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对自杀率变动的解释。社会整合状态与社会道德规范共同影响着一个社会的自杀倾向。它们的平衡状态对社会自杀倾向有着遏制的作用。当二者处于适度、稳定状态，社会自杀率就处在稳定的低水平上。一旦整合与规范超出了适度范围，不论是不足还是过度，都会引起自杀率上升。因此杜尔克姆根据可能发现的非适度的四种情况，确立了自杀理论的四个基本命题。由于规范与整合这两个概念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是任何参与社会生活的个人都不得不受其影响的社会力量，因此自杀理论的四个基本命题可以解释统计资料所显示的自杀率的所有差异。
社会团结及其道德基础是杜尔克姆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因此把整合与规范作为解释社会自杀率的基本变量，实际上是在自杀研究中贯彻并验证了他的社会学基本理论。
三、《自杀论》的小结：（一）地位意义：具有里程碑式地位。1.不仅在经验层次上验证、深化、发展了他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因为研究体现了实证社会学的基本精神，在发展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方面获得实质性突破。2.孔德，第一个提出实证研究，未能实施。自杀研究是证明孔德思想的开拓性尝试。把建立理论同经验分析结合起来，是社会学史上第一个对来自实际生活的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分析、比较、计算来确立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学家，为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结合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研究表明，在社会现象研究领域，建立实证科学理论是可能的。3.在方法上，自觉运用了他所确立的假设—预测—检验的研究步骤，将定量分析引进社会学研究，从而推动了现代社会统计方法的发展。（二）尚有可切磋之处：
①自杀理论的核心概念——规范与整合——缺乏明确界定。对此概念缺乏准确阐述，对区别也相互关系也全嘎论述，可能导致操作上的随意性和相互混淆。
②溯源分类法以现行的理论概括为分类依据，使得市政资料在类型归属上依赖于它们与多个理论命题的一致性，从而降低乃至取消了实证资料对理论命题的检验作用。
③自杀理论从总体上看不具有证伪性。从实证科学立场看，不具证伪性的理论其科学性也要大打折扣。

第二十一章 帕累托的普通社会学思想
现代社会不平等，由于个人生理差异，基于自然差别。取决于天生的能力和才干。
1.缺陷： ① 以天赋的自然差别为基础决定社会差别不平等(所有制中所处地位) ② 个人天赋能力，社会流动的动力。流动可以改变阶级格局。暂时性不平等。(阶级关系，稳定性不平等。个别成员社会流动不能改变稳定格局)③ 精英循环可以打破阶级壁垒(业已存在的壁垒构成阶级间流动的障碍)④ 革命和冲突根源，精英循环管道不畅。(阶级间对立关系)
2.精英论借鉴：①帕雷托开创社会流动研究县里，提供新的研究领域和视角。②社会流动可以将稳定性不平等变为暂时性不平等，有借鉴价值。

第二十二章 社会学自欧洲化传入美国及本土化运动
一、“我群”与“他群”：“我群”中的关系是一种团结一致的合作关系，我群与他群之间则是一种敌对的关系。哪里存在同一类型的民俗，哪里存在的便是同一个种族。他的这一思想可直接导致民族中心主义。萨姆纳把民族中心主义定义为“一种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我群被看作是一切群体的中心，而其他群体则按照它们对待我群的态度而被分类和评价。
二、类意识：意识的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的一切生物，不管它在自然界中占有什么地位，都承认其他有意识的生物与自己属于同一类。

第二十三章  结构功能主义

（结构功能主义的特征、帕森斯理论学说▲<社会行动、模式变量结构功能分析AGIL>、默顿的功能分析范式<正功能、反功能、显功能、潜功能）；
第一节    帕森斯的理论学说
