，作者为了表现女主人公卓文君思恋司马相如，急于听到司马相如弹奏的琴声时，设置了一段精彩的对白。这段对白，在那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通过特定的性格的人物吐露出来就特别富有诗意。卓文君对司马相如一往情深，可两个近在咫尺又不能相见，她只盼望能在晚上早早听到司马相如弹奏的琴声以慰藉自己寂寞而空虚的心田。诗人郭沫若通过卓文君与红萧的对话，用卓文君错把“风声”当“琴音”幻觉，一方面让女主人公自然地流露了她内心的情感，另一方面又构造了一种诗情画意的意境，读罢令人心醉。象这样的诗情画意，在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中，比比皆是。这种诗情画意，极大增强了其历史剧的抒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