一、行动系统：在帕森斯看来，全部理论社会学的核心就是回答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一关键问题，而他所建立的社会行动理论就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初步尝试。
行动概念：行为主义把行为定义为对刺激的反应，忽视了主体意识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从而抹煞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帕森斯认为，行动的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意志性和目标导向，也就是说，行动是主体朝向目标的动作。任何行动单元都可以分解为以下要素：① 行动的目标，即行动者希望达到的预期状态。② 状态，即行动者置身其中、影响其实现目标的那些环境因素。A. 手段，指环境状态中行动者可以控制和利用的那些促成其实现目标的工具性要素。实现同一目标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手段。B. 条件，指状态中行动者无法控制和改变的那些阻碍其实现目标的客观要素。条件不仅仅指自然物质条件，同时也包括社会条件。③ 规范取向。所谓规范是指行动者在确立目标、选择手段、克服障碍时所遵循的社会标准。呵护规范的范围就叫做规范取向。
（二）模式变量：
模式变量理论是帕森斯用来区分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主观取向的类型学工具，在对社会系统的分析中，它又独特的充当了描述社会关系、区分社会结构的类型学工具。因此，通过这一理论，两个层次的现象——行动者的主观取向同社会系统的结构类型——沟通起来，这表明帕森斯的理论分析重点由社会行动转变到社会系统。
行动者在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中，必然要面临五个方面的抉择，即解决必然出现的五个问题，这五个方面可能的抉择被概括在五对范畴之中。这些可供抉择的五对范畴被帕森斯成为“模式变量”，它们不仅可以用来确定行动者的主观取向，而且，由于行动总是在特定的系统之中发生，因此也可以把它们作为刻画系统的结构特征——制度化的角色关系——的基本变量。
模式变量的五对范畴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扩散性与专一性，情感性与中立性，先赋性与自获性，私利性与公益性。
① 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抉择涉及到互动过程中特定行动标准的适用范围。区分这对范畴的决定性因素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所遵循的规范性标准是否受团体界限的影响。在这一抉择中如果选择了普遍性，意味着行动者在同其他任何人的互动中都遵循同样的规范性标准；而选择特殊性则意味着行动者因人而异的改变自己的行动标准。
② 扩散性与专一性。这一抉择设计到互动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宽窄和清晰程度。如果相互之间的义务是狭窄的并被明确限定，就意味着选择了专一性，其特征是提出要求的一方有证明这项要求的义务。相反，如果双方全部投入到互动关系之中，相互给予或取得的满足是广泛的和不受限定的，那么这类互动选择了扩散性一端，其特征是被要求一方有义务解释这一要求无法满足的理由。
③ 情感性与中立性。这一抉择要解决的是互动关系中是否包含着感情因素。如果双方在互动中投入或获得了感情，则关系处于情感性一边，相反，如果互动双方以理智相对待，避免在相互关系中搀进感情因素，则关系处于中立性一边。
④ 先赋性与自获性(或品质与成就)。这一抉择涉及到行动者之间作为相互对待基础的识别标准的性质。先赋性的识别标准着眼于对方是“谁”，即对方的先天品质及其身份背景；自获性标准主要根据对方“做什么”，即对方的表现和成就来识别和评价对方。
⑤ 私利性与公益性。这一抉择涉及到互动中优先考虑的是哪一方的利益。私利性意味着将自身利益置于优先地位，而公益性则是将对方或整个集体的利益放在优先地位。
任何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关系都是上述五种抉择的某种组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个行动者在特定的情景状况下，处理具体的人际关系时可以临时或随意的作出这些抉择。帕森斯认为，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包含的模式变量组合是既成的和稳定的，它是由社会文化中价值规范预先规定好的。模式变量的某种组合不是在个体行动者偶然的随意抉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社会文化系统中价值规范的制度化结晶。正是这种制度化的价值规范支撑着社会关系结构。行动者在进入某种社会关系时，不仅不能随意改变这种关系结构，而且必须预先通过社会化过程将价值规范内画在蝉的人格系统中，即了解各色角色关系中社会文化对五对变量所作的抉择，以便根据具体情景随时调整自己的主观取向。只有符合规范取向的行动，才能保持互动关系的平衡，使互动过程得以持续进行，使行动者顺利的达到目标。由此可见，模式变量是规范取向在互动系统中的具体表现。
模式变量是描述公社—而后者类型的具体变量，是对滕尼斯类型学的发展与深化。
五种抉择的组合构成了所有可能的社会关系。这五对变量是相互独立的，因此，任意五种抉择的自由组合都可以构成某种独特的关系类型。与“公社”和“社会”相对应的不过是32种不同的关系类型中的两个极端类型。模式变量还可以分析处于这两个极端类型之间的所有复杂的结构类型。
帕森斯认为模式变量也为文化层次和人格层次上的分析和比较提供了分类学依据。在文化层次上，可以用模式变量对不同社会的价值取向作出分析，为跨文化比较提供了基础，在人格层次上，它可以用来区分不同的需求倾向，从而推动对各种人格类型的研究。
此外，模式变量还发挥了推动帕森斯理论发展的独特作用。
（三）AGIL框架（帕森斯）
行动系统的基本制度化结构是由这一系统必须满足的功能要求决定的。帕森斯提出四个基本范畴来概括这些功能要求。这就是A(适应)G(达鹄)I(整合)L(维模)。这四项要求是任何行动系统(包括社会系统)都必须满足的。
① 适应，是指系统必然同环境产生一定关系，为了能够存在下去，系统必须拥有从外部环境中获取所需资源的手段，或者说，系统必须具有通过操纵某些手段来控制环境状态的能力。
② 达鹄，系统的目标是指某种期望状态。任何行动系统都具有目标导向，系统必须有能力确定自己的目标次序和调动系统内部的能量以集中实现系统目标。
③ 整合，任何行动系统都由各个部分组成，为了使系统成为一个整体有效的发挥效能，必须将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使各个部分之间协调一致，不致出现游离、脱节、和断裂。
④ 维模，又叫潜在模式的维持。在系统运行过程暂时中断即互动中止期间，原有的运行模式必须完整的保存下来，以保证系统重新开始运行时能照常恢复互动关系。系统必须拥有特定机制经常维护处在潜在状态的模式。
每个系统都可以相应的划分为四个子系统，最一般的行动系统是通过下述四个子系统来满足其功能需求的：
 (1) 行为有机体的生物特性决定着系统适应问题的性质，并为满足适求性功能需求提供基本能量。
 (2) 人格系统包括个体的动机、欲望和目标，行动系统的达鹄要求的满足正是在聚合和调节个体目标的基础上实现的。
(3) 社会系统是由各个行动单位通过制度化关系连接而成的，因此满足着行动系统的整合要求。
(4) 文化系统中所包含和保存的价值规范为整个行动系统提供着基本模式，从而实现了维模功能。
一般行动系统的各个独立的子系统本身也可以看作一个独立系统，因而也面临着同样四项必须满足的的功能要求。而且，当这一子系统达到一定规模时，其内部也会分化出相互区别和相对独立的更低层次的子系统。尽管分析的层次可以有所不同，因而对各个系统层次的具体解释也可以有巨大差异，但AGIL却可以作为适用于各个层次行动系统的功能分析框架。
（四）进化共相：
在结合整个人类社会进化历程深入分析结构分化的具体内容时，帕森斯提出了“进化共相”的概念。“进化共相”是用来概括各个社会在进化历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些普遍的制度性特征的，它包括：① 分层结构； ② 政治结构的文化合法性； ③ 科层制 ；④ 市场体制； ⑤ 普遍性法则 ；⑥ 民主体制 。
第二节    默顿对功能主义的发展
一、反功能：功能主义者不应假定所有制度化行动模式都具有促进系统调适的后果。被分析的项目很可能具有减少系统调适的后果，即反功能。默顿第一个在功能分析方案中明确引进反功能的概念，从而大大拓宽了功能分析领域。过去人们只研究制度的积极方面(整合、均衡)，而忽略了它的消极方面(紊乱、问题、干扰)。但实际上，社会只是在一定时期而非所有时期保持平衡，反功能概念明确的重申了过去所忽略的方面，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探求社会变革的原因。默顿指出，对反功能的研究应当放在历史的(时间的)框架中进行，任何项目都可能有连续性的多重后果，应当引进时间的维度对这些后果进行观察。反功能可能在短时期内暴露，也可能是某种长期的后果。反功能概念的提出，推翻了以往功能分析中暗含的功能普遍性假设。
二、潜功能：指的是没有被预料也没有被认识的客观后果。默顿指出，过去的研究重点集中于显功能分析，这种对潜功能的忽视损害了功能分析方法，并开列了研究潜功能的五点方案：
① 潜功能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是否依参与者的意识而改变其作用方式？
② 对参与者来说，功能潜在性意味着什么？参与者所不了解的是机制还是后果？
③ 为什么参与者不了解这一后果？
④ 潜功能是对谁而言的？是部分参与者还是全体参与者？
⑤ 我们所分析的是哪一个后果？是直接后果还是间接后果？
默顿认为，可以通过对这五个问题的回答推动潜功能分析的深化。它把潜功能分析列为功能分析方法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三、功能分析范式：默顿的范式把功能分析规定为下列步骤：
① 功能分析重点是制度化行动模式(即结构)的客观后果
② 要充分认识这种客观后果的多重性，特别主义那些出乎参与者意识以外的潜在后果
③ 结合时间要素，根据特定后果与相应系统之间关系对这一后果进行功能评价，即确定其功能性质，并通过凡功能考察社会问题和变迁现象
④ 清楚的界定某一后果所涉及的系统范围和群体范围，认识到对不同群体来说，特定后果的功能性质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⑤ 认清在不同类型社会中功能替代的可能性，并通过对“结构制约因素”的考察解释这种替代过程。
默顿的功能分析范式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新的观察角度，使传统的功能分析方法从一团模糊的取向变成了可以用来知道经验研究的精确的概念范畴体系。
默顿的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概念了功能主义的基本性质。新的范式作为知道经验研究的工具，引导人们对显示社会结构的客观结果进行功能认识，作出功能评价。

第二十四章  社会冲突理论
（米尔斯白领阶级、权力研究、科塞的冲突理论、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理论）；
第一节 米尔斯的权力精英：在米尔斯看来，所谓权力是指在面临反对情况下能够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所谓权力精英是指那些处在能作出重要决定位置上的人。
米尔斯认为，美国是一个由权力精英支配的社会。作出重要决定的国家权力主要集中在企业领导人、政治家和军事领袖手里。米尔斯认为，权力可以建立在财产之外的因素上，但权力精英却因其共同利益结合在一起，维持一种持久的、战争性的经济。权力精英理论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揭穿了流行于西方社会的神话，即所谓的“平衡理论”。米尔斯认为：① 他抓住了到底谁在国会代表美国人民的问题。② 米尔斯认为，我们的监督以及因此产生的平衡理论，至多只有在特殊历史阶段才适用。
第二节    科塞的功能冲突论
安全阀：社会安全阀制度或体制是社会的一种机制，它通过潜在社会冲突来维持一个群体。科赛这一到，这样一个安全阀“可以充当发泄敌意的出口”，及时排泄积累的敌对情绪。齐美尔认为，社会之中有冲突不完全是坏事。科赛发现并弥补了齐美尔观点中的两方面缺点。
①应看到，冲突和敌对情绪有多种表现。(1) 当敌对双方的关系因敌意而被割裂时，可由一个替代的对象用于发泄敌对情绪，安全阀机制可以起到这种作用。(2) 敌对情绪的表现可以有直接宣泄、转移宣泄和不需要对象的直接表现等三种形式。② 应区别冲突和敌对情绪。发泄敌对情绪具有安全阀作用。此外，科赛注意到安全阀体制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①社会结构越僵化，安全阀机制就越重要。一个结构松散的社会，由于存在连续不断的，交叉影响的冲突，所以冲突并不是发生在同一断裂带上，加上由于人们参加各种组织，并在组织中追求各自的利益，因此不可能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瓦解社会的一种冲突中去，因此这种结构的社会是稳定的。而僵化的社会不允许有冲突，如果再取消发泄敌对情绪的途径，造成敌对情绪的积累，一旦爆发必然造成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威胁。
②安全阀体制必须在社会结构中加以制度化。
第三节    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理论
一、社会压制模式：在“什么使人类结合为社会”问题上，认为社会秩序建立在压制基础上的，形成了社会压制模式。达伦多夫将社会压制模式的基本要素概括为四个基本假定：
① 社会变迁是普遍存在的最基本的现象。
② 凡有社会生活的地方就存在着冲突，冲突现象可以加以疏导和控制，可以暂时被压制，但无法彻底消除。
③ 社会中的每一要素都可能促进社会变迁，破坏社会整合。
④ 每个社会都以其内部一部分成员压制其他成员为基础。
二、强制性协调组合是指一切具有权威结构的社会成员的结合形式。
达伦多夫认为，冲突起源于权威地位的缺乏，因此，权威结构是形成冲突集团的最终原因。在强制性协调组合中，权威地位的分配不可能像收入或声望的分配那样形成逐渐过渡的续谱，只能依从两分法，即各个地位或者被赋予权威，成为统治地位，或者是完全丧失权威，成为服从地位。这样，一个强制性协调组合就有两类人组成，一类是统治者，一类是服从者，社会冲突就在他们之间产生。
达伦多夫不否认各个统治地位所拥有的权威在程度上的差异，但他认为，对于分析团体冲突现象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在理论上强调拥有权威和丧失权威之间的界线，这一界线直接来自权威概念的定义，即权威是统治和服从两类人的结合。
达伦多夫强调，对团体冲突进行分析的基本单位只能是强制性协调组合，而不是整个社会。因为权威只有在这一基本单位中才呈现出清晰的分化层次，而在全社会范围，由于社会成员往往参与多重组合，从而拥有多重角色，一直无法确定其权威地位。
三、利益团体：准团体是指在强制性协调组合中占有相同地位、因而拥有相同的潜在利益的人群集合，在权威地位上的共同境况使他们具有某些共同特质，因此而区别于人群的随意集合。这一集合尚不具备社会学意义上团体所必备的条件。严格定义的团体必须有成员的经常性接触、可识别的结构以及共同的特殊行为模式。由于准团体成员没有普遍一是到自己的潜在利益，因而准团体只是一个纯理论的抽象概念。
当准团体(或其中的一部分)具备了社会学关于团体定义的各个条件，就上升为利益团体，利益团体是从准团体中产生的。利益团体成员已经清楚的意识到与其权威地位相联系的利益，并通过组织化程序结合起来，具有明确的组织结构以及自己的目标、宗旨和行动纲领。
利益团体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团体(如职业团体)之处表现在它与特定的权威地位相联系。利益团体是强制性协调组合中团体冲突的真正承担者。
四、社会均衡模式：在“什么使人类结合为社会”问题上，认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建立在价值共享基础上的，形成了社会均衡模式。结构功能主义是社会均衡模式的典型代表。
达伦多夫将社会均衡模式的实质性要素概括为：稳定、整合、功能协调和价值共享。
① 每个社会都是一个相对稳定不变的诸要素构造体。
② 每个社会都是一个整合良好的诸要素构造体。
③ 社会的每一组成要素都具有维持社会系统的功能。
④ 每个社会都以其成员的共享价值为基础。
社会均衡模式的核心概念是社会系统。达伦多夫认为，社会系统作为一个分析概念，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把它作为分析社会的惟一和最终的参考框架则是错误的。因为在许多方面，他与社会实际相脱节。
达伦多夫认为，社会现象本身充满着辩证关系，往往同时呈现出相互矛盾的二重层面：稳定与变迁，整合与冲突，功能与反功能，价值共享与利益对立等等。社会现象的这种辩证性质决定了社会学分析必须采用社会压制模式以补充社会均衡模式的不足。
五、权威结构：权威是指“具有一定内容的命令被既定人执行的可能性”。① 权威关系是一种上下级关系；② 在权威关系中，发布命令的一方用命令或禁令的形式规定服从者一方在一定范围内的行动；③ 权威关系是一种合法关系，权威的基础不是个人人格或情境机遇，而是与社会地位相联系的一种期待；④ 权威的力量受到一定内容和特定个人的限制；⑤ 违反权威命令将受到惩罚，法律体系或风俗习惯体系护卫着权威的有效性。
社会结构的基本分析单位是社会地位，而在多数社会结合形式中，都有两种不同的地位，一种称为统治地位，其占有者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有发布命令的合法权力，即拥有权威；另一种则成为服从地位，其占有者必须服从命令，即丧失权威。这两种地位的结合是最普遍的结构因素，是蕴含着社会冲突的结构性起因。达伦多夫把这种统治地位与服从地位的结合称为权威结构。

第二十五章  社会交换理论
第一节    霍曼斯的行为主义交换理论
一、交换与地位：社会交换的实质是平等、公正的。要是一个人在社会互动中给予别人的多，他就要社会从别人那里多取得一些报酬。地位的高低则取决于它们付出的多少；地位较高的人意味着他能提供比别人更充裕的报酬。年龄大的人因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识，对其他人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因此地位较高。显然，即使地位的不平等也是在平等交换的基础上形成。这种思想无力解释显示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不平等现象。
二、交换与权力：霍布斯用交换关系中“最小利益原则”来解释权力的产生。他认为，社会交换必须遵守对等性原则，但由于人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分布不平均，报偿能力各不相同，就有可能导致不对等关系的出现：一方具有较大的酬赏能力，但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另一方酬赏能力较小，处于无力回报的地位。在不对等的交换关系中，双方对交换关系的依赖程度及从中获得的利益是不同的，那些在交换关系中获得利益较小的一方于是就获得了权力，而获益较大但又无力回报的一方只能服从对方，改变自己原油的行动作为补充性回报手段。总之，权力取决于提供报酬的能力。这种对权力的说明只适用于初级群体，而不使用于正式的社会组织。
三、公正性期待是指由个人在过去行动中所付费用和所得报酬之间的比例关系构成的主观期待。个人在当前或今后的行动中依然期待着这一比例关系在同样情况下的再现。若他实际所得少于这一期待时，就会感到不公正，产生相对剥夺感。公正性期待普遍存在于社会交换过程中。
第二节 布劳的结构主义交换理论
一、报酬类型：
在布劳看来，表现为群体成员交换地位分化的群体内部结构的分化可以根据一般性报酬的不同而进行类型划分。
布劳把资源的提供者可能得到的报酬概括为四类一般性报酬的形式，根据它们所具有的价值从小到大排列为：金钱、社会赞同、尊敬和依从。
布劳认为，大部分社会关系中，金钱都不适宜作为报酬，它的价值也最小，社会赞同可以作为一种适宜的报酬，但它不具有很高的价值，是社会地位差别不大的成员之间采取的一种报酬形式，最能体现结构分化的报酬形式是尊敬和依从，它们是具有最高价值的报酬。
根据报酬的类型，布劳阐述了结构分化的几种模式。
由于依从是一种具有极高价值的报酬，因此人们一般不会轻易的用依从同对方交换。只有在交换地位的分化达到比较悬殊的程度时，才会出现以依从作为回报形式的分化模式。也就是说，一个人以何种报酬形式进行交换，并不完全取决于它的主观动机，而是往往受到结构条件的制约。
人们在接受特定资源时，如果具备了下述条件，一般是不会以依从作为回报：
① 人们可以用某种形式的服务作为回报手段。
② 人们可以选择其他报酬形式
③ 人们可以使用某种强制性手段迫使对方提供资源
④ 人们可以找到其他资源提供者或替代资源，而不依赖于特定的提供者或特定资源。
在上述情况下，人们的回报形式往往是赞同或尊敬，从而使交换关系出现赞同网络的分化模式或声威等级的分化模式。相反，如果不具备上述条件，人们就只能以依从作为回报，资源提供者因此而获得权力，交换关系中随之出现权力等级的分化模式。
因此，资源地位或娟和地位的分化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权力的分化，形成群体的权力结构。在权力结构中，全体成员的交换地位表现为权力地位。